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架炮横兵马过河，红黑七子对干戈。
双车断后金瓯固，两卒当先玉镂磨。
弈海航行三万里，棋材窥看一千河。
问津胜败存亡事，罕见疆场乐讲和。
所谓“棋坛双枪将”是指某个棋手在棋坛领域当中的一个棋种上，竞技水平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同时在另一个棋种上也能达到专业棋力水平。这种现象通常都只会出现在电影、小说里，现实中的棋坛不大容易出现。可巧的是，20世纪的中国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位旷世奇才，他就是董文渊。
董文渊是1919年生人，1996年过世，活了77岁。为什么说他是个旷世奇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象棋水平。董文渊出道很早，16岁就在当时杭州著名的棋楼喜雨台下棋。1936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全市的象棋比赛，董文渊名列第一，大他三岁的刘忆慈排名第二，董文渊由此步入棋坛，成为江南棋坛的一颗新星。1937年，18岁的董文渊在“华东地区象棋名手邀请赛”中战胜了江苏的窦国柱、山东的邵次明和福建的连学正，名震华南、华东与华北，得了“四省棋王”的名号。
此间，董文渊还常去上海的天赠茶楼等处下棋，因其年少棋高，得了“小杭州”的浑名，与上海当时的“小剃头”林荣兴、“小煞星”叶景华、“小湖北”雷海山一起并称“四小”。1939年，20岁的董文渊到了香港，参加了一次“六王夺鼎赛”，董文渊获得第二，仅次于当时的“七省棋王”周德裕。之后，董文渊又与周德裕单独进行了一场十局赛的较量，董文渊连胜六局提前结束了比赛，获得“新七省棋王”的名号。
此后，董文渊和杨官磷、何顺安、谢小然、钟珍、黄松轩等都有过交手过招，虽互有胜负，但总体来看，还是董文渊赢棋多一些。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象棋界，董文渊是毫无疑问的一流高手。
再来看看董文渊的围棋。围棋对董文渊来说属于兼攻。早年他在杭州喜雨台棋楼下棋时，曾与当时浙江著名的实业家张澹如相遇。张澹如偏好围棋，常与一些职业棋手下棋。此人下棋时总愿意让别人两子，虽然让完他多半都输，但也乐此不疲。一来这点儿彩金对他不算什么，他也愿意资助一下这些棋手；二来他自己让完棋后输了也不丢面子。他听说当时年少的董文渊棋下得好，就邀来陪棋，下的就是围棋。张澹如让了董文渊三子，董文渊连赢三局，结果像往常一样，张老板面不失光，董文渊得了些实惠。
1948年，董文渊执黑棋与围棋名手、“南刘北过”中的过惕生对弈，结果董文渊是四战四胜，很是出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又与“南刘北过”中的刘棣怀以及其他围棋名手如王幼宸等人对抗过，足见其围棋的专业水准。
1955年，董文渊因生活作风问题在杭州被劳动教养，后来又被送到黑龙江改造，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回到杭州。这些年他在劳改农场，根本没摸过棋，也摸不到棋，但1962年董文渊在杭州参加了全国围棋锦标赛，居然得了第四名。那时候围棋界有的是高手啊，“南刘北过”的刘棣怀、过惕生都在，还有顾水如、陈祖德这些人也在，而五年劳改后的他和这些人较量居然还能排名第四，环视当今棋坛，这样的棋手您见过吗？
有人会问，董文渊当年名气这么大，棋艺这么高，怎么现在的人对他都不太熟悉呢？这是因为他虽被棋坛公认为棋艺极高，但棋品却极差。我可不是空口无凭地说，2012年过世的前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先生曾在他的自传《超越自我》一书中对董文渊有过评述，说他在刚解放时已是棋坛高手，围棋和象棋都堪称一流，是难得的双枪将。但此人的棋品实在和其棋艺不相称。他经常在赛前虚张声势，跑到对手那儿开玩笑地饲吓、贬低和讽刺，在比赛中采取盘外招，不时猛咳，唾沫乱飞，又狠抽香烟，向对手喷出“烟雾弹”，以干扰对方。
其实董文渊的这些盘外招我们现在也常看得到，比如说日本的围棋九段棋手依田纪基，他在比赛中常有使劲拍棋子的毛病，他自认为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气势，却会给对方棋手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还有韩国棋手曹薰眩，下棋时经常拿扇子来回敲，有时候还哼小曲儿，这些都是盘外招，是下棋中的不良行为。我们都知道，下棋是个很费脑子的运动，外界的干扰非常容易影响棋手在比赛中的状态，这些盘外招实非君子所为。
董文渊就是盘外招的高手，除了这些小动作外，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和他得的“新七省棋王称号有关。前文我们说了，董文渊在1939年到香港参加了一次“六王夺鼎赛”，得了第二。其实他紧接着就顶着“四省棋王”的名号又和“四大天王”之一的钟珍、“七省棋王”周德裕下了一场“三王赛”，奖金很高。三人打小循环，先是由董文渊和钟珍下棋，结果钟珍连败两局，董文渊积了4分，形势对董文渊很有利。可轮到周德裕与钟珍下棋时周德裕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周德裕认为董文渊和钟珍私下里做鬼，钟珍是故意输给董文渊的，或者说董文渊花钱买通钟珍了。当然，周德裕当时这样说也没有实际证据，可是依当时的棋坛状况和风气，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周德裕的怀疑不是没有可能。可既然没有证据，我们暂且就不把这个事儿加在董文渊头上。但接下来董文渊的做法就不地道了。“三王赛”因为周德裕不下就进行不下去了，但这比赛是在茶馆挂了大盘的，卖出去的票没办法处理。
那个年代在茶馆挂大盘的规矩是这样，有的是买票专门进去看棋，有的是进去点茶水，边喝茶边看棋，卖票的钱和茶水费由棋手和主办方分账。当时香港是先卖票，五毛钱的票都卖出去了，你们棋不下了，买票的人当然不干哪。最后董文渊站出来提出要跟周德裕单下十局棋定输赢，两人单下单算，干干净净，这就没鬼了吧，周德裕也就同意了。
此时的董文渊年少气盛，棋艺也正处在上升阶段，而周德裕的状态就差一些，一来岁数比董文渊大，二来他有抽大烟的嗜好，可当时日本人*锁封**得紧，周德裕的大烟供不上，所以这精神头不大足。结果董文渊头一天连胜两局，第二天又连胜两局。到第三天下棋的时候，两人刚往这儿一坐，董文渊忽然一伸手，周德裕这么一看，董文渊的左手上写着五个字“誓杀周德裕”，这是干啥？《孙子兵法》里有这个，就是成心要激怒对手，扰乱对方的心智。周德裕看了之后果然非常生气，当年董文渊才20岁，而周德裕都39岁了，差着一辈呢，被后辈如此不敬，周德裕很是气躁，结果又输两盘。10盘棋已经输6盘，也就不用再下了。由此，董文渊虽然一战成名得了“新七省棋王”的名号，但其盘外招的恶名也在棋界广为流传了。
董文渊作为棋坛上的双枪奇才，盘外招这点小毛病对他其实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不良影响，人们不认可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做人有问题，也就是人品不正。董文渊生自一个铜匠家庭，不是什么上等出身，打小儿学过铜匠。因董文渊比一般孩子聪明，杭州当时棋风又盛，就开始学象棋，学围棋，又有名师指点，所以两种棋的棋力都长得很快。那个时候学棋不像我们今天，有象棋大师、特级大师、教练给上课指导，当时学棋就是江湖里学。
当时，下棋分两类棋，一类叫书房棋，一类叫茶馆棋。所谓书房棋就是有老师正规地教，大家都正正经经下棋，不设赌、不动彩头，以棋会友，高雅一些；茶馆棋就是在街头茶馆、码头酒肆等公共场所，摆上一盘棋，挂上点彩头下棋，这里头就不那么干净了，阴谋诡计、歪门邪道的东西就多了。董文渊在棋上的出身就是典型的茶馆棋。但他比较幸运，碰到了实业家张澹如。前边我们提到过这个张澹如，说他跟董文渊下围棋，让了董文渊三个子，让董连赢三局，从中得了些彩钱。但这个张老板对董文渊的帮助可远远不止这些。董文渊后来听说张澹如是个有钱人，就对张老板很是恭敬，下围棋之余就有意识地再向张澹如讨教象棋。张澹如象棋也下得不错，一看当年16岁的董文渊围棋下得好，象棋下得更好，觉得这孩子很了不得，就力捧董文渊出去比赛。在张澹如资助下，董文渊得以到上海城煌庙跟人家挂大盘下棋，后来又去了华南，在广州下棋。1939年董文渊到香港也都是张澹如资助的，不仅如此，董文渊在香港参加的“六王夺鼎赛”“三王赛”以及后来跟周德裕的十局赛，都是张澹如出资为他组织的，这个张老板给他出钱出力，还供他的吃住，真可以说是董文渊的大恩人。但董文渊对这个大恩人不仅没有回报，还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两人的友谊。
话说张澹如虽说是个家财万贯的有钱人，但也难免一时身上不便。有一回张澹如在香港，正赶上急着用钱，但手头没现金了，他就拿出一个5克拉的钻戒交给董文渊，让他到典当行给换些现钱来。董文渊本来只出个跑腿儿的力就能帮上忙，但他拿着钻戒到典当行换回钱来后，这赌瘾就上来了。他不管不顾地跑到*场赌**里就玩上了，结果是押一把输一把，最后把手里的钱基本都输干净了。这时候董文渊又做出第二个不负责的选择，他跑了，从香港跑回到老家杭州。这还不算，此事过了很多年后，董文渊再提起来时直叫后悔，但他可不是为自己的背信弃义、愧对恩人而后悔，而是后悔自己没从张老板那儿混来更多的钱，觉得自己当时傻，胆儿小了，不应该跑，而是应当回到张老板那儿，他大老板那么有钱，还能在乎他董文渊花的这几个钱吗？回去哄几句不就完事儿了嘛，之后张老板肯定还能管他，还能给他钱。您看看这人品，极端地自私自利，没考虑过张老板等钱用怎么办，从头到尾都只想着自己。
董文渊对待恩人尚且如此，在对待同行上当然也不仗义。当年何顺安在香港下棋，准备走的时候，钱包让人偷了，没了回家盘缠，可就犯了难了。这江湖行当有个说法，比方说我是个说书的，到了天津钱包让人偷了，怎么办呢？我可以去找当地的同行求助，不论认不认识，只要是同行，先报上门号，我是哪儿的、干什么的、我师父是谁，同行一听对得上，就得帮忙。怎么帮呢？就是帮着搭个场儿，合伙演一场，演完之后的收入给我当盘缠回家，这个叫“搭桌”。江湖吃饭不易，都得讲义气，有时候艺人的“艺”也通着义气的“义”，落难时同行得讲义气伸手帮一把。所以当时何顺安没钱回家时，就想到跟香港的棋行高手求助，请哪位跟他在茶馆里下棋挂个大盘，挣点盘缠。于是他就找到董文渊。
正常来讲，朋友落难求帮，分账时朋友至少应该拿大头。可董文渊认为何顺安的名气远不如他，要求七三分账，就是他拿七，何顺安拿三。何顺安一看，这是刁难人啊，因为他要只拿三成的分账就不够回上海的路费，所以等于在董文渊这儿吃了闭门羹。好在当时杨官磷也在香港，老杨很热心地帮了这个忙，两人摆了一场棋，大头归何顺安，解决了何顺安的路费。而董文渊的刁难和算计，则在同行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名声。
董文渊一生黄、赌、毒三样都沾。既吸毒嗜赌，又好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身上这些毛病依旧不改。1955年他因为*戏调**妇女、玩弄女性，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来又转到黑龙江，直到1960年代初才重获自由。当时杭州还有个象棋高手叫刘忆慈，棋艺比董文渊稍差一些，因为善走仙人指路，所以人送外号“刘仙人”，在董文渊劳动教养的这段时间，刘忆慈已经成为浙江省棋队的正式运动员，还在队里当教练员，有正式工作拿工资。因为董文渊在棋上确实是个奇才，大伙都觉得很可惜，所以董文渊被放回来后就有人想帮他再回到下棋这条路上。
当时浙江省体委有一个转业军人，是个政府干部，自告奋勇地带着董文渊参加全国围棋比赛，想把他领入正途。结果董文渊虽然在比赛中成绩不错，获得了第四名，但在赛场上实在是表现太差，胡吹乱侃，讲他当初在香港下棋有多少女人天天晚上陪他，讲他如何逛*院妓**、如何抽大烟，还天天喝得烂醉如泥。这位领导想过去劝劝他，可董文渊一张嘴，连酒带菜地喷了人家一身。最后这位领导对他是彻底失望了。
董文渊这个棋坛双枪将的结局是很惨的，正规的部门不接受他，他只能沦落江湖，靠摆残局糊口。有人1995年还在西湖边上见过他摆棋摊儿，已是风烛残年，1996年便过世了。
通过董文渊的这一生，我们能总结出这样一个人生道理。这人有没有才华、有没有成就、能不能当红，可能与做人没什么关系，可是你能红多长时间，路能走多远，就和做人有很大关系了。做一个道德上立得住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看起来是给别人做奉献，但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的福报都是自己一点一滴积来的，归根结底受益的还是自己。董文渊一生算计，处处以我为先，恃才放纵，最终不为人所接纳。其晚年惨淡，虽令人唏嘘，也是他立身不正所致，怨不得别人。所以说，无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太平盛世，人间都有正道，做一个好人总会得到回报。即便是为了自己，为人也应该厚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