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新西北利亚开会(下)

▓ 南新鸣凰

3. 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

会议接待处有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且知道我从北京乘火车前来。接待人员的英语说得流利，个个面带笑容。缴费登记后，我住进了招待所不大的单人房间，里面设施简单齐全。从会务处得知，出席会议的其它五位中国代表住在同一招待所大楼里，他们是乘飞机经莫斯科转机提前到达这里的。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一幢建筑。

第二天上午，会议举行了简单的开幕式，接着是几个大会报告，我的报告安排在第三天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中。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位，大部分来自苏联和欧美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有少数代表参加；会务处还特地安排两位苏联年轻人照顾我们中国代表的日常生活事宜。五天的会议顺利结束，其间会务处还组织了两次参观和游览活动。最后一天晚上，会议举行了告别招待宴会，菜肴带有当地的民族特色。

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与外国代表交流。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离市中心约40公里，紧靠鄂毕河，始建于1957年。此后，许多著名科学家纷纷迁移到那里工作，当时已成为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据介绍，当时科学城共有20个研究所，一个计算中心，一所综合性的新西伯利亚大学，可容纳数千人开会的科学家大厦，占地数百亩的西伯利亚中心植物园，接待外地来宾的“金谷”饭店，还有许多商店、食堂和娱乐场所。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树木环绕。在20个研究所里工作着5000多位科研人员，其中14位是苏联科学院院士，35位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450位博士，2600位副博士。科学城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经常举办全苏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

按地域规模和人口数量，新西伯利亚市是俄罗斯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第三大城市，人口约140万。当时，我们看到市中心的建筑很一般，商店货物匮乏，住宅楼大都是两三层的公寓，市内的小汽车不多，市民见到外国人态度友好。我了解到，该市大学生的生活条件与当时中国大学的情况相差不大，因为会议结束后，我与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几位学生有过较密切的交流。

我去新西伯利亚开会的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回程车票没有着落。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请会务处代购回北京的火车票。按会议计划，代表们于8月29日离开。会务处经过努力为我买到了8月31日凌晨4点钟的回程车票。这样，我必须在科学城单独停留整整一天。会务处为此专门安排一位新西伯利亚大学物理学院的学生陪伴我，他的名字译音叫明金，英语流畅。他对我说：“王教授，请你随时与我联系，一切放心。”

与大学生明金（左）分别前的合影。

29日下午，明金邀我去他住的宿舍参加几个同学的聚会。我去时，五位同学已在宿舍等我，不大的宿舍里放有三张高低床，中间是写字桌。我们一起交谈、喝咖啡和吃点心，并相互照相留念。我送给他们一些中国的纪念品和风景图片，一位女生送给我一张她微笑地站在大学门前留影的放大照片，反面用俄文写着“欢迎您今后有机会再次访问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字句。在这次友好的聚会中，我体会到苏联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心中保留着两国人民流传下来的友好情谊。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旅馆里休息，也独自在附近转转，下午明金带我去参观博物馆。由于旅馆与火车站相距40公里，我们早早回到旅馆结了账，天黑前乘末班公交车前往火车站。我请明金在车站餐厅吃了晚饭，当晚我们聊了许多非政治性的话题，相互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还请人为我们合影留念，最后两人握手依依道别。我注意到，明金在进站窗口处目送我上了火车。我估计，他在火车站熬到天亮后才能乘公交车回去。

临别前，明金送给我一本反映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生活的小说英文译本。在那本小说扉页，他用英文写着感人的留言，其内容如下：

向王教授致最良好的祝愿。我送给你这本书，并希望我们两人的相互友好是我们两个伟大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一部分。

4. 返回北京

返回时，我乘坐的是苏联人管理、从满州里入关的列车，车警个子高大，火车餐厅供应的是面包、牛奶和果醤等西式食品。车上的旅客很多，但第二天中午过了伊尔库茨克后，车厢内就有了空位，而车内大部分旅客是苏联公民。

火车又来到贝加尔湖畔，我有幸再次欣赏了那里美丽的湖光山色，观望湖面的游轮、上空的飞鸟、湖边的别墅、对岸的高山，还有从火车旁边迅速掠过的白桦林。我力图把所看到的一切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因为我明白今后再次来到这里的机会极少了。

贝加尔湖景色

天色渐渐黑下来。我去餐厅吃饭时，遇到了几位中国朋友，他们是在莫斯科上车的，记得其中一位是大连某研究所姓陈的研究员。每次在异国遇见中国人，总会产生一种亲切感，谈话就显得很自然。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达赤塔市车站，在那里要停留半个小时，我便下车走动。在车站站台上，见到几个卖水果和点心的中老年妇女，物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旁边放着类似于中国算盘一样的东西，这是她们向购物者出示收款多少的计数器，反映出当地居民草根式的生活状况。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要穿越西伯利亚东部，赤塔市是必经之地。铁路沿线显得很荒凉，满目是黄色的丘陵。据传这一带是俄国沙皇流放犯人的主要地方，附近煤矿较多。这里才是我们过去想象中的西伯利亚！

在赤塔车站上来了好几位当地居民，有两位坐在我的对面，年纪已近六十，脸上布满皱纹，看上去非常朴实，可惜我们之间因语言隔阂而无法交流。他们中有一位从布袋里拿出干面包作午餐，并微笑着递给我一块，我表示谢意，没有接受。他们之间一路愉快地交谈着，显得知足和安详，在满洲里前一站，他们下车了。对我来说，那是寂寞的一天。我久久地望着窗外，看着迅速后退的苏联西伯利亚荒芜的山丘、偶然出现的乡镇和农舍；时而闭目养神，回味着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心中却掠过一丝淡淡的乡愁。

列车窗外的民居。

晚上，火车到达中苏边境，又得换不同尺寸的轮子，旅客要接受海关检查。苏联车警照章办事，严肃认真，特别是对中国乘客，唯恐有人携带的卢布超出规定的数目。那位大连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因被怀疑多带卢布而搜身，他面部略有愠色。这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两国之间的政治僵局尚未完全打破。

我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十天前的兴奋情绪不同，心中感到踏实和安全，像似离别多日的孩子，又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天亮后，我从窗外见到了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时正是它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之后火车经过了齐齐哈尔和大庆油田，到达哈尔滨车站，并在那里停留较长时间。我在车站的邮局里给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黄新亚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为我在他单位招待所预定一间住房。

火车在东北三省的黑土地上奔驰着。之前没有去过东北，我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有着茂密的森林，生长着大豆、高粱和优质大米，那里也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产品基地。我很向往那里的一切，为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访问过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大庆等城市，游览了清皇宫、清皇陵、松花湖、兴安岭、净月潭、松花江和镜泊湖等许多景点。

9月3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令我想不到的是，黄新亚夫人和小女儿特地到车站迎接。晚上与黄新亚一家热闹地聚在一起，为我洗尘。当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还在他家附近合影留念。第二天上午，我乘飞机平安地回到离别了整整半个月的南京。那年，我48岁，身体好，精力也旺盛，在外的车马劳顿和交往应酬，一点也没有影响回国后的正常工作。

附记：从苏联开会回国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情况，该文刊登于1987年11月25日的《南京日报》。那次去苏联新西伯利亚开会后的15年，即2002年，我又去俄罗斯参加了一次国际声学学术会议，地点是莫斯科，会后我还参观访问了俄罗斯北方的圣彼得堡大学，游览了那里著名的冬宫和夏宫。不过，为了节省时间，那次我是从上海乘飞机往返的。1989-1995年之间，我与在苏联学习而后来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的洛克林教授有过较长时间的学术合作，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

2014年2月 写

2022年8月 修改

作者（中）与老同学黄新亚夫妇合影

作者简介：王耀俊，网名南新鸣凰，1939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京大南**学物理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