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的前因后果
胡宗贵（中国涿鹿）
1953年10月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近40个春秋的“票证时期”。五花八门的各种票证充斥全国城乡每一个角落。粮票、布票、棉花票、油票、火柴票、自行车票等等全都凭票供应。对于“票证”也就是“统购统销”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可是受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等因素，只有通过“统购统销”这种分配方式，才能保障全国城乡人民生存需要（尽管是极低水平的），保障重工业、国防工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这是当时我国所处的“准战时”的国际环境下无奈的选择。我们应对“统购统销”政策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集团从祖国大陆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外币总折算成黄金大概是1430万两，相当当时的5亿美元。撤退前还对好多工厂、矿山、桥梁、水利电力设施等进行了炸毁和破坏。他们留给新中国的是千疮百孔的家园。除了穷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以及几百万土匪。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而且经过三年艰苦努力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动反**统治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49年至1950年初平息了四次大规模涨价风潮，取得了上海“银元之战”、“粮棉之战”的胜利。
到了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钢、煤、电力、水泥、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为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但是当时各项经济指标仍处于极低水平。粮食人均只有285公斤。而国际粮食安全标准是：自给率95%，人均400公斤，粮食储备（库存）应达到本年度粮食消费的18%，14%为警戒线，低于14%为紧急状态。棉布38.3亿米，比1949年翻了一番，但全国人均只有6米多一点，当时棉布幅宽0.8米左右。钢只有135万吨，人均只有2.37公斤多一点。当时美国人均538.3公斤，日本81.7公斤，苏联164.1公斤。人均发电量2.67度。当时美国人均2949度，日本604.1度，苏联553.5度。工业水平实际低于180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1910年的俄国。
（二）
*党**和国家不少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要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巩固新生政权，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只能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当年开工的项目达130多个，1954年又有更多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其中重大工业建设项目300多个，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这样一来，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15%。当时最主要消费品就是粮食。国家对粮食的征购和收购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是难以满足城市的需求。
据*一波薄**回忆，1953年至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公粮）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到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由于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农村需要吃供应粮的人口增加到1亿人。
为了进口工业设备，国家不得不出口一些粮食换取外汇。
农民也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自己也希望多吃些粮食，多留些粮食，以避免荒年。这样一来，粮食供销矛盾便非常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很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现象，并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报告，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 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其中北京库存由2.4亿斤减为1.3亿斤，天津由3.1亿斤减为1.6亿斤，上海由3.9亿斤减为2.9亿斤。进入7月，国库存粮所剩无几，多地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既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能够城里人维持两个多月。
1952年9月，在河南洛阳（灾区）许昌（经济作物区）出现农民卖掉棉花、牲畜抢购粮食现象。这种现象先后波及河南其他地区以及江苏、江西等省，从而引起粮价剧烈波动。
1953年4月中上旬，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小麦遭受霜灾，群众再次产生恐慌心里，再次发生了抢购粮食之风。
1953年夏季，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
不法商人群聚起来，囤积聚奇，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仅用几个小时便把市面粮食全部买走，一个叫王雨农的商人，一下买走了徐州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省市面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甚至有的商人到农村购买“青苗”。
江苏杂粮市价高出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牌价30%。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粮食市价也分别高出牌价10%至20%不等。
粮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便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人参与粮食贩卖。
国家在江西、湖南、湖北等产粮区很难收到所需粮食。有的省上市粮食的比重也由60%至70%下降为10%至30%，有的甚至下降为2.9%。
在实行统购统销前夕的1953年10月份，全国粮食销售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了31.3%，其中大米销售量增加了59%，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面粉供应严重不足，局面岌岌可危，粮食供销矛盾日益尖锐。
（三）
如何保障广大城乡人民能得到生存所需的基本粮食，同时保障必要的出口和工业用粮，保持物价稳定，成为新中国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云陈**组织了密集的调查和协商，最后认为必须采取“又征又配”的办法。在1953年10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云陈**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介绍了国家粮食收购少销售多，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严重混乱等问题，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严格管制私商，逐步消灭粮食贩子等应对方法。经过讨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思路基本确定下来。主席也表示：“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问题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云陈**在会上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并提出解决粮食问题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国家和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他指出：“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前两种，而最难处理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并指出：“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的久，混乱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是被动。”他还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药炸**’，前面是‘黑色*药炸**’后面是‘黄色*药炸**’。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被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是危险的家伙。”*小平邓**在会上也着重讲了粮食征购和配售的必要性。
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共中**中央关于实施粮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23日，相关政策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这标志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除了粮食外，国家同时对植物油实施统购统销。
而后，棉花、花生、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烤烟、水产品等132种农产品，农民不能自由买卖，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的粮食、布匹、食用油、猪肉、牛羊肉等生活资料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受到广大翻身农民和农村广大*党**员的坚决拥护。山西昔阳大寨村在*永贵陈**的带动下，一次向国家卖粮2万多公斤。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度增加了80%，销售增加了33%，一举改变了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销售大于收购造成的供求失衡现象。一年来国家用1/3以上收购的粮食，既保证了城市、工矿区粮食平稳运行，又保证了农村1亿多缺粮农民的生存需要。
（四）
虽然中央规定所有私营粮店一律不准自由经营粮食，但粮食投机现象和*市黑**依然存在。1953年11月，江西南康县肖某以高出牌价31.1%的价格收购黄豆1.6万多斤。1954年6月，丰城县私商到临川、乐安等县套购粮，仅在临川桐源乡就套购粮食7.6万斤。私商套购行为严重干扰了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实施。
不少农民群众不相信粮价能够稳定，认为谁卖粮谁吃亏。一时间发牢骚的、瞒产量的、装穷的、软拖硬抗等现象千奇百怪，大庾县一农民有余粮3000多斤，只报余粮一担；麻城县四山乡杨某见干部到他家吃饭，就给煮野菜吃，干部走后他却吃糯米饭，还有肉；当阳县黄林乡陈某一让他卖粮，他就背着被子到乡政府去坐牢，干部群众对他毫无办法。
当年我们村发生一个真实故事，一名妇女因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子女说：“小四小五可劲吃，吃完了找政府。”
所有这些也间接导致了一些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脱离实际的问题，使不少地方征购了“过头粮”。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为141亿斤，连征带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还多，全省人均留粮只有477斤，实际每人每年口粮加种子至少需要540斤。不少农民气愤地说：“搞别的工作，*产党共**有个路线，搞粮食连路线也没了”。
贵州全省人均留粮食在500斤以上的只有1.04%，而留粮在400斤以下的占43.6%，有5%至10%的农民卖了“过头粮”，还出现农民自杀的严重问题。
一些反革命分子借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从而在个别地方引起骚乱。如广东省中山县1954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至27日晚，历时15天蔓延到4个区10余个乡，参加骚乱群众前后合计5000多人。骚乱中有63名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被打伤，其中重伤15人，死亡1人，被抢粮食1万余斤，被抢公款3600万元。
这虽是个别现象，但已影响到全国的安定团结。
（五）
为了稳定局面，*党**中央出台了“三定”方案。1955年3月3日，*共中**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央决定不仅将1955年至1956年的粮食征购量减为900亿斤，而且还将购销办法改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措施。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有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同时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供应办法。
1955年3月22日，涿鹿县委、县人大常委会联合召开春季三级干部会议，布置了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工作。以村为单位，根据每户的实际情况，确定正常年景粮食产量。从产量中除去公粮，留下种子、口粮、饲料后，有余粮为余粮户；不够三留标准的为缺粮户；对不余不缺的为自足户。对余粮户核定收购数量。1955年涿鹿县六区（南山区）征购7.5万公斤，销售（供应）41.5万公斤。
涿鹿县1956年改为对社统购，其计算标准仍按1955年“三定”标准计算。规定余粮社实际统购，自足社不购不销，缺粮社只购不销，增产社除统购后，其增产部分国家征购40%，对因灾减产社，适当减少征购。是年，粮食比上年减产550万公斤，减征155万公斤，当年完成征购1645万公斤。1957年又比上年减产600多万公斤，征购比三定指标减少342.5万公斤，完成征购任务1457.5万公斤。1959年，涿鹿县实产粮食5950万公斤，而征购任务却完成了2611万公斤，显然征了“过头粮”。1960年征购仍达到1465.5万公斤，农民口粮已压到最低点。
1961年至1964年，国家为了度过暂时经济困难，中央提出，对粮食实行包购包销的办法。张家口地区本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精神，征购上贯彻“多产多奖多购，少产少吃照购，重灾少吃少购，特重灾少吃救济”的政策。1964年，涿鹿同全国一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本年度粮食总产达到6400万公斤，是上年度的2倍。完成征购任务1588万公斤，基本恢复到正常年景水平。
1965年，国务院对农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征购基数不变，涿鹿县“征购基数”为每年1650万公斤。是年涿鹿因大旱减产严重，只完成征购746.5万公斤，不足“征购基数”的50%。
1970年，第二个“一定三年”终止，这三年全县向国家超额贡献粮食共5750万公斤，居张家口地区之首。1971年，*共中**中央决定对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涿鹿县“征购基数”为1680万公斤。到1975年，第一个“一定五年”，全县实际超额贡献3591万公斤，领取超额加价款218.15万元。
（六）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主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各地在具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时也不尽相同。
“统购统销”政策在安徽郎溪县实行了32年，32年中基本政策未变，具体做法在不断变动。1954年10月6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实施办法》，实行“四定”（定产、定留、定购、定销）。规定农村人均食用标准为原粮490斤，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够，对缺粮户根据多缺多供，少缺少供的原则，核定供应量。1956年，通过整籍查实，上年“三定”，全县26个乡，“三定”偏高的有5个乡，偏低 的有2个乡，产量偏高的2457户，常年偏高169万斤，核定缺粮户5298户，供应粮274万斤。
1958年，原定征购任务7600万斤，结果虚报产量达4亿斤。经芜湖地委修订征购任务为9250万斤，县委又增加20%，为11100万斤。然而当年实际产量只有12048万斤，年底实际入库征购合计7208万斤，农村人均留粮（口粮、种子、饲料）只有318斤，年底已有不少群众严重缺粮。
1959年，全县开展“反右倾”、“反瞒产”斗争，当年粮食总产8800万斤，征购入库5880万斤，农村人均占有粮食只有173.6斤。
1960年3月14日，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正视现实，清算“共产风、浮夸风”的危害。这一年从外地调入回销粮880多万斤，基本解决了缺粮问题。然而因自然灾害，全县粮食总产仅7100万斤。县里调低了征购任务，征购合计1650万斤。
1962年生产情况逐渐好转，粮食很快恢复到9217.42万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农村人均占有粮食451斤。
1964年粮食总产13947万斤，征购合计4245斤，农村人均占有粮食550斤。
1965年到1970年，全县农村人均占有粮食529斤至575斤。
1968年实行超产部分“二八开”，即国家收购二成，其余由生产队储存，藏粮于民，集体储粮迅速增多。从此也基本上改变了农村严重缺粮，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
1971年以后的五年，全县人均贡献粮食由219斤增至287斤，农村集体储量粮也高达1269万斤。
一位知青回忆，七十年代初，他做过几年生产队会计，所在队170多人，水田200多亩，除去自留地和花生地四十多亩，种粮水田实际160多亩，还有少量坡地，亩产粮食750斤左右，总产11万斤上下，每年除去公粮1.2万斤，公粮是无偿交给国家的，购粮是国家按定价付钱的，每斤几分到1毛多不等。购粮1.2万斤，种子、饲料1.5万斤，剩下7万斤分给社员。
每年秋收后，大队就集中各生产队会计制定粮食和现金分配方案。一般按照老规矩人七劳三分配。他们队十二岁以上每年可分380斤左右，再加上各人的工分粮，基本上一个成年人可得550斤以上。
还有晚稻后冬种小麦、剩下的种子、饲料、平时收获的黄豆、红薯什么的按上年度分配比例分给各户，不计口粮之内。除此，社员自留地还种些稻谷，他们村在当地属中上水平，粮食基本够吃。（其实当时大多生产队都会在口粮以外，以各种形式分些粮食给社员，只不过方式不一，多少不一罢了。）
生产队每年种二十亩花生，榨油分给社员，工分值在五、六角左右。
还有一位当过生产队会计的知青回忆说，他们所在的生产队的口粮是420斤，工分粮每个工0.3斤，土豆是三折一（各地不一样，也有四折一，甚至五折一的。我哥告诉我他六十年代当生产队会计时，我们村土豆是四折一。）自留地也能收一些。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有的一年养两头，卖一头杀一头。每年向国家交很多粮食。这个村在当地属中上水平。（涿鹿县知青插队的村都是中上水平的村庄）。
总的来说和土地多少，水浇地多还是旱地多有很大关系。地少人多的广东潮汕地区，人均耕地仅0.3至0.5亩，每年早稻能分到七、八十斤，晚稻能分百多斤。另外还有少量番薯。那时潮汕人一日三餐吃番薯粥。
有位网名叫林下风的回忆说，不同地区人们收入相差很大，县与县不一样，社与社不一样，队与队不一样。一个大队里，小队与小队也不一样，就是一个队户与户也不一样。
他们村七十年代以种地瓜为主，而他们北面的村子是平原，主要种玉米小麦。
他们村有三个小队，三个队之间差别也很大。他们一队每人一年可分小麦一百多斤，三队每人一年只能分三十多斤，玉米也基本一样。三队分粮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队是一个杂姓队，人心不齐，生产搞不好。
那时他们一口人分的口粮是：小麦100多斤，玉米100多斤，豆子十几斤，谷子二十几斤，绿豆几斤，还有不少地瓜，一口人的自留地可产几百斤地瓜。
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大部分地区粮食已不太紧张，不少大城市市民已吃不完供应粮。1979年到1981年我们村不少人用鸡蛋到北京*市黑**换取“面票”，一斤鸡蛋可换5至8斤北京“面票”。
（七）
其实统购统销是*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正如1962年1月27日*少奇刘**同志在《*共中**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同农民交售的数量之间，是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们只愿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城里人都没饭吃了。*队军**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搞不成了。.......除了进口80亿斤，势必还得征购800亿斤。800亿斤，农民势必是不愿拿出这么多的，这里就有矛盾，800亿斤的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这就要做好工作，好好向农民说清楚，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是可以多拿出一些的。要告诉农民，如果不拿出那么多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生产，农业也搞不好。因此，农民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出来。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出了研制原*弹子**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决策研制原*弹子**、导弹之后，一部分人一是认为“两弹”太费钱，二是技术太复杂，如果上马“两弹”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花了大把的钱，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1961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议达到高潮。有不少人认为，“两弹”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花钱太多还不知道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成果，“两弹”投入太多，会影响整个国家发展。“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这年头还是多生产一点鸡蛋吧。
山西一个化名肖森的也在1960年上书刘主席，说什么把大批的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是好战分子。解放军官兵是“黄皮”太多了。还说:“黄皮到处是，吃饱没有事，我们饿肚子，粮食喂猪猡”。
然而，主席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两弹）。据记载，在一次会议上主席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弹子**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主席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上的口袋说：“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勒紧裤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原*弹子**、导弹。
假如当年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用研制“两弹”的钱从国外购买些粮食，也许会缓解一下广大人民群众忍饥挨饿的问题。假如用造*器武***药弹**的钱，用生产钢铁、机械设备、石油的钱优先发展一下轻工业，也不会造成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自行车一票难求的局面。
如果我们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弃研制“两弹一星”。现在也不会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围追*压打**，因为我们早已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也就成了水中望月！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领袖，不应忘记聂帅，不应忘记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程开甲、于敏、孙家栋等广大科研人员和广大解放军官兵，是他们在极端恶劣的大漠戈壁，忍饥挨饿，为祖国研制成功了“镇国神器”。
（八）
根据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建国前三十年，我国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4293万吨增至6.2万吨，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3万吨，（到1973年已基本赶上了英国的钢产量），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由零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零增至23.2万辆，拖拉机有零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有由增至249.2万台，缝纫机由零增至768万台，手表由零增至2212万只，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至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至257万吨，人口由5.4亿增至9.75亿。
1955年7月31日，主席在《关于合作化问题》中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的大量生活资料和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求，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统购统销政策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势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取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销售，，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生产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六七十年代，农民买一辆自行车大约需用近一年的收入，甚至更高。
1952年*云陈**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就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
实践证明，我国建国前三十年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统购统销政策是分不开的。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
不可否认，统购统销政策也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比如1952年至197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6倍，人民消费水平只增长了3倍。
由于全国工农业形势的快速发展，人民大众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极大丰富，统购统销政策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随之各种票证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