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祥铣，遵义市政协一届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二届会长。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著有《漫谈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人文遵义》，与人合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参与策划或主编《遵义简史》等书籍10多种。
作者简介：曾春蓉，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硕士。2000年，供职于于原贵州工业大学，两校合并后，现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艺术理论，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连载五）
曾祥铣 曾春蓉
第五章 明代后期：叶因骤雨积播州
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三大征战之一的平播之战，是黔北地域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结束了播州杨氏29世725年的世袭统治，促成了次年播州的改土归流。与这一征战相关的一批诗文应运而生。这些诗文的作者，大多为征播的将领与官吏，如李化龙、郭子章、刘綎、张文耀、傅光宅等等，因此，歌颂胜利成为其主要倾向；与此同时，也抒发着个人的不同感受。战争另一方的声音，史志全无存留。平播这场急风暴雨卷起的这些枝叶，飘落于播州，沉积于黔北。本章拟在介绍平播战争这一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别对有关诗、文予以讨论。
第一节 平播之战：土司覆灭非偶然
沿袭历代羁縻政策而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明承元制的同时，也开始了变革。这一制度的维持，是以中央王朝与土司双方的基本目的得以保证为其前提的。就中央王朝而言，“其道在于羁縻”，要求土司“额以赋役，听我驱调”（张廷玉等《明史·土司》，下同），服从中央统治而不生二心。至于土司，“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要求中央王朝承认他们对所占地域统治的合法性，并以其所赐爵禄、名号增强其统治的权威性。这是从各自利益出发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相对平衡。李化龙在《平播疏》中说：“独西南诸省，不废土司，盖因俗而治，与之相安耳。”“相安”，求其局势稳定，这是明代维持土司制度的初衷，也是土司制度赖以存在的必备条件。
这种平衡的维持，得靠官方的管理得法与土司的忠心不贰。“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并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张廷玉等《明史·土司》中言及对官方的这一要求的同时，还引述了对土司的要求：“诚使守令得人，求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事实上，“得人”与“革心”这两方面都未能长期、全面地得以实现，故时时出现“叛服不常”的局面。这一背景，是明王朝沿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亦开始改土归流的一个基本原因。沿袭土司制度是为了维持局势的稳定；实施改土归流，也是为了维持局势的稳定——让已经不稳定的地域在中央更为直接的管理下重归稳定。
平播之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官方一度“抚绥”不“得人”，矛盾逐步升级，平衡破坏，难以相安。
李化龙《平播疏》中说：杨应龙拥有的播州，“其地险，其财力足以使鬼神通，其声势足以呼群啸*党**”，故“彼时时狂逞，亦遂时时得志”。张廷玉等《明史·四川土司传二》说：“盖应龙本雄猜，阻兵嗜杀，所辖五司七姓悉叛离。屠妻张氏，并及其母。”“狂逞”、“雄猜”、“嗜杀”等等，均非针对朝廷；最后起兵反叛，亦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所促成。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管辖播州的四川巡抚李化龙却“谓应龙无可勘之罪”。次年，“梦熊请发兵讨剿之”，而“蜀抚按并主抚”。剿、抚之争，在黔、蜀抚按及其他官员间相持不下。“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明史·四川土司传二》，下同）
万历二十年（1592年），“应龙诣重庆对簿，坐法当斩，请以二万金赎。御史张鹤鸣方驳回，会倭大入朝鲜，征天下兵，应龙因奏辩，且愿将五千兵征倭自赎，诏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本已出现转机，而“巡抚王继光至，严提勘结，应龙抗不出。”王继光与总兵刘承嗣攻播州，兵败，“黔师协剿，亦无功。”“御史薛继茂主抚”，“应龙上书自白”，提供了新的转机。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重庆知府王士琦同意杨应龙到松坎“听勘”，“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王士琦请示总督贵州的兵部侍郎邢玠后，将“黄元等十二人”“抵应龙斩，论赎，输四万金助采木，仍革职，以子朝栋代，次子可栋羁府追赎。”后可栋死于重庆，“促丧归不得”，杨应龙拒付罚金，并“拥兵驱千余僧去。分遣土目，置关据险。”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应龙残余庆，掠石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又遣其*党**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1597年），“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缒城下，磔之。时兵备王士琦征倭，应龙益统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已，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部卒三千剿应龙”，兵败，“国柱等尽死”。郭子章取代江东之为贵州巡抚，李化龙奉命“节制川、湖、贵州诸军事，调东征诸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南征。”“时应龙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应龙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龙五道并出，破龙泉司。”“时总督李化龙已移驻重庆，征兵大集，遂以二月十二日誓师，分八路进。每路约三万人，官兵三之，土兵七之。”四月，杨应龙退守海龙囤，“八路师大集海龙囤，遂筑长围，更番迭攻。”“六月四日，天忽霁，綎先士卒，克土城……。计出师至灭城，百十有四日”。
10年摩擦，步步激化，非大战不足以使矛盾得到解决；114天决战，朝廷用兵24万，杨应龙守军16万，加上双方后勤支援人员，近百万人在播州、在海龙囤展开大厮杀。黔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场战争，对明朝廷、对黔北地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平播之战剿灭了最大的土司，继而将其所辖之地改土归流，对维护中央王权、对稳定西南边疆有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其一，征战中，官方的队伍里“土兵七之”，使一些土司借征战而得以坐大，成为日后叛乱的条件；其二，一些较小的土司产生了疑惧心理，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其三，巨大的战争消耗，使本已拮据的财政将困难再度转嫁到百姓头上，激起了以后大大小小的起义。万历王朝是明代由盛至衰的时期，与平播战争胜利共存的隐患，成为40多年后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黔北地域，平播战争瓦解了土司的世袭统治，结束了严重制约生产发展的领主经济，结束了较为封闭的割据状态，为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较快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以后的事实证明，平播战争及其继之而来的改土归流，的确成了黔北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与此同时，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物质与经济上的破坏自不待言，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遭受的痛苦也十分惨重，“播土之民，自逆酋倡乱，大兵征讨之余，仅存十之一二。”（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文化上的损失，也难以估计，如水西土司安疆臣焚毁桃溪庄，片纸不存。杨汉英的90卷《明哲要览》、64卷《桃溪内外集》及播州杨氏集存的其它论著、诗文的失传，是否与这场大火有关？是否与这场战争有关？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至今无一得见。
平播期间及其以后不久写下的一批与平播相关的诗文却留存下来。作者并非播籍人士或长期留居播土者，多为参与平播的将领与随之入播的官吏，基本倾向是对平播胜利的肯定与歌颂。作者及其立场都是“官方的”，其诗文有的显现出对“夷人”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有的流露出因胜利而意得志满的骄矜之情，有的浮泛着夸功饰德的陈词滥调；但这并非作品的全部，其中以在播经历与感受为其基础的作品，仍值得分析研究，仍有可借鉴之处。
其一，这批产生于平播期间及其之后不久的作品，既以作者在播的经历与体验为基础，反映播州情事，抒发有关播州的感触，它就成为此地域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批作品及其相关现象理应成为关注与探讨的对象。事实也正如此：这批作品产生以来，历朝历代，一直为黔北地域不少学者、文人所重视，视为黔北文学及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诗文、著述得以珍藏，府、县方志予以录载，著文予以引用、评介等等。保存与运用的过程中，这些作品已沉积于黔北，融和于黔北。
其二，平播作为万历年间三大征战之一，作为黔北地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总体而言，其结果如前所述，一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一是促成了土司统治的瓦解，为黔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历史进步。与此相应，产生一批肯定与歌颂平播胜利的作品，顺理成章。无论思想，无论艺术，作品均有优有劣，难以凭其“倾向”定高下，这就需作具体分析。遗憾的是，现存作品均只是一个方面的来源，只有一个“倾向”，其它方面的作品，但愿它日能有所发现。
其三，这些作品中，不管作者出于何种动机，从文章客观效果而言，有的篇章或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万历年间皇帝的昏庸、*场官**的腐败、土司的残暴、民生的疾苦，从一个侧面显示着明王朝由盛至衰的种种迹象，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如20多年不问朝政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建宫室大兴土木而弄得“库藏一空”，各级文武官员中不乏贪赃枉法、争权夺利之辈，杨应龙“雄猜”、“嗜杀”、“杀将屠城”，如此等等，无一不使百姓身受其害，为百姓所深恶痛绝，甚而激起民变。
其四，平播将领中，不乏颇有文才者，有的同时也是文学家，与平播相关的诗文就是他们创作的构成部分。平播总督李化龙、协助总督的贵州巡抚郭子章、平播监军杨寅秋等，在1934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中均列有条目。督理戎马、军粮的重庆知府傅光宅，綦江路平播总兵官刘綎，也都能以诗咏志。前四人均为进士出身，出身于武将家门的刘綎也有较深的文化素养。上述个人背景说明源于征战的这批作品，乃有感而作，有异于庸碌官僚的附庸风雅。
诗与文的具体讨论，分别在以下两节展开。
第二节 高唱低吟：动人心者非颂歌
与平播相关的这批诗作，有喜唱凯旋的，有歌颂功德的，有描述风情的，有抒发不平的。征战者自唱凯旋，其自得或自豪之情犹可理解；歌颂功德之作，则大多罗列词藻与典故，迂腐之气甚浓；描述风情与抒发不平的篇章，倒显得清新、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所达到的高度与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刘綎，字省吾，万历年间之名将，所用冰铁刀120斤，人称“刘大刀”，奉命东征西讨，身经大小数百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战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期间，为最重要的綦江路的总兵官，所部一路奋勇冲杀，巧夺娄山关，率先抵达海龙囤下，“与诸将共平贼，綎功为多。”（《明史·刘綎传》）“綎为将，数被黜抑”（同前），平播之后亦如此。建功后之自得与思及黜抑时之不平，在诗中均有反映。
攻克杨应龙的最后据点海龙囤后，回师四川前，刘綎来到播州州治附近的桃源洞（现遵义一中校园内），题诗一首：“伏剑飞虎穴，停轺憩洞天。幽岩可镌石，何处不燕然。”（《桃源洞》）大战获胜后的得意与轻快之感溢于言表。队伍绕道四川，途经龙泉，于一山野石壁上陡见朱红色的“夜郎古甸”几个大字，这不知名的“见田李将军”于“万历丁亥岁九月秋”（此丁亥为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的题刻，触发了十三年后凯归过此的刘綎的诗兴：“王师平播此经过，勒石摩崖纪凯歌。万古千秋留胜迹，一回翘首一摩挲。”（《夜郎题壁》）“一回翘首一摩挲”！战功与诗刻均将“万古千秋”，何等骄傲，何等自豪！
战功卓著的刘綎，平播后又遭黜抑，一度被削职为民。据《明史·刘綎传》，其原因，一是有言官说他受杨应龙贿赂，一是有人检举他向平播总督李化龙、巡按御史崔景荣行贿，李化龙、崔景荣亦奏其事。心中之委屈与不平，亦在奏凯的诗作中抒发出来。如《平播凯旋，述怀二首》之二：
逆竖频繁西顾忧，简书重命运前筹。
斩关聊施骡驴计，破囤应消汗马愁。
一念孤忠悬日月，千年公论付春秋。
太平自是无征战，且脱戎衣归马牛。
又如《平播凯还，书佛图关石壁》（二首）之二：
东逐西驰岁月深，凯旋驻马漫开襟。
三巴兵革龙泉迥，六月烽烟雁字沉。
关塞自维怜白发，庙廊谁与暴丹心。
良弓鸟尽应无用，缓整鱼竿钓海浔。
平播之前，刘綎就已遭到“言官交劾”，而“总督李化龙以平播非綎不可，因留之，力荐于朝。”刘綎为感谢李化龙、崔景荣的知遇之恩，重金以谢，建功后反因此而遭罢黜。（《明史·刘綎传》）他心中愤懑不平：“关塞自维怜白发，庙廊谁与暴丹心”；只得自我辩白：“一念孤忠悬日月，千年公论付春秋”；面对现实，无可奈何，只得援古自宽，引典*慰自**：“太平自是无征战，且脱戎衣归马牛”，“良弓鸟尽应无用，缓整鱼竿钓海浔”。上述诸诗，皆因事缘情，事有所据，情无矫饰，刘綎虽出自武途，仍有儒将之风，其诗并不粗俗，倒有一股刚毅之气。
傅光宅，山东聊城人，万历年间进士。平播时，为重庆知府。当时，平播总督李化龙在重庆坐镇指挥，傅为其“督理戎马、军粮，有方略。”“平播之功，赞划为多。”（转引自道光《遵义府志·宦绩二》）平播后，受派到遵义处理善后事宜，“安辑夏、彝（夷），招抚流遗，吊忠义，瘗遗骨，周贫困，恤疮痍，振学，礼神”（出处同前）。万历三十年（1602年），出任遵义兵备道。此经历，即为相关诗作的生活基础。
《平播凯歌献大中丞李公》（四首）与前述刘綎的《平播凯旋，述怀二首》、《平播凯还，书佛图关石壁》同唱凯旋，感受却不大一样。该诗之四唱道：“千山万壑绕渝州，吟啸时登庾亮楼。尊俎闲看戎马散，夕阳秋色满渔舟。”傅光宅与李化龙，是受封受赏的功臣、主帅，没有丝毫的委屈，没有鸟尽弓藏的哀叹，硝烟散尽之后，他们的眼前和心中都是令人陶醉的一派诗情：“夕阳秋色满渔舟。”傅光宅描述黔北山水、风情的几首短诗，较此更富诗意。
《过螺水寺》：“螺水溪边寺，松杉一径深。好山多近户，芳树半成阴。落日烟霞色，寒宵钟磬音。浮生属往事，慷慨欲沾襟。”螺水寺，在当时绥阳城以西17里，旧名三教寺，最早名永明宫，为当地人胡凤歧建于万历七年（1579年）。幽境佛音的召唤，让傅光宅深为感动。据道光《遵义府志》载，海龙囤上的海潮寺，即为他在平播后所建。
再看《过真安州》：“万山迢递到真州，新筑孤城水抱流。猛虎归来荒草遍，祥鸾一出瘴烟收。梅花晴雪沿江路，棠树新阴照郡楼。最喜弦歌成化理，天涯旅客不知愁。”“瘴烟收”后的真州，虽孤城也才新筑，且为隆冬时节，但却一派生机，不说“平播”，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平播后的新的变化。
《晚发莲子坝》一诗最为出色：“野寺钟鸣夜未阑，驱车随处问凋残。莺啼谷口千林晓，马渡溪头二月寒。流水远从云际落，春山半向雪中看。蛮家竹屋层崖上，遥指双旌识汉官。”一句一画面，全诗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冬虽未尽春已临，随处孕育着勃勃生机。末尾两句诚然流露着征服者的优越感，但却极其传神地描绘出了彼时彼地的特有风情。
傅光宅的作品重在描绘，善于抒情言志。在他的笔下，黔北的山并不穷，水也不恶，倒是佳境迭出：“落日烟霞色，寒宵钟磬音”，“梅花晴雪沿江路，棠树新阴照郡楼”，“野寺钟鸣夜未阑”，“莺啼谷口千林晓”……
梅国楼，湖北麻城人，进士，平播时为贵州三路督饷记功之参议，平播后留播处理善后事宜。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任遵义道道员。《永安即事》、《自望草过绥阳》（二首）为平播后不久所作。
《永安即事》吟咏了颇具象征意义的永安庄的历史性变化：“绿窗朱户永安庄，衰草荒台半夕阳，惟有夜郎天外月，随风犹自照西廊。”永安庄为播州杨氏140多处田庄中的重要庄园之一，杨应龙曾拟于此处建皇城，现汇川区泗渡镇永安村即为其旧址。当年“绿窗朱户”，而今“衰草荒台”感慨世事无常，抑或讴歌历史必然，立意均难称新颖；但具体到“永安庄”未能“永安”的历史背景，这就具有了特定的意义与价值。
《自望草过绥阳》（二首）则透过山区景色的描绘来抒发心中的感受：
驱马度深险，伏枕亦成眠。
朝雨人烟少，寒云草色连。
乱山开小邑，丛树拥高天。
荒服来千载，勋劳此日偏。
乱后地初辟，途长春可怜。
云山互隐见，烟树相连绵。
叱驭宁九折，挥戈方二年。
民劳财亦竭，珍重论开边。
“朝雨人烟少，寒云草色连”，“乱山开小邑，丛树拥高天”，“云山互隐见，烟树相连绵”，景物描写极富山区特色，描写中透露出的滞重感与“民劳财亦竭，珍重论开边”这点睛式的深沉感慨有机地融成了一体。梅国楼的诗中，虽也吟咏“荒服来千载，勋劳此日偏”，但却没有了胜利的喜悦，倒是多了几分忧思、几分沉重。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贵州巡抚，任期长达十年。平播时协助李化龙总督平播事务。著述甚多，此处仅讨论其与黔北相关的《过余庆司》一诗。
余庆山行踏蹬危，幸逢春仲日迟迟。
荒村祭社仍茅屋，新户编门半竹篱。
夹道樱榉七白蕊，隔江杨柳换新枝。
犹闻豺虎当吾路，去去埋轮一问之。
“余庆司”为平播前的称谓，诗中所写则似平播后的景象。“埋轮”一典，出自《后汉书·张纲传》，以示不畏权贵，坚不离去之意。郭子章在黔十年，卓有建树，不管此处是否有具体所指，不畏险阻而事必有成之激情，跃然字里行间。
道光《遵义府志》还录载了张文耀的《上督府李公平播歌》、端园的《平播古风》、李凤的《平播州夷人歌》，分别选自《续全蜀艺文志》、《补全蜀艺文志》、《綦江县志》。三诗均洋洋数十行，歌颂平播之“丰功伟绩”。格调也大体一致：雕砌典故，矫揉造作，迂腐之气甚浓。
海龙囤上曾有“王鸣鹤诗碑”。王鸣鹤，字羽卿，淮阴人，为率先攻破海龙囤的战将之一。据林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题羽卿诗后》碑，得知“当日平播之功，鸣鹤不在綎下”，“而《明史》不登姓名，亦不见诸家记载。……当时勋名泯没者固多也。”王鸣鹤之诗碑，道光年间就已“断蚀不可识”。（《遵义府志·宦绩一》）
由此可见，“泯没固多”的不只“勋名”，更有“诗歌”，上述讨论的诗人诗作，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部分。虽然如此，亦可看出与平播相关的诗作依然还是丰富多彩的。不能不重提的遗憾是，少了战争另一方任何内容与格调的歌吟。
第三节 或议或叙：实用文中有佳作
与平播相关的文章，为数甚多，大多为实用性文体。有的汇为专集，有的本为专著，有的散见于方志或别集之中。其中，或叙事，或说理，有情文并茂者，理应纳入文学范畴予以讨论：文学与非文学，许多情况下，往往并无严格的界限。
《明史·艺文志二》的“杂史类”即列有参与平播的将领写下的与平播相关的3部著述：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3卷，杨寅秋《平播录》5卷，李化龙《平播全书》15卷。前两部为平播之后写下的专著，第3部为平播战争期间及其善后期内公务文书之汇集。此处就第3部略加讨论。
李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湖广、四川、贵州三省军务，兼抚四川，为平播总督。《平播全书》收录了他该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起至次年年末与平播及其善后相关的公务文书，由四川布政使王嘉谟编次。该书刊印于平播次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四库全书》关于此书的提要中说：“此书所载之文，不必出于李公之手，皆书记吏胥禀命而作。于事始末，贼之情形，统筹全局，胸有成算，处处安排，著著中肯，虽非出自李公，纪事亦可谓详明也。”一年多里写出的这50多万字，“不必”也“不可能”全部出自统筹全局的李化龙，但却为他所授意与首肯，书记吏胥们“禀命”而已。
《平播全书》15卷，包括向皇上的奏疏72篇（其中，进军时56篇，善后时16篇），咨文（平行文书）53件，牌票（下行文书）277件，书札409则，批详182则，祭文3篇。总体上，以“纪实”或“实记”的形式较为详明地反映了平播之役的总貌与具体历程，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的一些篇章和片断，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这“文学价值”主要不是来自表现方法或表现手段，而是与李化龙在一些“文书”中表现出来的民本思想有关：涉及到“民情”、“民心”的文字，往往融有较浓的感情色彩，能动人以情，增强其文字打动人、说服人的力量。
例如奏疏中的《请罢开矿疏》、《二运大木劝惩疏》、《地方灾异疏》、《请停搜刮疏》、《川省蠲免疏》、《黔省善后事宜疏》等等篇目中，都以动情的笔墨对民生疾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巩固。
《请罢开矿疏》中，开篇先点明他上任时形势之不利：杨应龙“已攻下綦江，渐逼重庆”，“而我兵微将寡，乌合之众，仅足自守，无能扑灭。”接着笔锋一转，点明主旨：“乃臣有所大忧者，不在兵粮，不在叛逆，而在内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积薪，而寝处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人心之不稳，除了杨应龙反叛引起的动荡、官兵征战带来的负担，更有不合理的搜刮。文*特中**别详述了蜀、黔之困窘，再经不起任何的压榨：“夫蜀，敝国也，半为山箐，半为土司，其称沃野可耕者，仅千里止耳。今东南一带，兵所至已为荆棘，兵所不至，亦为荒墟；西北一带，方且招兵买马，运粮制器，不从鬼输，皆须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时势，而尚堪为额外之征乎！”“盖贵州原非省会，止以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为高山峻岭，军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马方物，其谁不知之？彼武弁贫窘无聊，又见各省俱有税使，以为贵州虽称贫瘠，但诳奏圣明，奉旨征税，传食万里，逍遥数月；计至彼处，即不如额，且可充囊，此不过为身家之计耳，岂复有一毫为国之心乎！”对困窘、贫瘠的蜀、黔之深切同情，对借为国之名而谋私利之辈的深恶痛绝，溢于言表。基于此，希望朝廷勿再派人来蜀、黔额外征收和置办方物之请求也就顺理成章了。百姓之疾苦，多次出现在其“为民请命”的奏疏中：
夫蜀当疲敝之余，又经采木之役。即按丁以征银，又照户以编夫。点发之初，不能顾妻子之离散；入山以来，不能逃瘴疠之死亡。有司则经年在外，政事则凡百废弛。以致钱粮逋负，而无人包赔；盗贼窃发，而莫可究诘。加以瘟疫传染，十室九空。是环蜀之民，皮骨仅存，而膏血已尽矣！（《地方灾异疏》）
嗟夫！川民亦可怜矣！采木者陟岗历险，已死复生；运饷者冒瘴冲炎，既生复死。当贼者身首横分，室庐为沼；不当贼者，租庸十倍，鸡犬不宁。（《请停搜刮疏》）
惟是兵革之后，闾阎消索，物力凋残。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离板荡之地，田舍为墟。扶伤救死之家，啼号未息。傥非破格垂怜，广施蠲卹，则残喘遗民，不死于贼，不列于兵，又死于赋耳！（《川省蠲免疏》）
……其未犯地方，大兵经过，荆棘丛生。转输粮饷，则有运夫之苦；防守城池，则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女空其柚。驿遞萧条，道路邱虚，小寇窃发，饿殍盈野。阴雨连月。禾稼不登，元元嗷嗷，莫不其命！（《黔省善后事宜疏》）
上述引文，内容倾向一致，写作格调不同，原因在于虽同“禀命”于“李公”，却出自不同的“书记吏胥”之手。这些篇章，艺术上也都各有可取之处。
《播州善后事宜疏》是一份播州改土归流的蓝图。此关于将播州分设为二府并采取十二条措施的建议，条分缕析，有血有肉，有较强的可读性，亦为此书中的佳作之一。
《祭房张二将军文》祭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六月抗击杨应龙进攻綦江时阵亡的房嘉宠、张良贤，《祭张监军文》祭奠因督阵劳瘁而于凯旋途中病卒的张栋，两文皆融抒情于叙、议之中，多慷慨而少哀思，歌其壮烈以激励士气。
在奏疏及咨文、牌票、书札、批详等各体文字中，还披露了各级文武官员贪赃枉法、昏庸渎职、假公济私等等诸多劣迹。《平播全书》在记录征战“胜利”的同时，也记录了40多年后明王朝覆灭的依据。
《平播全书》中，忽视了黔军的业绩，该书于平播次年刊行时，即引起黔中文武官员及相关人士之不满。贵州巡按史、兼任贵州两路军监军的杨寅秋特写了《平播录》5卷，贵州巡抚郭子章也在退休后写了《黔中平播始末》3卷。从史学角度研究平播之役，还须参照这两部著作。
蹇达与陆望龄均以《西南平播记》为名分别撰写了平播的历程，前者较详，后者较略。两记皆先文后铭，颂赞李化龙之功绩。江盈科的《平播铭》先序后铭，序长铭短，重在记述与肯定贵州巡抚郭子章及黔军的功绩。江盈科为平播次年（1601年）上任之贵州巡按，序文的开头即点明了撰写该铭的目的：“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弭节黔中，则闻黔父老谈，师灭播，其功甚巨，其为德于黔甚厚。以为中丞郭公与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无以称黔人报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于黔人者，无以为报，则撰《黔师平播铭》……”三篇文章，内容上各有侧重，写法上，后文更重事实的表述，较少夸饰之辞，显得更为朴实一些。
另，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中影印有《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一书。影印本《前言》中说：“是书国内久佚，日本京都大学和尊经阁各藏书一部。现据京都大学文学部藏印本影印。”
作者为名衢逸狂，又号玄真子，真实姓名不详。此演义为章回体，100回，按礼、乐、射、御、书、数分为6集6卷。全书约11万字。成书时间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正文后，刊有小说写作原由及宗旨之说明：“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略》（按：即《平播全书》）备载敕奏文表，风示天下；道德子纪其耳聆目瞩事件事之颠末，梓行坊中。不佞因合二书之所述事迹，敷演其义，而以通俗命名，令人易晓也。即未必言言中窾，事事协真，大抵皆彰善殚恶，非假设一中孟浪议论以惑事诬民。盖其张天威于塞外，垂大戒于域中，褫奸魄，振士气，使世之为土酋者不敢正视天朝，安常守职，无蹈前车之复辙云耳。具法眼者谅之，幸勿罪嘤声之妄。”
小说以白泥总兵、第8路官军之主将陈璘所部之夺关越隘与杨应龙守军之节节败退为其主线，穿插杨氏之家私丑闻，详于战阵而略于帷幄。战阵之描写，大同小异，的确只是战事之“敷演”，有故事之编织，无意于人物形象之塑造。为“令人易晓”，语言确较通俗，但也同时显得粗疏了些。
另，《传奇彚考标目》载有戏曲《平播记》之名，未见原本。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