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中队长“窝案”：贪污，渎职，私通新四军？

研读抗战时期日军的资料，有一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日军重炮兵在进行火炮放列，准备接受检阅时，每一门大炮前必须有一名炮兵站着，就在炮口的底下。此人啥活儿也不干，啥责任也没有，就在那儿傻站着，直到检阅结束再归队。这种莫名其妙的人力浪费没有见到过任何说明。

和我军炮兵指挥学院的某位教员谈起此事，对方惊愕地问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说这是抗战时候的事情。那位教员苦笑道日本陆军真是恪守传统啊——这是拿破仑时代的操典，他们一百多年后竟然还在执行！

当年拿破仑的炮兵确实有此规矩，那是因为当时大炮是马拉的，检阅的时候炮前面就是拉炮的挽马，所以需要一名炮兵站在大炮前面盯着挽马，免得一不留神马惊了把大炮拖跑或者冲向检阅者。日本人明治时期向法国学习炮兵，照抄了这个操典，竟然一直机械地执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便是用汽车拖大炮，依然要放一个兵在那里，他自然无事可做。

动辄发起万岁自杀冲锋，挨了*弹子**还要三呼“天皇万岁”才能死，日本陆军给人的感觉就是虽然打起仗来不要命，但脑袋僵得跟花岗岩一样。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在中国战场便可以见到一些古怪的皇军。比如，日前翻看日本公文书馆保存的旧档，其中一份关于日军部队违反纪律的处罚文件，让人眼界大开。

作为侵略军，日军在中国罪恶累累，但很少能在他们的档案中找到处罚的记录，这是因为如果杀人放火就要处罚，估计大日本帝国陆军从上到下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然而，1941年7月，日军第13军却把一份“重大违纪事件”特别报告一直送到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案头，还标为“机密至急”，显得颇不正常。

看过之后才明白，原来，被查处的竟然是一名日军中队长（在档案中不知什么原因将其姓名涂盖了，但联系上下文，可以查出他的身份是日军驻江阴的警备队长河村中尉），他的罪名不但有“贪污帝国财产”，还有私通新四军的嫌疑，每一件都是触及大日本帝国核心利益或底线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这个家伙不但自己干这些对不起天皇的事，还把一批日伪军政人员拉下了水，形成了一个皇军内部的“窝案”，难怪引发了军法部门的轩然大波。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中队长干了什么？

按照案情描述，这位隶属于日军独立第11旅团步兵第48大队的中尉竟然是个累犯。

首先，这个中队长率部参加了于1941年4月25日对江阴县后塍镇一带新四军部队的扫荡，并在扫荡中攻占一座新四军的兵工厂，搜获“煤油若干罐，肥皂40箱，蜡烛44箱余，香烟40箱，蚕丝40包，棉布20匹，自行车200辆”。

根据我方史料，这个描述不尽不实，后塍一带是谭震林领导的新四军第6师活动区域，中日两军在这里的战斗十分频繁。

尽管新四军的确于1941年初建立了后塍镇民主政府，但并没有在这里建立什么兵工厂的记录。从这些缴获品来看，更和兵工二字联系不上——如果不是谭老板一时兴起在后塍镇大搞生产，更像是日军一次典型的杀良冒功式的抢掠。

谭老板：我有毛病吗？在火线上搞生产？

在独立第48大队各部扫荡结束，这个日军中队回到其驻地即江阴警备队，该中队长竟然和该县伪合作社沆瀣一气，将所获“敌产”半数出售给合作社，得款（*币伪**）2500元，而后以为伪县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名走账占为己有。

其次，1941年5月13日，面对被扣押的两名与新四军有联系的当地人，这名中队长接受贿赂予以包庇，将这两人的“良民证”发还，予以释放。

此外，他在1941年5月22日对周庄的扫荡中，从当地倒卖大米给江阴的伪合作社，得“谢礼”款500元。

对这名日军中队长“犯行”的描述。

这一切都发生在1941年4月25日至5月22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对日军上层来说，可谓触目惊心。

日军内部档案一向以详细著称，这次也不例外，对这位中队长的人格和家庭进行了分析，似乎是在寻找其犯罪动机。

经过调查，此人是山口县人（安倍晋三的老乡），在日本国内有母亲、妹妹、妻子和两个子女，在日军同僚中人缘甚好，被认为是“性情温和，为人开朗”，在几次作战中也颇有表现。

不过，他在被征入*队军**之前是一名帝国人绢丝纺织业公司的高级雇员，主管公司在岩国的工场，每月工资在百元以上，此外每年还能得到各种奖金约六七百元，过的是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名中尉1939年从预备役被征入中国派遣军，原来在公司的收入显然不会继续，很可能这就是他贪得无厌的原因。

从日军档案来看，对这位河村中尉的审判并不是因为他巧取豪夺，而认为在战场上掠夺“也是通弊”，但所得不是上交而是自己贪污，这就犯了大忌——日本是个资源小国，是要靠“以战养战”才能长期作战，如果每个日本军官都来这一手，那天皇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不过，这位日军军官并不是独立作案。根据这份档案的记录，在追查这名河村中尉犯行的同时，还有两人也被抓了起来。这两人的所属部门是日本陆军13军特务机关，一个是这个特务机关驻苏州分部的嘱托，另一个是他的副手。

在侵华战争时期，“嘱托”是一个日军中独特的头衔，名义上可以翻译成“顾问”，但实际上是特务机关在某一地区的负责人。

1941年在厦门被戴笠派特工刺杀的日本大特务泽重信，便是当地特务机关的“嘱托”。

日本鬼子，尤其是特务贪污，这种事儿虽然电视剧里常有，但在日方档案中得到证明，还是有点儿意外。谁不知道以皇军好面子的脾气，战死的官兵都能被埋到水土不服损失掉的数字里去，何况贪污腐败这种丢人的事儿呢？

不过也有人会质疑，说这个叫河村的日军中队长贪污2500块，不算多啊。

今天在日本，2500日元也就是吃这点儿东西……

首先说，这位河村贪污的数字远不止2500日元，2500只是确定他一次拿的数儿，根据档案总的统计，他贪污和倒卖物资所得大约要在6000到7000日元之间。

而且，那年头的2500日元和现在可不一样。1939年日军所谓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在黄土岭，当时的文件显示这位中将月工资不过是“日元483块3毛3”，阵亡之后按照从优发放16个月薪资的抚恤金，总计给了他家7734日元。

所以，河村一次贪污的金额超过了五个中将的月工资总和，总贪污额也够一个旅团长的棺材本了，还能算少吗？

老子要上那个访！

河村其他的贪污，是和一伙日伪军政人员一块儿干的，因此这案子才叫“窝案”。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便是第13军苏州特务机关的那两位。此外，江阴县的正副日本联络官、当地的伪警察等也被牵连进来。

这位中队长贪污，为何拉这么多人下水呢？这就要对侵华日军在当地的军事政治架构做个说明了。

1941年，在上海方面，日军的主要驻军是第13军，下辖四个师团和五个独立混成旅团，警戒着长江下游广阔的地域。这支日军是当地“清乡作战”的主力，不时和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独立混成第11旅团隶属13军，是1939年成立的（以前还有一个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1937年解散），旅团部驻在苏州，担任着从苏州到江阴一带的警戒。

为了加强旅团部控制地方的能力，日军在这里设立了隶属于13军的“苏中驻军特务机关”，它的干部活动于周边地区，负责监督伪政权和加强对抗日武装的警备。

日军混成第11旅团的独立第48大队负责江阴县的警戒，城外驻扎两个中队，城内驻扎一个中队，也就是河村的那一个，地点在高巷吴汀鹭故居，河村也因此同时担任江阴警备队长。

江阴实业家吴汀鹭故居，曾被国民*党**军作为江阴要塞司令部。

不过警备队长并不能为所欲为，日军在江阴还有两个联络指导官（通常由特务担任，实际行使县长权力），他们便是苏州特务机关驻在江阴的“嘱托”稻本敏雄和他的副手入江，他们控制当地的日本宪兵队，也控制伪政权。

日军档案显示稻本与河村相互勾结，共同构成了江阴“窝案”的主体。档案中没有明确记载是谁先勾结谁的，但隐约把稻本视为重点——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外貌寡言温顺，实则善于煽动，而且善于使用小恩小惠达到交友目的”，其家族在日本开有一家粮栈，财产丰厚。

根据档案，这个稻本已经被苏州宪兵队抓了起来，而据调查他原来有酒瘾，一度戒绝之后，在特务机关任职期间感到孤寂，因压力大重新酗酒，喝了酒之后便开始赌博，这或许是他走上“歧途”的原因之一——新四军和中国抗日武装可能想不到会把一个日本特务逼成酒鬼、赌鬼和腐败分子。

这个锅，我们可不背。

反正无论河村还是稻本，都不是天皇的狂信徒。他们的勾结十分重要：没有河村的*力武**，就没有可分之赃；没有稻本和入江，赃物则无从变现。他们还把当地伪警察头目和江阴敌合作社的负责人程田也拉近了自己的小团伙，于是倒卖、销赃、做假账便成为一条龙了。

日方档案中河村与稻本等合谋私下收税抽头的记录。

因此，河村的三宗罪其实只涵盖了这个“皇军窝案”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更肆无忌惮的做法是私下收税，一面是稻本等人巧立名目，一面是河村带着兵去要钱，几乎每次出动都能弄回一笔让几个腐败分子皆大欢喜的银子来。

但他们分赃很不平均，比如捞到1000块钱，河村一个人就要拿500（谁叫他有兵有枪呢），而全体伪警察一起才分200。看来日军中不但有贪腐分子，而且能量巨大。

至于稻本和入江有没有通新四军的嫌疑，档案中倒是没有记载。想来就是真有这回事，两个特务也明白打死都不能说，毕竟这个罪名带来的惩罚，一定重得扛不起来。

忽然想起前两天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同志的儿子黎小弟先生谈天，他说起山东的八路曾和新四军合伙，通过上海一带日军的内线购买物资。黎先生说这就是《51号兵站》故事的原型，只是没考证出来日军中的内线是谁，难道和江阴这事儿有关？

天下谁人不通共？

这么大的一窝子东洋贪腐分子，怎么被连锅端了呢？档案没讲，但依稀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能是顺风顺水让这几个家伙得意忘形，1941年4月28日，河村的警备队习惯性地从一名负责在当地代收盐税的日本人中村那里收取了300块钱，给人感觉很像敲诈勒索。

因为档案中对这件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老萨不由得怀疑，会不会是这个中村不满敲诈，向上级机关告发了河村等人呢？反正，那时候到江阴的日本人恐怕难有良善之辈。

这案子到底怎么结的不得而知，不过，关于那位河村中尉的处分却令人深感意外。

首先是免去了他中队长职务，安排别人代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向江阴全体驻军通报其劣迹——这也是应该的；

第三……对其进行追捕，因为其上级独立第48大队大队长村山奉命控制河村却叫他给跑了，这位倒霉的村山中佐被勒令关禁闭五天，由旅团长堤三树男少将亲自监刑。

去抓中队长，这事儿合适吗？

敢情，面对上级特务机关的抓捕，中尉先生居然先行一步，跑了！

从档案上，至少直到8月还没有抓住这位中尉先生。在周围到处有日军的地方，河村能跑到哪儿去呢？我们不由得脑洞大开——这个日本中尉难道真的投了新四军？

好像战争后期日军投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真不少。黄克诚的第3师在和日军的战斗中缴获一份通报，证明其菊地支队曾有18名士兵合谋投奔新四军，可惜途中不幸被捕；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松野觉还牺牲在车桥战役中。

不过，要是能穿越回去，我想一定得给新四军提个醒，千万不要收留河本这个家伙！万一我们的人被他教坏，那可就麻烦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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