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是母亲的忌日。母亲去世已经整整六年了。
今天开始，发系列回忆文章深切缅怀母亲。
一、失怙
母亲燕捷，本名严金兰。“燕捷”这个名字，是她1946年和父亲一起到大连，根据工作要求，由父亲改的。
和父亲谐家乡“汉水”之音给自己改的名字比，我认为还是母亲这个名改得好。有生气，还有灵动感，里面感觉有父亲对母亲的喜爱。
母亲1926年2月22日阴历正月初十生于北京。当时外祖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事。同年6月鲁迅离开教育部。不知外祖父跟鲁迅互相认不认得，有没有交集。不过，互相认得也好，有交集也好，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有点好奇罢了。据说，因为生在北京，其实母亲的本名叫“京男”。是不是如此，现在已无法向母亲求证。
母亲祖籍湖北鄂州葛店严家大塆。这支严姓是什么来历，家族历史上有过什么名人？这两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清楚。我问过包括母亲在内的严家长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去严家大塆看过严姓家谱。但现在只记得台湾的严家淦、上海的喜剧演员严顺开（与母亲同辈分）是严家大塆人，其他则阙如了。
不光如此，也就近几年的事，连严家大塆都“阙如”了。现在我在高德地图上搜“严家大塆”，浠水，安陆，新洲有，独独鄂州没有。昔日鄂州葛店的严家大塆，已经被“”佛罗伦萨小镇——武汉名品奥特莱斯”刷新地盘。
在母亲两岁的时候，外祖父携家眷回到武汉。这应该与张学良宣布易帜、北洋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有关。
母亲成为武汉人。长江两岸武昌西厂口和汉口花楼街，先后驻留过母亲的幼年、童年、少年和青年。在完成了初中学业，踏入成年的18岁时，母亲离开了武汉。
母亲很少提外祖父。问起来，她简单一句“很早就死了”，便把问的人打发了。后来我才知道，外祖父不是“很早就死了”，而是很早就抛弃外祖母、母亲和舅舅，和一个女人去了南京，而且从此不闻不问武汉这边的妻子儿女。隐隐约约听说，外祖父在南京有过一个儿子，就是说，我有过一个同父异母的舅舅。不过，外祖父也好，同父异母的舅舅也好，后来都人间蒸发了似的无影无踪。上海那个喜剧演员严顺开，因为长相和我舅舅们相似，曾被怀疑是那个同父异母的舅舅。去信询问，被断然否定。总之，外祖父一走了之，就社会意义而言，母亲说外祖父“早就死了”，回答正确。
如果外祖父不是“早死了”，母亲的人生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我听说，抗战初期，外祖父曾担任过鄂州县长。母亲还记得外祖父当县长时，拿着面小旗忙前忙后地指挥人群移动。我问母亲，外祖父指挥的是难民？还是*威示**民众？母亲记不清楚了。总之，外祖父应该是个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有他在，母亲的家境不会差。
外祖父后来究竟如何？我怀疑他罹难于日寇*京大南***杀屠**。但因为年代久远，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无法证实我的怀疑。但外祖父及其新的一家三口从此杳无音信，确实很不正常。
外祖父“早就死了”以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外祖母，没有稳定收入的外祖母，家庭妇女的外祖母，生活顿时陷入严峻的困境。期间，母女子三人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一年以后，母亲十六岁的时候，外祖母因为买卖大米，被日本鬼子查获，推到长江里溺亡。母亲和弟弟、我的舅舅成了孤儿。
懂事后成为孤儿的人，比什么都不知道就成了孤儿的人，肯定更受伤。我觉得，母亲心里就有很深的伤。
有一次，我带着几个朋友到大连，跟母亲打电话说想不住旅店，就在母亲那里住两天。母亲答应了。结果，快下火车时，接到母亲一个电话，说她发愁了一个晚上，觉得还是不能要我和朋友来住，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还有一次，我有个堂姐跟我说要去看母亲，母亲听说后，也是不知如何是好，着急发愁了好一阵子，后来把大哥喊去才算好了。
……
这样的事多了以后，我发现这是母亲的心理短板：凡遇到需要全部由自己拿主意、由自己主办迎来送往一类的事，她就会忧惧重重，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母亲会自觉不自觉地尽量避免这样的事。
父亲在时，迎来送往，全是父亲拿主意和主办，母亲也乐得依赖父亲，家里经常有亲戚走动。父亲去世后，就很少很少有亲戚来了。
我无法用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语言来分析和阐释母亲的心理短板。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母亲懂事的时候成为孤儿、深觉无依无靠而忧惧留下的心理创伤。
插图花楼街照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