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要等到我们一无所有”
（1842—1844年）
不要等到我们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失去了全世界，我们才开始寻找自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所在，意识到我们与世界的无限关联。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
约翰·梭罗的死亡
1841年4月，埃伦·休厄尔记录了有关她的朋友约翰·梭罗的噩耗：“可怜的人，他的身体不好，没法教书了。”两兄弟关闭学校后，约翰到新罕布什尔休养了一段日子，他还没回来，亨利就已住进了爱默生家。184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回到家后的约翰都在给家人帮忙，他在铅笔店工作、修整花园，他的未来还是未知数。这样的状况延续到1842年的新年。在爱默生家，梭罗正在给自己打气：“让他记得病入膏肓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不要把那儿作为自己的方向。”此刻的约翰正在家里度过一个普通的周六下午。[1]在磨剃刀的时候，他不小心削掉了左手无名指上的一小块皮，切口刚好深到流血的程度。他没多想，把掉了的皮盖回去，用一块布把手指包起来，继续去过他的周末。
这是个无足轻重的切口，没有人觉得会出事。但是它已经深到足以让破伤风孢子进入约翰的体内。几十年以后，医生们才会发现破伤风菌能够潜伏在动物的粪便及施过粪肥的土地上，那天约翰正忙着给土地施肥。两三天后，手指上的伤口痛了起来。之后的周六，他发现他盖上去的那块皮已经“坏死”，这才紧张起来，去咨询巴特利特医生，后者给他包好伤口，叫他放心回家；但是潜伏的细菌释放的神经毒素已经发挥了作用，约翰走回家时就感到全身异常疼痛，他几乎都没法支撑到家门口。正当他倒在家里的时候，隔着几条街之外的亨利正写道：“哥哥，我跟你是否如此相像，我俩连对同一支曲调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一定是某样东西或某个人催梭罗回家，因为次日早晨，他告诉丽蒂安·爱默生，他可能得回家帮忙，约翰手指上的伤口让他没法承担家务了。[2]每个人都很乐观。但就在那天晚上——1月9日，周日——梭罗的邻居内森·布鲁克斯敲响了爱默生家的大门：“亨利，你必须立马回去。”约翰呈现出破伤风的症状了。
病情发展得很迅猛。破伤风神经毒素造成肌肉无法收缩并导致痉挛，从下巴上的肌肉开始——所以破伤风也叫下巴强直病——很快就泛及全身，引起强烈的抽搐和剧烈的疼痛。亨利一回家就成了约翰的护士。周一，有人去波士顿请了新的医生。等他来了却已经无力回天，只能告诉约翰，他的死期将至。有个朋友回忆起约翰的反应：“‘没有希望了吗？’他问。‘没有。’医生答道。之后，尽管他的朋友们都无法自持，约翰却很镇定，他说：‘我的主把这只杯子递给我，难道我不喝吗？’他和他的朋友一一告别。”[3]抽搐一直延续到傍晚，整个夜晚和第二天早晨也是一样。最后，在1月11日周二的下午2点，约翰·梭罗死在了亨利的怀里，享年26岁。
人们只能希望约翰是在平静中死去的。很可能某次抽搐让他无法呼吸，或者他的心脏因为缺氧而停止跳动。丽蒂安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保有语言能力，虽然亨利从没透露过他俩之间到底说了什么。“他非常平静，在尚保有理性的时候，他显得更和蔼可亲。”亨利对朋友如是说，“这种平静和活泼所带来的光辉一直闪现在他最后时刻的胡话里。”那天晚上，亨利来到爱默生家单独会见拉尔夫·沃尔多，他没有跟其他人说话。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一次，收拾衣服，告诉丽蒂安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回来。当时，丽蒂安正在给妹妹露西写信，诉说约翰死亡的噩耗，面临死亡的约翰刚开始很“恐怖”，但是亏得他的镇定，死亡变得“不再可怕，而是优雅……我觉得仿佛一个纯净的灵魂得到了升华”。亨利走后，她补充道：“我敬爱他（亨利），因为他表现出的冷静，还因为他努力让自己不显得悲伤。他没有透露出一丝悲伤，但是他整个人都在和内心的悲痛抗争。”[4]
丧礼定在1月16日周日，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牧师的悼词让约翰听起来像另一个亨利：“他热爱自然，童年时就充满热忱……在他的住处，没有他不熟悉的山、树、鸟、花或美丽的自然事物，他每发现一种新鸟或一种新花都会欣喜若狂。”约翰也非常热衷社区里的公共事务：“他有一颗体谅的心，还有一副为各阶层受苦的民众发声的嗓子；贫穷的酒徒、奴隶、无知的人和堕落的人，他牵挂着导致这些人沦落至此的原因。”他爱音乐，“他最爱的长笛的声音和他朋友的谈笑混在一起，让后者变得更温和，这也是他灵魂的印记”，为他上天堂做好准备。说到最后这一点，弗罗斯特牧师承认约翰和“革命性的理念”及“超验主义的观点”有过短暂接触——要是他的弟弟在其他场合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忍俊不禁——但是，牧师严肃地总结道，约翰的“原则和宗教情感一直没有受到动摇”。在康科德开明的第一教区教堂，一个人的内心是最重要的，约翰的心灵无疑是善良和正直的。[5]
亨利努力强颜欢笑和不露哀伤，这让他在最初的一周显得出奇地平静。而后，他也倒下了，而且出现了下巴强直的症状，他的身体一直剧烈地抽搐着，吓坏了他的家人。正在波士顿的爱默生一回家就听到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梭罗家担心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保不住了。“这太奇怪了，没法解释，”爱默生写信给哥哥威廉说，“但是症状确实一样，而且在加重。你可以想见我们都惊慌失措，而且我更是如此，因为我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几天后，亨利的症状减轻了，他的病情终于稳定了。然而他要在床上再躺一个月才有力气下床，那年的整个春天他都很虚弱，连花园都去不了。深陷抑郁的亨利变得很消极，他坐在屋子里，什么都不做。他的姐妹们试图领他去大自然中，希望能唤醒以前那个亨利，但是没有用。一年前的亨利是这么写的：“朋友不是两个人联合起来，而是一个人分成两半。”[6]随着约翰的死亡，半个亨利似乎随他而去了。
* * *
当亨利重新觉醒时，他听闻爱默生家也在经历命运的残酷打击。1月24日，他们的儿子小沃尔多显出猩红热的症状，并在三天之后死了，只有5岁。他父亲的哀痛如无底深渊。有十多次，爱默生不得不在一封接一封的信里写下类似的话：“我们最亲爱的孩子死了。”“我们的小沃尔多今晚过世了。”“我还敢再爱任何人或事吗？”爱默生过去遭受过悲哀，但这一次是不同的——这种痛苦更强烈，这种丧失令人惶惑，超出了外人的理解范围。消极的思想和他的哲*联学**系起来，在他伟大的沉思之作《论经验》（Experience）里达到极致。[7]双重的打击让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变得木然，但也使两人的关系更紧密了：小沃尔多曾是梭罗的特殊看护对象，他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着这孩子。甜蜜的回忆折磨着爱默生，他回想起梭罗每天都和小沃尔多一起玩，拿“各式各样的玩具”逗他玩：“口哨、小船、玩具枪，还有他能够做和修的各种东西，他一直温和又严格地待他，给他所有的爱和尊重。”梭罗喜欢这孩子提出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的方式，“就像你自己问这些问题的方式一样”。爱默生惦记着小沃尔多说出的“是我的音乐让雷电跳舞的”，那时，小沃尔多吹响他的柳笛的时候，正好传来一声雷鸣——柳笛是梭罗给他做的无数小玩具之一。[8]
长达六周，梭罗都无法翻开他的日记本。“当两人见面时，他们虽然对彼此不造成任何威胁，但却同时顶着巨大的风险。”2月20日，他终于翻开了日记本。“我觉得最近一个月漫长得宛如几年。”次*他日**加上了这句。他的时间似乎错乱了，他无法回到现实中，甚至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中。他承认说，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身体感觉起来更陌生。在大自然里漫步只会加深这种疏离感。“我每前进一步，她（自然）就后退一步。”他哀叹道。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飘落的羽毛，还未着地，每一部分都在“坠入深渊”，灵魂和身体一起摇摇晃晃，“相互牵绊、阻挡，像缺乏经验的连体婴孩——他俩本应如一个人那样行走”。[9]但要怎么才能做到如一个人那样行走？他的回答非比寻常，这直接引向了他的重生：“像一个人那样行走”并不意味着“走进”自然，出于合二为一的目的介入她，这只会让自然离得更远。他要冒更大的危险：使一切都停止下来，暂停思考，打开身体，清空理智。梭罗将此称为倾听，不只是听取声音：“在自然里，我总是意识到那些我的双耳无法捕捉的声音——我只抓到了一段旋律的前奏。”真正的倾听意味着要培养一种新的感官，一种深层的听觉：“我们的双耳最终难道不会捕捉到这种信仰和期待吗？”这是他找到的前进道路。“朋友们的死亡应当如他们的生命那样赋予我们同样的启迪，”他提醒自己，“美好的东西怎么会消逝？它不会来了又去，来了又去的只有我们。我们难道需要停下等它？难道它前进得比我们还慢？”[10]
不，我们才是慢半拍的那个；美好的事物在前方等着我们，而我们却总落在后边。约翰总是走得更快的那一个，如今他也走在亨利之前。为了约翰，亨利写出了他最凄美的、私人的诗歌：
哥哥，你如今安居何方？ 哪一个太阳为你照耀？ 你真的告别了吗？ 如下方的我们所希望的……
他的问题堆叠起来：要到哪里才能感受到约翰的存在？“沿着毗邻的小溪/我能否再听见你的声音？……你会选什么鸟当你的使者/给我传个口信？”约翰爱过的鸟儿成了他弟弟寻找的信使——但是它们仍缄默不语。“它们仍在默哀/或者就是忘了。”
不过，在修改过的结尾里，亨利探寻着希望：
当我在湖上回旋， 嬉戏，如果嬉戏与礼兼容， 但如今你不在这儿， 我还能追随你吗？
我相信，过去和现在一样， 我总是慢了半拍， 你一直是先到的那个， 把风破开。[11]
“慢了半拍”的人现在开始“追随”约翰。从现在开始，他将追随约翰去到林地和河畔，他不再追寻一位永远在“抽离”和“退却”的自然女神了，而是前往自然之中，沿着先走的那个挚爱的人留下的足迹，试图接近他，听取他传来的音信。25岁的亨利仍然挣扎着寻找自己作为诗人的写作风格，他听到了约翰从他们曾爱过，并一起去过的地方发出的召唤。约翰活着的时候，他的光芒盖过了羞涩的弟弟；去世后，他成了弟弟的缪斯。那个感到自己不可能走出哥哥阴影的亨利，那个感到自己只是半个人的他，现在必须成长起来，来填补约翰留下的空缺，他必须培养出新的听觉来听见哥哥的声音，必须找到新的声音来说话。约翰的死亡成就了亨利·梭罗的诞生——这位将把自然的声音传递给全世界的作家诞生了。
要再过一周，亨利才能拿起笔给朋友们写信。他首先写给善良的露西：“我仍对一切感到惊讶，有什么资格哀悼？”这种惊讶的感觉让梭罗接受爱默生拒绝接受的东西：自然不近人情的周而复始，无论发生什么，冬天的冰都会融化，晨间的鸟儿都会歌唱。“我不想再见到约翰了——我指的是那位死者，”他向她坦白，他想要见到“另一个”约翰，那个他必须努力成为的人。他的第二封信寄给了仍在悲痛之中的爱默生，这封信更沉重。面对朋友的悲痛，亨利提供的是超验主义的冷若冰霜的安慰：“自然……会成为崭新的样子，她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紧接着亨利谈到了春天的万物复苏：“田野里的每一株草、森林里的每一片叶子，它们消亡时都和重生时一样美丽。”看到这个年轻的亨利突然取代了之前那个老气横秋的亨利，吐露出这样的话语令人震惊，要知道他之前在《秋色》（Autumnal Tints）里期待自己的死亡。现在这话看起来是不成熟的，他还需要努力获得超验主义的信仰。但是在爱默生这位令他敬畏的知识之父面前，梭罗需要为他的新信仰立誓，许下真诚的诺言，他会成为该信仰的实践者：“在我想象了这么多以后，难道神不会觉得他们理应让我成就某些美好的事物吗？”[12]
面对其他人，梭罗坦言他被痛苦折磨。他不再是之前的自己，而且他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痊愈。在往后的人生里，亨利会在约翰的忌日与噩梦斗争。无论何时，一旦约翰的名字被提起，他就会面色苍白，而后请求一个人静静。但是在这几个月里，这段阅历的重量令他振奋，他用最彻底的方式重塑自我。如果和爱默生比较，可以看到梭罗和他明显的差别：面对自己的悲痛，爱默生在题为《论经验》的公开演讲中宣布，小沃尔多的死没有改变任何事。“我似乎失去了一座美丽的大宅——没有其他……悲痛是短暂的”，宛如秋叶飘零般轻易地散去。“令我痛惜的是哀痛没教会我任何东西，也没有让我对自然的理解更进一步。”与此相反，梭罗则宣誓说他“没有这段阅历就无法走得更远”，是它让他成为自己。[13]哀痛告诉他，他对于他人的深层怜悯会让他变得异常脆弱。梭罗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可以承受那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为了缓和这样的痛苦和惊慌，他建造起一个保护壳，这会让他看起来暴躁且疏离。爱默生记下了当时伊丽莎白·霍尔的话：“我爱亨利，但是不喜欢他；比起挽起他的胳膊，我更愿意挽起榆树的树枝。”[14]
但是深层的怜悯也迫使梭罗毫无保留地对世界敞开。他人的不公行为会激起他整宿整宿的愤怒，这燃烧着他，直到他写下最有力的伟大政治抗议宣言；自然世界把他和约翰认同的精神理想传递给他。“我在全世界的常青草木中生活——我在大自然每一年的枯萎中死去。”这是他在3月写下的。从这个角度看，自然里的每个造物和现象都响彻着意义，犹如钟声。只有他能诉说这些意义，亨利——这位志向远大的诗人——才能找到一种公共的语言和空间，好让他对所有人言说。一周之后，他提出了他的希望：“除却服务公众的特殊才能，我没有其他私人财产，这是我唯一的个人事业。”[15]他把自己交托给死亡，向死而生。为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神交托他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欢乐无疑是生活的条件！”：新朋友，新旅程
爱默生会找到出路的。3月中旬，玛格丽特·富勒给他寄了封告急信：她精疲力竭，长时间的过度劳累让她快要垮了，她要辞去《日晷》的编辑一职。这份超验主义文学刊物在她的手上得到了稳步发展，但是它的出版人破产了。新的出版人是伊丽莎白·皮博迪，她打开账簿，看到只有300位订阅者，这不可能盈利。已经分文不取地工作了两年的富勒告诉爱默生，除非他亲自接手，不然《日晷》就死了。爱默生勉强同意，他不愿抹杀他身边那群实验作家发表作品的唯一希望。为了赶出7月的刊物，他正好看到一系列由马萨诸塞州出版的自然历史报告。他把这些文章转交梭罗，让郁郁寡欢的亨利写一篇能够用到他的“木工、船工和捕鱼技巧”的书评，这样或许也能让他振奋一点儿。这份差事只是个敷衍了事的活儿，但是梭罗全情投入。一个月后，他写了50页的文章，交给爱默生。“我不太喜欢他写的这篇东西。”爱默生抱怨道。但是为了填空档，他将这篇文章收入了7月刊。[16]
《马萨诸塞州的自然历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不是普通的书评。梭罗只把这些书视为该州“丰富自然资源”的目录，它们有用，但是“在普通读者看来索然无味”——不过，它们吸引读者的失败反而激发了梭罗的热情。他把成堆的旧英诗推到一边，在自己的日记中搜寻最值得记录的时刻，他渴望重新造访狂野的自然。“欢乐无疑是生活的条件！”他惊叹，“翅膀上由巧合和变化组成上千种色泽的蝴蝶”，“一大笑”就惹得树林连连作响的潜鸟，狐狸留下的曲折的踪迹似乎“暗合某种思想的波动”，鱼儿唤起了他的同情，蛇散发一种无声的魅力。春天的柳絮成了他的“小小植物救世主”；夏天的绿叶和冬天的冰花看起来都像“同一种自然法则下的产物”。
是的，那些书很枯燥，但是梭罗知道它们背后的精神是丰富的。撒迪厄斯·哈里斯[*]（Thaddeus Harris）本人撰写了昆虫分册。梭罗敬畏着科学所具有的“沉静的勇气”，他也敬畏哈佛老师教给他的：“自然会是最细心的检察官；她邀请我们去注意最微小的叶子，用昆虫的视角来观察它的世界。她不存在空隙，每一部分都涌动着生命。”这里的关键是，即便面对最枯燥的事实也要留心发现生命：“让我们不要低估了事实的价值；它有一天会开出真理的花朵。”这是梭罗全新的座右铭，也体现了他新的写作方法：“让我们”，“她邀请我们”。之前他被教导要高高在上地进行说教，而今他是向导和同伴，伸手邀请我们加入他，分享他的欢乐。[17]这篇在一个月之内迅速赶出的文章其实是《瓦尔登湖》的原型，粗糙、不完美，但是洋溢着生命。这和梭罗之前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和任何人写的东西都不同。他那晚朗读给爱默生听的东西完全是他的第一部原创作品。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爱默生不那么喜欢它了。布朗森·奥尔科特爱这篇文章，宣称它的“价值不下于艾萨克·沃尔顿[†]本人的作品”。纳撒尼尔·霍桑读过之后肯定梭罗“是好作家……他笔下有真正的诗歌”[18]。爱默生喜欢的是他约他的新朋友查尔斯·金·纽科姆（Charles King Newcomb）写的古怪阴暗的小说《两个多隆》（The Two Dolons）。这是一篇带有神秘色彩的哥特式幻想小说：朴实无华的沃尔多在森林里遭到居住在洞穴里的督伊德教隐士尾随（后者和亨利有着诡异的相似性），他把小沃尔多放上祭坛，用一把刀剖开他的胸膛。放到今天，纽科姆神经质的小说简直没法读，但是爱默生如此钟爱这篇小说，以至于他一直求着纽科姆要《两个多隆》的下篇，但他失败了，纽科姆的天才已经挥霍殆尽。自己儿子被神秘的森林之神献祭的恐怖寓言一定让爱默生驱除了内心的心魔。到了7月，这份刊物交付印刷，爱默生现实生活中的“神秘河神”搬回来了，住到了阁楼里，又成了这家的勤杂工，这次还兼任《日晷》的编辑助理。
梭罗回到了爱默生不断扩大的朋友和同事圈的核心。事实上，有这么多访客住到爱默生家，以至于这家的厨师威胁要在大门口竖一块牌子：“这个家不是旅馆。”爱默生的女儿埃伦还记得在“超验主义时期”，“各式各样怀揣新想法的访客来到家里，有觉得金钱是万恶之源的男人，有素食主义者，有不相信剃须刀和裁缝的自然主义者，有哲学家，还有脱离各种组织的人”。[19]霍桑笑看爱默生如何引来这些“有血有肉的小精灵”，他们被他“宛如燃烧在山巅的灯塔般的智慧火焰”深深吸引——“蝙蝠和猫头鹰，以及这位所有夜间活动的鸟类之主。鸟儿们在这位凝视者眼前努力扇动落满尘埃的翅膀，但有时候却被误认为是长着天使翅羽的家禽”。“从来没有过，”霍桑激动不已地总结说，“哪个贫穷的小乡村挤满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穿着奇装异服、举止怪诞的凡人。”[20]
当然了，霍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布鲁克农场搬了8个月粪之后，他决定跟社会恢复更寻常的联系。正当他在寻找住处和他的未婚妻索菲娅·皮博迪同住时，埃兹拉·里普利牧师去了天国，他的牧师公寓空了出来。霍桑签下了租约，1842年6月，辛西娅·梭罗和伊丽莎白·霍尔把老旧的灰色公寓“整饬一新”，交给这对新人。那个时候，亨利已经有足够的力气来帮杰克·加里森的儿子约翰清理公寓旁的土地，种上豆子、白菜、南瓜，这样夏天和冬天就都有收成，它们可以作为他献给纳撒尼尔和索菲娅的结婚礼物。1842年7月9日，在婚礼当天的下午，纳撒尼尔和索菲娅搬进了原来的牧师公寓。
很快，爱默生和梭罗就正式来拜访。这景象有点奇怪——三位伟大的作家坐得笔挺，每个人都绞尽脑汁想一些深邃的话来打破沉默，不过等梭罗独自重访时，他和霍桑发现他们有了更深的友谊。一开始，霍桑认为“梭娄先生（Thorow，按照康科德人的叫法拼的音）”是“一个怪人……丑得要命，长鼻子，说话也怪，带着粗野的乡下土气，尽管举止礼貌”。但是他的丑陋，霍桑评价说，是“实在且宜人的”，比美丽更适合他。他的这位新朋友作为爱默生家的一员过着“某种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且为他展现了“一种对自然热忱且敏锐的观察——我猜想，一位真正的观察者或许和一位原创诗人一样稀罕”。[21]
梭罗把他心爱的马斯科特奎德号卖给了霍桑——霍桑觉得是他“缺钱了”，尽管梭罗很欣慰他终于能抛下这份悲伤的惦念。试划一次后，霍桑付了7美元，第二天早上，梭罗给这位大作家上了一堂划船课。霍桑感叹这艘船在自己的手上乱闯乱撞，不听使唤，但是在“梭娄先生”的调教下却“温顺如良马”。他把船重命名为“莉莉湖号”，很快他的日记里便满是诗意的泛舟游记。最终，他会把这艘平底老渔船转手给埃勒里·钱宁，在后者手里，船会腐烂，荣休，不再被人记起。冬天，他们的划船爱好被溜冰取代，索菲娅·霍桑记录下这三个朋友在冰面上出发，梭罗“跳着狂乱的、酒神般的舞步”，霍桑裹着厚厚的冬衣，“宛如移动的古希腊雕塑，庄严又高贵”，爱默生“显然太过小心，不敢站直，总是头朝前冲，做出俯身动作”。霍桑家会两度搬离康科德，但是每次回来，纳撒尼尔和亨利的友谊都会一如既往。钱宁说，当他俩一起大笑的时候，“力量足以震破一只水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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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被爱默生吸引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那位精神“总理”，是玛格丽特·富勒的弟弟理查德。[23]富勒在康科德接受的辅导帮助他在学期中途就被哈佛录取，1843年7月，等不及暑假的他从坎布里奇步行到爱默生家。他先是接受了一番全面检验，“看看我是不是还保有想象力”，第二天他和梭罗背起背包，出发去30英里以西的沃楚西特山。他们对这趟徒步的计划是进行一趟文学之旅：理查德记下他的所有遐思，亨利的笔记则会成为他的下一篇原创散文《沃楚西特漫步》。从孩提时候起，梭罗的双眼就无法从沃楚西特山淡蓝色的轮廓上挪开。他甚至为这座山谱写过一首诗——那首被玛格丽特·富勒毅然退稿的诗作。现在，和她弟弟一同漫步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尝试，用的是她推荐的方法。除非你能够更多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她说过，不然自然不可能是你的。“去寻找荷花，体验欣喜若狂的感受。”[24]
他们是在清凉的黎明时分出发的，中途停下，把木头削成坚固的手杖，然后又和草地上的割草人聊了聊天。随着他们一路往西，当地人“越来越贴地气且狂野的口音”让梭罗愈发激动：“不是韦塔提克（Waytatic），也不是韦楚西特（Way-chusett），而是沃塔提克（Wor-tatic）、沃楚西特。”那天傍晚他们在一座荒凉的西部旅店歇脚，店主给他们递上的竟然是一份康科德的报纸，这多令人失望啊！第二天，他们披着灰色的晨曦出发，继续走完余下的4英里到达山脚。随着他们逐渐攀登，树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顶，他们在一座旧天文台的废墟里读维吉尔和华兹华斯，用从山下农场带来的鲜牛奶灌下野蓝莓。他们在山上观看日落，看到夜幕降临大地，直到“整个新英格兰只有我俩笼罩在太阳的余晖里”。月亮升起，他们点燃篝火，方圆30英里可见，到了破晓时分，整个马塞诸塞州都“在我们眼前展开，横向和纵向地展开，宛如一幅地图”。中午时，他们往东面下山，来到人类居住的无聊的住处。他们留在哈佛村思考日落和过夜，次日一早就分开了，亨利回康科德，理查德去探访家人。[25]
回到爱默生家，亨利翻开“自然笔记”相簿，先前约翰将战利品收藏其中，包括他看到的鸟儿、收集的标本。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还在哀痛中的亨利找出这本久未有人问津的相簿，在约翰优美的笔迹旁添加一些他凌乱的记录。然后，在6月初，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外出散步的亨利偶遇一窝蹲在树叶上的鹧鸪雏仔。他捧起它们，抚摸它们，它们在他的手里一动不动，之后他把它们轻轻地放回原地，其中一只偶然侧倒，它就那样躺着，令梭罗为之触动。亨利在约翰的高贵相簿里记录了这一景象，他努力回忆自己为何被触动：“我无法忘掉它们眼睛里单纯又成熟的表情。它们清澈的眼里有斯芬克斯和西比尔女巫的智慧和狡猾。只有思想诞生，眼睛才富有生气……它们的历史和眼里映照的天空一样悠久。”[26]亨利的记录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他粗犷有力的字迹填满了整页纸，在约翰列出的整洁的清单里硬是破出一个旋涡，他写下的这个狂喜时刻将会成为《瓦尔登湖》里最美妙的段落之一——事实上，当梭罗把脆弱的雏鸟捧在手心的时候，他就已经摸到了写作《瓦尔登湖》的试金石，他在它们眼中看到了宇宙智慧的诞生。梭罗把它们放回树叶里，他也用同一只手点燃了自己的智慧火焰。
约翰的相簿里只剩下没几页的空白了，但是亨利用《沃楚西特漫步》的草稿把它们一口气填满了，他的步行之旅升华为史诗般的山巅顿悟。他发誓说，从现在开始，天堂也会在他脚下：无论何时他凝望地平线上的沃楚西特山，他的视线都会停留于“我们煮麦片粥的那几块岩石上，在云间”，这提醒他“每一刻都让人产生精神的提升，大地上没有一个地方低到不能望见天堂”。霍桑不久前刚在独具风格的新刊物《波士顿汇编》（Boston Miscellany）上发表了作品，肯定是霍桑建议梭罗，他富有诗意的旅行见闻就是那本上层社会流行刊物想要的东西。如果他寄去那里，而不是《日晷》，他就可以俘获全国的读者——而且可以拿到稿费！1843年1月，《波士顿汇编》发表了《沃楚西特漫步》，梭罗第一篇面向更广大世界的作品。[27]他看起来正在接近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出版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份风光无限的杂志后一期就停刊了。梭罗从没拿到稿费，尽管爱默生和皮博迪都不断为他争取。好在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也找到了他的读者。职业作家的前景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 * *
1842年夏天，爱默生又拉拢了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埃勒里·钱宁。1839年秋天，爱默生收到一份诗集，他从中找到一位重要的诗歌新人。作者是超验主义“教皇”本人威廉·埃勒里·钱宁的侄子，他也是这家的不肖之子。1834年，入读哈佛一个学期之后，埃勒里·钱宁退学，逃离波士顿，去到伊利诺伊（Illinois）的一个牧场，也是在那里，他收到了爱默生热情的问候信：“我从没有看到任何美国人写出过这种具有内在音律的诗句，也没看到过任何诗能带来如此真切的启迪。”埃勒里同意由《日晷》刊发他的诗作，爱默生用动情的笔调介绍这位无名的诗人：缪斯终于在美国找到了代言人。[28]这之后，几乎每期《日晷》都会刊登几首埃勒里·钱宁的诗作，爱默生会帮忙使它们集结成书——虽然亨利·梭罗还在笔耕不辍，还梦想着他本人有一天能成为爱默生力捧的“伟大诗人”。
直到1842年夏天，埃勒里·钱宁才第一次来拜访爱默生。不过当时，他事实上早已是超验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放弃伊利诺伊农场的生活后，他娶了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妹埃伦，这让她的家人非常失望。这对幸福但身无分文的新人想过加入布鲁克农场，但是最终留在了辛辛那提，直到埃勒里决定拜见爱默生。玛格丽特正好在7月来访，发现她的妹夫已经在爱默生家了，而且已经成了亨利的朋友。他们之后住哪里呢？玛格丽特建议他们住在牧师过去的寓所。这可不行，霍桑夫妇反对道。爱默生觉得埃勒里、亨利和理查德·富勒应该一起买座农场，种植作物，用推车运到街上卖掉，就像普利茅斯的马斯顿·沃森那样。不过，钱宁夫妇最终搬到坎布里奇和玛格丽特同住，直到埃勒里宣布他必须住得离爱默生更近。梭罗在附近一条街找到一座很小的红色小屋，小屋年久失修，而且要价高昂，但是钱宁很喜欢。1843年4月，诗人钱宁给勤杂工梭罗寄了一张很长的整修清单：粉刷房屋、修葺地窖、建造新楼梯、清理并重新修整水井、搬走原主人的私人物品、建造篱笆——够一个施工队忙好几周的了。“哦，亲爱的梭罗！”5月，钱宁和妻子搬进新房时惊叹道，“在你的大恩大德面前，我觉得无地自容，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感谢你。”[29]
埃勒里·钱宁不是那种很容易交往的朋友。他可以满嘴蜜语甜言，可以风趣幽默，但他也可以尖酸刻薄、粗鲁暴躁、阴晴不定——“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心里却住着个混账孩子”，这是玛格丽特·富勒的评价，她看到“他的美好中住着爱惹事的小妖精”。[30]霍桑认为钱宁是最典型的那种“古怪而聪明的年轻人”，就是那种爱默生“总是吸引来的天才”——不过霍桑也感到钱宁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有他在，他们的聊天“井喷式”增长，好比“源源不断的喷泉，灵光乍现的喷雾是埃勒里带来的”，还有那在“喷泉池底闪闪发亮”的思想的黄金也是他的。[31]好几次钱宁怂恿遁世的霍桑走出旧牧师寓所，划莉莉湖号去钓鱼，尽管如果真的要出远门他更指望梭罗。从一开始，这两人就成了对方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几乎难舍难分，是“一对乡下的骑士”，怀着宗教般的狂热情感居住在自然之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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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忙碌的夏天，布朗森·奥尔科特正踏上他史诗般的英格兰之旅，希望能够传播“新气象”，也希望能说服英格兰最进步的“在世思想家”来到美国。[33]美国连让奥尔科特办学都不一定允许，但是英格兰尊他为先知。他的追随者直接以他的教会学校为模版建立他们的学校：奥尔科特之家。他们以如此高昂的热情迎接他，以至于奥尔科特开始梦想在英国建造一个“新美利坚伊甸园”。1842年10月，他带着两位英国追随者回到康科德：奥尔科特之家的主任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及记者和改革家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爱默生把他们介绍给全镇的人，每个人都开始喊他们“英国先生”，因为“他们总是并肩走着”。他们刚有能力购买农场时，梭罗就听他们说起构建新乌托邦社区的计划。梭罗的家人也成了他们的拥趸——至少很喜欢他们：“我们觉得这几位英国先生很和蔼”，普鲁登丝·沃德写道。梭罗家的女眷都喜欢听莱恩先生说话——他操着英国口音，句句不离奥尔科特——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这很有意思……身边有这些性格各异的思想家真是太好了”[34]。
六周之后，镇上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话题可以聊。1838年，布朗森·奥尔科特成了新英格兰“不抵抗协会”的创建者之一，这是在支持奴隶制的暴徒谋杀废奴主义者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之后他们对此做出的回应。协会的主席，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解放者报》上宣布了他们的章程：我们不能以暴制暴。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所有基于恐惧和胁迫的体制：不打仗，不投票，不设政府办事处，不设监牢，并且当然，不缴税。奥尔科特把这个不抵抗协会带到了康科德。早在1841年1月，学园曾组织一场辩论：是否应当进行*力暴**抵抗。当时奥尔科特为反方辩论——对手是约翰和亨利·梭罗。[35]作为一名高度自觉的不反抗者，奥尔科特自1840年来到康科德后就拒绝缴税。官方一直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到1843年1月17日，来了一位新的征税官：萨姆·斯特普尔斯（奥尔科特于1839年参加了他的婚礼）。奥尔科特拒绝缴税，斯特普尔斯便把他抓到米德尔塞克斯县监狱，但是监狱长却不见了踪影。在等监狱长回来的间隙，斯特普尔斯让奥尔科特吃晚餐，奥尔科特继续抗辩。萨姆虽然不为所动，但是他之后告诉海伦·梭罗：“我相信这绝对跟他的原则有关，我发誓我从没听过任何比他所说的更诚恳的抗辩。”几个小时后，有人送消息来说，奥尔科特的税已经由塞缪尔·霍尔付了，于是斯特普尔斯就放他走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忍受他不在的痛苦，也不用忍受他对自己能坚守原则的自豪和骄傲了。”[36]阿比盖尔写道。之后，他那些想息事宁人的家人总为他准备好税款。
但是，那个晚上并不完全是平静的。在奥尔科特、莱恩和梭罗吃过晚餐，等待结账的时候，他们合谋，如果奥尔科特坐牢，莱恩和梭罗就会“大闹全国”。幸而那天的晚些时候，梭罗到学园的时候看到奥尔科特已经坐在观众席里，还是自由身。“我的怒火熄灭了——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但是莱恩的怒火仍在燃烧。那天的演讲者正巧是来自美国和平协会的查尔斯·M. 斯皮尔（Charles M. Spear），曾经的普救派牧师。他一说完，莱恩就跳起来诉说他对奥尔科特被捕的愤怒。接着奥尔科特起身，发表了一篇讲话，题为“我的监狱让我们忘掉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斯皮尔也被触怒了，抗议说康科德的激进人士是错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从救世主的例子看，应当支持纳税。”[37]但是莱恩尚未罢休。第二天，他把自己慷慨激昂的辩护词寄去了《解放者报》，辩护词的主题并不是税费是否具有不公正的目的。毕竟，有些税收转向了对教育的扶持，而且没有人比奥尔科特本人更热情地投身教育事业。不，对征税的反对是“建立在防止任何个人组成政*党**的道德本能之上的，无论这个政*党**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攫取权力还是传播和平与爱”。当这个国家使用*力暴**的时候，它就是恶魔，尤其是当舆论赋予政府这种*力暴**的时候。[38]
莱恩的檄文或许没有提到斯皮尔先生，但提到了亨利·梭罗，后者当时也已经停止缴税。莱恩本人在那个12月也有被捕的风险，正当他乘着马车经过康科德之时，斯特普尔斯看到了他，要求他把税付清，当莱恩拒绝时，斯特普尔斯给他戴上了*铐手**。之后，是塞缪尔·霍尔的儿子埃比尼泽·罗克伍德·霍尔付清了欠税。被释放的莱恩感到“伤感，很不情愿”，垂头丧气地来到爱默生家倾诉他的烦恼。爱默生本人定期缴税，所以并不认同他。[39]三年以后，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亨利·梭罗身上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谋划如何诉说“我的监狱”的故事，这将会搅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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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年，梭罗的精力都在稳步提升。1842年8月，刚爬完沃楚西特山回来，他就加入了爱默生和其他显赫的邻居一同创建的康科德图书室（Concord Athenaeum），这是第一教区教堂小礼拜室内向会员开放的阅览室。[40]那年11月，当康科德学园再次推选梭罗为策划人，他接受了，帮忙请来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及其他地方名流——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查尔斯·T. 杰克逊（Charles T. Jackson）、西奥多·帕克、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以及康科德当地人士，如查尔斯·莱恩、伊弗雷姆·布尔（Ephraim Bull，他很快就要因为康科德的葡萄产业而出名）、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牧师，当然还有爱默生。这是个出色的演讲季，令梭罗骄傲的还有在109.2美元的年度预算里，他们刚好花掉了100美元，用于劳务费、租金、灯光、暖气，还给下一年留了9.2美金。“100美元可以给整个镇做多少事情呀，”他惊呼，“我自己就能提供一套25节课的优质冬季讲座，还可以支付会场、暖气和灯光的开销，给镇上的每位居民带来巨大的裨益。”[41]
梭罗本人也参与其中，2月，他做了八场有关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的讲座。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羽翼丰满的康科德公民发表公开演说，正外出做讲座的爱默生寄来了他的慰问：愿“冬季最亮的星在这个夜晚发出璀璨的光辉”！丽蒂安之后捎信给爱默生说，梭罗的演讲“很打动我”。其他人也很喜欢讲座，康科德报纸视其为“值得称赞的思想产物”。“亨利，”丽蒂安急于说服丈夫，“应当让大众知晓他的演讲才能。你应该用你的影响力来推销他。微薄的学园报酬可以满足他微薄的需求”，并给他和他的听众都带来“提升和快乐”。梭罗本人也兴奋地给爱默生写信：“承你金口，这是个闪亮的夜晚。”[42]在梭罗的演绎下，雷利爵士，这位对爱默生而言不幸的“美国学者”，在英国遭到了处决，他是一位新大陆自然世界的探寻者，一位文笔像“绿枝”一般在纸上熠熠生辉的作家，但是他真正的诗歌却是在行动中写下的，在船上，在旅程中——这些合起来就成了作家生活的崇高理想。梭罗把这份讲稿投给了《日晷》，奇怪的是，爱默生从未刊登。
作为学园的策划人，梭罗有权力制定全镇讨论会的日程，他利用了这项权力。康科德的废奴运动由女性领导，包括梭罗家的所有女性；但是当时女性被禁止于公众场合讲演。如果要讨论废奴主义，必须由男性出面——梭罗迈出了第一步，他帮助邀请温德尔·菲利普斯来学园，这也意味着和激进思想结成同盟，因为后者刚在女权问题上和保守主义者撕破脸皮。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也影响了梭罗的家人，玛丽亚姑妈和简姑妈是反对女性投票权的保守派人士，但是辛西娅、海伦和索菲娅都是坚定的“加里森派”（Garrisonians），为女性现在能有在她们的会议上投票表决的权利而骄傲。为了不让激进派发声，圣三一教堂和第一教区教堂都禁止激进人士演讲。愤怒的海伦·梭罗再也没有踏进过教堂。作为抗议，激进派把全国最激进的演讲者带到了康科德，作为1842年10月大会的主要嘉宾。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位逃跑的黑奴可以用他对奴隶制振聋发聩的抨击紧紧俘获听众的心。和道格拉斯一同前来的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这两位正准备把道格拉斯的《一个黑奴的自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介绍给世界。阿比盖尔·奥尔科特的哥哥塞缪尔·梅（Samuel May）也来了。加里森和梅住在奥尔科特家，道格拉斯则住进梭罗家；此次来访之后，道格拉斯和海伦·梭罗成了朋友，终生保持着通信关系。[43]
1842年10月大会之后，有人（可能是梭罗的母亲或妹妹，也可能是丽蒂安·爱默生，或者是亨利·梭罗本人）建议，菲利普斯应该被请回康科德学园演讲。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菲利普斯谙熟如何用精心设计的逻辑来动摇保守派听众。但是当这项让菲利普斯批评奴隶制的动议被提交给学园的会员时，德高望重的约翰·凯斯起身抗议：学园不是讨论“废奴或蓄奴这类引发争议和分裂的问题”的地方。凯斯提议取消讲座，但是多数人投票支持举办讲座。1842年12月21日，温德尔·菲利普斯按日程进行演讲。菲利普斯理所当然住进了梭罗家，作为策划人的亨利·梭罗很可能陪同他走进讲堂，并且为听众介绍他。尽管讲座内容没有留下记录，但是从镇上人的反应就大概能看出他讲了什么。康科德激进派领袖，百折不挠的玛丽·布鲁克斯（Mary Brooks）恳求菲利普斯再次造访，她驳斥了凯斯“厚颜无耻的恶意歪曲”，也拒绝了他对菲利普斯是美国叛徒的指控。[44]菲利普斯会回来，但将是在一年以后，这个讲座还会继续进行。
梭罗作为文学家的自信在逐步增长，这也是他准备好投身镇上行政事务的原因之一。富勒辞去《日晷》编辑一职时，爱默生意识到他需要找到“一位友善的大力士，借他的肩膀来扛起这个小世界”。他找到了梭罗，后者帮忙编辑了爱默生接手后的第二期杂志。结果好坏参半。9月下旬，最后一批印好的刊物被送抵爱默生家，因为那几天适逢“温和、甜蜜的好日子”，爱默生把刊物递给他友善的“大力士”后便和霍桑出门散步去了，他们会离开整整两天。几周之后，富勒收到了她的10月号《日晷》，大为恼火：她写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文章被一处无法容忍的勘误糟蹋了。丁尼生的诗句本应是“在无畏的真纯的驱使下”，刊物却印成了“无畏的丑行”。这是玩笑吗？她逼问道——更糟糕的是她本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和丁尼生本人交流想法。爱默生回信说，这个和其他令人尴尬的错误都源自“亨利·梭罗”。他考虑过把梭罗撤换成别人，但是当时的亨利仍处在无业状态，所以爱默生还是留下了他。[45]
亨利作为编辑的能力局限是一回事，他作为诗人的短板是另一回事。富勒之前几乎拒绝了他的所有诗稿，而今爱默生急于把这些诗歌展示给全世界：1842年10月，《日晷》一下子刊出至少八首梭罗的诗作，而爱默生的爱将埃勒里·钱宁仅有一首刊出。这也让富勒难受，她抱怨说梭罗对语感的缺乏毁掉了他最好的诗歌，而钱宁的《挽歌》（Dirge）却越读越觉“美妙”——所有布鲁克农场的人都同意这一点。于是乎，梭罗诗人生涯的巅峰同时也是它的终点。感到难堪的爱默生让梭罗坐下，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他的诗作。尽管这些诗有着“坦诚的实在话”和“粗鲁的力量”，但它们不具备美这一品质。“它们的问题是，金子没有作为纯粹的形态闪耀，而是呈现为浮渣一般的原始状态。百里香和墨角兰尚未制成蜂蜜，这种艺术加工是不完美的。”[46]致力于诗歌创作五年之后，梭罗被彻底摧毁了。爱默生再也没有登过梭罗的诗作。在编辑1843年4月号时，梭罗偷偷放进了三首自己的诗歌，包括他两首最好的诗作《烟》（Smoke）和《霭》（Haze）。但是从那时起，爱默生的*用御**诗人是埃勒里·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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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对梭罗还有别的期待，希望他选稿，编辑，从古书或者外文书中翻译那些难以找到的文学作品，比如阿那克里翁[¶]优美的抒情诗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梭罗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译本成了几代哈佛学子的教辅书，他努力用英语捕捉这位古老天才的精髓，希望有人能受到启迪，写出比丁尼生甜糯的韵诗更深邃也更真诚的现代诗歌。[47]爱默生还请梭罗编一本《道德教谕》（Ethnical Scriptures），希望他遴选世界各地讲述道德和宗教的好文章，汇编新的文集。爱默生给的参考范本是《五卷书》（Panchatantra），这是古印度学者维什努·夏尔马（Vishnu Sharma）收集整理的动物寓言集。“什么是宗教？”书中的某人问。“对所有生命的怜悯……什么是哲学？和世界的彻底分离。”从19世纪30年代起，爱默生就沉醉于亚洲的宗教典籍——古印度经书、《论语》、祆教经典、《一千零一夜》——他不为猎奇而读，而是从中寻找指引，好让高尚的古老精神传统在美国重生：这些绵延多年的哲学真理和普世道德真理的源头之作或许能指引个人的道德信仰和行为。[48]
梭罗在爱默生书房里发现了这些书，他一下子被吸引了。为了《日晷》，他重访他过去最爱的作品，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摩奴”一词与“思想”及“人”享有相同的词根）。这简直是人类文明源头的作品。梭罗借书里的智慧写下了九页文章：“舍弃所有的愉悦要比得到它们好得多。”“被艺术掌控的艺术家的手永远是纯净的。”“所有难以跨越的、难以获取的、难以求见的，以及难以演绎的，都能经由真正的奉献来实现，因为奉献才是世间最难的事。”在日记里，他把这些称为“关于你和我的法典——从古老的时代传下的芳香，我们不能否定它们，正如我们不能否定风的存在”。梭罗在新英格兰找到了属于他的印度世界，只要处于独处和安静中就能看到这些法典的真确性：“我的脑海里满是梵文。”[49]
梭罗也在收集《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还有中国的《四书》，后者将儒家学说的要旨介绍给美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紧接着还有尼泊尔语的《妙法莲华经》，讲述通过圆满与觉悟成佛的道路。对于梭罗而言，这些典籍都非常有用，他梦想着在现代世界复兴古老的“东方”智慧。他也发誓要追随他自己的奉献之路：“婆罗门是理想的人。”[50]让他惊讶的是，即便宗教的浪潮已经退去，宗教学者仍在“捡拾古老典籍中的碎片，它们大概就是慢慢被冲到海岸上的，学者们捡起这些永恒的圣物，然后把它们重新拼合起来”。为了真实地重现这种古老的精神智慧，他必须找到方式来体验它——他必须试着成为婆罗门，达到觉悟，成佛。他必须尝试一种完全的奉献，不仅是在写作中成为老师，而且是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他以后将会告诉他的第一位追随者的：“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在某些罕见的间隙，我甚至是个瑜伽修行者（yogin）。”[51]
1842年一整年，梭罗的视野都在变得更深邃，也变得更清晰，但是他的情绪却常常无法控制。1843年1月，约翰的一周年忌日，梭罗罹患了支气管炎。他在日记里留下了一份闷闷不乐的自我评价：“我现在成了什么？站在此刻和永恒之间的一束患病的神经，就像枝头摇摇欲坠的枯叶。”不过他可以回望这一年中他的成长：扎实的发表经历，包括两篇原创散文，在康科德公共事务中愈发重要的位置，履行一份重要刊物的合编者所承担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开启和延续着一生中许多可贵的友谊。就在他把自己的悲伤留给日记的那天，他给理查德·富勒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信，为他修剪了一枚鱼鹰的羽毛（说是留给某个“重要节庆”的），以此感谢富勒赠送的新年礼物，一只八音盒。它“似乎只在为我们这两个朝圣者寻访小山和溪谷的那个夏日午后而演奏”，梭罗写道，回想着他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丽蒂安也留意到亨利得到这份新礼物时显现出的“孩童般的快乐”，他先是和不到两岁的伊迪丝（Edith）在地毯上跳起舞来，然后迫不及待地冲到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面前展示这只八音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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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爱默生外出演讲，他把整个家托付给梭罗照管，显示出无比的信任。代理了爱默生孩子们的父亲这一角色三周之后，梭罗给爱默生寄去了一封感谢信：“我已经做了你两年的门客，但我仍然感到自己犹如生活在夏日的天空下那般自由……我领受这种自由就好比是领受了阳光或夏日。”梭罗不是那种很容易相处的人——早些时候，爱默生说过他欣赏亨利那种“经常性的威吓态度”，但是那种态度持续了多久呢？——梭罗承认他曾经“以我的刻薄寡恩搅扰了你”。但是当爱默生离开，梭罗彻底地放松了。丽蒂安汇报说，“早餐后，小女孩们都请求要爆米花”，亨利就担起了大家长的角色，手持煎锅坐在炉边，和孩子一样享受这种嬉闹。亨利也汇报着孩子们的情况：“伊迪丝在文科和理科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当然还有在地毯上”，她还喜欢喊他“爸爸”。大一些的埃伦则“每天早晨都宣布‘爸爸今晚可能要回来’”。至于丽蒂安，她“几乎说服了我成为基督徒”——确实如此，惊讶的丽蒂安也对此供认不讳，在她和梭罗聊过后者的“异端倾向”后，他开始去教堂了。[53]丽蒂安继续组织超验主义者的聚会。有一回，她微笑着听奥尔科特和莱恩宣布：“对自然的爱”是“最微妙、最危险的罪孽”，这种偶像崇拜如此美好，以至于那些罪人自己都被蒙骗了，走向无意识的堕落。“亨利开诚布公地指出这两位智者都缺乏提这个问题的资格，因此他们也没资格给出评价。”奥尔科特则反击说，他们的精神中充满了爱，“然而梭罗先生却不是这样”。“这一幕有趣极了，”丽蒂安微笑着说，“亨利勇敢、高尚；尽管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他，但他还是有办法让我对他的喜欢有增无减。”而亨利那边，正如他写给露西·布朗的信里提到的，他很快乐，虽然他过的是“有着奇怪组合的生活”，“一会儿是打扫和清洗，一会儿是税金和家务”。不过，他还是微笑着补充说：“就算是瓦尔哈拉圣殿[††]也有厨房。”[54]
爱默生把《日晷》也交给亨利照管。梭罗被这种信心鼓舞，很快就打点好这一期的内容：莱恩写奥尔科特的文章；在海德堡（Heidelberg）努力工作的查尔斯·斯特恩斯·惠勒发回的报告；分别由富勒、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和富勒的朋友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撰写的文章；来自奥尔科特，当然还有埃勒里·钱宁的稿件；外加他自己有关欧洲黑暗时代（Dark Ages）的文章。“诗歌方面”，他对爱默生直言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怎么写了——我似乎忘掉了——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听到了隆隆的雷声。”虽然事实上，他还是悄悄地放进自己的三首诗。[55]爱默生3月回城，给这期高质量、广见识的刊物做收尾工作，这也正好是他接手主编满一年的时候。就在前不久，《日晷》收获了一些好评。奥尔科特说，在英格兰，它的地位“堪比神谕”。不过皮博迪带来更多的坏消息。付费订阅者滑落到220人，连纸张和印刷的成本都收不回。有好几周的时间，爱默生都为此焦虑，他的朋友们争执不休：莱恩和奥尔科特恳求“继续下去”，伊丽莎白·霍尔却说：“放手吧，这样这些杰出的作家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文章”，富勒则请求：“再试一年，为了远方乃至未来的支持者。”[56]
梭罗已经准备退出了，不仅仅是因为编辑助理这项差事没有报酬，在爱默生家当“门客”的生活也令他失去了兴趣。1843年3月1日，他写信给爱默生，后者当时正在探望居住于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哥哥威廉。梭罗告诉爱默生自己比之前好多了，还说他“同时也想试试演讲和写作之外赚钱的办法”——“如果你在纽约听到任何‘其他’机会，可以转告我吗？”爱默生讨厌纽约，不过他隐隐感到华尔街已经准备好，打算听一些超验主义思想了。他和威廉商讨，一起想到了这个主意：让亨利来教威廉的儿子威利（Willie）。亨利会带给这孩子很好的影响，还可以带他去树林，去城里。作为回报，亨利可以住在他家，外加得到每年100美元的生活费。亨利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但他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再挣点额外的钱，比如他可以到威廉在华尔街的法务办公室帮忙，或者去其他地方——至少在他能找到关于文学的差事之前。他可以立马动身，最快可以在两周以后的4月1日出发。[57]
从沃尔多·爱默生的康科德门客转变为威廉·爱默生在华尔街的抄写员似乎显得前途渺茫。如果梭罗能够预先读到梅尔维尔关于华尔街的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Bartleby, the Scrivener: A Story of Wall Street），他可能会更谨慎行事。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来到了一个死胡同。斯塔滕岛上的生活至少能让他离开爱默生的轨道，并接近纽约的文学市场。梭罗愿意赌一把。他收拾好行装离开康科德，并计划在美国的商业中心纽约重新开始，当时他并没有想过这会将自己引向第二次“濒死”经历。
斯塔滕岛上的梭罗
霍桑仍在四处为他的朋友寻找机会。“这个人肚子里装着将会使他成名的东西。”1842年10月，他对《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的编辑说。那位编辑从未回复。不过到了1843年1月，霍桑又尝试了一次，当时他的朋友，《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纽约出版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来老牧师的寓所做客。霍桑邀请梭罗到图书室和他们会面，在那里，奥沙利文的杂志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之后他们先在老牧师的寓所一起茶叙，而后梭罗送奥沙利文去学园。奥沙利文没给梭罗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他当然记得“他请我给他的刊物撰稿，我当然很乐意”[58]。《民主评论》刊发几位全国最好的作家的作品：首先就是霍桑，此外还有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朗费罗、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以及凯瑟琳·塞奇威克（Catherine Sedgwick）。事实上，这是属于开明的、推崇改革的“年轻美国”一派的出版物，同情超验主义。“最好的政府是最少进行干预的政府”，它的封面如是刊登。《民主评论》的发行量是3500册，梭罗在那里发表作品，可以比《日晷》找到多至15倍的读者。梭罗去纽约的时候把投稿这件事记在心里，还带着1842年开始使用的新日记本，他在这本厚本子里写下整页整页的文字，把1839年和约翰一同划船出游的经历誊抄进去。他在做着更长远的打算。
不久之后，他对理查德·富勒说：“我将在5月离开康科德，这里是我的罗马城——这里的人对我而言是罗马人。”4月的早些时候，他来到霍桑家，请他保管富勒送的八音盒。霍桑心想，梭罗离开是件好事，虽然他会想念他，想念他身上“野性自由”和“古典教养”的结合。梭罗“健康状况欠佳，而且在道德上和智慧上也尚未找到真正的向导”。在爱默生造访之后，霍桑揶揄说，爱默生“似乎忍受着梭罗先生住在家中的不便”。或许，偶尔遇见“在自然中”的梭罗要比对着“餐桌和暖炉旁的陪客”更美好。[59]
离别之日越来越近。霍桑和梭罗带着莉莉湖号做了最后一次郊游，在河流上游，他们采了一块大浮冰，并且一路拖着它回家。普鲁登丝·沃德送给亨利一个小显微镜，好让他继续探寻自然历史，伊丽莎白·霍尔送了他一支笔和墨水瓶，她希望这支笔“能够把友善的思想传递给那些你的声音无法触及的人”。爱默生给了他20美元，让他购置日用品及几件新衣服，还有另外7美元用于路上的花销。他带着一丝忧虑给威廉写信：“我们勇敢的年轻人在你的屋里住得如何？他对新的朋友、新的城市还适应吗？我相信他是大纽约如今最真诚、单纯的人。”——不过他“偶发的奇想和对一些观念的乡村视角”或许会带给人困扰。爱默生还希望，小威利能够在梭罗身上看到“能够帮助和教育自己的真正力量”。[60]
5月6日，星期六，亨利·梭罗和威廉·爱默生的妻子苏珊·黑文·爱默生（Susan Haven Emerson）一同从康科德出发前往斯塔滕岛，路上经停波士顿，梭罗去倒闭的《波士顿汇编》追讨了拖欠的稿费。这不仅仅是原则问题，梭罗真的需要钱，尽管他没有讨到。他们的船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新伦敦（New London）因为潮位低而搁浅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这趟旅程很顺利。星期日上午10点，梭罗和爱默生夫人踏上了纽约的巴特利码头，他们一下就被“饥饿的出租车司机”包围，“迷茫的脑袋紧靠着，肉色的脸庞下晃荡着脏污的外套，他们来回摇摆，就好像有暗潮在推动他们一般”，所有司机都盯着梭罗和爱默生太太这两位憔悴的旅客，每一秒钟他们都变得更焦急：“要不要出租车，先生？”“你需要一辆出租车，先生。”梭罗冷眼拒绝他们，护送爱默生夫人和他们的行李去到斯塔滕岛轮渡大厅。[61]
很快他们就到了家，这是栋长形的棕色木瓦房，不高，沃尔多·爱默生称之为“舒适的家”，房子掩隐在葡萄藤后边，周围有花园和一块绿树成荫的草坪。[62]这里颇具乡村风情，窗外就是一直向南伸展到海岸的树林。从附近的山顶上，梭罗可以俯瞰纽约、布鲁克林、长岛、从桑迪胡克（Sandy Hook）一直到新泽西高地的纽约湾海峡，还可以望见太平洋海平线上的船只，它们要一天才能抵达海岸。斯塔滕岛是威廉除曼哈顿法务办公室之外的乡间居所。他是个有名望的人，里士满县（Richmond）民事法庭的法官，富勒觉得他和弟弟“截然相反”：是位绅士，头脑清醒，和蔼，但是他“纯粹是个商务人士”，对超验主义没有兴趣。[63]梭罗的任务是辅导7岁的威利，可能还要帮助照看更年幼的查尔斯和黑文。每一天都有严格的日程安排：6点半早餐，12点午餐，下午5点晚餐，上午9点到下午2点学习。他觉得爱默生夫妇“善良，无可指摘”，但是“不算我真正亲近的朋友”。沃尔多之前要求哥哥给梭罗一间自己的房间，“不要太小……让他可以独自做梦、写作、朗诵。梭罗一直有这样的空间，而且必须有”。然而这间房间没有暖气，所以但凡梭罗需要炉火的时候，他必须去蹭爱默生法官的书房或者地下室。[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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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外的时候，梭罗探索着附近的街区，“我听到两种声音……海的咆哮和城市的喧嚣”。首先吸引他的是这座岛的自然景观：枫香树和鹅掌楸、随处可见的野蒜、味道浓郁的鲜牛奶、生长了17年的洋槐永不停歇的沙沙声响，还有肥壮的土狗、野猫、家禽。[65]他走遍了斯塔滕岛，从电报山（Telegraph Hill）走到海员的避风港，再到岸边的老榆树，岛上的第一批定居者胡格诺派就是于1661年在这儿登陆的。他最爱的无疑是大海。“我很喜欢它，”他给爱默生写信说，“每一样东西都放大了很多倍，显得雄壮——海藻、水、沙子；就算是死鱼、死猪和死马都有着浓烈的恶臭。巨大的渔网铺开晾干，蟹和马蹄铁在沙滩上留下印迹。”[66]他看着人们驱赶牛群把船拉上沙滩，“它们小心地走在浪花中，仿佛它们会把整个桑迪胡克拖上岸”。他和现在是渔夫的老船长史密斯成了朋友，史密斯收起一张张盛满鲱鱼的网，他会成批成批地卖出去来给岛上贫瘠的土地施肥。从海岸边，梭罗能够望见移民的船停在附近的检疫港，孩子们或在疯跑或在戏水，他们的父母则伸着懒腰，深呼吸，等待船只过检。“他们会滞留一到两天，然后去往大城市，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这儿上岸。”[67]
大多数情况下，梭罗也是这样。“去到大城市”是半天的出游。每天会有五到六班船，他需要沿着里奇满街（Richmond Road）走半个小时或者沿着海滩走1英里。到了曼哈顿的南角，又是二到三英里的步行，这次是在坚硬的人行道上，而且只有在“天上下铜钱”的情况下梭罗才买得起更昂贵的汽车票。“你们看到了，”他写信给父母说，“要造访这座城的不同地方起码要花上一整天。”[68]在岛上的第一个周六，他去拜访了普鲁登丝·沃德的弟弟乔治，乔治跟他讲起想做一间银板照相工作室；而后他见了爱默生年轻的朋友们：贾尔斯·沃尔多（Giles Waldo）和威廉·塔潘（William Tappan），他们在塔潘的父亲、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所管理的国家信用局里任职员。“某种意义上是给这个国家做情报工作”，梭罗解释给父亲听，这个局可能要雇数千名员工。那时候的星期六是工作日，这两人只能带亨利去附近的酒馆稍作休憩。亨利游览了一些景致，他参观了大西部号（The Great Western），这是第一艘跨大西洋的蒸汽客船，把欧洲到美国的旅行从惊心动魄的几周缩短到安安稳稳的几天；在克罗顿水厂（Croton Waterworks），他看到水如何从40英里之外输送过来，供应城市的密集需求；在国家设计学院，他看到了阿舍·杜兰德[‡‡]的风景画和塑造了伊曼纽尔·洛伊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戴着镣铐归来的哥伦布》［Return of Columbus in Chains，他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不久将会问世］。[69]纽约也为梭罗打开了风头正劲的现代科技的大门：社会化大生产、全球经济、城市扩张，这也是他第一次瞥见现代艺术。
钟爱机器的那位梭罗被迷醉了，但是想念康科德的那位梭罗却感到惶恐。和爱伦·坡及霍桑一样，梭罗觉得城市里的人群是“全新的，应当留意”，然而他在城市里看到的越多，他对城市的厌恶也越深。“我为我的双眼感到羞愧。这比我所能想见的要卑劣一千倍。我大可以憎恶这些东西，”他宣布，“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懂得一百万人与一个人相比微不足道？”城市产生的纷繁印象让他不知所措，“人和事这么快速地掠过我的脑袋，只过了一天，我就完全不记得他们了”。[70]他回岛上之后也没有好转，因为旅行途中感染的风寒发展成支气管炎，他卧病在床一周。之后他康复了，但是在6月写给爱默生的信中，梭罗坦言自己恐怕已经辜负了这家人的期望：“除了痛苦的经历被神圣化并拥有了正当性之外，我不觉得自己真能帮到这户和我同住的好人。”他和威利相处得并不愉快：“我喜欢所有的孩子，但我没有特别喜欢他。”不过他尽其所能。7月，他在信里写道：“我的学生和我步调一致。”8月，威廉·爱默生让弟弟放心，“梭罗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和尊重。他使威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71]
梭罗也满怀憧憬地尝试着在这儿开创文学事业。爱默生迫切地想让他见到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位独立、正直的人”，“人中龙凤”。他向詹姆斯保证，一旦后者习惯了梭罗“乡下人的迂腐和沉闷”，他就会发现“一颗真正伟大的头脑和一个慷慨大度的人”。詹姆斯立即给梭罗寄了一封热情的邀请函，等梭罗的身体一好，他就造访了位于华盛顿广场的詹姆斯家，在那儿他可能瞥见了刚刚出生的小亨利·詹姆斯（Herry James Jr.），这位未来的小说家，还有他年幼的哥哥威廉，未来的哲学家。这是梭罗来纽约后第一次发自真心地感到愉快：“我去见了亨利·詹姆斯，我非常喜欢他……他令人振奋，总是朝前看，也总是朝前迈步，他让纽约有了人情味，让我感到舒适。”聊了三个小时后，詹姆斯请梭罗“把这儿当自己家”。梭罗很快就再次拜访了——可惜詹姆斯和家人突然登上大西部号去往欧洲了。“因为你这么喜欢他，我更感到惋惜。”爱默生在写给詹姆斯的信里感叹说，失去詹姆斯是“莫大的沮丧”，因为他曾希望詹姆斯能举家迁到康科德。[72]
这么快就失去亨利·詹姆斯成了一系列不走运事件的开端。不过，梭罗也遇到一些幸运的事，当他走进商会图书馆（Mercantile Association Library）时，他发现他之前的哈佛教员亨利·麦基恩（Henry McKean）在里面工作，麦基恩立即给梭罗开了进入所有阅览室的权限。下一件幸运事是，就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梭罗撞见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乌托邦改革者：亨利·赖特，奥尔科特曾带到康科德的这位“英国先生”现在居住于纽约；同时，梭罗还遇到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傅立叶[¶¶]主义者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另外还有埃勒里·钱宁的堂兄亨利·钱宁，他正在纽约忙着布道及编辑宣传傅立叶主义改革的刊物《当前》（Present）。梭罗对他们作为“联想主义者”（Associationist）的计划深感怀疑——他们想根据最新的社会科学原理来重组社会——但是他很尊敬亨利·钱宁，因而他去后者的家中做客，度过“愉快的几个小时，讨论所有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例如对种族问题他们应当做什么”。从那时开始，梭罗会以直面反对声音的自信来声援他们的观点——他是在钱宁的脸上最先看到这种表情的，如果钱宁决心要戳出人性中令人失望之处，他的眼神足以“击碎任何外壳”。[73]
最幸运的一件事无疑是亨利对霍勒斯·格里利的造访，后者是《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编辑，该周报已经迅速成为全国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格里利也是联想主义者，他曾帮助投资布鲁克农场，而且几乎所有当时的改革运动都获得了他的支持，包括超验主义。他崇拜爱默生，为《日晷》做宣传，所以梭罗一走进他繁忙的办公室，格里利很自然地站起来热情迎接他：“现在你有了一个友善的朋友。”他招呼着孤独的梭罗。梭罗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乐于见到的热忱的新罕布什尔大男孩”[74]。等梭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有关卡莱尔的论文——他把文章寄给格里利，后者安排发表，而且确保亨利拿到较高的稿酬。这以后，格里利会成为梭罗的好朋友和孜孜不倦的文学经纪人，向全世界推销他的作品，私下里，他鼓励这位常常丧气的作家振作起来，继续写作。这一段友谊使得常令人失望的斯塔滕岛之旅具有了不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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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遭遇第一次真正的挫折是约翰·奥沙利文退了他的稿。此前，梭罗为约翰·阿道弗斯·埃茨勒[***]的《所有人都够得到的天堂：借助自然和机器的力量，无须劳动》（The Paradis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Men, without Labor, by Powers of Nature and Machinery）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书评。爱默生想把这篇书评发在《日晷》上，但是因为此前他俩和奥沙利文在老牧师的寓所茶叙甚欢，所以梭罗把《（期冀）重获的天堂》［Paradise (to Be) Regained］这篇文章投给了奥沙利文的《民主评论》。这是明智之举，但是颇具风险：奥沙利文支持埃茨勒鼓动的社群主义社会改革，但这种改革却遭到梭罗无情的批驳。来到纽约后，梭罗看到正在建设的新世界为每个社会问题都准备好了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当我们可以如此简单地重建世界的时候，还有人会操心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吗？在埃茨勒用炫目的笔触描写了经过地质工程改造后的地球：人们可以利用风能、潮汐、太阳能来运作机器，碾平群山，给平地分等级，铺平道路，设置运河和公路，点亮夜空，不间断地*放播**音乐。梭罗嘲笑说，为什么不继续下去？为什么不“索性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这样可以多一些夏天，抹去无聊的四季变迁”。另外，为什么只改造地球？为什么不“从地球移民，去一些空旷的西方星球定居”？既懂得劳动又懂得操作机器的梭罗解释说，埃茨勒忘记要计算三样小东西：“时间、人，以及金钱。”然而技术的发展同时需要这三者，没有魔棒可以把埃茨勒的奇幻世界变成现实。更重要的是，未来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依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做不成任何事情……在这种改造世界的图景里，我们对企业没有任何信心，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么形成的。”[75]
梭罗检审着正在纽约街道和办公室诞生的商业世界，他的超验主义信念愈发坚定：自然不允许走捷径；改革必须从自我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环境开始。奥沙利文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但是他看得出梭罗写了一篇精彩犀利的文章。他温和地建议说，或许梭罗可以做点“补充和修改”？或者给他写一篇较少争议的文章，比如私下寻访自然的文章？毕竟，创作这份刊物的“我们”需要“步调统一”。梭罗做了谦逊的回复，但是并不退缩。最后，不同凡响的事情发生了，奥沙利文做出让步，在11月刊上发表了梭罗对于埃茨勒的评论。而且，在10月刊上他也发了梭罗的人物随笔《房东》（The Landlord），歌颂了一位乡村旅店主出于对人类善良本性的爱，给所有来访者提供食物和住宿，文中的原型是他和富勒下榻的沃楚西特附近的旅店的老板。这种对自然本性的“公开”描写是一种有趣的实验，然而没有人喜欢。当梭罗的家人想要一份刊物，梭罗回复说他手上没有，因为他花不起50美分来购买。[76]
这是梭罗在纽约文学市场最成功的时刻。6月的早些时候，他充满希望地写下：“我还没有设好陷阱，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诱饵。”四个月之后，他必须承认：“我的诱饵吸引不了老鼠，它们已经被喂饱了。”[77]他对家人倾吐了这其中更残酷的现实细节：他叩开纽约的一扇扇大门，了无收获，他推门进入每个书商和出版社的办公室，仅仅被告知他们没有闲钱付给投稿人，而且即便有［比如正在建造出版帝国的哈珀兄弟（Harper brothers）］，他们也不愿意把钱花在一个无名作者身上。梭罗面对爱默生也很坦率：“在这儿，文学市场十分糟糕，我写得这么少，然而可以卖出去的更少。”流行的刊物“充斥着来稿，那些稿件分文不取，也毫无价值”。最好的刊物《纽约人》（Knickerbocker）拒绝超验主义，不过他们用“没钱”这个理由把梭罗拒之门外。“只有《妇女之友》（Ladies Companion）付稿费，”他对母亲开着心痛的玩笑，“可我写不出任何能成为妇女之友的东西。”[78]
他还有其他麻烦。刚从支气管炎中恢复过来的梭罗发现自己染上了更可怕的病：嗜睡症。据说这是纠缠着他母亲这边亲戚的“恶魔”。当查尔斯舅舅话说到一半就睡着了的时候，家人常常拿这来开玩笑，然而如今的梭罗对此愈发绝望。“这种小规模的战斗干扰了我的文学计划，”他向忧心忡忡的母亲坦白，“如果我能作为一个战士把眼睛睁到晚上，我就觉得这一天表现得好极了。”一个月之后，他并无好转：“我发现已经很难不间断地写作或阅读了。”也是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向爱默生承认，他觉得连睁开眼睛也做不到的自己像个废人。[79]
他的嗜睡症或许是遗传的，也或许是潜伏的肺结核的另一个症状，而且它确实带来心理上的冲突和痛苦。梭罗在爱默生法官家里过得非常不如意，而且在曼哈顿大街上吃闭门羹的遭遇也让他心灰意冷。更糟的是，爱默生对他寄予的厚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一方面，他应当把超验主义带到美国的商业中心，并且给自己打造全国性的声名；另一方面，爱默生也希望他能声援《日晷》。那篇对埃茨勒的评论——对最热的社会问题的犀利讽刺，而且还发在联想主义改革者的大本营和当家刊物上——被认定是把超验主义带到了全国争议的风口浪尖。爱默生在埋怨梭罗，奥沙利文和格里利也是。梭罗甚至开始写一篇新文章《冬天漫步》（A Winter's Walk），一篇写给艰苦的新英格兰冬天和在它下面燃烧的形而上学火焰的情书，它充满梦幻，展现出亲密、引人共鸣的情感，写进了属于自然的清教徒的心扉。奥沙利文和格里利可能已经准备好随时将它印在美国的刊物上，让梭罗受到全国瞩目，但是爱默生写信给他说：“我们的《日晷》已经要印了，如果可以，你必须在6月10日那天，或者之前，给我寄篇好文章来。”于是，《冬天漫步》从纽约消失，进入了《日晷》。[80]
更糟糕的是，爱默生讨厌这篇文章。“梭罗给我寄了篇文章，又犯了他的*毛老**病，前后矛盾。”他尖刻地说，“他很快掌握了他的修辞技巧，这种技巧包括用完全陌生的词来替代最常见的词汇和想法……这让我不忍卒读，虽然文章有很多优点。”[81]因此他编辑的时候，剔除了梭罗最糟的反对声音，调整了梭罗的用词，同时让他的意思变得缓和——以后，编辑的干预会让梭罗火冒三丈，但不是现在，不是来自爱默生的建议。“我发现我不应该把这种状况的稿子寄给你，”梭罗卑微地回复说，“印出来的文章里有一些错误，很遗憾。”[82]当爱默生交托他一项新任务——翻译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这是纽科姆的建议）——梭罗无法拒绝。“我……希望他值得被翻译”，他的回信里露出倦意，爱默生会更想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吗？梭罗想。寄点东西来，爱默生恳求说。到了10月，他的语气变得更趋近命令：“《日晷》要的品达翻译在哪儿？一定要寄给我一些好的文章。”梭罗遵命行事，品达的作品刊登在最后两期的《日晷》上。他翻译的埃斯库罗斯作品，这出反抗罪恶政府的戏剧，从来没有被发表。[83]
如果爱默生有心打击梭罗的自信，并摧毁他新生的事业，他或许要用的也就是这种方式。他或许还可以在梭罗面前赞美取代他的位置的那个年轻人，这样可谓是在伤口上撒盐——他确实这么做了。查尔斯·纽科姆有无法抵挡的魅力；埃勒里·钱宁很高兴地成为爱默生的邻居（就住在梭罗为他打点好的那间屋子），而且“工作非常努力，我们的交往让我开怀”。[84]有一段时间，爱默生的新“天才”是本杰明·韦斯特·鲍尔（Benjamin West Ball），“这个年轻人的阅读量大得惊人，前景广阔”，他或许“只需要多一点思想的休憩……就能成为伟大的伴侣”。[85]爱默生对威廉·塔潘和贾尔斯·沃尔多的迷恋更为持久，他们就是梭罗到纽约的首日领他去酒馆的那两位年轻人。爱默生之前恳请梭罗会见塔潘，“一个孤独的、爱沉思的美好的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华盛顿凤凰贾尔斯·沃尔多”，与他们分享“美好的友谊”。[86]梭罗觉得他们很和善，但是没有其他优点。在他的问询下，贾尔斯·沃尔多败下阵来。“我与梭罗的见面让我发现只对书本感兴趣的我是多么无知。”他沮丧地诉说给爱默生听。塔潘“更内敛和更独特的思想”赢得了梭罗更多的尊敬，然而，梭罗还是给爱默生写下尖酸的评价：“天堂不会碎裂成他们头顶的钻石。”爱默生带着怒气回信说，或许梭罗没有公正地看待他们。[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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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也令人焦虑。5月25日，布朗森·奥尔科特和查尔斯·莱恩在哈佛附近买了一座90英亩的农场。6月上旬，他们兴致高昂地出发，去建立他们的乌托邦社区：弗鲁特兰。根据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回忆，他们用理想主义来填补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缺乏的常识，几乎就是用它填补一切知识。莱恩试图招来梭罗，他给梭罗写信说，他们美丽的绿色风景需要的就是“梭罗的头脑”，好提升它，使它拥有“古典之美”。他们也可以借助他的生活常识，而且，莱恩还颇具远见地说：“我想象你对目前的处境并不感到满意，到我们这里，你会更开心的。”[88]但是梭罗没有回应。接着，从国外传来噩耗。正在德国莱比锡求学，本应名声大噪的查尔斯·斯特恩斯·惠勒，梭罗的哈佛室友，也是他最信任的朋友，突然死于胃伤寒。7月21日，在写给海伦的信里，梭罗为他勇敢的朋友写了悼词：惠勒的“耐心和刻苦——他对文字的敬畏和爱——以及他众所周知的准确表达”本该为世界做出贡献。“在不同背景和品味的平民和学者之间建立联系，”梭罗叹息道，“有这么多的事情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做。”[89]
随着秋天的临近，梭罗逼迫着自己。“我醒着的时间已经比之前多了”，他让辛西娅放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更坚强，这样我才能在文学上有所斩获”。急于挣钱的他试着推销杂志《美国农业家》（American Agriculturalist）。他第一次的推销之旅就遇上了罕见的暴风雨，只好借宿在贾尔斯·沃尔多家。他的外宿引起了威廉·爱默生的警惕，在给沃尔多·爱默生的汇报信里，梭罗对此事轻描淡写。“我诚心希望这位这座看起来充满机遇的乡村真能给你带来更切实和公平的回报”，沃尔多·爱默生如此回复，但那儿如今看起来“更像拥挤的英格兰和威严的德国，而不是丰富和空旷的自然……”不过，他无助地补充说：“这种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毕竟，梭罗在康科德的朋友都做得很好。爱默生试图使他恢复信心的话把裂痕捅得更深了。[90]梭罗的家信从坚定变为感伤，如今弥漫着对家人的想念。起初他只是想念爱默生一家，之后他写了一封封长信给自己的家人，讲述自己的生活，充满思念。在一封信里，他想象着星期天傍晚的客厅：辛西娅认真地阅读“某本精心选择的书，很可能有超验主义倾向”；“父亲先是再看了一眼花园”，然后聚精会神地读起报纸；“海伦第四次偷偷跑进来看最新的新闻”；索菲娅正在缅因探访梭罗家的亲戚，“但是路易莎姨妈无疑一定正赶着去某个重要的会议”。10月1日，他在信里透露：“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家。”[91]
答案不用等多久，因为很显然他已经落入惨境。从他留存下来的几页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绝望：“昨天我走遍了纽约——我没有见到一个有灵魂的人。”“我讨厌博物馆……它们是自然的墓穴。”这种感情最清晰地见于一篇10月21日写下的日记，描绘的应当是威廉和苏珊·爱默生的房子：“哦，我在木地板上看到了有些夫妇过着这么花哨却空洞的生活——连地下室的大厅都装着折叠门——还有一些访客留下的卡片和几本最新的年刊。”这些孩子哭起来似乎“没有乡村里的孩子那样内敛、低沉”，而且这里的人只是在过日子，没有在生活。“房子的中央连壁炉都没有。”[92]渴望壁炉的梭罗决定回家过感恩节。爱默生对他说：“给学园带一场演讲来！”很快，梭罗回到了康科德，和爱默生、奥雷斯蒂斯·布朗森茶叙，送布朗森去学园，给策划人介绍自己这位昔日的导师，聆听他的这场题为《煽动者》（“Demagogues”）的演讲。感恩节当晚，则是“从纽约来的亨利·戴维·梭罗”的演讲，题目是《过去的诗人》（“Ancient Poets”）。但是梭罗不再是“从纽约来的”了。12月2日，爱默生支付了梭罗10美元作为《日晷》的稿酬，梭罗用这笔钱回到斯塔滕岛，收拾行装，回家。
离开前，他还是尝试了另一种可能：回纽约的路上，他在布鲁克农场住了几天。[93]这是个需要做决定的时刻，不仅因为他突然不知所措，还因为在纽约的时候他沉浸在夏尔·傅立叶提出的用社会科学的新原理重组社会的大胆提议之中。现在，两年过去了，布鲁克农场在积压的债务下苦苦支撑，来自纽约的声音［威廉·亨利·钱宁的新杂志《当前》、阿尔伯特·布里斯班的刊物《方阵》（Phalanx）］正合并起来酿造一个关乎生存的危机：布鲁克农场应该重整并加入傅立叶主义的方阵吗？这意味着要给布鲁克农场提供赖以为生的资金支持，也意味着放弃它们最初的创立超验主义的原则。梭罗去布鲁克农场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出于单纯的好奇，还是试图影响这个决定？毕竟，他只是发表了一篇讨伐他们正在争辩的这种乌托邦社会工程的文章而已。或许他真在考虑搬去布鲁克农场？
如果他真的考虑过，那他最终改变了主意。乔治·布拉德福德（George Bradford）给爱默生寄去了一封忧心忡忡的信：你的朋友梭罗在暴风雪当中离开了。而且令布拉德福德羞愧的是，没有人开车送他去火车站。这十分无礼——“我们责备着自己的考虑不周，缺乏待客之道”（他们之前是否产生过争执？）——不过真正令布拉德福德焦心的是梭罗“脆弱”的身体，他的喉咙“之前总是承受着痛苦”。梭罗的身体没大碍，但是他再没有回去。一个月之后，布鲁克农场正式投票，走向了傅立叶主义的道路。这个结果使农场里的人产生分裂，很多人离开了，包括布拉德福德本人，很显然他站在梭罗这边：“我们应当感谢亨利为他的思想所做出的勇敢辩护，这里的一些具有类似信仰的朋友们都很尊重他。”[94]
与此同时，另一座超验主义乌托邦——弗鲁特兰，正处于垮塌前最灰暗的阶段。“7月份他们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可以等到12月再看看。”爱默生带有怀疑地评价说。莱恩甚至没有撑这么久，11月下旬，感到被奥尔科特夫妇背叛了的他回到了波士顿。12月上旬，他在那儿给梭罗写了一封温暖的慰问信：“希望你很快就能摆脱这个尴尬的困境，真正找到让你‘舒适’的位置，这是来自你最真诚的朋友查尔斯·莱恩的祝福。”[95]如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试试了，这个梭罗可以感到“舒适”的地方——家。他回到了帕克曼大宅，回到了约翰、辛西娅和他的妹妹们之中，他已经离家四年了。12月17日，沃尔多·爱默生给哥哥威廉写信，说梭罗很感谢他的酬金，他已经带走了所有他珍惜的物品，任何留在他房里的东西都可以任他处置。梭罗先前借阅的品达作品会通过沃尔多归还。就是这样，5月满怀希望离开的梭罗过了七个月在失落中回来了。
看起来，这种彻底的失败关上了他文学事业的大门——或者至少说，关上了梭罗自1837年开始追寻的这种事业的大门，当时的他刚成为爱默生门下光彩四射的新天才。现在他回到了康科德，被击垮了，失去了光辉，但是他回家了。他在纽约的岁月抹去了这座城市在他心中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或令人畏惧的力量。从城里杂乱拥挤的街道、破敝的办公室、空荡荡的客厅中，梭罗终于见证了他之前说过但不完全相信的话：康科德确实是他的罗马，康科德人是他心中的罗马人。“失败是天堂的成功。”他告诉过自己。离家的他遭遇的只有失败。现在是时候看看成功是否就在家里等他了。
去往瓦尔登之路
梭罗以全新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康科德的生活。夏日的纽约酷暑难耐，他曾向往“过去岁月里那些树林里的散步——这些记忆如此神圣，不容随意处置”。如今他重返神圣之地。“昨天我去滑冰了，追一只狐狸”，这只狐狸在他身前全速飞奔，直到它着了魔一般一屁股坐在地上，“像狼的幼崽那样冲我狂吠”。梭罗也着了魔——看到狂野的自然让他神魂颠倒，“自由的森林生活”比法庭和讲堂都好得多。[96]
不过，他熟悉的家园已经彻底消失了。1842年1月，镇领导很努力地争取让波士顿——菲奇堡（Fitchburg）铁路行经康科德。1843年4月下旬，在梭罗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伟大的“魔鬼火车”就把一大群工程师和爱尔兰铁路工带进了康科德的森林。6月，爱默生警告梭罗：“镇上满是爱尔兰人，森林里满是手拿经纬仪和红旗的工程师，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他们相互喊着几英尺几英寸。”到了8月，自从康科德来了这群苦干的劳工之后，沉静的草地就无人造访，到了9月，爱默生担心“镇上的人文环境会被这群拿了60或者50美分就整夜工作不睡觉的贫穷爱尔兰劳工毁掉”。[97]爱尔兰的棚屋充塞着瓦尔登的湖岸，走在森林的每一条小径上都能撞见劳工，他们“整天*破爆**，经常发生可怕的意外”，用铁路“之后能给镇上带来的改变”这种空洞的许诺做借口。到了9月，从瓦尔登湖切到火车站的口子已经有18英尺高，而且还在每天迈进。“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的命运已决。”爱默生报告说。对他来说，他之前没有打算卖房子，不过他觉得铁路恐怕很快会把他赶走。梭罗跟妹妹索菲娅开玩笑：“我希望你不会被爱尔兰海卷走。”[98]
梭罗曾在纽约街头带着同情和好奇观察过移民：挪威农民带着自己的工具，英格兰的工人寻找阳光和微风，一家人晒着太阳在人行道上做晚餐。他的朋友们和家人都为爱尔兰人的“侵略”而焦虑，然而梭罗最后让他们安静下来：“强壮的爱尔兰臂膀所做的工作具有比橡树和枫树更高的价值。我觉得我能够平静地看着一长串爱尔兰棚屋，看着猪和孩子在宜人的康科德泥地上玩耍，我在他们晒黑的笑脸中仍然能看到我的瓦尔登树林和费尔黑文。”[99]至少，霍桑也在那儿找到了属于他的瓦尔登湖：10月的散步途中，他欣喜地发现在瓦尔登湖最漂亮的小山坡上有“几座小棚屋”，这是粗木板和泥糊的屋顶搭出来的爱尔兰小屋，它们形成了“自然的小山丘”，掩隐在群树之中，一如蚂蚁穴或松鼠巢那样自然。然而，这种风景如画的小村背后却是“高大、丑陋的铁路路堤”的“摧残”，直指纯净的瓦尔登湖水。9月来康科德见梭罗的玛格丽特·富勒也提醒梭罗留心，“爱尔兰劳工的小村看起来很美，但是他们的铁路和康科德格格不入”。新铁路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每个人都同时在担忧和憧憬。[100]
然而，梭罗这位发明出更好的铅笔配方的机械师几乎从不反对科技。那个春天，梭罗重新回到家族铅笔厂工作，他们的铅笔销路非常好，但是它们太粗粝，而且硬度分级需要调整。方形的铅芯也让他不满意——如果要削得均匀，铅笔芯必须是圆柱形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梭罗进一步改进了他们的碾磨过程，用气流遴选出最细致的石墨粉末，这道秘密工序让梭罗铅笔厂成为美国石墨生产商的领头羊。[101]第二个问题更难解决：过去的方式是切一个方形的凹槽放铅芯，然后上胶。经过好几天的机器实验，梭罗做梦都想着齿轮。[102]最终，他终于知道了怎么做出圆形的凹槽。他在中间钻孔（留下一个把手，避免浪费石墨），挤出圆柱体形状的石墨，在钻出的孔里插入硬度更强的铅芯。他的新机器是否能应用于大规模生产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少数留存的梭罗铅笔都是方形铅芯——但是他们可能制造出了一些。如今，梭罗铅笔厂有各种铅笔：花哨的绘画铅笔和“不同质量和价格的”普通铅笔，“体积庞大的”圆铅笔和“扁平的”铅笔，它们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和标签，满足所有需求。
到了1844年5月中旬，亨利·梭罗有了一种待测试的新型铅笔。爱默生寄了几支给一位艺术家朋友，问她是否觉得这种铅笔和英国绘画铅笔一样好。“是的，”她回复说，“优等，配得起康科德的艺术和艺术家，而且确实是我在这儿见到的最好的铅笔之一。”她说肯定会推荐给所有朋友，而且希望“我自己就能‘写光’很多。有没有比S级更软的铅笔？例如最硬的可以有HH，最软的可以有SS？”[103]到了6月，梭罗铅笔厂得到了科学家查尔斯·T. 杰克逊（丽蒂安的哥哥）的推荐，他把这种高硬度的铅笔推荐给工程师使用，因为它们的铅芯细腻、平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艺术家兼雕刻师称这些铅笔是全美质量最高的，并且不亚于任何伦敦生产的铅笔。梭罗家把这些华丽的称赞词印成了花哨的广告传单，开始参加竞赛：1847年，马萨诸塞州慈善机械协会授予“约翰·梭罗及其儿子”证书以嘉奖他们的铅笔，1849年塞勒姆慈善机械协会颁发给他们一块银牌。[104]伊丽莎白·皮博迪在她于波士顿的书店里以75美分12支的价格售卖优质的梭罗铅笔。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在那儿同时买到亨利·梭罗的作品和用来记笔记的“约翰·梭罗及其儿子”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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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永远成不了一个作家，”埃勒里·钱宁向爱默生讥笑说，“他像鞋匠一样积极。”[105]但是，即便在做梦也想着齿轮的时候，梭罗仍然列出了他对于诗歌的主张。这篇最新的文章乍一听很像爱默生的口吻：“人谱写诗歌就像橡树结出橡果、葫芦藤结出葫芦那般自然。”不过很快他加上了梭罗式的转折：真正的诗人“把这个星球和残茬都织入诗句”。真正的天才的作品（譬如他自己的？）不应当刷上清漆或金粉，而是“新鲜收割的”，带着“内在的光泽，即便碎片脱落了还在闪耀，这来自它完美的品质。它的美和力量同在，它的碎裂散发着光芒”。诗歌最终不应是橡果或葫芦，而是碎石打磨的箭头，一如理想的诗歌，它“期待时光的流逝”，它是刀刃锋利如钢的化石。[106]
锐利的工具，锐利的文词：温德尔·菲利普斯正在重返康科德的路上。约翰·凯斯再次提起抗议，宣称菲利普斯先前的演讲“充满恶意，毒化听众，令人发指”，而且提议只有菲利普斯答应讲无关政治的题目，他才被允许回到学园。学园的策划人则立场坚定，因此，在1844年1月18日，菲利普斯的叛国言论再次俘获康科德听众的心。怒火中烧的凯斯和塞缪尔·霍尔在第一教区教堂召集了会议，他们决定批判菲利普斯这个蛊惑了“愚蠢”、无知的康科德妇女的骄傲“小子”。有人给菲利普斯通风报信，后者就在教堂的后排静静等着镇领导开完大会。而后他起身，对与会人群说：“我是个小子，但是我重复的是岁月的声音，是我们尊敬的国父们的声音，是政治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声音。最后发言的这位绅士把做正确的事情的后果描绘为对生活、自由和幸福的威胁。这种主张如今在南方被合法化。”然而，“我们的布道台沉默着”。在“愚蠢的妇女和这些小子们”敲响警钟之前，有谁听过这可怕的真相？整个事件由《解放者报》报道。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怒气冲冲地说，菲利普斯一定蛊惑了全康科德的妇女。[107]
如果说康科德的妇女被蛊惑了，那么亨利·梭罗则居于“女巫会”的核心。海伦·梭罗是康科德女性反奴隶协会的副主席。她真诚、智慧、充满道德感的声音一直深深影响着亨利。亨利回到家时发现客厅里有了一本新相簿：海伦从那些最激进的期刊［《解放者报》、《自由先锋》（Herald of Freedom）、《全国反奴旗帜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上剪下并结集了反对奴隶制的文章，她把这些剪报塞进一本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来的旧账本，这本账本记录的是奴隶贸易的可耻历史，也有全国民众努力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故事。她的哥哥在翻阅的时候一定在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的“纽约来信”处流连，因为她也看清了这座城市“花哨却空洞”的生活，看清了城市街道“焦虑、忧心忡忡的脸上”书写的“挫败、绝望、犯罪和自杀倾向”。[108]在同样的几条街上，亨利遇到并品评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改革者：威廉·亨利·钱宁、布里斯班、格里利、亨利·詹姆斯。他见证着奥尔科特和莱恩找到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也见证着它的分崩离析；他在傅立叶主义者接替布鲁克农场时曾和他们激烈交锋；他曾在全国最重要的改革刊物上批评他们社会工程的白日梦。现在是时候发声了。
2月中旬，爱默生给了梭罗一些建议：勇敢地面对你的听众，“点燃”你的思想。就在之前一周，正在波士顿演讲的爱默生感到他的滔滔雄辩震醒了观众，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幽灵”。但是梭罗对华丽的言辞感到怀疑，他拒绝去判断“雄辩”要如何才算“自然”，他只知道“‘矫饰’是个有着不祥征兆的词”。爱默生的演讲《年轻的美国人》（“The Young American”）点燃的是从东岸到西岸之间的技术扩张的火焰，这不令人奇怪。“这片富饶的大陆属于我们，每一个州，每一片土地，一直到太平洋。”他鼓动着，“铁轨是魔术师的手杖，它可以唤醒陆地和水域沉睡的能量。”不祥？这简直是梭罗对埃茨勒的评价，他在《民主评论》上曾嘲讽过埃茨勒虚伪的艺术粉饰和洋洋得意的工业幻想。奥沙利文本人会给这种意识形态取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名字：命定扩张论。[109]
一个月之后轮到梭罗演讲。他之前应邀在波士顿艾默里大厅（Amory Hall）做过两场讲座，参与到一系列改革者的行列之中。其中有加里森、莱恩、菲利普斯、埃丁·巴卢（Adin Ballou，美国不抵抗协会的创建者之一），还有刚做过题为《新英格兰改革者》（“New England Refermers”）演讲的爱默生本人。在那场讲座里，爱默生嘲笑了两种改革的极端：一种是骄傲地提出异见且“形单影只”、只拥护“王国为我造”的否决者；另一种是放低身段，只“适应协会能够达成的绝对共识”的公民。对爱默生而言，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捍卫那些说出神圣真理的个体，比如菲利普斯说：“我们宣布，‘这间屋子里出了一个叛徒！’但是最后证明他才是真正的人，我才是那个叛徒。”爱默生补充说，菲利普斯所呼吁的真正的改革之路只有一条，就是向神圣的天才投降：“服从他的天才是唯一的解放之路……我们喝水，我们吃草，我们拒绝法律，我们进监狱：这一切到头来不过一场空。”[110]
如今，梭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爱默生划清界限：他本人就是骄傲的异见者和形单影只的否决者。他见过两个亲密的朋友拒绝法律，然后进了监狱；他也支持“叛徒”菲利普斯——但是他鞭笞爱默生温和的中间立场，爱默生暗示他朋友们的行动是“一场空”。极端主义？“至今为止，我都没认识几个足够极端的极端主义者。”梭罗反诘道。他们干预“无害的体制的根基”而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根基。会见威廉·亨利·钱宁和他那些联想主义者朋友之后，他就对海伦说过同样的一番话：“他们想要信仰，但他们把自我的病态看成是全社会的传染病；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人恢复了希望，而且克服他那特殊的委屈，只消一会儿，他就不会再和那群人作伴。”[111]此刻他把这些话说给波士顿的听众。
倘若某件事让一个人痛苦，他又做了什么？他着手改革世界。你们听到了吗，沃洛夫人（Wolof）、巴塔哥尼亚人、鞑靼人、内兹佩尔塞人（Nez Percé）？这个世界必须改革，而且必须一下子就改好。准备好——改变！我觉得我听到这种愉悦的浪潮席卷了西部的绿色平原，覆盖了沉寂的南美大草原，晒干了非洲的沙漠，延伸到西伯利亚；穿过人口稠密的印度和中国村庄，沿着印度河，沿着恒河，沿着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前进。
但是他突然掉转枪头，质疑听众：你们真的相信社群吗？如果是，给我们看行动，而不是光讲话，行为要比言辞有力。
听众们（此刻梭罗是否在逼视他们的眼睛？）很清楚，梭罗接着说：“演讲者的意思不是毁坏财物、撕裂家庭纽带，或者今天晚上不要任何的人类政府了。演讲者只是答应演讲，就像听众答应成为听众。”你们都知道批判金钱的演讲者说这些话是有酬劳的——这是你们需要记住的教训。[112]面对话语的空洞本质，只有行动是真实的——真正的行动，不是象征意义或修辞意义上的——只有行动可以促成真正的进步。不用去另一个委员会，去拍板通过另一套无效的解决方案，然后茶歇。深入挖掘你自己的根基，去发现如何才能彻底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这是前所未有的。梭罗不再向爱默生看齐，他致敬的对象是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样的践行道德准则的人，他也致敬纳撒尼尔·P. 罗杰斯（Nathaniel P. Rogers），新罕布什尔州《自由先锋》激情洋溢的编辑。《日晷》只剩下最后一期了，作为最后的投稿，梭罗为罗杰斯谱写了敬辞，说后者流淌的语言“如属于他自己的山间激流，时而清澈闪亮，时而裹挟沙粒和泡沫，但永远散发着杉木和挪威松的清香”。梭罗在爱默生谨小慎微的《日晷》里多番吹响罗杰斯正义的“战争号角”：“奴隶制必须被废除，被批判，被嘲讽，包括那些支持奴隶制的人”，罗杰斯写道，“废除它们，包括这个血腥的体制，把它们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出去，从这个世界上清除出去——让红海淹了它”。你说这是狂热主义吗？“走着瞧。”[113]罗杰斯读到梭罗的评论很激动。这个激进的年轻人是哪儿来的？罗杰斯在后一期的《自由先锋》里问道。“或许他是个德国人。他在这个国家一定还没写过很多东西，不然我一定听说过他，他的声音没有传出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多写！他乞求这位无名的作者。[114]可惜的是，罗杰斯死于1846年，他没有机会见梭罗，也没有机会读到梭罗本人书写的反对奴隶制的雄文。
《日晷》这个*取盗**爱默生大量时间的“重刑犯”的死刑判决对他而言是个解脱。他之前为了其他人接管这份刊物，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写作”，也让他自己有时间完成下一本书《散文：第二册》（Essays, Second Series）。[115]几位《日晷》的作者确实迎来了声名（虽然不一定迎来财富）：奥尔科特出版了诗集和文集，玛格丽特·富勒把她开创性的散文《大诉讼》（The Great Lawsuit）扩展成书，即《19世纪的妇女：美国女权运动的奠基》（Woman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梭罗呢？那年10月，他打开爱默生的新书，读了《诗人》（The Poet），这是这位导师为美国诗歌写的宣言，影响深远。沃尔特·惠特曼[‡‡‡]说此前爱默生一直在升温，升温，升温，直到这篇文章横空出世，他沸腾了；当爱默生收到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他立即放下一切手头的事务写信给惠特曼：“让我在你伟大生涯的开端向你问好。”梭罗本人不会收到这样炫目的宣告。在之后的人生中，梭罗告诉富兰克林·桑伯恩，收到爱默生的批评后，他把诗作烧掉了。没有灰烬留下来证实这段逸事，但是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倘若确实如此，这件事最有可能发生在1844年年末，在《日晷》休刊和梭罗收到爱默生签赠的新书之后。就是在这本书里，在《诗人》接近尾声的地方，他读到了来自爱默生的致命一击：“我搜寻着我形容的这位诗人的身影，却徒劳无获。”[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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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默生正在完成新书时，梭罗正在户外活动。1844年的4月尤其温暖干燥，一个明媚的4月早晨，梭罗和爱德华·霍尔（Edward Hoar，塞缪尔·霍尔之子，即将从哈佛毕业）出发，沿着康科德河来到它的源头，一路上野营，野钓。那天早上，他们捕到很多鱼，接着划船去费尔黑文湾，在其东北角的威尔米兜湖（Well Meadow Brook）上岸，在一个树桩上架起篝火，把鱼烤了做晚餐。自儿时和辛西娅野餐开始，梭罗生起过无数的营火，但是这一次，附近干燥的野草着了火，很快火势就失去了控制。温暖、干燥的西南风像鼓风机一般扇旺他们身后的火焰。“这要怎么办？”霍尔绝望地喊。“它会烧到镇上去的！”梭罗吼着，眼看着“我们制造的这个怪物”一路奔上山，“跳着扑向森林，不受控制，不可收拾”。霍尔划船去拉响警报，梭罗则拨开树林赶到镇上去。他碰到的第一位农夫拒绝给他帮助：“噢，他说，这不关我的事。”他遇到的第二位农夫随他奔赴山火现场，但却在看见一位手握斧头逃命的樵夫后动摇了，当这位农夫也往回跑的时候，梭罗心力交瘁：“我一个人要怎么抗衡半英里宽的火势？”[117]
在梭罗帮助农民们用小型山火来清理林地之后，直到1850年，他才会写下这场彻底的失败。农民们教他正确的点火方式：“你必须背风点火，让火慢慢地烧起来。”但是在1844年的那一天，火迎风而起，迅速燃烧。梭罗记得他走在火的前方，站在费尔黑文山最高处的岩石上，看着它慢慢接近，直到差一点儿吞没自己。幸而这时镇上的救援力量赶到了。那一天余下的时光，他都在和邻居们一同救火，在山火的周围用锄头和铲子挖沟，把火圈在里面。六年之后，回想起这一刻的梭罗建议镇上组建一支40到50人的救火志愿队，火情预报的鼓声一响，他们就带着锄头、铲子驱车赶到，必须这么做，因为关键时候有些邻居会不肯出借自己的工具，怕会失去这些东西，这支队伍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队长来指挥。他的建议很合理。[118]到1850年，当梭罗终于有勇气面对1844年自己的所作所为，山火已经成了经常性的问题，它们主要由火车引擎引起。梭罗烧着的那片土地就曾重新遭殃。整个19世纪50年代，他都在自行研究山火的后果及康科德松树——橡树林生态的重建。之后，他发现这些树木其实是频繁的山火的产物，一些是自然引起的，另一些是几百年来北美土著部落放的，他们用这种方法管理着森林。
不过这些都没能帮助梭罗面对那天可怕的回忆。有位目击者记得“人们责备梭罗的鲁莽，但是觉得他即刻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一点很可贵”，也感谢他一起救火。[119]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宽厚，他们把梭罗叫作“该死的混账”，很多年后，还有人一直在背后喊他“烧树林的”。那个说“不关我的事”的农民失去了60捆砍下本来准备要卖的木柴。他的女儿从没有原谅梭罗。“不要跟我提亨利·梭罗，”她经常这么说，“那整个冬天我都必须穿着拼布围裙或裙子去学校，因为我必须挣钱，必须使用已经部分烧焦的木柴。”《康科德自由人》（Concord Freeman）指责“我们中的两位公民的莽撞”，但是也指出火势“主要燃及树龄不长的树木、灌木和树叶”，因而它看起来“比实际更具危害性”。这份报纸估测有300英亩林地被焚——这是夸张的，因为那一区域的林地至多只有150英亩，实际情况更接近梭罗自己的估量：100多英亩林地。而且，尽管梭罗害怕山火会威胁康科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在距离镇上任何建筑很远的地方就没有树了。[120]
然而，损失是真实的，也是持久的。当地报纸把财产损失估计为2000美元——在当时是巨款——梭罗还面临诉讼的可能。如果梭罗不是跟塞缪尔·霍尔的儿子在一起，他可能真的要接受法庭的审判；但是康科德这位大人物再一次悄悄平息了事件，他自掏腰包弥补了损失。森林受到的危害被遗忘了，但是梭罗的名誉遭受了持久的损失。在他死后，当他未发表日记里这段写于1850年的忏悔被发现，且刊登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时，嘲笑声又回来了：这位木匠们的偶像一不小心就烧掉了整座森林！这位宣传环境保护的圣人一把火烧掉了地球！他的家乡有了他更麻烦，他应该就以捕鱼为生！
梭罗本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也是真实且持久的。他不仅需要六年的时间才有勇气忏悔，而且即便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写下的文字也宣告着他试图否认的深重悔恨。独自站在费尔黑文山崖上的他，无助地看着扩大的火势，他“感觉像个罪人——他感到完全的耻辱和悔恨”。但是警钟响起的那一刻，他知道镇上派人来了，他又怒气冲冲地为自己辩护：“谁是那些自称为这些树林主人的人？我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在森林放了火——但是我没有做错什么——好比此刻的这火可以是闪电引起的……我这么快就和自己达成了共识，起身看着逐步逼近的火焰。这个景象很壮观，我是唯一能享受这一景致的人。”当然，这些话语没有引起任何情感的共鸣，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丝真相。从树林的角度看，梭罗的摧毁力确实和闪电一样自然，和铁路一样缺乏人性，他引起的是森林生态循环中再寻常不过的重生过程，枯萎的树叶和灌木被清除，营养重回土壤，激发被称为“森林演替”的再生循环。
从那天起，梭罗知道了一项很少人理解的真相：人类和自然不可分割，而且人类处在自然的循环之中，引起改变的人无法控制他所引起的改变。那天晚上，梭罗徘徊在“烧焦的废墟……直到夜深”，他走回自己点燃这把火的木桩。被焚毁的草地上散落着鱼，已经烤熟了。在之后的人生中，他会不倦地回到这片树林，一次又一次，他看到的一切都引起他的警觉：“春天的时候我烧掉了100英亩地，烧得大地干枯发黑——到了仲夏，这片土地已经披上了比周围更明丽、更茂盛的绿色外衣。人们应当绝望吗？人自己不也是一片正在萌芽的林地吗？他们还没有经过这么多的火烧和萎谢。”[121]梭罗绝不会忘记他自己也是个堕落的人——他也是亚当之子。自然奇迹般地原谅了他，从没有指责过他，即便他的邻居从没有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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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朋友的忠诚从未动摇：埃勒里·钱宁。他和埃伦及他们刚出生的女儿仍旧住在康科德。那年夏天，钱宁在纽约有工作，他同意工作结束后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靠近哈得孙河（Hudson River）的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和梭罗见面。7月中旬，梭罗独自出发，带着手杖，背着一只朝圣者的背包，里面装了几本书和一些换洗衣服，徒步登上新罕布什尔州饱经风霜的莫纳德诺克山陡峭的顶峰。[122]在山顶露宿一晚后，他前往西南方向80英里之外的格雷洛克（Greylock）山，也被称为“马鞍山”。他在山间攀爬了好几天，歇息的时候捡野果或者吃一块从农家买来的面包，接着来到康涅狄格河南岸，再往西沿迪尔菲尔德（Deerfield）河上游经过冉冉升起的山谷，直到穿过胡沙克（Hoosac）山脉下到山下的峡谷，再登上格雷洛克山，顺着这片被称作“大风箱”（the Bellows）的漫长峡谷往前走，据说狂野的风会在暴风雨中一阵一阵呼啸着穿谷而过。
爬山的时候，雷声就响彻在他的脚跟，幸好这阵暴风雨匆匆而过。当山间小道折向右边时，梭罗跟着他的指南针径直来到山顶，这是“更加危险的捷径”。在一户农家，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说话的时候一直不经意地梳着她的乌黑长发，每一次落梳都让她的头发更引人注目，她双眼闪亮，生机勃勃，对我山下的家乡充满好奇”[123]。他很想逗留，但是他仍旧跟着指南针的指引穿过茂密的山月桂丛，再是稀疏的树林，最后来到树木生长线以上的山巅。干渴难耐的他喝光了马道上小水坑里的水，“纯净，冰凉，山泉一般的水”。他搭了营地，煮饭，就着营火读了一些报纸片段直到夜深。山里的夜如此寒冷，他把自己罩在旧天文台废墟中的纸板里。
黎明时分，起了一阵海洋似的浓雾，正好覆盖到天文台的底座。“我在一个世界的断壁残垣上飘浮，在我刻过的木板上，在云间。”他写道，这是“给永远沉默的人展示的视域，是一种恩惠”。当升起的太阳为浓雾镀上金色，他犹豫了：要不要回到那位长发姑娘的家里？但他受到了西面更高的山的召唤。他下到云朵和细雨里，钱宁正在那儿的皮茨菲尔德车站等着。钱宁看到梭罗的时候，觉得他像个乞丐。“他连衣领都没有露出来，背着已故的查尔斯·爱默生留下来的小皮包，看起来就像他曾露宿在野地上，胡子拉碴，衣衫褴褛。”[124]那一晚，他们“在甲板上，在属于这个世界的桅杆前”过夜——或者通俗点说，他们躺在一艘从哈得孙到奥尔巴尼的蒸汽船的甲板上——梭罗站立在船头，饱览“群山之间的月光”。有个乘客把他误认作普通的水手，用胳膊捅了捅他，说：“快过来，你能借我一口烟抽吗？”之后，钱宁会笑看他走过甲板，经过时髦的绅士和淑女们，“啃着半块面包——他的晚饭”。[125]
在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s），他们路过一个豪华的度假胜地［就是之后很有名的豪斯山（Mountain House）］，那儿的卡特斯齐尔（Kaaterskill）瀑布旁有间锯木厂，他们在里面住了一晚。梭罗记得的不是这座有名的瀑布——比尼亚加拉更高，水势更猛——他记得的是这座没有粉刷的房子，干净、清爽，走道上回荡着卡茨基尔的音乐。他梦想着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在某个他自己的山中小湖边。[126]在南伯克希尔（Southern Berkshires），他们在巴什比什（Bash Bish）瀑布旁驻足，之后步行30英里去到切斯特（Chester），登上西行火车来到弗雷明翰（Framingham），再往北走，在8月1日的清晨终于走回了康科德。梭罗离开了好几周，测量康科德与北边莫纳德诺克山之间的土地，然后又测量与西边更远的格雷洛克山之间的土地：现在他的双脚知晓马萨诸塞州的宽度，这是他一步一步得到的知识，也是对他的体力、智慧、耐力甚至文学力量的考验。漫步成了写作的同义词，测步距宛如衡量他自己的散文。梭罗这场最初的探险从未被写成单独的长文，但是从里面诞生了丰富且诗意的篇章。
他们回到康科德时正赶上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十周年的庆典，这是一个重要的节庆。那年5月，康科德派去波士顿参加废奴会议的代表包括辛西娅、海伦和索菲娅·梭罗，她们都要求“解散联邦”，拒绝接受赋予奴隶主权力的宪法。两周之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重访康科德，作为秘书的海伦·梭罗记录了这场令人震怒的废奴会议，由巴尔齐拉伊·弗罗斯特牧师率领的镇领导谴责这些“分裂主义者”。道格拉斯反唇相讥，在座的女性都起身唱响她们的颂歌：“自由的追随者不接受有奴隶主的联邦。”这场会议还没结束，他们就已经在计划更大的活动：8月1日，铁路正式通车，会有大量的人从城里来到康科德。《解放者报》忙着恳请这些人来，组织者也加紧邀请演讲者——道格拉斯当然不在话下，更吃惊的是爱默生本人也站出来了。在此之前，他没有给予废奴组织任何支持。[127]
当梭罗赶上这个节庆的开端时，一切都乱哄哄的。由于源源不断的人流，会场拥挤不堪，没有地方开会。火冒三丈的弗罗斯特牧师“砰”地关上第一教区教堂的大门，圣三一教会也关上了他们的大门。纳撒尼尔和索菲娅·霍桑贡献出老牧师寓所后面的大草坪，但是突然来了一场夏季的暴雨，人们四散着避雨。访客围堵法院，但是谁能摇响第一教区教堂的铃声召集全镇人呢？教堂司事拒绝了，另外五六个人磨蹭着，不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触碰铃绳。“回家还没到一个小时”的梭罗拨开人群，“用强有力的手臂”抓住摇铃的绳子，铃声“欢快地响彻全镇”。[128]听众聚集到县政府大楼，爱默生起身，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这是他的第一场废奴宣言，也是他最优秀的演讲之一。正在倾听的玛格丽特·富勒激动地落泪：爱默生终于表明立场了。超验主义的能量终于来到了现实世界里。梭罗也参与其中，印刷、分发爱默生的演讲词，他自称是“协会的中间人”——“协会”指的是康科德女性反奴隶协会。[129]他之后会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废奴运动，不仅是作为协会的正式成员，更是用他的一言一行。
那晚回到家，梭罗发现有封有趣的信等着他。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年轻的信仰追求者艾萨克·赫克先是离开了布鲁克农场，而后在弗鲁特兰稍作逗留，最后来到康科德，跟随同在布鲁克农场待过的乔治·布拉德福德学习。[130]赫克搬进了梭罗家，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他和梭罗成了朋友。说真的，赫克希望他能跟随梭罗而非布拉德福德学习，因为梭罗“懂更多语言”，而且真心“乐在其中”，他也有更多空闲。赫克和导师布朗森一样，被天主教教义深深吸引。此刻，在赫克回到纽约的家接受罗马天主教教堂洗礼的当晚，他给梭罗写了一封大胆甚至疯狂的信：跟我一起去欧洲。“让我们一同走过这个星球上最美好的地区，把那些地方变成我们的……我们会证明金钱不是万能的，实现我们的白日梦。我们面前这个广阔的世界在召唤我们接受和拥抱它。”[131]
梭罗犹豫着。他从徒步穿越马萨诸塞州的经历中知晓行走才是看世界的方式。但是，最终他对赫克说，此刻的他想要的是别的东西，不是“一场漫游”，而是“某种婆罗门式的、内在的庙宇生活”。[132]钱宁觉得梭罗不应拒绝。赫克再次请求，说只有梭罗可以伴随他去实现这场英雄伟业。梭罗再次动摇，被这里面的浪漫精神感染。“遥远的旅行、非常遥远的旅行或苦行，和守在家中有着一样的价值。”他回信说。“如果你不是很快就启程，”他补充道，“再给我写一封信。”他确实无法说不。[133]但是他也不能说好，1845年，赫克没有再等梭罗，出发去欧洲了。两年之后，归来的赫克和布朗森本人一起创建了保禄会（Paulist Order），后者是全国最重要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之一。
当梭罗推开他怯弱的邻居，摇响教堂铃声的时候，一位观察者总结说，这个人注定是全镇人的“替罪羊”。确实，梭罗这个“该死的混账”被孤立了，但他反而感到了释放：“是哪个魔鬼附身才让我表现这么好？”[134]他曾一度是拼搏的好孩子，如今他是乞丐一般的背包旅客，是全镇的良心，是把他们刺醒的牛虻。“亨利是个难得的好公子，没有被自己限制住。”这是爱默生在那个时候写下的；他“生活在当下，把和昨天一样激进但又有所不同的革命思想带到今天。他是我们镇上唯一的有闲阶层”。和其他“做出宏大许诺的人”一样，梭罗也曾有始无终，但是他至少没有妥协。“他的生活常识和实用技能让他攻克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王国。撒旦也没有可贿赂他的东西。”梭罗本人则对爱默生说，“他的艺术”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不需要他改进铅笔的世界，不需要他挥动折叠刀的世界”。[135]他眼前的道路正变得清晰起来；他很清楚他要去哪儿。此刻的他只需要找到路径。
[*]撒迪厄斯·威廉·哈里斯（Thaddeus William Harris，1795—1856年）：美国昆虫学家和植物学家，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员。
[†]艾萨克·沃尔顿（Izzak Walton，约1593—1683年）：英国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钓胜于鱼》。
[‡]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1789—1854年）：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推进意大利统一的爱国者。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年）：英国著名诗人，继华兹华斯之后的英国桂冠诗人。其131首诗组成的组诗《悼念》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
[¶]阿那克里翁（Anacreon，约前570—前480年）：古希腊著名诗人，以饮酒诗与哀歌闻名。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年）：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并列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
[††]瓦尔哈拉（Valhalla）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也可译作英灵神殿。掌管战争、艺术和死者的主神奥丁（Odin）命令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将阵亡战士的英灵带来这里，享受永恒的幸福。
[‡‡]阿舍·布朗·杜兰德（Asher Brown Durand，1796—1886年）：美国画家、雕刻家，哈得逊风景画派的创建者之一，有“美国风景画之父”的美誉。
[§§]伊曼纽尔·洛伊策（Emanuel Leutze，1816—1868年）：德裔美国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
[¶¶]夏尔·傅立叶（Frang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年）：法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希望建立一种以*伦法**斯泰尔（phalanstere）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
[***]约翰·阿道弗斯·埃茨勒（John Adolphus Etzler，1791—约1846年）：出生在德国的美国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代表作《所有人都够得到的天堂》描写的是运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最终裨益人类的未来愿景。
[†††]品达（Pindar，约前518—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代表作为《皮托竞技胜利者颂》（Pythian Odes）。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年）：美国诗人、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及人文主义者，他是美国文坛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为《草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