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伯榖先生交往二三事
2022年4月10日晨，刘伯榖先生走了，一位可爱可敬的长者永远离开了我们。夜里辗转难眠，半梦半醒之间，总是想起伯榖先生，想起与老先生交往中的几件往事。
刘伯榖先生名恒蓺，字伯榖，生于1930年1月24日。父亲刘咸炘为他取的名与字，寄寓深远，有诗云：“名子以农工，意非如许行。末世贵恒职，不必愿公卿”。我因研究刘咸炘先生的“推十学”而对伯榖先生早有耳闻，但直到2018年9月22日在谢天的引荐下才有机会第一次拜访伯榖先生，那时先生已八十九岁高龄。那天晚饭时分开始交谈，我向他请教积压在心中多年的问题，急切地想从“家学”的角度了解鉴泉公的为人与为学。伯榖先生平易近人，对于我的提问与好奇一一解答，并向我讲述了许多在文献资料上看不到的学林轶事和刘家掌故，比如刘咸炘曾与梁启超的弟子姚名达书信往返，并请姚氏代购新书，使我顿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对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深有感触。那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大约十点钟，伯榖先生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如洪钟，走路如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就多了一份日常的“牵挂”。
2020年7月10日，到彭州海窝子看望伯榖先生，我谈了一些自己对“推十学”的理解，老先生几次对我竖起大拇指，使我惶恐不已。我知道，这是伯榖先生对晚辈的鼓励。我请教鉴泉公的“道家史观说”。老先生说，要把道家和道教区分开来，鉴泉公的学问归根结底是说人事，史学乃是人事之学，并随口背出鉴泉公的一句名言：“学者，学为人而已。”说这句话时，伯榖先生微笑着，悠闲地抽着烟，与其说是背诵，不如说是在吟唱。他反复说了几遍，并把重音放在“而已”上面，右手随着音调有节奏地摆动着，似乎是在告诉我，“做人”二字已穷尽了学问的全部精髓。那一刹那，我在伯榖先生身上看到了老一辈学人的精神世界和学术风采，闪闪发光。
2021年2月9日，那时我正和李廷新、龙铁根苦苦搜集《尚友书塾季报》，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便前往刘老家中。伯榖先生的听力似已不如从前，但一如既往的健谈，不知不觉又谈了约两个小时。他向我详细讲述尚友书塾的办学情况，包括办学的经费、规模、办刊等等，并一一介绍了1932年尚友书塾招收的第一届12名研究生的姓名、字号、籍贯以及他们和刘家的关系。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不能冲淡这些记忆，那是因为家族的历史、学术和教育已是他血液中的一部分，无法磨灭。那天，伯榖先生的女儿对我说，“你多问一点，父亲心中的掌故多得很。”不过一年多的光景，言犹在耳，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向伯榖先生求教了！
伯榖先生是一位隐于市井之间的当世大儒。他看淡功名利禄，一生践行孔孟之道。他把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都用在了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朽事业中，先后整理出版《槐轩全书》《推十书》（增补全本），为学术界研究“槐轩”和“推十”之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数年间义务讲学，传道授业解惑，又于耄耋之年著《祖述槐轩》，惠泽学林。自止唐公至伯榖先生，双流刘氏开宗立派，代有传人。由乾嘉时期直至于今，两百多年不曾中断。上承孔孟，讲孝悌之道；祖述槐轩，传一脉心法。这不仅是双流乃至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便在近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史上也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伯榖先生走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作为一个研究推十学的晚辈，我唯有用手中的笔，写心中的人，这也当是伯榖先生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