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面对不断下沉的人生，女主角松子曾努力挣扎过，但最后却在黑暗与绝望中沉沦，以致最终都未能摆脱厄运，落得横死街头的悲惨结局。
与松子悲惨命运相似，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贾植芳也从未想过，自己还算平顺的人生，会被意料之外的变故给彻底改写，在监狱和改造中度过了近25年的时光。
可是，尽管同样遭逢命运的重大变故，但贾植芳从未像松子一样，发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感慨，相反，他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图 | 贾植芳先生
01
1916年9月29日，贾植芳出生在山西襄汾南侯村一户殷实的地主家庭。
贾植芳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迷。少年时期，他痴迷侠义小说，中学时期，他的阅读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接触宣传五四新文化、马列主义的文学读物，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1931年，他以“冷魂”为笔名，在《太原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之后，他又陆续向不同报刊投稿自己的文章。
1932年，贾植芳考入了位于北平的崇实中学。在崇实中学读书期间，贾植芳广泛涉猎尼采、托尔斯泰等外国学者的作品。受阅读和环境氛围影响，较之早年时期，贾植芳的思想变得愈发激进，这使得他不为校方所容。校方很快以“思想不良”为由，开除了贾植芳的学籍。
不过，深受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贾植芳并不为此感到气馁，在挫折中更加坚定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抱负。
被开除后，他仍每天发奋到图书馆自学。学习之余，他不忘留心时事动态。1935年，当以学生为主力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时，他立即投身其中。奈何这番热血举动，却被北平警察局视作“危害民国”的行为。警察局以此为理由，将贾植芳收押进监狱。
这是贾植芳第一次入狱，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谁会想到命运把我送进监狱？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生活，被中国多灾多难的环境推着向前走，自己还以为这样做是为国家效力，对社会进步做贡献，哪里会想到进监狱？”
在狱中，贾植芳的“傲气”曾让狱警非常头疼。有一次，狱警给贾植芳安排了和刑事犯一样的饭菜，没想到，贾植芳当下就和狱警翻脸了。他一边摔碗，一边怒骂：“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
饭菜事小，尊严事大。对贾植芳而言，牢可以坐，但莫须有的罪名绝对不认。贾植芳的这份傲气，是性格使然，也是“五四”影响的结果。
喝着“五四”的狼奶长大的贾植芳，血管里自始至终流淌着“五四”的血液。
“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无论命运如何多舛，贾植芳这一生都坚守住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该有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操守。
图 | 贾植芳先生在日本
02
贾植芳第一次入狱后，他的伯父为救他出狱而费尽周折，最后用1000银元和50两*片鸦**烟将贾植芳保释出来。考虑到贾植芳日后的安全，贾植芳的伯父特地给贾植芳买了一张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经济系的文凭，并将他送往日本留学。
临走前，伯父特别告诫贾植芳，到了日本后，要安分守己，好好念书，绝对不能再参加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不过，一到日本后，贾植芳就把伯父的劝诫抛到了九霄云外，又开始不计后果地公开发表激进言论，引起日本警察高度关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贾植芳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先考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被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工作了一年多后，贾植芳又前往重庆，担任军事机关报《扫荡报》编辑工作，而后被调往陕西。
1942年，贾植芳担任军团的日文翻译，结果却因为在报上发表抨击*国卖**行径的文章，丢了饭碗。
一时间，贾植芳陷入了苦闷和迷惘中，直到不久后任敏的出现，他灰暗的生活才重新出现了一抹亮色。
“她那时23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梳着两根小辫子，很可爱。”回想第一次见到任敏的情景，贾植芳总是难掩嘴角的笑容。
图 |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任敏当时就读于西安专业学科会计系。早在很久以前，任敏就已从抗日的文艺杂志《七月》上读过许多贾植芳的文章，佩服不已。而后，经由同学介绍，任敏终于见到了贾植芳。
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为了和贾植芳见面，任敏三天两头地就从学校往贾植芳住处跑。后来，二人索性在黄河边上找了间民房，过起了同居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婚姻，既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也没有一纸婚书的保证，但时间却见证了他们爱情与婚姻的坚不可摧。
婚后，为了养家糊口，贾植芳重新振作，又在军营找了一份日文资料翻译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还没做多久，贾植芳就遭人陷害。迫于无奈，贾植芳只好连夜带着妻子逃往徐州。可是，躲过了杀身之祸，却没能躲过第二次的牢狱之灾。
贾植芳在徐州期间，因暗中从事过抗日策反工作，而于1945年5月被拘留关押在了徐州日伪留置所。直到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贾植芳才重新获得自由。
1946年，口袋只有8分钱的贾植芳带着妻子*亡流**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时候，贾植芳寄居在胡风的家中，通过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度过了生活的又一个难关。
可是，生活给贾植芳的考验却远远未结束。
03
1947年9月，贾植芳因在地下*联学**《学生新报》上发表文章被捕入狱。这是贾植芳第三次入狱。在监狱待了一年的时间，贾植芳才在同学的帮助下，从监狱走出来。
1950年10月，贾植芳被复旦大学聘任为中文系教授。正当他的生活稍有些起色的时候，一场天大的灾祸却在1955年悄然降临了。
1955年，贾植芳的老朋友胡风，成了众矢之的，但凡与他有过关联的人，都陆续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这时候，有些人为了明哲保身，纷纷选择和胡风撇清关系，可是，当上海高教局局长找来贾植芳，询问他对胡风的思想有何看法时，贾植芳没有选择避重就轻，而是坚定地为胡风辩护。
恼羞成怒的局长质问他与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时，贾植芳一字一顿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因为不愿意和胡风划清界线，贾植芳和任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贾植芳当场被拘捕审查，任敏则在两天后被关押到了上海的另一所监狱，四个月后，才被释放。出狱后，任敏常常带着生活必需品到监狱看望贾植芳。
可是，没过多久，任敏连去监狱探望贾植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959年，任敏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数月之后，再度被关押。1963年3月出狱后，任敏又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在将近8年的时间，夫妻两人都没有办法互相取得联系，连对方是死是活都无从得知。
图 | 一家合影
1963年10月，狱中的贾植芳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双黑色布鞋。伸手摸去，鞋里还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摸出红枣与核桃的瞬间，贾植芳激动不已：任敏还活着！她还活着！
四颗红枣，四只核桃，在贾植芳的家乡，象征着吉祥。贾植芳终于等来了他日夜期盼的消息。可是，任敏却是在贾植芳收押十一年后，才收到了第一封来自爱人的家书。
1966年，局势稍稍有所缓和。贾植芳也比原定刑期提早一年释放，但这却成了另一个磨难的开始。
据贾植芳自己回忆，他后来又再次被判刑了。尽管没有坐牢，却过了近十三年没有尊严的生活：“我被判刑后又被押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近十三年。在这里，头头们安排了三个工人监督我。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被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三秋’、‘三夏’时节，他们把我带到附近各县游斗，同时参加农业劳动。平时在印刷厂，我每天七点钟就得出去上工，干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险的活，晚上才能回宿舍……”
图 | 1984年贾植芳、任敏夫妇
04
待到雨过天晴，贾植芳和任敏都已经到了迟暮之年。
虽然，最好的年华在监狱中度过了多少让人遗憾，但贾植芳也因此更加珍惜余下的时光，努力地工作和生活：“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基于此信念，一旦重获自由，贾植芳便又全身心投入到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中去。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他用心翻译外国著作，尽心栽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科人才，培养出了陈思和、李辉、张新颖等一批著名学者。此外，他还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整理、编纂、研究等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影响甚大。
纵观贾植芳这一生，虽然充满磨难，但生而为人，他问心无愧。
他尽己所能地给学生传道受业解惑，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经历感悟，影响了一代学人。
曾经跟随他学习的著名学者陈思和说：“我明显感受到他那种强悍的、父性的人格对我的影响，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有关。他教给我怎样做人，他并没有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可是，幸福的生活又是何其短暂。就像《西游记》唐僧取经一般，命中注定贾植芳需要受够九九八十一难。不够的，无论如何都要补上。
1997年，任敏突然被诊断为脑中风。这对贾植芳而言，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虽然难以接受，但他努力让自己振作，悉心照料妻子。
为了能让妻子多活一天，81岁的贾植芳在照顾妻子之余，便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整理旧稿出版，以换取妻子高昂的医药费。不幸的是，与病魔斗争了五年之后，任敏还是离开了。
在任敏的追悼会上，贾植芳双膝跪地，失声痛哭，对着任敏的遗照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
2008年4月24日傍晚6点45分，贾植芳实现了对亡妻的承诺，前往天堂去看她。
文 | 春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