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在日本信州深山的一个小村子，由于赤贫而沿袭下来一种抛弃老人的传统：老人只要活到七十岁便要被长子背到楢山丢弃，当地人称作*拜参**楢山神。
在中国西北偏僻的一个叫圪梁村山村，由于赤贫而沿袭下来一种“买妻”的生存规则：娶不到媳妇，那就买一个。
同样都是恶，前者为了生存，老人成了牺牲品；后者为了繁衍，女人就成了受害者。
同样是罪，前者涉嫌遗弃罪，后者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同样是文学作品的故事，前者是日本作家深泽七郎毕生杰作，被誉为“人生永恒之书”的《楢山节考》；后者是中国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被很多人称之为“邪恶之书”的《极花》。
同样崩坏的村子，一“抛”，一“抢”，都是腐烂的恶心之地。
同样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可当两部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前者让人为之生出悲悯之心，豆瓣给出了8.3的评分；而后者却让人对该作品的精神内核都产生了怀疑，甚至被贴上了利用人血馒头的标签，仅给了6.3的分数，而很多人给出低分的根源在于贾平凹将买下蝴蝶的黑亮一家刻画的太过淳朴善良。然而，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一部作品真的合理吗？公平吗？
《极花》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记录”着农村光棍男生活和被拐卖妇女的生活。它像是一部电影，徐徐展示着乡土衰败与凋敝的农村存在的问题，把大家知道的问题摆放出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说：
“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不止是说现实当中发生的问题，而是对今天的乡村中国的关心，对乡村中国历史的关注，他的作品构成乡村中国历史的一个长长的谱系，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小说让女主人公胡蝶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唠叨，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漠然的平静。她像是一个看客一样，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全息体验的叙述中展示着她所看到的世界和内心的煎熬。在作者看来，最大的愤怒是沉默，而沉默亦是最彻底的失望，那是时代列车迅猛前行摔在后面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苦痛。
“极花”与“血葱”，城市文明挤压下，农村人的繁衍悲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化进行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大刀阔斧的城镇化建设，使得传统乡村文明以及乡村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冲击。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一波又一波外出务工的农村人，他们怀揣着城市梦，毅然决然地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
胡蝶是有城市梦的。
她出生在村前有三个峰头的营盘村，父亲死得早，娘卖了家里的一间房和陪嫁，以及祖辈传下来的通脸盆锡酒壶等，也供不起她和弟弟念书，迫于生活的压力，母亲只得逼她退学照顾上初中的弟弟。
弟弟考上县中学在校吃住，胡蝶就跟着母亲到城里捡破烂谋生。
未经世事的少女，心思单纯，也容易受到诱惑。胡蝶卖了母亲捡来的废品，给自己买了一双500块钱的高跟鞋，都说高跟鞋是城市人才穿的，有了这双鞋，她觉着自己也成了城里人。
她渴望能多挣钱，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人贩子严重的猎物，最终被人贩子欺骗，甚至贩卖。
醒来时她被卖到了叫圪梁村的地方，一个僻远、闭塞小山村。
圪梁村地处西北地区，是一个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原的苦寒的村子窑，家家户户都住着窑洞。胡蝶曾琢磨过那些窑洞的那些门窗，总觉得像一个蘑菇。黑亮说：像石祖，象征着生命和力量。
胡蝶不知道的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象征意义：乡土男权文化的圈禁和驯化，也隐喻男权对女性生命的压抑与摧残。
六个月来，极花一直被关在窑里。窑洞空气不流通，狭窄，阴暗，潮闷，永远散发着一种汗臭和霉腐的混合味。胡蝶打心里认为，只有像蛇蝎，土鳖和妖魔鬼怪才会住在这样的洞里，住在这里的人，即便不是蛇蛇土鳖和妖魔鬼怪，那也是一簇埋了还没死的人。
而她也成了埋了却没死的人，就像是圪梁村萧条动植物景观一样，了无生气。
从进窑那天起，黑亮就脱去了胡蝶那双只有城里人穿的高跟鞋，给她换上了布鞋。她试着反抗过，却没啥用。
后来，那双高跟鞋就到了黑亮爹的手里。他每天晚上把栓吊在水井里，第二日再提出来。一日一日，不厌其烦。据说，这是村里的一种迷信，防止胡蝶反抗、逃跑。
曾经高跟鞋是从农村向城市进军的群体的符号，城里的房东看到穿着高跟鞋的胡蝶后说过，没人会觉得她是乡下来的。而如今，这双高跟鞋也成了她贩卖的符号。
黑亮娘是八年前走的，是在挖极花的时候摔死的。
极花是一种虫草，在冬天是虫，在夏天是草，类似于冬虫夏草。历经多年的挖极花热后，极花越来越稀少。女人如花，极花是一种女性的精神象征与命运写照。极花的稀缺程度和圪梁村女性的匮乏现状形成互文。
与极花相互对应的是村中另一种特产“血葱”。血葱是圪梁村独特产物，颜色发红，个头较小，传言有极强的壮阳效果，象征着男性强烈的生殖欲求和原始生命力。
旺盛的血葱和稀缺的极花形成一种矛盾：女人极少的村子，却盛产增强男性性欲的血葱，这样的对比无不凸显了“生殖”危机。
黑亮满含憎恶地骂过，
“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城市就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这句话骂出了乡村人的心声，映射了被挤压的乡村生存的无力感。村里的男人无法满足生理需求，连延续香火这等人生大事都无法满足。顶着繁衍的巨大压力，他们进而采取了买卖、抢夺等野蛮方式强行完成生命的繁衍。
圪梁村的年轻媳妇几乎都是买来的,传宗接代成了这里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一年后，止不住同村人的笑话和父亲的压力，胡蝶被一群男人像捆粮食一样五花大绑在了长凳上，黑亮嚼着血葱夺取了她最后的坚守，面对这种残酷的环境，她被迫选择了妥协。身体养好后，她放弃了抵抗，第一次走出了窑洞。
对于胡蝶从女孩变成女人这段描写的冲击力让我愤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俗话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可极度压抑的原始欲望和生殖崇拜造成了人性的极度扭曲，人性的恶展露无疑。
无路可走的，是胡蝶，也是黑亮。
从胡蝶和黑亮的对话中可以得知，黑亮是读过中学的，他知道一些胡蝶所不了解的天文知识。
他知道拐卖媳妇是违法的，在立春、腊八两兄弟为了将财产分割公平而争夺花三万元买了的媳妇訾米时，黑亮帮着主持公道：“腊八哥，这事就是立春哥同意也是违法的，婚姻法不许啊！”
腊八说：“婚姻法让拐卖媳妇啦？”
被怼的黑亮看了胡蝶一眼，默了声。
作为一位受过基本教育的至少青年，为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娶妻、生子甚至成了他卑微又执著的梦想。他活在生息繁衍的困顿里，怎么走都是错。
《极花》中的黑亮一家淳朴却也愚昧，善良却也残忍。抛开繁衍子嗣的压力，寻根究底也离不开法律的缺失。在2016年以前，收买被拐卖妇女，只要不阻碍其返乡是可以不做犯罪处理。当违法的代价太小，法律的威慑力便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胡蝶的解救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反转，在她认命后地将融入存在，尝试着做一个圪梁村的媳妇时，母亲来了。
在警察的帮助下，她离开了圪梁村，回到了原先居住的城市。可当她回到城市后，那些城里人正一遍一遍地讲述胡蝶的遭遇。她成了周围人议论的焦点，就像鲁镇里的祥林嫂一样，她们内心的创伤从来都无人问津。
他们解救了她的肉身，却解救不了她的内心。
以前胡蝶总说，圪梁村不是她该待的地方。可现如今，城市貌似也不是她该待的地方。
小说中胡蝶告诉母亲：“我有娘，可兔子却没有了娘，你有孩子，我的孩子却没有了。”这正是胡蝶的尴尬处境，身体自由的他们，被命运那张虚无的大网强行套住，永远无法取下。
后来，胡蝶恍惚又坚定地回到了那个村子，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极花”稀缺的推手，是生殖崇拜，也是时代
首先，女性生殖崇拜贯穿了整个原始信仰并延续到了今天。这种生殖崇拜观念，在宗族制的封建社会中化成四个字“重男轻女”。这是过去百年，历史下的毒瘤，这种观念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呈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
他们将生下的女婴丢进河里、山崖下，尚存一点良知的就是将女婴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女婴被残害，他们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所以，计划生育和“重男轻女”，成了圪梁村男多女少的一部分重要原因。
其次，城市文明的发展势必会给乡土带来损蚀和冲洗，结果乡土剩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贾平凹曾说“现在的中国去农民化现象极为严重。现在好多地方，村子里几乎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打工，宁愿嫁到郊区，在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
可你无法否认，这就是中国空存心的一种现状，圪梁村，也正是一个缩影。
“极花”不是救世主，单纯的“繁衍”无法解决圪梁村的凋敝
《极花》里黑亮的爹说，黑亮的娘死了后，家里也跟着破落了，所以他迫切地想要给黑亮找个媳妇。
圪梁村的人是可恨的，同样他们也可怜，更可悲。这并非是为个人行为洗白，而是因为他们也是历史的牺牲者。
即便摆脱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们仍坚守着养儿防老的思想。没有孩子，他们终将成为一群孤寡老人，养老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已经有三千多万光棍，而这些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可有了孩子，问题就解决了吗？不可能。即便他们有了子嗣，有了劳动力，圪梁村就会复兴吗？单纯的“繁衍”又岂能解决乡村的衰败。因为自始至终，这本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它需要的是国家、政府和社会。
这些问题背后，正是《极花》的文学价值。
那些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恶”：城市文明掏空后乡土文明的衰败、陌路的无奈；被时代甩在身后的“黑亮们”的疼痛，那种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缺女人的悲哀。这些边缘农村存在的问题，它不仅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每个问题牵引着人们去反思，让人们不再执著“为什么”，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比如被拐卖妇女法律如何完善，他们回返城市后权利如何救济？不断凋敝的乡村，在没有价值后就真的要毁灭吗？如果不毁灭，又该如何做？
所以，单凭因为作者刻画了黑亮一家淳朴善良，就视《极花》为一部邪恶小说，给出了低分的行为，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至少个人认为它优过《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