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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玉箫苒
编辑/玉箫苒
在中柬关系发展史上，宋朝是一个上承汉唐、下接元明的重要时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尽管中柬之间的外交活动在宋朝相对较少，双方的外交活动并未呈现出“繁荣”或“高潮”的局面，但是，可以说中柬之间的外交活动，为明朝的外交活动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
本文试图从中柬关系的发展史上，浅谈中国与柬埔寨在宋朝之间的交流
随着中柬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到了宋朝移居柬埔寨的人数也逐渐增加。根据陈元靓所著《事林广记》中“真腊国”一章：
“蕃人杀我者，以蕃人之罪，当以蕃人之罪，以其人之罪而罪之。如果唐人杀死了蕃人，那么就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如果没有，就把自己卖了。”
这段历史可以证明两点：
第一，在海外华人当中，已经存在着贫富之分，所以，才会出现“重罚金”和“若没有钱，自当*身卖**求钱”的区别；
二是由于海外华人人数众多，所以真腊王国内就有了出台新的法律来规范杀人案的必要性。
此外，《真腊风土记》中的“异事”一栏，也有元人周达观的“异事”一栏：
“薛氏余乡人，居番已有35年。”
周达观随元出使于真腊，时间为296-1297年，周氏在真腊结识了同乡薛氏，至今已有35年，由此推断，薛氏应该是在南宋靖定年间（1261-1262年）抵达真腊的。
以上两段历史资料表明：至宋，中国人（即唐人）在真腊族已经有不小的数目，成为中宋两国关系的一大亮点。而对于宋朝时期中国的腊人状况，则更是寥寥无几。
“乾道三年，一一六五年，大商，亡于明州，巨万，官吏，皆亡。
王日：
远方之人，不能于此，岂有善哉，遂为其棺中验尸，随其弟子送葬而来。来年，戎酋致谢曰：“我的国家，虽已灭亡，但我尚籍其所居。”
现在我看到了中国的好政策，我很佩服，所以我就取消了被没收的先例。
他们说，死去的商族，会将他们的财富，用他们的财富，建造三座浮屠，画一幅帝王的画像，以求长生。岛上的人听说了，都很高兴。时至今日，他的子民向我进贡，我还能问王安吗？”
明州、宁波、庆元府自北宋以来，一直以明州为中心，设置了“市司”。
明州，是各大财阀使节们前往中国的重要口岸之一。这名真里富大商人，死于明州，也许他生前曾在这里做过生意，也许他的商船曾多次出入明州，为两国的商贸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囊通巨万”，所以他死后，宋人才会“没收他的财产”。
一名富有的大商，在明州便有巨万身家，那么明州自然也会有一些来自于真腊国或者别的国家的商人，积累了不少身家。这也说明了中柬两国在经贸上的高度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反映出中、柬两国之间的友谊。
真腊派使节入宋，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使节，更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其政治任务上，吴哥帝国在此时正大力对外发展，尤其在12世纪初到13世纪与占领区接二连三的交战中，他希望得到宋国的支援和援助。
比如，政和六年，他请求宋朝赐予他一套朝服，开禧元年，他写了一份
“我很重视你，知道你有一个伟大的朝堂，我每天都会想念你”，
还有他在宣和二年，建炎三年，给他的封赏，给他的封赏，都是为了提升他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位，同时，他也在不断的扩张着他的势力。
在其经济目标上，则是以“朝贡贸易”来交换所需之物。雍熙四年（985)5月，宋太宗派了八名官员，前往东南亚，购买驯化的大象、象牙、珍珠、龙脑等物品，足见当时的需求有多么迫切。而宋代还以朱砂、锦缎、瓦器，亦是整个真腊期待之事，“百姓之喜，朱砂、锦缎、瓦器而博易。”
因此，中、柬两个领主在“贡使”的作用下，都能达到各自的条件，相比较而言，柬埔察所获得的民间贸易更多，而东南亚各国中，与宋代的中、柬之间的民间贸易，尽管并不十分紧密，但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宋代的民间贸易，要比唐代更发达。
唐朝仅在广州设立了一座城池，而那时，也仅有来自真腊的商贾在广州行商的记录。
到了两宋，设立了十一个市舶司或市舶司。泉州、明州等地，已经有频繁往来的真腊商船队的记录。而广州，应该也有真腊商人的踪迹，刘宋后期柬埔寨（当时的扶南王）阁耶跋摩，曾“派商货往广州”，唐代广州就有了“真腊商船”，到了宋朝，更形成了“广州蕃坊，洋人云集”的“蕃坊”，而广州又是中、柬两国传统的通商口岸，因此，这里肯定也有真腊商的身影。
宋朝时期关系不密切的原因
宋朝时期，中、柬两国之间的关系虽有发展，但并不紧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就当时中、柬之间的政治形势而言，双方都有发展友谊的愿望，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了发展友谊的基础；但是，中日两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这对中日两国的友谊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朝时期，中国北部地区受到了新兴的辽国、西夏等民族势力的冲击，战争频繁，而南部地区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逐渐形成了经济中心。
宋廷为加强自身统治，十分注重与东南亚各国的交谊，尤其注重商船的贸易，以期通过商船来提高国家的税收，同时也能缓解由于北方列强的贡纳和军事支出所造成的经济困境。宋朝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
以对真腊国的出口贸易——丝绸与陶器为例，在宋朝，丝绸制品多达几十种，工艺精湛，工艺精湛，其中以四川与江南地区为丝绸工业的中心，有大量的作坊；宋朝的陶瓷窑址遍布全国，包括官窑和民间窑址，尤其江西景德镇所产的陶瓷，“尤光致，华美，一时仿照海内之法，故世人皆以景德镇为尊”。
中柬两国的经济发展，是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的柬埔寨，大约是从944-968年间的因陀罗跋摩二世到阁耶跋摩八世之间的时间，由于首都位于吴哥，所以被称为“吴哥王朝”。在此300余年中，出现了苏利耶跋摩二世和戈耶跋摩七世这两个杰出的君王。
当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统治的时候，他已经是东南亚的强国了。他在国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向外扩张，向西延伸到蒲甘，向南延伸到加罗希，现在马来半岛的东边和东边。
他曾两度出使中国，并被授予爵位，与我国交好。戈耶摩七世（1181-1215年）统治时期，同苏利耶跋摩二世那样，他也曾在国内安定下来，击退占领城市的敌人，并向外扩张。
所以，从真腊属国的三次使节来看，就可以看出，哈罗德七世正奉行着“同中国友好”的方针。
至戈亚跋摩七世之后，吴哥帝国日渐衰微，故而在历史上再也未见过真腊国的使者到中国。总体而言，柬埔寨在宋国刚到之时，实力相对较强，但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内部矛盾重重，外部矛盾重重。
内部问题包括：皇位之争、*反造**、建造吴哥寺、建造吴哥王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外部问题包括：攻打被占领的城市，时有发生，时有发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侵略。而这一状况，也反映在了真腊国很少派遣使节到中国的问题上。
从当时的海运形势来看，由于罗盘的使用和造船的发展，以及宋人同东南亚之间的海运活动十分活跃，而由于真腊岛又在此航线上，中柬之间的经贸活动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然而，在宋朝，由于真腊岛不再是南海的交通枢纽，也不再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大国，因此，对中柬之间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关于罗盘用于海上航行的记录，最早见于宋代朱或《萍洲可谈》，可以看出，至少在11、12世纪早期，我们就已经使用罗盘进行航行，并逐步向海外扩散，宋代周去非所著的《诸蕃国入中国》卷三《外国门下》一书，就有关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记录：
各国，一年可往来，惟有大食（阿拉伯），两年才能往来。舶风一吹，就能飞上数千里。”
《诸志》中关于宋代赵汝适“真腊国”的论述
“自泉州舟行，真腊顺，夜色朦胧，夜色朦胧。”
由此可见，中、柬两国航海之人，对雨季的气候变化，都是了如指掌。
宋朝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可以在南海向南航行，船只大得像一座巨大的房子，帆布像一片遮天蔽日的乌云，绵延数米，“不怕波涛，不怕浅滩。”
吴哥时代的造船技术，虽不及《柬埔寨》时代的扶南国，但也是相当发达的，“以坚韧木片为巨舟”。
工匠不用锯子，只用斧头开凿，就能造出一块木板。宋朝到真腊的海运航线，通常由泉州和广州，经交趾和占城，然后沿着真腊、佛罗安（现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和三佛齐（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所以中柬两国之间的海路比较短，来往也比较便利。这些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
结语：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宋朝时，南海贸易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三佛七省。
三佛洲地处南海，是番邦水路的枢纽，从印尼爪哇到大食人，从大食人到其他国家，都是从他们的地盘进入中国的。
于是，“三佛齐”便成了南海间的交通要冲，并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海洋力量。
据统计，三佛国在宋朝时曾派使节来朝朝觐30余次，且与朝觐的民间商贸活动十分活跃。除了三佛齐国以外，宋朝还与交趾，占城等国有商贸往来，但与海商往来也比较紧密。
相比之下，当年的真腊岛，虽然也算得上是“大陆强国”，但实力却是远远不如的。
参考文献:
琼赛:《泰国与束埔寨史》，第169页
多凡·默涅:《柬埔寨史》，1968年巴黎版，第108页
黑尔兹:《束埔寨简史》，第68页
周去非:《岭外代答·木兰舟》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舟辑》
《岭外代答》卷2《三佛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