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如僧律师，税务诉讼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由此可知，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的话，就有机会不起诉，不起诉就意味着不用送法院了，可以提前出来了，或者提前把案件了结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检察院可以会认为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呢？
通过公开渠道，我们团队共找到了6761篇当事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决定书，其中有156篇是发生在广东省的，在这156篇不起诉决定书中，有58篇是以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为由，从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一、当事人涉案金额不是很大，并且具有自首，补缴税款情节的，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从而不起诉
在这58篇不起诉决定中，有35篇认为当事人犯罪情节轻微的理由是当事人涉案金额不是很大，具有自首情节，并且补缴了税款。对于这类理由，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自首情节有固定模式：电话传唤+如实供述。
大部分当事人的自首情节都是相同的，即公安机关立案后，打电话给当事人到办案地点接受询（讯）问，当事人接到电话后，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做了，在接受询（讯）问时，也如实供述了，检察院认为电话传唤也属于自动投案，所以认定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
第二，补缴的税款主要包含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分别是非法抵扣的增值税税款、延期没有缴纳税款的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的罚款。部分当事人是属于*票开**方，还要求上交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所收取的手续费，部分当事人不但通过这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了增值税，还用来抵扣了企业所得税，因此也要求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第三，涉案金额不大的边界在哪里？
对这35篇不起诉决定书的涉案金额进行统计，涉案金额在5万至10万之间的；有21篇，在10万至15万之间的，有3篇；在15万至20万之间有，有5篇；在20万以上的，有6篇，最高金额为93万多元，次最高金额为50万多元，这两个金额不具有参考意义。
从统计学角度来说，5万至10万之间，认为涉案金额不大的，可能性最大；超过10万的，也有可能认定为涉案金额不大，但是比较少见。
二、当事人涉案金额不大，具有从犯、补缴税款情节，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从而不起诉
经过统计，我们团队发现有6篇不起诉决定书中，检察院是以当事人在案件中属于从犯，并且补缴税款为由，决定不起诉的。
第一，不起诉前提条件是认罪态度比较好。
在这6篇不起诉决定书，有两篇涉案金额是5万多元，有两篇涉案金额是6万多元，还有两篇涉案金额是没查清的，由此可见，涉案金额不大的标准，基本与前面一致。需要指出来的是，以这个理由不起诉的，隐含有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当事人必须如实供述，认罪态度比较好。如果没有认罪的话，就算当事人属于从犯，也要提起公诉。
第二，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从犯。
这6个案件中，有2个当事人在案件中的角度是公司财务人员，有3个当事人是*票开**方与受票方之间的介绍人，有1个是采购部的业务员。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票开**方或者受票方的，而是居间介绍人的，可以认定为从犯；财务人员、采购员等公司职能部门的中下层员工也可以认定为从犯，也就是说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不能认定为从犯。
三，仅是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并且补缴税款的，也可能认定为情节轻微，从而不起诉
如果没有自首、立功、从犯、未遂之类的法定从宽情节，那还有没有可能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事人如实供述，认罪态度比较好，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情节。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提倡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配合检察院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话，检察院从宽或减轻处罚的幅度往往会比较大。
当然，前提条件是当事人把非法抵扣的税款、滞纳金、罚金给缴了，没有把这三笔款项给缴了，那检察院就可能认为当事人所谓的认罪认罚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不这样的做，当事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还没有填补回来，检察院也没有动力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
根据我们团队的统计，总共有15篇是以这个理由不起诉的案文书，涉案金额是5万至10万之间的，有8篇；10万至20万之间的，有3篇；20万以上的，有4篇。这意味着涉案金额5万至10万之间的，不起诉的机率最大。10万至20万之间的，也有一定机会；20万以上的，可能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四、当事人本身是无罪的，检察院也可能会以“犯罪情节轻微”的方式，将其消化
在归纳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团队发现有两篇不起诉决定书，比较特殊，那就是当事人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构成犯罪，但是检察院没有提出其是无罪的，而是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然后通过不起诉的方式将其释放。虽然当事人最终获得自由了，但是以“当事人构成犯罪，只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方式重获自由的，这对当事人来说，极不公平。
第一个案件是王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有货*开代**不是虚开，无罪。
这个案件中，王某某经营的公司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销售了一批76万多元的音箱给客户，客户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是王某某开具不了，就是通过中间人介绍，找到了第三方公司，以5万多元价格从该第三方公司那里购了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的品名、价格、税款等内容与王某某的交易情况一致。
本案中，由于王某某与客户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虽然发票上的*票开**方不是王某某公司，而是第三方公司，但是在司法实务当中，这种情形属于有货*开代**发票，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虚开，王某某只而承担行政责任，即由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即可，不能追究王某某的刑事责任。
第二个案件是吴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骗取抵扣的是企业所得税，不是增值税，无罪。
这个案件中，吴某某在没有真实运输业务的情况下，向他人购买了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合计281708.38元人民币，税额合计30987.92元人民币，总计312696.3元人民币。受票后，吴某某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少缴企业所得税8958.91元人民币。案发后，吴某某已经向税务机关补缴了企业所得税8958.91元人民币以及罚款4479.46元人民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犯罪对象是增值税，即当事人通过虚开行为，所意欲骗取的必须是增值税，而不能是其他税种的税款。吴某某在案件中，骗取的是企业所得税，不是增值税，因此，实际上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这两个案件告诉我们：就算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的办案人员出于某此原因，也会要求当事人“认罪”。当事人是无罪的，却由于不懂法律，糊里糊涂认罪了，或者承受不住压力，违心认罪了，这对当事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二次伤害，不幸之中又不幸，出来之后，说不定会上fang。另外，由于没有做到司法公正，这对国家法治来说，也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