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根据男性和女性传统的社会责任分工, 男性负责外出赚取金钱,女性负责管理家庭事务 。 女性在掌管家务过程中被要求以传统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

指责女性消费者忽视家庭责任
17世纪流行的指导书劝诫女性应该克制自己,避免挥霍浪费,甚至将其视为仅次于尊重和顺从的第三种义务。
女性消费的直接影响便是花费金钱,女性购买各种物品引起了男性的担忧和不安,男性害怕女性过度迷恋物品,挥霍浪费丈夫来之不易赚取的财富。
正如詹姆士一世在议会讲话中对女性的指责:如果她们是妻子,那么要丈夫带她们到伦敦,如果她们是少女,则让父亲带其到伦敦,如果她们还未婚,那么便会去寻找婚姻伴侣,如果已婚,她们丧失荣誉也会抢劫丈夫的钱袋。

这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不符,很多人对女性持批判态度,认为她们在管理家务和维持家庭生产方面失去了冷静的头脑,盲目的迷恋商品和购物。
他们认为商人积攒积蓄勤俭持家,娶妻的本意是为了让妻子有序的管理家庭,为自身和孩子制作和缝补衣物,然而,女性半天的时间都在外出购物,却不会支付任何费用。
在许多男性眼中,女性购买各种物品,就是铺张浪费,不是女性掌管家庭过程中应该有的行为,影响女性正常履行应有的家庭责任,故而对女性表示公开的谴责。
同时代的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女性经济独立也会引发女性在其他方面的独立,女性消费更多的物品不仅浪费金钱,还会使女性偏离原本适当、体面的家庭生产活动。
例如,18世纪一本小册子抱怨女性浪费财富,妻子用丈夫挣得的金钱用来购买精美的服饰,不仅殴打他,还在酒馆里和情人*情调**,丈夫不得不熬夜清洗妻子和孩子们的衣物。
许多男性坚信,女性的消费活动影响了女性发挥家庭女主人的作用,扰乱了女性心智,使女性无法集中精力管理家庭。

新型消费品的引入,使男性对女性消费引发的不安更加敏感。
以茶叶为例,17世纪末至18世纪,茶叶在英国更加的流行,女性喝茶也引起部分男性的不安,男性担心女性只顾喝茶,忽视了原本应该承担的纺织、缝纫、编织等家务劳动。
尤其是18世纪,许多女性一改往日简朴的装扮,在物质和文化消费上的支出都有所增加,更加深了男性不安的情绪。
男性不仅指责女性各种消费活动,还试图将女性的消费活动纳入传统的社会规范中去。
男性担心的女性消费行为无法控制,因此,需要外部干预。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罕见,宗教人士也在规范女性消费行为上不甘落后。

他们对于女扮男装的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并试图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女性的行为回到符合传统的社会规范中去。
例如,伦敦主教约翰·金召集城镇内所有的神职人员,并表达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法令,在布道中痛骂女性戴着宽沿帽子、头发剪短、穿高跟鞋、佩戴短剑以及其他的小装饰品,并补充说,如果神职人员无法改正她们的行为,那么国王便会采取其他手段。
整个世界秩序颠倒,但是能否使其回到正轨只有上帝知道。
流行的观念号召人们的言行处事都应该在符合自己社会地位的范围中进行,世上的贫富贵贱都是上帝给她们的恩赐,不能为了世俗的物品辜负了上帝的赏赐。

斥责女性消费者道德品行败坏
体液学说使女性在性别秩序中一直处于下等地位,女性身体上的虚弱被等同于精神上的劣等,容易经不住外界的诱惑而误入歧途。

这种观念不是由医疗实践中得出的,却备受传统男性社会的青睐。
女性因购买自身和家庭需要的用品,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品行败坏者。她们被视为贪婪和虚荣的追求者,更容易经不起诱惑,甚至引发犯罪。
部分女性不当的消费行为为男性批判女性提供了口实,使女性成为男性眼中道德缺失和品行败坏者。
女性渴望通过外在的修饰提升自身的形象,然而,清教徒反对“ 女为悦己者容” 。以女性服饰为例,他们认为女性穿着精美的服饰会引发犯罪活动。

这种观念与部分人对两性穿着的态度有关,他们认为男性的穿着是为了加强社会地位,女性的衣着是为了凸显诱惑力。因此,追求时尚服饰的女性更容易成为男性眼中的异类,从而招致男性的痛斥和谴责。
例如,爱德华·库克在1678年写道:“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风气中,一位女士若是追求时尚,她便是犯了双重罪过,她会因为自己这种有失庄重地招摇过市的行为,从清白滑向声名狼藉的泥潭;这是因为她不仅自己犯了不知羞耻的罪过,而且让别人也坚守不住自身的纯洁,同时使她的自我变得不可信任。”
在许多男性眼中,服饰消费也是衡量女性美德的一种方式。
理查德·巴克斯特认为女性追求时尚和精美的服饰、花纹棉布、赤裸、奢侈的休闲娱乐、优雅的房间,其实是对女性的耻辱感到自豪,而不是对女性美德的自豪。尤其是那些*女妓**和上流社会的*妇情**们首当其冲,她们更容易被指责挥霍浪费,甚至不惜通过出卖自己换取奢侈的物品。

对女性道德和品行的担忧,使一些政治家、道德家和社会评论家等人将女性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除服饰消费外,女性化妆品消费也引起了男性的恐慌。男性担心女性化妆是在迷惑男性,女性美丽的外表其实是一种欺骗,这是一种人工制成的美,不是真实的美。
例如,安吉拉·罗森塔尔认为化妆品掩饰了人脸部自然的红润,使男性观众无法从女性的脸上获悉女性真实的情绪状态。
整个18世纪,女性脸颊的颜色被视为衡量女性道德品行的标志。
至18世纪,使用化妆品的人数更多,除了演员和*女妓**、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淑女,甚至男性也开始使用化妆品,引起了许多社会评论家和道德家们的忧虑和不安。

尽管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有可能会化妆,但是男性化妆的行为并未引发大量的批判和指责,许多的辩论家不谋而合的将化妆行为视为特定的女性犯罪行为,是女性天生骄傲自满的产物。
男性坚信女性外在的装饰这种欺骗性的手段,不仅影响女性自身,还会对男性产生消极的影响。对女性化妆持批判态度的人来说,化妆的女性是对上帝的创作不满,用化妆来装饰自己是诱惑无辜的男性。
她们这种行为纯属欺诈,只有邪恶的女性才会用这么做。正如杰奎琳·利希滕斯坦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对于化妆品的使用,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高等*女妓**、水性杨花的女性和金钱可以买到的爱。”
男性担心化妆带来的精神腐败不仅会削弱婚姻的牢固,还会影响人们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女性,更容易经不住诱惑,改变她们虔诚的信仰。
诸如女性在阅读、观看演出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无法避免引发女性道德品行败坏的噩运。社会评论家们担心过多消遣方面的阅读可能会让她在性方面误入歧途,扰乱女性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

正如18世纪中期有人抱怨戏院中的女性喜爱舞台上那些令人生厌的淫秽言语,且不会为之脸红羞愧。她们经常分批光顾那些印刷店的橱窗,并且为了那些传递肮脏观念的印刷品自娱自乐。
对上流社会女性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项便是学习法语,有许多女性的文学作品都是法语书写的。
下层社会的女性很少学习本国语言,英国发起了通过反对学习法语的女性来反对法国的运动。
如果女性阅读小说和戏剧会引起恐慌,那么她们阅读法语和德语就有双重危险。因为保守派认为德国的戏剧宽恕通奸和社会无序,法国的小说被视为危险的诱惑。

因此,很多女性因为参与各种文化消费活动受到男性的谩骂和指责。女性消费活动使女性在文化意义上备受质疑。
男性社会认为需要对女性进行特别监督,因为温柔的性情使她们容易受到不好的影响,如果她们的心没有被道德准则强化,她们很容易被这个时代的愚蠢和罪恶所迷惑。戏剧和风流韵事刺激了她们的想象力,激发了她们的激情。
在男性眼中,女性不合理的消费活动不仅浪费财富,对女性的精神、品行、道德都有着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