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太谷商人形成了“贸迁四方”的商业群体，进入鼎盛发展时期。一方面外出经商者越来越多，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另一方面经营行业愈益增加，商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涌现出经营茶叶和票号业著称的沟子村贠家、称雄东北的商业大家北洸村曹家、创办旅蒙商大盛魁的武家堡王家、商业已达全盛的里美庄郭家等等商界翘楚。此后，又有独闯东北昌图府的东里乔家、以经营药材与皮毛起家的白燕张家，再加上驰骋大江南北经销药材与制售名贵成药龟龄集和定坤丹的众多广帮药商们，晋商劲旅—太谷商帮形成了。
乾隆六十年（1759）《太谷县志》冀宁道张曾谊序：“谷邑在郡东南，地非孔道，然而土广民众，士农杂处。于中观其闤阓，商贾辐辏，甲于晋阳，田赋之载籍者以万计也，士民之居业者以亿数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间，太谷商业繁荣就已经超过了太原。太原知府邓希曾序：“阳邑于郡以殷庶称，闻其间商贾辐辏、市肆鳞集，西北至燕秦，东南至吴越、荆楚之境，意者操奇赢、计子母，习于金贝钱刀之气深，而*物文**诗书之意少欤！”。乾隆年间，太谷不仅城乡富庶，市场繁荣，商人足迹遍踏全国南北，太谷民间商业气氛浓郁。同书“风俗篇”说邑民“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焉！”道出谷民富足的原因是善于经商的原故。
乾隆年间，旅蒙商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已无所不包，“上自绸缎，下至葱蒜”。主要有：“印票”、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等。他们持有清廷的“龙票”（盖有皇帝印玺的营业执照），向外蒙的王公或部落放“印票”帐（一种盖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高利贷借据）和赊销各种货物，并将全国各地采购的日用百货运到外蒙销售，同时把收“印票”帐得来的羊马，收购或交换来的皮毛、药材及其它产品运到归化城，销售到全国各地。“大盛魁”对外蒙贸易主要依靠驼队，在各旗进行流动贸易，货物的数量以“房子”为单位来计算，一般每顶“房子”由14把子骆驼组成，1把子有骆驼14头，共有196头骆驼，每顶房子掌柜们则乘坐4匹马随驼队出发。鼎盛时期的大盛魁一般平均每年派出房子15顶，共有骆驼2940头。驼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来来回回行进在茫茫戈壁草原。到外蒙后，就把每一把子骆驼作为一个单位，分散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到外蒙的商品，初期是随时在归化城市场采办或向归化城的客商、商号订购，后期则在产地开设分号直接从产地进货，争取更大利润。其资金周转、调拨和汇兑，起初也是依靠别的钱庄、票号办理，后则自己投资开设钱庄、票号，形成了迅捷的营销网络。在大盛魁最大的分支机构乌里雅苏台分庄，除设置有大量储存归化城发来的货物仓库和贸易换回的物资仓库外，还建立有大规模的骆驼饲养场和羊马放牧场。他们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基地，不断向内外蒙古扩展，用从各地采购的的粮食、布匹、茶叶、盐、铁锅及其他牧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用骆驼运抵牧区，从牧民手中交换回廉价的马、牛、羊、驼等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然后再转手倒卖，“获利倍蓰”。
而晋商闯关东最著名的北洸村曹家，增设商号20座，在梨树北门形成曹氏商号一条街。太谷县城新增振源溥钱庄、汇恒通帐庄、锦泰丰西路皮货庄、乾元吉棉布庄；北洸村则增设德顺成药庄、豫生堂药庄等。嘉庆八年（1803），曹氏家族子嗣各立门户后，实行股份制改组，组成曹七合（后改六德公），专东公推曹士义经营全部曹氏商号。到道光年间，曹氏商业以东北朝阳地区和太谷为辐射点，迅速向四面八方扩展，曹家商号又新增30多座，新增的商号多为回报丰厚的典当、钱庄、帐庄、绸缎庄。在恰克图、库伦设锦泰亨分号，张家口设锦泉涌商号，曹家对俄蒙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设在太谷的锦霞明商号则专供俄蒙货物，主要营销在恰克图出口商品中占首位的茶叶，其次为绸缎、布、土产、糖等，所涉行业多达十几种。同时，曹家与日本商贸组织取得联系，转手经营日货。光绪后，曹氏生意达到极盛，在除东北三省和山西外，在山东、浙江、河北、湖北的重要城市及上海、北京、天津设庄，生意遍及大江南北；外则在俄国和外蒙的伊尔库斯克、莫斯科、乌兰巴托以及德国柏林、英国伦敦设锦泰亨小号，日本、朝鲜设三晋川小号，曹家商号达640余座，从业人员3700余人，曹氏家族总资产1200余万两白银，堪称“晋商巨擘”。
除旅蒙商和关东商有较大发展外，太谷商人在商业相对集中的号称“天下四聚”的京师、汉口、苏州、佛山，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都有一定的势力。所经营的行业有账局、钱庄、典当、粮油、棉布、绸缎、盐业、茶叶、印染、烟行、药材、杂货、皮革、纸张等，商品种类繁多，获利颇丰。并与山西其他县府的商人合伙组成商帮，统称晋商；并捐资修建商业会馆，以会馆为主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嘉庆末年，太谷商人开设的商号不仅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商埠、码头，延及边疆地区，而且深入到许多省的县城集镇，“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民国19年版《太谷县志》）。在国内、国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太谷商帮，把在外商号赚得的大批银两由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运回太谷，或扩大经营，新开商号，获取更大利润；或置地买田，大兴土木，建起一座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住宅，过起奢侈豪华的生活；或捐纳官衔，光耀门庭；或藏入地窖，以备后用。
乾隆盛世之后，经嘉庆、道光至咸丰，咸丰五年（1855），太谷又一次修志。知县章青选在“序言中说：“咸丰甲寅秋，余甫莅兹土，观夫商贾辐辏之区而民俗勤俭，士敦古处，农服先畴，不失唐魏遗风。……与二、三贤达论行政先务，则称邑向以殷阜著……。”说明咸丰年间太谷仍然续写着乾隆盛世的辉煌。
光绪年间，国家多灾多难，太谷商业也有所滑坡。但仍不失为富贾之区。知县赵冠卿于光绪八年（1882）写的《太谷县志》的序中说：“凤山象水之间向称殷富，今则稍逊矣，求其致此之由，而又鉴于前，此灾欠之困苦颠连，而豫为计，相与重农桑，务勤俭，豪华侈丽之习将有不能复染者，此又凡为司牧之责，而厚望于邦人者也。”
民国19年（1930）。太谷商业实际已走上下坡路，但商业繁荣的余威尚存，在全省的名声仍然赫赫。时任太谷县长的安恭己在序言中概括说：“至持筹握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讵有清咸同以还，国运日蹙，谷人之牵车牛远服贾于俄蒙地者损折大半。近年毒逾*片鸦**之药品接踵东来，致多数人之精神、资产胥消耗无形，此则都人士女所宜，引为深戒，而今后之官斯土者，尤当忧勤惕励，开民生之源，申逸欲之防者也。”又在“生业篇”论道：“太谷土地硗瘠，人民耕种外，惟恃经商。迩来商业远逊于前，闾阎生计日形艰窘。欲图补救，首在振兴实业。”另一位接替安恭己县长的仇曾祜，在民国19年（1930）的《太谷县志》序言中说“经商异域，讲信耐劳，足迹遍天下，执各大商界之牛耳，起家致数十万者，尤为谷人特色。故有明以迄有清中叶，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谷首屈一指。”
太谷商人多为行商，商业势力范围东联天津达朝鲜、日本；北出口外，通过内蒙、外蒙，直达俄罗斯腹地；南通河南抵郑州以向两湖两广，复过徐州以控两江，远涉东南亚诸国；西去陕甘入四川以达云南，通过*疆新**直达西亚和欧洲的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所营大宗货物为茶叶、杂货、绸缎、中药材等。除中药材和茶叶外，全部为北路生意之大宗。《中国实业志》这样描述太谷商业：“茶叶采自两湖，亦为往日票庄盛时留下之重要商业，昔日茶庄以对蒙俄贸易为主。……京货业向日亦颇重要，票号盛时，太谷之在口外对库伦贸易者，有所谓京广杂货及苏广杂货贩运至蒙境与蒙人交易。”其实，茶叶和京广杂货业远在票号产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蒙俄贸易，票号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对蒙俄的贸易，使之达到极盛。
中药材经营以南路生意为大宗，经营南路中药材生意的太谷商人称为广帮，是太谷商帮中一支特殊队伍，专营进出口生意。他们通过广州、香港口岸出口中国土产中药材，进口东南亚及中亚地区产的南药，并直接运往全国药材大市场祁州和禹州批发销售。除此而外，也在太谷总号设发庄销售，供应山西及北部各省消费。发庄销售在镖期，以赊销方式进行。镖期产生于太谷商人长期与蒙俄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以后成为晋商通例。从太谷起货到张家口，起货借款，张家口售货后返回太谷还款，即为一个镖期。镖期在山西有两种，一为太谷镖，一为太汾镖。太谷镖为太谷一县之镖，太汾镖为太原府所属的太原、榆次、祁县和汾阳府所属的汾阳、平遥等县为一镖。两个镖期，在各县的日子不同，但每镖放款利率则悉以太谷镖开利为先、为准。太谷镖有长镖和短镖两种，长镖也称年镖，一年一次，专为跑南省运茶和药材的商人所设；短镖一年开四次，分春、夏、秋、冬四个镖期，专为山西各县，邻近各省零售商人所设。在镖期，太谷商人以赊销形式批发销售货物，以退后一至四镖不等的日期结算货款，极大地便利了中小商贩的经营活动，也为太谷商人赢得了信誉，招来了生意，扩大了营业额。每到镖期，客商云集太谷，组织货物，归还货款，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批发业务占总销售额的80%以上。民国19年版《太谷县志》这样记载当时的盛况：“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通衢为之狭”。民国9年（1920）日本东亚同文馆调查出版，旨在侵略中国的《中国分省全志》时，也称太谷“自古以来就是物资集散的中心市场……商业繁盛，实为全省之冠”。民国15年（1926），山西教育厅编辑《初级小学商业课本》则这样评价太谷：“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 太谷有许多大商铺，所卖的货物又是别处没有，因此全省的商务自然集中于太谷一县。省南的平、蒲、绛、解，省北的忻、代、宁、保，以至大朔、归绥各处的行商贩客，莫不来太谷采办货物，运回本处销售。要以寻常眼光看来，太谷居然成一个商埠了……”。
行商所需资本多，全赖雄厚的金融机构支持，也刺激有经济实力的富商利用手中的闲置资金，出资开设金融机构，形成了太谷金融机构众多的现象，在太谷，帐庄、钱庄、当（质）铺、票号、银号、银炉、银行种类齐全，实力雄厚。这些金融机构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商业借贷，由此产生了许多债权债务关系。在远距离、大批量商品交易开始后，太谷成为各地商家融通资金的首选之地。刘文炳著《徐沟县志》（刘文炳，名大鹏，字文炳，此书为1941年手抄本，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太汾镖期，晋中各县之交行庄多乐意商人购物清债。太谷镖期，他们则更相率往太谷去购物清债”。太谷既有由资本借贷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有由商品赊销而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就决定了货币借贷、货款清偿大多集中于太谷进行。各路运回的现银，也首先集中于太谷，办交收，开利率；然后其他各县以太谷镖为准过镖、清算，进而形成各县的利率。太谷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北中国的贸易结算中心。所以，民国年间的著名考据学家卫聚贤先生在所著《山西票号史》序言中说：“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 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镖，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 太谷的银根松紧直接影响北部中国，甚至于全中国的金融市场，太谷实际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机关。
货币结算之期也是商品集散之期，同在镖期内进行，货币清偿结算在镖期前三天进行。每到镖期，山西各县、邻近各省的货商都会提前三天来太谷偿还借贷，清算货款，预订货物。因此镖期前后，太谷县金融活动异常活跃。一位在太谷南席村武家担任塾师20余年的老学究，晋祠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太谷冬镖时的盛况：“太谷一邑,富甲于晋,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今寓此，见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如水之流，滔滔不断。询之市人，何以负银者之多也，市人云：本月二十五日( 12月11日)为冬镖日期，今日周镖起首。共周三日，镖至二十五日即无事。所谓镖者，生意家交还借贷银两也”。目睹过太谷镖期盛况的旧商号伙友也回忆说：“镖期之日，商号之内，到处堆满了金银元宝, 二三天都无可睡之炕，过镖之时,商家还要邀班唱戏，公演三天，商民人等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太谷实际成为了山西中部各县与口外地区的民间商务清算中心。
太谷元宝有着极高的金融信誉。太谷所收缴之各地银两，都要进行重新熔铸，统一成色。专门化铸元宝的行业，称之为“清消行”，经太谷银炉重新熔铸的元宝称“週行镜宝”，成色为998，比山西的24元宝成色要高出许多，在全国流通被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用化验。据史料记载，山西省库所收缴税银，只要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用化验”。
《中国实业志》这样评价太谷：“太谷在票号全盛时代，原为山西全省之商业重心，亦即华北之金融枢纽”。卫聚贤则在《山西票号史》中断言：“山西金融中心，确系太谷”。
商贸业、金融业的发展兴盛，刺激服务业和娱乐业也蓬勃兴起，古玩店、饭店、车店、旅店、转货店、茶园、戏园、理发业、洗衣局、澡堂、照相业等等一应俱全。据统计，民国25年(1936)年以前，太谷县城仅旅店、饭店就有121家，从业员工达700多人，其中旅店34户，从业员工384人。有专门留陕西客人的骡马大店，专门留晋东南盘粮骡帮的旅店，还有档次较高的高升店等，此外还有专门出租轿车的车店。饭店有87户，从业员工316人。从而推动了太谷古邑风味饮食兴盛，使太谷成为享誉全国的面食之乡，进而推动了太谷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娱乐业也迅速发展，太谷秧歌空前活跃起来，表演形式与唱腔日臻成熟。同时，融合蒲州梆子、河北梆子、昆曲等剧种改革其梆板唱腔，形成了饮誉三晋，驰名陕蒙的中路梆子剧，也称晋剧。从光绪年到民国年间，太谷出现了多个梨园戏班，其中属于上三班好戏的有“锦霓园”、“双林园”、“金下班”、“坤梨园”、“金胜和”、“锦宜园”、“双霓园”、“万福园”等8个戏班。同时还大办科班，培养戏剧专门人才。晋剧名角在冬镖过后神门关闭后聚集积于城乡富商大户人家闹票，大大推动了晋剧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推动了晋剧文化的繁荣，同时也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晋剧表演艺人。
与此同时，一大批有技术特长的专门人才或合伙或雇用学徒，组成专业手工作坊，如木工坊、石匠铺、泥瓦匠、彩画、缝纫铺、帽店、榨油铺、熬盐业、铁匠铺、铜匠铺、麻铺、皮革店、醋坊、酱坊、套脖铺、织毛口袋作坊以及笼箩铺、竹帘铺、镜子铺、毡房、染房、席店、制曲制蔑铺、刻字、制笔、灯笼铺、胰子铺、锡镴铺、钉鞋铺、金银匠、弹棉花等等。太谷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兴盛。形成了最为著名的银钱行、典当行、药材行、彩帛花布行，南京杂货行、粮行、颜料行、估衣行、古玩行、清销行十大行业。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通行各省饬令照办，首届山西总商会在太谷成立，由祁太平三县绅商遵章组织，公推太谷商届巨擘北洸曹氏家族曹润堂出任首届商会会长。
民国年间，借助地理优势和资本优势，太谷的粮食业异军突起，成为山西中南部地区又一个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东部各县的山货，晋南的小麦，晋东南的小米都在太谷集散。但是除部分由此销往石家庄、北京等地外，大部分供应太谷地区消费，远道来谷坐购粮食的客商日渐增多。民国21年(1932)后，粮盘子活动盛极一时，这种赌赙性的粮食交易，吸引了商界参与，各行各业争相介入。石家庄、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商界，也纷纷派专人来谷做此项生意。民国23年(1934)，正太，同蒲两条铁路同时在太谷设站，交通优势加金融实力，加快了太谷粮食业的发展。民国25年(1936)前后，城内粮店骤然增至39家，从业人员达1070余人，年成交粮食高达385250石。这些粮店，大都有金融势力作后盾。辛亥革命以后，虽说票号失败，但其潜在势力就太谷而言，“依然与太原相抗，非榆次所能及。”(《中国实业志》)，这样，太谷很快就取代了以榆次为粮食集中地的地位，一跃而为晋省粮食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