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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某读书软件上翻开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写的《藏在*物文**里的中国史I：史前时代》，读到第5章第4节“100%天然河豚毒箭？”的内容：
图片来源于读书软件
石镞、骨镞或蚌镞常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些遗址还发现了许多河豚鱼骨。河豚的肝脏、卵巢和皮肤含有剧毒，要经过特殊处理后才能食用。河豚鱼骨的发现，证明当时已掌握食用有毒鱼的知识，以及处理剧毒物的方法。由此推测，当时的人们也可能用毒汁制造毒箭来狩猎。
不知道各位读到这段内容的感觉是怎样，我当时读到此处时，感觉要从“遗址发现许多河豚鱼骨”这一现象到推测出“用毒汁制造毒箭来狩猎”这一结论之间，还差了很多个环节——但是在书中，就像是一个结论性的描述一样存在着，连问号都没有给一个（本节标题倒是有）。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我不是说“当时的人们可能用毒汁制造毒箭来狩猎”这一观点不正确——我觉得很有可能事实如此——而是指得出这一观点的证据和论证过程大大不妥。
剑桥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馆收藏了一管标记来自中国的涂毒弩箭。图片来源于ancient-origins
在我看来，这段描述的作者至少没有考虑或回答以下问题：
- 河豚的除毒处理应该怎样做？处理方法具备处理剧毒物的通用性吗？
- 河豚毒素的性质是怎样的？适合制作毒箭吗？
- 有没有使用毒汁制造毒箭的其他考古学证据？
我试着来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河豚的除毒处理
先来看一下学术研究中对河豚（是“河鲀”的俗称，本文二者混用）毒素的描述：
并不是每一种河鲀都有毒，中国54种河鲀中只有35种有毒。有毒类河鲀的毒性也各不相同，四齿鲀和箱鲀的毒性最为强烈，二齿鲀的毒性相对较小。
河鲀在生殖季节毒性大，且雌性大于雄性，而在不同部位中，卵巢>脾脏>肝脏>血液>眼睛>鳃耙>皮肤>精巢。一般肌肉中不含有河鲀毒素，但河鲀死后内脏中的毒素可渗入肌肉，此时鱼肉也含有少量毒素。提取毒素的主要部位为卵巢和肝脏。
河鲀毒素的性质稳定，盐腌、日晒等一般手段不能将其破坏，在高温长时间加热或在碱性条件下才会被分解，如220℃加热20-60min可使毒素全部被破坏。
从这里可以看出，书中“河豚的肝脏、卵巢和皮肤含有剧毒”的描述已经存在不严谨的地方：有毒河鲀含有剧毒的部位主要是卵巢和内脏，相比之下皮肤的毒性是微弱的。
河鲀的有毒部位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历史记载中是很明确的。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䱌（yí，即河鲀）鱼肝与子俱毒”，说明河鲀毒性最强、能致死的部位是卵巢和肝脏；库克船长记载了船员进食过一些本地热带鱼类（河鲀）后，将厨余及剩饭喂给船上饲养的猪，之后船员出现了麻痹和呼吸困难等症状，所有的猪在第二天全部死亡——现在看来，船员吃了含有少量河鲀毒素的河鲀肉没有生命危险，而猪吃了含有大量毒素的河鲀内脏而死亡。
三种河鲀，第三种毒性小。图片来源于百度
如此来说，河豚的除毒处理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甚至不需要“特殊处理”：
- 首先只有生殖季节的有毒类河豚才有剧毒，这一点通过规避特定季节捕食河豚就可以实现；
- 即算是食用生殖季节的河豚（特别是雌鱼），去掉卵巢和内脏后，毒性已经不至置人于死；
- 如果杀鱼时放血、不吃鱼皮，或者长时间烹饪，食用河豚导致的微量中毒情况会更加少见。
因此，“遗址发现许多河豚鱼骨”这一现象可以反映出“当地先民有食用河豚的习俗，进而证明掌握了河豚除毒处理的方法”的推断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河豚的除毒处理”并不困难和复杂，并且不具备“处理剧毒物”的通用性（换一种剧毒动物，这种方法就很可能不适用）。
河豚毒素与箭毒
掌握了“河豚除毒处理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了解河豚毒素本身；当然，即算不了解，也不耽误应用河豚毒素。
无论如何，要应用河豚毒素，一定是与河豚毒素的性质相关。
河鲀毒素（Tetrodotoxin, TTX）是一种强力的小分子量非蛋白质神经毒素，通过“钠离子通道阻滞”的机制（与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上的钠离子通道快速结合）发挥作用。毒素吸收后迅速作用于末梢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使神经传导产生障碍，首先感觉神经麻痹，而后运动神经麻痹，严重者脑干麻痹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在今天的临床上，河鲀毒素主要用于：镇痛、局部麻醉、镇静（用于皮肤瘙痒和止咳）、解痉（用于松弛肌肉痉挛、胃痉挛、破伤风痉挛等）、降压、抗心律失常、尿意镇静和刺激性欲。
根据河鲀毒素的性质和功效，历史上河鲀毒素除了用来做毒药，还被用来做什么呢？很多地区都有应用河鲀毒素的记录，如：
- 在中国，《神农本草经》提到河鲀“毒性中等”，小剂量可以“解痉挛”；《本草纲目》记载的河鲀有毒，但是小剂量有“滋补”功效；也有记载河鲀毒素曾作为麻醉剂使用。
- 在日本，河鲀毒素除了作为毒药，也作为*药春**使用。
- 在海地，河鲀毒素是制作“尸毒”等巫术药剂的原材料。因为河鲀毒素进食接近致命的分量后，服用者会处于长时间濒死状态并且持续保持知觉（头脑有意识，四肢麻木）。
一名海地巫毒巫师（voodoo bokor）。图片来源于mysteriousuniverse
当然历史记录难免会有疏漏。不过当我们说河鲀毒素的应用时，必须还得考虑河鲀毒素的形态，即如何获取和提纯河鲀毒素。
这一方面留下的历史材料更少。
不过已知海地巫师使用的“尸毒”是粉末形态，然后根据中医传统炮制药物的方法，我觉得很可能是将有毒类河鲀的内脏晒干后磨粉使用的；考虑到要将粉末涂抹在毒箭上，至少需要一些黏质的膏状成分帮助附着在面积有限的箭头上。
原住民制作毒箭。图片来源于ancient-origins
这样得到的河鲀毒素纯度和毒性都不得而知。根据“1909年日本人田原首次分离得到河鲀毒素，纯度只有0.2%”可以想象，新石器时代的提纯技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还有一点是起效时间。有研究称“（河鲀毒素中毒的）症状通常在摄入后30分钟内出现，但可能会延迟长达4个小时；但是，如果剂量是致命的，通常在摄入后17分钟内出现症状”——虽然不知道在动物体内效果如何，但致命剂量在人体内仍可能需要17分钟才起效，这对于捕猎来说，已经算得上漫长了。
河鲀毒素的分子式。图片来源于Pharmwar
因此，使用河鲀毒素制作毒箭用于捕猎动物，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或许需要更多的实验室证据或民族学证据才能有答案。
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是用于捕获杂食性或肉食性猎物（包括渔猎大型水产），采用“将河鲀内脏混合在诱饵中，然后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点进行投毒”的方式，无论在操作上还是效率上都比抹在箭头上要像更优选择。
另外，之前针对中国地区使用毒箭的民族学研究发现，最常使用的箭毒是来自乌头属、见血封喉属植物的毒素；而世界范围内，最常使用的箭毒来自有毒的植物（如漆树科、夹竹桃科、橄榄科）、甲虫（如箭毒甲虫）、蛙类（如箭毒蛙）、毒蛇和毒蜥等，都没有提及河鲀。
见血封喉树别名箭毒树，分布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海南等地。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就是说，根据河鲀毒素的性质和提取方法，用于制作箭毒显得过于繁琐和低效，历史上各民族对河 鲀 毒素的应用也没有指向这一方向。
箭头用毒的考古学证据
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学界判断使用毒素制作毒箭的考古学证据。
第一种是直接证据：在遗址里发现了带毒的箭头或涂抹毒药的工具。
直接发现带毒的箭头太难了，但是发现涂抹毒药的工具相对可能（因为反复使用，残留的毒素较多，也更容易保存在生活区）。例如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箭毒的考古学证据来自24000年前的南非边境洞穴，这里出土了一些木棒，顶端经检测残留有高毒性的复合蓖麻毒蛋白（Highly toxic compound ricin）成分，被认为是往箭头涂抹毒汁的工具（特别是与箭头一起出土时）。
顶端留有蓖麻酸成分的木棒。图片来源于sciencealert
第二种是间接证据：尺寸小到不用毒就没有*伤杀**力的箭头。
大量的民族学证据表明，不用毒的箭需要深深刺到猎物体内才能实现有效*伤杀**或杀死，而用毒的箭只需要刺破皮肤就可以达成降低猎物行动能力的效果。因此，虽然不能说尺寸较大的箭头一定没有用毒，但有一些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小箭头被认为是用毒的箭——因为按照它们的尺寸之小，如果不用毒就几乎没有*伤杀**效果。
150年前的南非土著狩猎工具包，现藏于纳塔尔博物馆。图片来源于sciencealert
综上所述，食用河 鲀 所需要的除毒处理并不具备“处理剧毒物”的通用性；河 鲀 毒素的性质（毒理机制、提纯难度、起效时间）决定它不是用作箭毒的好选择，也没有历史记录和民族学证据支持这一点；同一遗址没有出土箭头用毒的直接证据乃至间接证据。
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遗址发现许多河豚鱼骨”要得出“当时的人们可能用毒汁制造毒箭来狩猎”这个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编者如此编写，是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考古学知识或素养吗？
图片来源于谷歌
不，国家博物馆有像宋兆麟先生这样深耕器物与民族学的大家，其著作在专业上所表现出来的严谨和审慎令我辈折服；我觉得更可能的是，这些内容是某位学者在几十年前写笔记时（我猜是1980年代之前，那时还没有本文提到的大部分研究），写到此处发挥了有趣的联想——他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当时没有论证，但是想提醒自己或晚辈日后进行论证，却不想被晚辈奉为圭臬，直接拿过来使用了。
亲爱的国家博物馆呀，你猜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备注：
本文为个人观点。我觉得“遗址发现许多河豚鱼骨”这一事实可以结合当地遗址出土的其他考古学材，往先民对河鲀毒素的巫用、药用方向联想。
《藏在*物文**里的中国史I：史前时代》出版于2017年，作者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要参考自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河鲀毒素”词条及以下文献：
Hwang DF. Research on marine toxins in taiwan. Toxin Rev, 2003, 22(4).
NG Bisset. Arrow poisons in China.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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