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最后一任德籍军事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军事派系，1928年后在南京建立全国政权的蒋系军事集团，外国顾问可谓无孔不入，无论哪个部门，没个大鼻子顾问，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中央军也很早就引入了德国顾问，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德国顾问们，为国府的抗战准备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之内，大批高级军官，瞬间成了人力资源优化的对象，比如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战争结束后就成了闲人一个，只能写书打发时间，或者给魏玛共和国搞一点小小的啤酒馆震撼。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一战后期德军总参谋长
这些具备实战经验，又闲得发慌的军事人才，正是国府的最佳目标，*公蒋**从1928年就积极运作，要从德国请顾问。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德国军政高层的人脉网，蒋中正三个字，在德国和部落酋长差不多，请来的顾问层级也不高。第一任德籍总顾问鲍尔，就只是个上校，而且1929年就感染天花去世了。第二次总顾问的人选直接瞄准了鲁登道夫本人，当时，鲁登道夫的神作《总体战》已经传入中国，虽然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证明他根本没有吸取一战失败的教训，但*公蒋**的欣赏角度显然不同，看了之后，发誓一定要把鲁总参谋长弄到中国来。
可惜，《凡尔赛和约》有明确规定，德国退役军官不得担任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鲁登道夫的目标太大，连魏玛共和国都一直把他看作危险分子，坚决不同意他到中国，此事也只好作罢。鲁大将只好遗憾的推荐了自己当年的作战部长——格奥尔格.佛采尔中将，让他以“工业顾问”的名义来中国。佛采尔总顾问对蒋系*队军**的建设提了很多建议，不少德国退役军官也陆续来到中国，组成了国府“陆军大学”的骨干力量。
格奥尔格.佛采尔
据郭汝瑰回忆，自己1932年进入陆大学习时，感觉是在上洋学堂，应用战术、炮兵、装甲、空军、化学战等科目，全都是德国教官负责教学。佛采尔本人编制的《攻城教范》图文并茂，实用性很高，一直是蒋军的基本教材。
德军在一战时期有多次*攻围**严密设防城市的经验，如列日要塞、华沙
在中原大战期间，佛采尔深度参与了蒋军最高层级的指挥，*公蒋**发往前线的手令，大多都是既给总指挥、又给佛顾问，有时候还让他直接指挥。南京政权稳定后，国府的各项大宗*器武**采购，佛采尔都有参与，算是超额完成了顾问的工作。
中原大战中蒋发给佛采耳的手令，具有浓厚的委托指挥性质
但问题在于，国府聘请德国高级顾问，不只是要他们指挥和教学，*公蒋**就认为佛采尔对外交和政治是外行，威望不足、统领不了德籍顾问，脾气也不好,经常和国军将领发生矛盾,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他当时对德国最大需要，第一是以优惠条件购买德国*器武**，这就需要在德国军、政、商界有丰厚的人脉；第二，是要以德军为模板打造嫡系部队，需要总顾问能圆滑的处理人际关系和选拔军官，而佛采尔这个技术人才，显然无法满足这两点要求。
佛采耳一战期间是个军级指挥官，确实也无法胜任总体战略顾问的任务
好在这时候，德军中的另外一位重量级大佬出现在了*公蒋**的视野，这就是德国国防军之父，冯.塞克特。一战结束后，德国的军事发展受到协约国的严密监视，各国的军事监察团在德国一直驻扎到1927年，但在冯塞克特的主持下，魏玛共和国把协约国耍得团团转，不但保留了德军的精华，还重新打造了一支高效、机动、强大的力量。重建*队军**过程中，塞克特的各种神操作，完全能单独出期新视频，这里就不再啰嗦。更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冯塞克特不但指挥德军，还长期指挥奥匈、奥斯曼土耳其*队军**，即便在今天看来，他也是1930年代中国最佳的军事顾问人选。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国防军之父：汉斯.冯.塞克特
1926年，冯塞克特因为政局变化被迫退役，在政坛上混了几年，也没混出个名堂，于是干脆接受*公蒋**的邀请，以东方旅行的名义于1933年踏上了中国之旅。
这里要澄清一点，很多人认为塞克特参与制定了*公蒋**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由于当时红军也有个德国巷战专家，第五次反围剿也就被不少人说成“是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较量”。但是从时间上看，塞克特1933年5月8日才抵达上海，游览杭州后，14日抵达南京，5月22日到庐山和*公蒋**进行了命运的会见，6月2日返回南京，6日6日开始视察华北防御，7月中旬就返回欧洲了，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拿出什么锦囊妙计。
第一次来华塞克特只与老蒋见了一面，时间很短
临行前，塞克特确实向*公蒋**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了*队军**要归老蒋绝对指挥、仿效德军建立军官团和教导旅等等，让*公蒋**“大为感佩”，但双方都没提围剿红军的事情。而1933年9月，*公蒋**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塞克特和法肯豪森都不在中国，1934年4月9*他日**抵达中国后，连续生了几场大病，等到六月份正式开始工作时，苏区的战局已经陷入了彻底被动。所以，我认为德国顾问并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关键因素，对此，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意见。
应该说，塞克特一开始不过是想白嫖一次公费旅行，对当什么总顾问兴趣不大，而且希特勒的态度也扭扭捏捏，不太愿意放他离开德国。
自己不能来，介绍人来的信件都发出了
但*公蒋**态度坚决，甚至出动外交部门威胁德国：如果不让塞克特到中国，我们就改请法国顾问了——当时英、法对钨、锑等军工原料看得很紧，德国想扩军，还真离不开中国的矿产资源，所以不得不服软。而且从待遇上看，*公蒋**也确实给得太多了：光是路费就给八百英镑，基本工资4000大洋，在加上55%的津贴，老塞每月能落袋6200大洋。
塞克特来华待遇，当时1200银元就能买一辆宝马三轮摩托
到了中国后，不但立刻授予他“总顾问”和“委员长委托人”的双重头衔，有权在*公蒋**官邸和顾问办公室召集国府各级军政长官谈话，还能以*公蒋**的名义签发文件、召*会集**议视察部队，*公蒋**还御笔要求国军参谋总长、军政部长、各部次长也必须向塞克特汇报工作情況，这种国士无双的待遇很难让人不动心。
塞克特的权限
因此塞克特不但自己接受了邀请，还把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一并带了过来。
著名的法肯豪森第一次进入*公蒋**视野
来到中国后，塞克特确实很想大干一场，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他巩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地位，指定36师、87师组建德式部队，筹划了军事工业的布局，引入了德国实业家来中国投资，建立了模范部队——教导总队。
特别要说的是，塞克特对教导总队寄于厚望，认为它是国军发展的根本，不但盯着*公蒋**给教导总队拨款，也要亲自负责教导总队的训练管理，对*公蒋**钦定的总队长桂永清，塞克特就不太满意，说他一门心思只想扩军、打仗升官，不能沉下心来搞模范部队，可谓看人很准——作为顾问，为了质量不惜得罪老板亲信，只能是对工程高度负责才做得到。
可惜的是年龄不饶人，塞老爷子工作强度一增大，医生就要求他不能过度劳累，确实是廉颇老矣。所以1935年3月就不得不辞职回国，实际在任时间还不足一年。
塞克特辞职信件原件
离开之前，他以个人荣誉，对中国矿产、农产品的产量做了秘密担保，解除了德国中央银行的顾虑，大大的推动了中德易货贸易。国军后来能迅速、大量的引进德国*器武**，这一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算是充分的回报了*公蒋**对他的期待和礼遇。
临终前对中国的最后帮助：向德国中央银行做个人担保
正因为如此，即便他离开后，国府也一直为他保留着“总顾问”的头衔。塞克特1937年1月就在德国去世，也就是说离开中国时，他还剩下不到两年的寿命，主动辞职也是负责的表现。而且离开之前，塞克特还郑重的向*公蒋**推荐了自己的接班人：法肯豪森。
对于抗战历史来说，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但一开始，他并不怎么受待见，在华工作初期工资只有2000大洋，要知道，法肯豪森1930年就是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校长，在德军也算德高望重，万里迢迢到中国来挣这点银子，也实属心酸。
不过作为一个人精，法肯豪森对*公蒋**的心思可是摸得透透的，众所周知*公蒋**这人很难捉摸，又不爱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前几任总顾问都多少在这方面踩了坑。当时，由于德国经济情报失误，一直以为广东有大量钨砂矿（实际上粤系的钨砂来自于于苏区的秘密交易），所以长期和广东的陈济棠眉来眼去，甚至还要帮粤军建立军工厂和毒气工厂，这就犯了*公蒋**的大忌讳。
但法肯豪森从不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看问题都是从*公蒋**的角度出发，像德国退役将领接受粤系聘用啦、意大利向刘文辉提供*器武**啦，只要他知道，都会第一时间报告*公蒋**。还积极参与*压镇**两广事变、解决西安事变，表现得忠心耿耿。
因此*公蒋**很快把法肯豪森扶正，工资也从2000大洋涨到3000大洋，抹掉了代理总顾问头上的代理二字。
在国军的整理和建设方面，法肯豪森主要沿用塞克特的思路，也参加了国军几次大宗军购，由于担任了5年驻日武官，他和老领导塞克特都认为，日军战术还是日俄战争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所以一直给*公蒋**鼓劲，要他早点下决心抵抗，什么国际联盟、列强干涉根本靠不住，只有抗战才能凝聚民心士气，对推动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法肯豪森1935年作《应付时局的建议》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算重要，对日实际作战中，法肯豪森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他的老本行——战略计划方面。早在1935年，他就判断日军会从北平取保定、从内蒙取张家口，两路合攻太原，最后直逼黄河北岸；海路则是从海州、青岛登陆攻徐州，和平津日军合攻济南，最后夺取山东；另外一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取南京、武汉，直逼宜昌，控制长江航道。从历史看，日军在平津和上海确实就这么干了，在青岛的登陆行动由于鬼子海、陆军内斗，拖延了几个月，1938年5月登陆了海州，并试图切断津浦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所有行动可以说都被法肯豪森押中，让国府难得的开了一次天眼
既然判断准确，就要准备应对。法肯豪森为国军制定的应战方案，水平也很高：在他看来，中国东部防御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锁封**长江，二是守住南京，而全国抗战的关键也是要控制住长江，否则中国就被一分为二，便利的长江航道会被日寇利用，逐步深入中国内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淞沪会战改变了日军进攻轴线的说法，纯属国粉撒谎
为此，他还特地反驳了所谓“长江口守不住”的荒唐议论。鉴于这几年老是有人不懂装懂，说什么“淞沪会战换谁来也打不赢”，因此，很有必要把他的分析全文分享：“屡闻长江不可守之议，窃未敢赞同。江面虽宽，但终究是狭窄的水路，航行异常困难，稍大点的军舰都不容易机动，国军使用游动炮兵和飞机，可以进行有效*锁封**”、“达达尼尔海峡的宽度远超长江，海峡长度比长江更短，土耳其火炮也比长江炮台落后，但仍然能对大型战舰做有效*锁封**”。
想想也是：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土耳其的要塞炮又少又落后，还遭遇了突然袭击，海峡里一开始只部署了很少的水雷，最后不但顶住了50多万英军的进攻，还击沉了英法联军5艘战列舰。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成名之战
在法肯豪森看来，国军再怎么弱鸡，总不能连土鸡都不如吧？因此长江不但要守、能守，还建议国府把德制150毫米、88毫米加农炮全部集中到长江方向，只要有16门炮，加上严密布雷，就能彻底锁死日军进攻的通道。
法肯豪森长江要塞火炮部署防御方案
同时在南京、上海之间修筑永备工事，作战时，沿黄浦江布置*战野**阵地，步步迟滞日军，按计划逐步退向驻垒地域，最终在南京城下挡住敌人，这一思路被国府全盘接受，最终形成了太湖北岸的吴福线、锡澄线、太湖南岸的“乍-嘉-平”线，三条永备国防工事防线。
淞沪会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从陆地掩护江阴等要塞，*锁封**长江，而不是把长江丢给敌人
确定了重点，法肯豪森对于抗战的全盘布置就开始成型，按他的设想：北方的国军要在平津、保定-沧州一带节节抵抗，向西守住太原，向东守住济南，万不得已时退到洛阳、郑州、徐州一线；东部要在上海、杭州节节抵抗，保住南京、武汉和南昌，这样一来，在最坏的情况下，国军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核心区，可以通过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和南京以上的长江航道，快速调动，保持内线优势，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能迅速调动兵力反击，由于日军的兵力有限，只要国军战斗力不比土耳其差，这几乎是个稳赢的方案。
但是，在这份计划中，为了保持通往山西的铁路不被切断，他也建议对黄河“做有计划之泛滥”。并且，对华北防御进行具体部署时，再一次强调要按计划挖开黄河大堤，制造一个泛滥区。
“宜作有计划之泛滥"
从地图上看，因为国军无法在平原上和日军对抗，只能依托河流防御，如果把大量部队投入到这片三角地带，很容易被日军侧翼突破，陷入包围，所以法肯豪森觉得只能放弃三角地带，转而在开封和徐州以北决堤，给国军增加一道天险，从此也埋下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人造灾难——花园口决堤的种子，毕竟，什么“按计划泛滥”，国军是执行不了的，挖河堤的点子一旦提出来，不少长官就会心心念念的用这招救急，因此花园口决堤这口锅，总顾问阁下大概得背一半。
总体看来，前两任总顾问不提，塞克特和法肯豪森确实对国府的所谓“抗战准备”做了不少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重大的问题。由于他们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消耗战，又主持了魏玛小型国防军的建设，所以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精兵主义。塞克特就多次提出，“持续武装一支百万大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建议国军也以募兵制为主，搞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法肯豪森延续了前任方针，也要求国府建立“小型但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但是德国教育和工业发达，魏玛国防军人数又少，人才、装备都有良好的基础，而国府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就算*公蒋**亲自关怀的教导总队，也只能要求征募“精壮新兵”，学历什么的，根本谈不上，*器武**、车辆也只能靠买买买。精兵主义“精”不起来，又影响了征兵制的尽早落实。
当然，顾问、顾问，要主公“问”了才能“顾”，所以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国府自己——一个完全脱离人民的政权，当然希望建立完全脱离人民的雇佣军，自然会对德国顾问的思路推崇备至，至于能不能符合国情，能不能抵抗侵略？打起来再说吧。
所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法肯豪森和其他德国顾问，很快就能明白啥叫死也带不动了，这些德国顾问、以及未来接替他们的苏联顾问是如何评价国军抗战的，对敌后的我军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下期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