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打老师事件，随着法院的宣判，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只是这件事造成的影响，估计短时间内还不能消除。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还会成为人们的谈资。
老师体罚学生，古已有之，这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只是以前的惩罚，大多是戒尺敲打手心、罚站之类。至于下跪、打耳光、辱骂还是不常见的。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法制的逐步健全，时至今日，体罚学生的情况不多见了，尤其在城市，现在的孩子们对于老师体罚学生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会儿的老师，也不会随意去体罚那个学生，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他们不可能那么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师体罚学生的情况基本不存在，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决定的。老师们都小心翼翼，生怕犯了错，被学生们整治。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禁锢被打破，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体罚学生在农村还是比较常见的。当时的学生对老师可谓是又尊重又害怕，因为体罚、人格*辱侮**会随时降临，而这种现象，在小学、初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
笔者是生于70年代，标准的70后，记得是7岁念的“育红班”，8岁上的一年级。
教语文的是本村姓贺的一位老师，粉笔字写得不错，听说父辈们也大多也被他教过。
一年级时候，我学习是很差的，作业经常被老师一个大叉子就批改了，那个时候竟然不知道大叉子是什么符号，以为是得了“大奖”，就问母亲，母亲说：“傻孩子，给你吃大叉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的！”尽管学习不好，可我学习还是比较认真的，每次作业都会交。
有一次刚上课，被贺老师叫到前面，说作业没有交，我说交了的，还吃了个“大叉子”。贺老师不听辩解，直接用课本在脑壳上恶狠狠打了几下，那表情、那动作，分明是用了劲的。
还有一次，和晓娃最后一节课没上就走了，第二天，不出意料被叫了上去，揪着耳朵问我俩：“谁背上谁走的？！”的确很疼，拧的第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虽然年纪小，可还是没有哭出声，咬着牙、掉着泪。当时只有恐惧，没有记恨。
我们学生都怕贺老师，不管男生、女生，估计都被他打过。老景是我的发小，有一次放学路上，我在一个厕所见到他，他出来后和我一起回家，其实他已经好几天没进教室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比较老实的人，只是他被打怕了，上课期间，怕被家人发现“旷课”，就七躲八藏的，等着放学才回去。
文奇是我比较厉害的一个小伙伴，但年纪小也是没法，有一次他穿着他妈给他做的新土布裤子在教室前面的一个墙角的一个麻袋上，整整站了半天......
到了小学二年级，罚跪的情况就多了些，跪得多了，老师嫌平地不解气，就特别提醒，让跪在有凸起的地面上。
郭老师，一个微胖还算漂亮的女老师，他不但让不少同学跪过，有一次还发动全班同学和我不搭腔（不说话）。
当时的场面应该是比较壮观的，放学的时候，一个个学生过来，包括老景和恒娃、钢娃，不管关系好的不好的，都和我勾手，我就倔强站着，伸出十指，印象中所有的男生都勾过了，至于女生，那时候男女生在学校本来就是不说话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一次放学，还没到家，老景拿了两棵葱，偷偷给了我一棵，才算是关系和解了。
到了上三年级的时候，别的小伙伴都去了，我被郭老师仍然留在二年级，成就了念书生涯第一次“蹲级”的经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听说邻村的学校不错，我就带着老景去那边上，后来的班主任李老师当时还不认识，见到我俩就说道：“哪里来的小孩，让你们家长来！”老景听了之后，扭头就跑，还是我替他领了书，等我回家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西岗上挖红薯，估计当时是一口气跑回家的。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我俩和老景学习成绩都不错，我俩几乎在同时戴上了红领巾。四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五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虽然不怎么体罚学生，不过还是有的。
我当时坐在第一排，还是班干部，记得有一次早自习，同排一个男生乱说话，我说他两句，他就站起来要打架，这会正好李老师进来了，二话不说，就拧着我的耳朵。记得他说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那就是“报复”，说我是不是报复别人。
王老师虽然是“代课”的，样子也很凶，只是对学生还是不错的，尤其对我还可以，因为我是好学生啊。就是有一次上课打瞌睡，被他笑着丢了粉笔头。
其实很多时候，打骂还真不算什么，老师的态度和表情是最重要的，恶狠狠的样子让学生真的感受不到老师的半点关爱，反而觉得他们充满了“仇恨”。
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不只是体罚学生，更多的是言语的“讥笑”、“讽刺”！我三年级的一个教音乐的李老师就是这样，打人用鞋子，还在班里公开说，有些学生长得难看，跟猪八戒似的，这样人的只能是“光神汉”一个，讨不来媳妇。
念初中的时候，每次上学、放学，大家都要走几里的路，同路的学生也是比较多的，从初一到初三都有。大家在路上谈的最多的就是老师体罚学生。
记得恒娃曾有个绘声绘色的描述：“刚被叫上讲台，屁股就挨了一脚，跟着耳朵‘嘎嘣嘣’地响，随后觉得眼前一黑，被老师在脖子后面砍了一掌，还没回过神来，脑门上又被吃了几个‘栗子’！”
教政治的孙老师，算是个文化人，本地的小报上时不时会有他发的“豆腐块”文章；他的毛笔字不错，写起来速度也飞快；他还写过小说《丑八怪的婚事》，据我初三的语文孙老师讲，这篇小说没有发表，说是景物描写不太好，他也给他改过稿子，但最终还是没有发表。
上他的政治课是比较恐怖的，他一进教室，班里的气氛就马上紧张起来，他每次都要提问，答不上来的轻则被挖苦、讽刺，重的就会被吃“栗子”、“揪耳朵”。直到提问完毕，整个班级的气氛才缓和过来。没有被提问到的同学，都感到侥幸：今儿又躲过一次。
有一次上课，我一遍听，一遍在课桌里面叠着小船，他几步就走了过来，不但把小船拿走扔了，耳朵还被他揪住，拧了好几圈。
教代数的孙老师，打人也是比较狠的，有一次我背后的顺娃，在后面用手还是树枝捣了我一下，我回头看了看他，正好被孙老师发现了，当时就被他叫到上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柳条在头上抽了七八下。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辩解，应该是吓蒙了。
教几何的老师很年轻，忘了叫什么了，他对我还是不错的，我的数学很差，几何和代数都不好，记得有一次考试，代数零分，几何十七分。在厕所和他相遇了，他说：“你得好好学，不懂了多问问！”
或许由于年纪太轻的缘故，我有一次亲眼看见，他在教室里和一个男生抱着相互摔了起来。还有一次正上晚自习，他来到教室，气呼呼说道：“听说用人在背后骂我，我给你们说，谁再骂我，我是他爹哩！”
他很瘦弱，长相也奇怪，我就听到前排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说过他长哩跟猴子一样。
初三教语文的孙老师，年纪偏大，当时应该还是副校长，他不常打人，但也是有的，打的还是我村的一个韩姓女生，原因应该是过了暑假，交麦子不够或者是没有交，就在教室外面，女生坐在地上，被他狠狠后面踢了几脚。
女生的家长也是老师，还是在知名的学校任教，当天下午就过来了，交涉之后，就把人带走了。
那个时候的学生基本没有多大权利，被老师体罚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甚至学生们都习以为常，认为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我们在正常上课期间，还被老师带着干农活，给五年级的王老师，收过玉米；给初一的秦老师收过麦子。他家距离学校十几里路，几乎全班男生都去了，连住干了四五天，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赶到麦地，一干就是一天，当时累得躺下就不想动。十二三岁的孩子，当大人用，确实受不了。
初三的时候给语文孙老师家收麦子，收工回去，他一进门就说：“饭好了没有，该餐了吧！？”师母没好气的答道：“餐个屁，还没做呢！”
上了高中，体罚学生的事情几乎看不到了，但偶尔还是有的。记得一次早上做广播体操，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做得不太好还是怎么的，被胖大的詹校长在屁股上踢了好几脚。还有一次上晚自习，因为我头发比较长，被他当众抓住头发提起来，连挖苦带讽刺了一顿。那时候《少林寺》已经不时兴了，大家都看《霍元甲》、《陈真传》，我当时就是陈真的那种发型，其实也不算是很长的，只是遮盖住大半个耳朵罢了，笔者有一张演讲的图片，就是那个时候的发型。
詹校长应该是当地的人大代表，记得有一次投票，还有别处来的一个人，他们两个演讲后，然后发下小票，大家来填写。整个学校应该都是填写的詹校长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投票，也是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在更多时候，我们的权利都被其他人“代表”了，反正自打那次之后，再也没有投过票。
时间一晃20几年过去了，我们不紧不慢地进入了中年，对于过去的诸多“不美好”，早已淡化，甚至凝固成一个片段、一个记忆的符号。
对于那些体罚过自己的老师，还是尊重的，不是不记恨，或许从来就没有恨起来，因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就是那样，人们也觉得老师“打”学生是很正常的事儿，家长也不会说些什么。
至于老师体罚学生的心态，可能是大环境决定的，也可能是打顺手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不是每个体罚学生的老师，都是“恨铁不成钢”，很多时候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罢了。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特点；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觉悟，我们的觉悟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您说愚昧也罢、迟钝也好，反正都是那样过来的。
相比过去来说，现在的学生负担是比以前的学生大了许多，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学校关心，家长宠爱，不为吃饭而发愁，不为学费而操心，就一个任务，把学习搞好就行。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里面讲述的一些事情，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的真实。对于笔者来说确是没有记恨，至于伤害，更谈不上。但是允许有个体差异存在，对于别人的一些做法，表示理解，但不做评论，毕竟发当街打老师、发视频的做法有些过激，是不合时宜的。（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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