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前文）
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下文是西原借款的各项名目、时间、金额、条件，具体罗列如下：
1.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1月20日签订，500万日元，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
2.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
3.有线电报借款，1918年4月30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
4.吉会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6月18日签订，1000万日元，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5.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1918年8月2日签订，3000万日元，以吉黑两省之金矿、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为担保。
6.满蒙四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7.高徐、济顺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8.参战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
上述八项借款总计14500万日元。
通过上文和前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西原借款的原因，过程和具体内容，而这一借款也对国内外各方面产生了突出的影响。
首先，在中日交往和国际方面，在与寺内内阁的交往过程中，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不惜大量出*国卖**家民族主权，而日本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1200万元，所缺800万元则依靠借款弥补。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独裁统治，企图进行“*力武**统一”
一战中，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1918年9月24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在西原借款中，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队军**，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第二，在国内方面，西原借款对国内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段祺瑞利用这一借款，建立并扩充*队军**，购买*器武**，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一定程度上稳固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在张勋复辟中，正是得益于西原借款，段祺瑞才得以重整*队军**，平息张勋复辟，获得再造民国的威名。段祺瑞通过西原借款，谋求*力武**统一。但却遭致了直系军阀、南方军阀、民众的一致反对，最终没能实现其同一目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