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根据曾今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改编而来的《我不是“药神”》火了，影片讲述了5个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被“天价”抗癌药掏空后，或为自救，或为救人，从印度偷运仿制药的故事，而病患、药企、药贩、政府之间的种种纠葛博弈，又让这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变得格外揪心。没有酷炫的特技，不靠惊悚的人设，也没有刻意催泪的桥段，却让人观之心里沉甸甸的要落泪，豆瓣上近40万人给出的9.5分高评价着实让人钦佩。
2000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这种药品当时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需要不间断服用。 彼时的陆勇，自己有一个针织厂，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无锡，也算一个小有富足的企业家。可是，人有旦夕祸福，生而为人，注定为现实所困。
疾病面前，我们都是穷人。
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高昂的药费加治疗费用几乎掏空了他原本富足的家底。2004年，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的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但一盒仅售4000元！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此时，几乎被高昂的正品药价压垮的陆勇，开始服用仿制“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其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数千人。
当时，正品“格列卫”在我国，接近4万一盒，而印度“格列卫”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2015年，陆勇被警方逮捕，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陆勇为病友代购国外低价药。我朝文艺作品的惯例，影片结局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只要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
电影中程勇最后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影片尾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群像画面，和一幕幕的字幕，看似温暖，实际却降低了批判性，对某个敏感话题的挖掘也就此戛然而止。我们不必苛求一部商业电影，能就这样复杂的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公平的说，“药神”这样一部商业片，能提出问题，能引发这样热度的关注和思考，已经难能可贵了。
其实，真相远远比影片还要残忍百倍千倍万倍。小民求生之路，向来艰难渺茫，而背后滋生出的血色江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求生者的命门。
研发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企业不是天使，患者希望吃到便宜而有效的救命药，一厢情愿地赋予企业很多道德义务的期望，基本上无异于道德绑架，是不现实的，“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也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确定有效且是唯一一种面向大众的药物，它的出现，让这种曾经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的疾病延长至10-20年，有效控制率高达95%，这样一种“神药”，研发成本自然很高，卖高价也算正常。
抗癌药定价高企，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企业谋求利润，要收回研发成本也无可厚非，可是，一种药品，企业定价是一回事，最终到病患者手上的价格，又是另一回事。从出厂价到零售价，已经被高价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患者再次被层层扒皮，药品价格出厂后又野蛮生长了一回，甚至远远超出出厂价数倍，至于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格列卫”来说，大众所不知的另一面是，它在中国的售价居然是全球最高的，而这种离奇的价格，根本没法用经济常识来解释，不仅如此，据英国《金融时代》报道，31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抗癌药物，价格平均是英国的两倍。
中国抗癌药世界最贵，救命药为何变成了摇钱树？
就算拿内地和香港比，也是差距惊人。同样规格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内地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最低报价为18500港元（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不过一江之隔，二者却相差近1万元。
药价高这个锅到底谁来背？可以找出很多背锅侠：
以药养医，层层加价，明扣暗扣回扣环环相扣，政府招标与医院实际采购的两个环节脱节，导致药品二次议价空间被放大，不难想象，这中间还有多少文章可做，药品价格的高昂，跟医药领域的高回扣密切相关，大多数药出厂成本价并不是很高，但是经过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再到医院院长、科室主任、药事会、主治医生、药房层层扒皮，药价就一路飙升了。
官有张良计，民有爬墙梯：国内的吃不起，我找人国外代购。可是，现在这个游走在管理边缘的梯子现在也给你撤了20000多的药吃不起，200多的药吃了犯法，这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情何以堪？面对感个冒上千，开个刀几万，透个析多少万，格列卫价格差价畸高到普通人就是“割了胃”也吃不起的地步，怎么办？
绝路出英雄，于是涌现出一批危难自救的豪杰：吴远碧“剖腹自医”，郑艳良“自锯双腿”，陆勇被“网上通缉”。当有人跳楼自杀时，有个声音在呼唤：“生命高于一切”；而当某些人想苟活时，却吃不起药、看不起病。曾经的陆勇就是为自己的苟活赌了一把，结果把自己赌成了“罪人”。
在多方推手联合之下，原本的救命药，早已变成了带血的黑暗生意，到底是谁在操纵抬高药价，又是谁在肆意倒卖生命，其后暗流涌动，众生百态，远超你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