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振峰
中国人的“固执”和日本人的“根性”
之
说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相互感觉
从2005年开始，中日两国共同合作实施了“相互之间好感度”的调查。2022年（第17次）的调查结果是，对日本持有好感的中国人有32.0%，比前一年的45.2%降幅低了13.2%。反过来，“对日本持不好印象”的中国人从前一年的52.9%增加到66.1%，增幅是13.2%。认为“日本是不可信赖的”的中国人更是高达78.9%。
同样的调查，还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持不好印象”的日本人高达90.9%（前一年是89.7%），“持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只有9%。
还有很多调查数据都说明中日关系已经恶化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只是，“持不好印象”的占比，中国的66.1%和日本的90.9%之间24.9%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
先说对日本印象。虽然是权威机构做的调查，但是，凭实际感觉，“负面评价”的66.9%和“好评”的32.2%，似乎都有点抬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评价。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中国的主流媒体或者主流言论人（包括公职人员）的发言不刻意“诋毁”日本或者故意对日本“泼脏水”。尽管有些言论有失客观和片面的地方，甚至有些仅仅基于历史成见导致的情绪性意见，也都没有发泄“恶意污蔑”的感觉。主流的社会舆论中，更听不到官方主导的“厌日”、“*日反**”、“孤立日本”的声音。
第二个原因。很多置身于中日文化交流的群体，在向中国社会传递一些基于客观观察的正能量。比如，早年留学日本的学者或者文化研究人员。他们，有的著书立传把自己研究日本文化文学的成果分享给一般大众，有的创立文化交流学科直接向年轻人介绍日本文化，同时通过与日本有关方面的互动，把真实现实的中国介绍给日本社会。近几年，影像文化的互通，更是高效率地建立了“相互认知的渠道”。这些信息在相互传递的过程中，虽然多有“断片”的现象，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客观认识。
当然，好评中也存在一些“因为主观上偏爱日本，而过度渲染美化日本文化优越——比如礼貌、信用、自觉、干净等”的声音——笔者称其为“日本之声”的影响。这种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形成中国人向往日本的力量。对日本有好感的32%的数字中，可能含有这个成份。在这里，也不能否认一些“以宣传日本的优良文化打幌子，实际在为自己做生意”的群体所制造的“对日本的憧憬”，比如一些做旅游或者为日本旅游做宣传的、在日本做民宿生意的人，从他们的喧吵中，总能看到过度夸张和非现实的“日本画像”。比如某“日本之声”，在病疫期间一直保持沉默，一听到解封政策出台，就立即机敏地开始发布赞美日本的文章。
同时不能不指出，对日本的负面评价里面，也反映了一部分民粹意识的影响。这种意识日益严重，已经形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读2022年9月13日尚道Talk 公众号推文《他们凭什么用和服和樱花伤害中国人？》，本文不予赘笔。
第三个原因。对32%贡献最大的应该是众多商业界人员。他们通过日常的工作来往，把日本人带入了中国的现实中，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诚实。同时，他们还通过自身在商务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坚守信义，让业务伙伴消除了过去对中国人的偏见和误解，为当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信者”。这些商务人员用自身的行动，让很多日本人知道了什么是“百闻不如一见”，知道了“交流才是相互体会善意的手段”。
就在笔者撰此文的途中，一位K姓日本客人来访说到三年前（2019年11月末）第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感受：中国人待人热情、处事周到、积极诚恳。他尤其强调了“百闻不如一见的切实感受”。
第四个原因。不得不提一下前几年观光客人的好评效果。相对于耳朵，中国人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众多观光客人初次体验日本街道的干净、日本自然风景的极致、日本商品的匠心、日本人的礼貌和服务周到等，都无不感动、绝赞。他们用眼见为实，把亲自见证到的日本的现实带回了国内，感召了更多的日本粉丝。这当然也是带来中国人近年对日本好感声音升高的重要原因。这些声音，既是真实感受，也是发自肺腑，对中国社会对日本的好评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也是自然的。
不过，“眼见为实”也有误区。这第四个好评原因中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是，观光者目睹的多是风景区、针对外国客人——尤其是针对中国客人准备的商业设施。二是，毕竟时间短，目睹的也多是日本社会的表象。有时甚至被夸张性地传递到中国社会。如果亲身看到日本的“裏町”（小胡同）或者清晨未经打扫过的饮食街，或者亲身处于日本社会的深层，这些观光群体可能会立即否定他们自己发出的“干净、有礼貌、周到”的绝赞，对日本不仅完全否定，而且要一味地只挑毛病。不可以把自己的“眼见为实”扩展到日本整体的普遍性，并代替它的社会内象。
说几个笔者经历过的负面日本的事。
京都观光遭到店主的呵斥。几年前，带加拿大过来的中国朋友去京都清水寺。其中一位美女想租用和服，用英语说明意图之后，就从衣服架上拿起了一件试穿。旁边的同行者一看挺靓丽，就顺手拍了照。结果店主瞬时拉下了脸大声呵斥：“没买东西，不可以随便乱摸商品”。一行人在呵斥中匆忙逃离出了该店。
还有东京。假如你在清晨5点左右去东京的任何一条饮食街，可能都会目睹到另外一个现场：遍地垃圾、呕吐的痕迹、破碎的酒瓶、甚至还会有睡在路边的……。这几年因为疫情没去那边，但愿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
日本岐阜县有一个名胜叫“合掌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每家每户的“古建筑住宅”和住宅环境，都包含在文化遗产的范围。但是，被评上世界文化遗产以后，这个村子的人膨胀了。一次带朋友前往的时候，同行的小学生急需上厕所，我们把车临时停在入口的农产品店的停车场后，进店里询问。结果，不仅没有借到厕所，出来的时候，遭到看似“领导”的人的怒吼：这里不让随便停车，滚出去！事实上，那的确是卖当地农产品的店铺，停车的地方也是该店为顾客准备的停车场。相反，在观光区停车场入口处，有人举着牌子拦截客人去自己的店里就餐。等等。上述并非日本的普遍现象。但的确是日本实际存在的另一个侧面。
接着说一说日本人对中国负评的“90.9%”和好评的“9%”。
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主流媒体和主流言论人（包括政客、学者、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专家、著名的专业媒体人、作家）近于异常的舆论炒作。这种风气，可以回溯到安倍的第一任首相时期（2006年9月∼2007年9月）。他在日本发出了“建造中国包围网”的第一声。日本社会从那个时期开始，进入了“可以随意诋毁抹黑中国”的常态。一些政客和文人墨客，利用言论自由的工具，可以随意地回避真实，随意地编造谎言。这些年，只要打开电视，只要拿起报纸，只要瞄几眼网络新闻，只要去日本的书店看看“中国专柜”，就会知道日本的“厌中”气氛有多浓。对中国负面评价的90.9%，其实可能是意外高的数字。相对于90.9%的负面评价，各种炒作形成的“对中恐怖感”更具有危险性，它在日本酿成了强固的“民族性厌中”情绪。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小圈圈”的影响。可以说，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总体上是：“美国是绝对的善和真理，中国则是天生的邪恶和误谬”。他们把现在的中国固定在六十年前的“*革文**”时代，甚至建立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公式：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法西斯德国。中国如果不突破这个意识形态的*锁封**链，恐怕难以改变90.9%负面评价的现状。
第三个原因。跟上述两个原因有直接的关联，来中国观光旅游的日本人大量减少。这十几年，在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班上已经很难看到往年的日本客人了。来中国出差和常年居住在中国的商务人员也大量减少。大连市中心森茂大厦后面的“日本人街”已经萧条得面目皆非，也说明了这个现实。前面说过，“交流才是相互体会善意的手段”。众多日本人，很明显地失去或者拒绝了这个手段。记得一位日本长者说过：“越是非科学性的传说，日本人越是容易相信”。看来言之有理。日常的“百闻”，能让人丧失接受“一见”的理性。
第四个原因。尤其是上一届日本首相菅义伟任期中，大张旗鼓地打出“脱离中国”的产业支援政策，导致众多企业（——无论企业大小）纷纷迁移。比如在中国投资经营近30年的沈阳松下，三月份宣布正式退出中国。
做出这种选择的，不乏常年在中国投资经营、依赖中国市场，并且对中国有一定的理解和善意的企业家。笔者的一位常年顾客，也在其中。“脱离中国”的产业政策，明显是日本政府主导的。这个政策为90.9%的负评做出了重大“贡献”，加深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恐怖印象。舆论操纵者们，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演绎成了一个“具有强烈野心和扩张欲望的恐怖国家”。所以，负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舆论操纵者的“工匠精神”造成的。
中日之间，当然不都是上面所说的负面现象。前面那位通过上海出差给中国好评的A氏，在闲聊中说到自己刚进大学的女儿：“这所大学注重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交流。学校积极地创造环境帮助日本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交流，鼓励跟留学生一起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因为中国语人气太旺，我女儿竟然没能报上名”。
这种学校不一定很多。但是，这种现象说明了年轻一代日本人价值观的变化。正像日本朝日新闻（2022年9月28日）所说：（日本）越是年轻人对中国的亲近度越高。中国急剧的经济发展和年轻世代的文化互通，使得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形成了“自然的认识”。他们没有像自己的长辈们那样，或者带着战争的原罪追求友好，或者带着“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纳粹德国”的恐怖感面对中国。
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倾向。
作为近邻，中日两国正面临着二战以来的困境。突破这个困境，需要两国民众之间坦诚而且满怀善意的交流，需要信念和行动。
希望这不是一个奢侈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