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 （1900——1992），名文若，浙江鄞县人，现当代著名金石学家、文史学者、书法篆刻家、教育家。其在书学史料上有许多理论高屋建瓴，值得后辈借鉴和学习。关于碑版刻手优劣这一问题，他分别在《碑与帖》（1979年）、《书法史上的上的若干问题》（1980年）、《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1983年）、《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1987年）和《漫谈碑帖刻手问题》（1988年）、《清代书法该说》（1988年）等多篇文章都论述到。但是沙孟海文章中所例举的若干碑刻，其中涉及碑版的刻工优劣评判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关于沙孟海所说的“方”即劣的观念
沙孟海在《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中将两晋南北朝各种石刻砖刻文字及木简纸张上的墨迹排列起来，分类分体，做了比较，指出刻、写不同，同时指出刻件之有优劣的问题，但其评判的标准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原文抄录如下：
石刻一 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图一）刻手粗劣，起笔收笔皆用刀切齐，不照毛笔写样。
石刻二 北魏《郑长猷造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刻手粗劣，与《王兴之夫妇墓志》同一类型。
石刻三 东魏《高归彦造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刻手优美，圆笔自然，望似赵孟頫书。
石刻四 《兰亭贴》定武石本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原本，唐摹，传是唐刻。刻手优美。
石刻五 《兰亭贴》启功所见旧本 刻手粗劣，起笔收笔多有方角。
砖刻一 东晋《王闽之墓志》升平二年（公元358年） （图二）刻在硬砖上，刻手粗劣，与《王兴之夫妇墓志》同
碑刻二 西晋《吕氏砖》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泥坯上划写章草，划后烧硬，故无方角。
砖书一 高昌《徐宁周妻张氏墓志》延昌四年（公元564年） 古人方笔如此写法，并非笔笔如刀切。
砖书二 高昌《画承夫妇墓志》（前五行加刻） 章和十六年（公元546年）刻笔方饬，不全照写样。
陶刻 西晋《杨绍买冢地莂》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泥坯上划写行书，划后烧硬，拟折圆熟，亦无方角。
瓷刻 晋《郭水思瓷刻）泥坯上划字，划后烧硬。
木简一 西晋《秦始五年木简》秦始五年（公元269年）字画圆润，起笔收笔并无方角。
木简二 晋《铠曹木简》字画圆润，起笔收笔并无方角。
木牍 北齐《高侨妻王江妃衣物券》武平四年（公元573年）多行写件，字画转折轻便，起笔收笔并无方角。
纸本一 西晋陆机《平复贴》（章草）陆机（公元261-303年）早期写本，多用尖圆之笔。
纸本二 晋《三国志写本残卷》（楷书）捺笔重滞，是晋人一般书风。要注意重滞处仍取圆势，不成方角。
纸本三 前凉《李柏文书残片》（行书）建兴三十四年（公元346年）从楷书演变出来，笔画圆润，起笔收笔亦无方角。
纸本四 西晋《永嘉四年文书残片》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体势在章草今草之间，起笔收笔亦无方角。
上列各件，皆注明写与刻的情况。由于刻手有优劣，呈现出笔画轻重刚柔，导致整篇书体有质朴与妍美的差异，关系实在非浅。[1]
图一 《王兴之夫妇墓志》（左 ） 图二 《王闽之墓志》（右）
笔者就沙孟海以上所例举的资料分析理出多种信息：
1）书法风格与其承载的载体关系紧密，涉及“碑学”“帖学”的审视角度，如石刻、砖刻上的刻字与纸本、竹木简的毛笔书迹，效果是不同的，如果以墨迹去参照碑版，受刀凿工具的制约，很容易形成方直形，再者由于二者材质不同，墨迹是不能百分百反映到碑版上的。
2）工序上前后影响字的效果，砖、陶、瓷泥坯划字与烧硬后刻字，效果亦不同。泥坯上划字圆融，烧硬后再刻字容易形成方角。
3）“刻”与“写”是两个概念，我们容易理解，如果“写”（书丹）在前，依“写”而刻，把二者并置比较，评判的标准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墨迹本的“形”。这个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品评也是较容易的，也是初级的。如果再深入一点，刻手是否所能惟妙惟肖地展现圆融纤细的点画，如刀法的娴熟、线条的劲挺等，这就是比较高的评判要求，因为不仅仅是涉及到“摹形”的问题。
4）对于现存的不同种类的碑刻我们用何种标准去评判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碑刻之前的“书丹”到底是怎样的形状（也有不“书丹”，直接刻的，这里所说的书丹是一个大的概念，即在刻之前的就已形成的“书体”概念），是什么历史原因使得碑刻呈现出多种诸如方饬，圆融、纤细、雄浑、粗犷等不同的风格面貌，或者说是怎样的“书风”状态，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就很难真正地去评判刻手的好坏问题。我们该用怎样客观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件具体作品的刻工好坏？如果只以《兰亭》、赵孟頫等圆融、纤细笔迹作为刻工的优良标准来评判那些方饬、粗犷的碑刻，以这样的前提预设，显然有失公允。
5）然而沙孟海有多处提到“方”字（文中有划线标注），映射了“方”作为评判刻工好坏的重要参数，得出的结论为是“方”即刻工劣。如果以此来判断，历史上许多具有方形笔画的铭石书就很可能划归为刻工不佳。实际上沙孟海也确实是这样判断的，如东晋时时期以王谢为主的北迁而来的士族家庭的墓志书风、以“二爨”为代表的具有“*刀折**头”类笔画的书体风格，在沙孟海眼里刻工都不佳，但笔者认为其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书风。
二、以东晋墓志为例
自曹魏禁碑以来，西晋、东晋都延续此禁令，因此由碑转向墓志发展，由于官方不提倡致使刻工技术退化，东晋南下以后，士族群体期望日后北归，对墓志更趋简化，功能仅以“标识”用。王氏家族的墓志大体亦是如此情况。（著名的“兰亭论辨”即是从东晋王、谢墓志的出土而引发）。华人德在《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一文中曾对东晋墓志的形制和书法特征做了详细的阐述，认为东晋墓志的墓主主要是来自祖籍山东、河南等地乔迁来的世家大族，墓葬主要集中在当时政治中心建康（今南京）周围一带，墓志的作用主要是“标识”作用，期待收复中原后，魂归故里，死后希望子孙将骸骨迁回先人旧茔，只是作为以后子孙迁葬祖茔是辨认棺木骸骨的记识，当时设置的墓志是临时的，多仅刻姓名、身份、籍里、卒葬年月等，且形制简单、多刻于砖面，石质亦有。可以看出东晋墓志是政治迭变、世俗转型等多因素制约下的表现。
我们把沙孟海所提到的认为刻工不好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公元348年）、《王闽之墓志》（公元358年）两通墓志以年代前后扩展再做些列举：
《谢鲲墓志》景宁元年（公元323年）化岗石 （图三）
《张镇夫妇墓志》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青石
《颜谦妇刘氏墓志》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石质 （图四）
《刘剋墓志》升平元年（公元357年）砖质 （图五）
《王丹虎墓志》生平三年（公元359年）砖质 （图六）
《卞氏王夫人墓志》太和元年（公元366年）砖质
《孟府君墓志》态元元年（公元376年）砖质
《夏金虎墓志》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砖质
以上墓志除《谢鲲墓志》《张镇夫妇墓志》属于有明显的隶味，其他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颜谦夫妇刘氏墓志》《刘剋墓志》《王丹虎墓志》《孟府君墓志》《夏金虎墓志》笔画方厚平直、体势趋方，风格极相近。这说明这种非隶非楷的体势是当时的主流形态，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书风，刘涛把它称之为“方笔隶书”。[2]形成这样的局面前文已经叙述到，此时南方楷书逐渐成熟，对于铭石书墓志而言，工匠为了表达形式的庄重性，加上技术上的疏忽蜕化，故形成这种特殊的字体形式，即起笔有方头方脑的写法，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是铭石书发展从“隶”到“楷”的一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代表这个时期的铭石书的时尚表达——“方笔隶书”，他不是某一个刻工所为个体现象，是在多种因素互相作用下发展而来的普遍范式。因此，沙孟海所说《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二通墓志由于用笔“方”而判定为劣刻，就有失公允。笔者就此问题再展开如下说明：
1）沙孟海所说“刻手粗劣，起笔收笔皆用刀切齐，不照毛笔写样”，认为是刻工破坏了书丹，那么毛笔写的“书丹”是否能写成方笔刀切状的可能？我们可以从*疆新**出土的高昌国大量墨迹砖志（如《任法悦砖志》）（图七）现存的清人金农漆书方笔（图八）、赵之谦方笔（图九）以及当代书家孙伯翔（图十）方笔图例来看，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历史上这样的方笔墨迹还有很多，因此“刻手粗劣，起笔收笔皆用刀切齐，不照毛笔写样”，这句话说的比较笼统，因为存在书丹笔迹即是方笔的样子。
图七 任法悦砖志
从左到右：图八 金农漆书 图九 赵之谦书联 图十 孙伯翔书法
2）不管是先书丹或直接刻，工匠所能表达最终逃脱不了时代的书风，也就是说，东晋时期的士族墓志表现为笔画率意、方厚平直的时尚面貌，这些都必须是建立在铭石书体系中由“隶”向“楷”的转变的特殊阶段上考量；甚至可以放在魏晋时期以来“新妍”书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量。也就是说这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体势趋“方”是铭石书的时代书风。
3）若以沙孟海的评判，“方”笔即“劣”笔，就没有考量到“时代书风”这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单纯以“技术视角”为主来考量刻工优劣是不够全面的。如果我们把东汉《曹全碑》（公元185年）（图十一）、《张迁碑》（公元186年）（图十二）作比较，时间两者只差一年，能说《曹全碑》刻的精细圆润即是刻工好，而《张迁碑》刻的粗犷方直即是刻工劣？
故以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为例子，来说明“方” 笔即“劣”笔，是不妥当的。同样的问题还有《爨宝子》碑。
三、判定《爨宝子》刻工的优劣
在《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一文中沙孟海指出：
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也几乎变成《爨宝子》。[3]
在《清代书法概说》中，指出：
南碑如《爨宝子碑》之类，字画粗拙，实缘刻手卑劣。[4]
从以上两则可知，沙孟海认为《爨宝子碑》（图十三）的刻工是不好的。不好的原因大抵能从字句间读出，由于以赵孟頫书风来做参照，自然也是批贬《爨宝子碑》笔画起方棱圭角的样子。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远在云南曲靖，其字结构内敛，字形最大的特点就是横画两头上翘，后人称其“*刀折**头”。这种写法是沿用西晋洛阳铭石书风，而在用笔上作了简化而成，即起笔露锋下顿至左下，然后向上回锋，徐徐右行，至右以相似的笔法下顿至右下后收笔。这样的写法是在结构和用笔中含用了楷书的成分，是楷法不自觉地羼入造成的。这种书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较为典型的是出现在4世纪八九十年代到5世纪七十年代出现西凉、北凉政权所留下的部分墨迹和铭刻书中，施安昌先生称之为“北凉体”[5]如《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北凉）（图十四）、墨迹本《沮渠封戴木表》（北凉）（图十五）；还有我们从西北地区发现的晋代写经墨迹本如《摩诃般若波罗蜜船喻品第十四》《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如品第十五》中的标题即是此风格，《爨宝子碑》与“北凉体”一脉相承，非常相似（只是“北凉体”的横画起锋稍尖锐一下）由于二者相隔万里，说明他们各自受西晋洛阳铭石书风的影响衍化而成，是普遍存在的，是一种时代的书风。墨迹本留存是最有说服力的，直接放映了类似《爨宝子碑》书风是客观存在的。沙孟海把《爨宝子碑》划为刻工拙劣一类，也没有客观考虑到时代书风的因素。
图十四 《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左）图十五 《沮渠封戴木表》（右）
以《广武将军》类的单刀刻法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评判
碑刻的从技法上而言有多种：有单刀、双刀、复刀等。《广武将军》（图十六）即是单刀冲刻成的一例，笔画不加修饰。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云：
《郑长猷》《广武将军》《贺屯植》写刻都不好。[6]
在《清代书法概说》中云：
若干著名的北碑，如《郑长猷造像》、《广武将军碑》、《贺屯植墓志》，......实缘刻手卑劣。[7]
......一部分乱凿乱刻，大失真面，又一部分连写手也不佳（如《广武将军碑》、《郑长猷造像》），我们不能以为“凡古皆宝”[8]
图十六 《广武将军碑》
《广武将军碑》（前秦368）为北方十六国时期所立，于一九二〇年才被发现，康有为有此碑拓本题跋：“北碑新近出土以此石为古雅第一。《关中金石志》名为《广武将军》，则非也，乃广武将军曾孙产耳。惟碑为苻秦建元四年，去右军《兰亭》仅十二年。于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用与《好大王碑》并驰先。”[9]康有为对此碑其评价很高，这是他的看法，认为其古雅第一，开《灵庙碑》之先声，此碑碑阳有界格，字形错落有致；笔画圆浑朴拙，用单刀直接刻，并没有先书丹。沙孟海认为此碑写刻都不好。应该是归为乱写乱凿一类，认为其字迹拙劣，当然他也承认这些字迹在一定程度上说多有天趣，可以取法，但不是刻手优劣问题讨论的范畴。[10]笔者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即如何看待刻工的“以刀带笔”直接开刻的问题。用单刀直刻，如何去评判，若仅用工整作为标准去评判，自然拙劣，但是单以“技术”标准去简单考量书法艺术，显然片面，会导致书法审美的单一化，也会导致书法艺术审美的丰富内涵大打折扣。我们可以以篆刻来做比较：是悉心凿来的细圆清丽的朱文印好，还是粗犷浑穆的冲刀所刻的白文佳，恐怕是各有各的好，审美标准不可简单划一。因此刻工是否优劣还应在审美标准多样化的基础上去考量。
关于沙孟海于刻手的优劣问题的肯定
笔者认为刻手的优劣问题，有些是比较容易客观判定的，如：沙孟海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实例，择取三点予以讨论：
1）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指出：“*疆新**出土高昌国《画承夫妇砖志》（当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50年）。前五行记画承本人，书丹后已加刻，后三行记妻张氏，只书丹，未加刻。时间相隔三年，是否一个人书写不可知。但后三行书丹运笔与我们今天所写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便成笔笔方饬，失去运笔迹象。以书丹对照刻字是判断刻手优劣很好的例子。”[11]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惜王玉池在1994年《书法》第5期上提出并已证实前面已刻五行与后三行书丹是两段时间所为，且非一人写出。这样就失去了可比性。由于篇幅原因，此不展开说明。
2）在《漫谈碑帖刻手问题》中曾提到启功曾告知他北魏《齐郡王妃常季繁墓志》是出于两位刻手所刻，文中说到“我过去对《常季繁》刻手印象很好，认为与《高归彦》是一个类型，经启老一提，回杭后细读，始发现后面刻手差，特别如第十五行“撫惸”二字（图十七），第十七行“實”字（图十八），更其明显，不是良工手迹。”[12]前后二者所刻同一碑，高下水平可直观立判，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图十七 图十八《常季繁》
3）另外在《漫谈碑帖刻手问题》所例举的错刻、漏刻也是判定刻工好优劣的例证：举两品为例，一，北魏《郑长猷造像》（图十九）、二，北周《贺屯植墓志》（图二十）。
图十九 《郑长猷造像》（左） 图二十《贺屯植墓志》（右）
北魏《郑长猷造像》（公元501年）全文八行，行十二字、第一行第一字应是“前”字，未刻完，有漏笔。第二第三两字官衔空格未填。第二行第一字应是“郑”字，不知何故未写，或者写而漏刻。第二行末第三行首有两个“一”字。北周《贺屯植墓志》（公元564年），全文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有不少错笔，更多漏笔，漏的不成字。如题目第一个“周”字，像什么字？“開”字末笔岂可缩而不展？“儀 ”字缺刻“扌”。正文二十四行，随便举几个字：千载的“載 ”字缺刻车字中直，跨马的“馬”字缺刻中直。“恒農”二字有漏笔，功战的“战”字单旁缺刻中直。难得的“難”字右旁刻成“目”。以此可判定刻工水平，亦是让人信服的。[13]以上所举的例子是很好的判断刻手优劣的实例。
当然，如何客观科学判定刻手的优劣还有牵涉多种因素需要我们去思考。
对刻手优劣的历史问题的反思
沙孟海在《清代书法概说》提到旧时代学者对碑版刻手优劣一层关注度很低，对刻手粗劣之品，更是无一语提及，并列举叶昌炽《语石》第六卷展开说明。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汉代书论多以文赋寄于书法中，汉代以降，所论者多以书体特征、个体书家为主，故鲜有涉及碑刻文字，唐代至清初多以帖学为主导，碑学概念是在乾嘉金石学兴起的基础上产生，古代对碑版关注并不多，这是事实，虽然在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对碑学有涉猎，但也多以考据为主，并未对碑版上刻字的技术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即使到了清代以翁方纲为代表的碑学人物，也是此类。
2）清代在对碑学一片称誉声。正如康有为所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耡，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模特以广其流传。”[14]，在这样的狂热背景下，自然鲜有对刻手优劣问题的探讨，对刻手粗劣之品更是不会质疑。
3）最重要的是，古人对碑版铭石书与缣楮墨迹有之差别有清醒的认识，如米芾曾言：“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15]，说明古人早已明了，碑版文字无论如何精心凿刻与墨迹文字仍然是有区别的，所以对碑版刻手优劣问题关注度自然就低。前文已经叙述到，刻手优劣的评判涉及多方面：“时代书风”的各异、审美趣味的差别、评判标准的划定等多方面的因素。
图二十一《郗璿墓志》
结语
对于碑版刻工优劣的问题，沙孟海很早就给予关注，早在1932年《与吴公阜书》其就曾指出：“窃意碑版文字，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综览墨本，有书刻俱佳者，有书刻不佳者，亦有书刻俱劣者，未可一概而论也。”[16]这样的总体纲领式的评断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期间，沙孟海著述了许多涉及碑版刻工优劣的文章，本文所例举即是仅限于针对个别碑志上的问题，并未完全*翻推**沙孟海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旨。笔者认为沙孟海在判断碑版刻工优劣的问题，深受帖学的影响（虽然沙老的书风一直以碑学面貌呈现），往往以帖学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审视碑版的优劣，其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深受六十年代以来那场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辨有关，这场论辨在一定层面促使了帖学地位不断高涨。因为从沙孟海的相关文字中即能读出其中的“隐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沙孟海在碑版刻工优劣的判断上，忽略了两个重要参考因素——“时代书风”和“审美多元化”。东晋墓志和《爨宝子碑》是书法史发展在铭石书体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近年来在文史和书法界掀起较大影响的王羲之之妻《郗璿墓志》（图二十一）也是符合这个方笔隶书的时代书风，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遗憾我们目前没能找到诸如东晋墓志字形的书丹予以佐证，但是从东晋墓志普遍存在的这种方笔隶书，足以证明这就是当时“时代书风”的一种表现。另外以墨迹本《沮渠封戴木表》为代表的“北凉体”很好地证明了《爨宝子碑》碑的方笔，并非是刻工臆刻所致。所以绝不能忽略“时代背景”这个重要前提，而简单认为锋棱是刻工所致，而做出“方”即劣的评判。关于《广武将军碑》的单刀刻法，也没有考虑到书法内涵审美的多元化问题。这些都是本文提出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本文的核心观点。笔者管见，不揣浅陋，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请专家指正！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报》，今作者有所增删）
【注释】
[1][3]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31-133，134页。
[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4][7][8]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清代书法概说》，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5]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 载《书法丛刊》 1999年第4期，内中首提“北凉体”这一名称。
[6][11]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9]见陕西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苻秦建元四年产碑》附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题跋，验其字迹当为康有为晚年之作。
[10]详见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12]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漫谈碑帖刻手问题》，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13]参考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漫谈碑帖刻手问题》，载《沙孟海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在原文基础上有删减。
[1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外一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
[15]（宋）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论法**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1页。
[16]沙孟海《于吴公阜书》，见《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作者简介】
许建一 男，号听雪，衢州开化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沙孟海书学院研究员，且社社员， 1970年出生，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