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只是对拜占庭粗有了解的人，也往往对普罗科比有所耳闻。普罗科比是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同时代的人，据说比这位皇帝年轻近18岁。关于他的生卒年份存在着争议，不过可以大致推断他生于公元500年左右，死于关于565年左右。他以历史学家的形象被世人铭记，也曾以秘书的身份追随拜占庭将领贝利撒留参加了对外战争。有学者认为，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时代，他是拜占庭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令许多人耳熟能详：《战史》《秘史》《论建筑》等等。
《战史》一书记载了查士丁尼皇帝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秘史》则记载了贝利撒留及其妻子安东尼娜，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狄奥多拉的丑陋事迹。其中不乏污蔑之词。因此，有人质疑《秘史》是否当真出自普罗科比之手。不过，据说这种怀疑缺乏可靠的证据。或许，普罗科比是出于对查士丁尼等人的怨恨才血口喷人的。
《论建筑》记载了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活动。这本书明显是为了迎合、赞美这位皇帝所作的。与《秘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普罗科比的这些传世之作中，不仅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宫廷中的阴谋诡计，也有部分内容涉及了拜占庭与波斯间的丝绸贸易。众所周知，丝绸来自中国。对于挖掘拜占庭与中国交流的历史而言，这些记载无疑令人欣喜。
要充分理解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丝绸贸易，首先就得了解丝绸在拜占庭社会中的作用。因此，在详述普罗科比笔下的丝绸贸易之前，不妨先移步换景，引入如下一个较长的插曲：
尽管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随着育蚕术传入拜占庭，这个国度才掌握了生产蚕丝的技艺，但那些通过进口、远道而来的丝绸早已在拜占庭境内赢得了人们的依赖。对于拜占庭人而言，丝绸不仅仅意味着华衣美服，也同样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和古代中国一样，拜占庭帝国也是一个等级社会。为了显示自身的尊荣，区分尊卑贵贱，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官僚地主的拜占庭权贵们大量消费进口自东方的丝绸，制成衣物，而未经皇帝特许者则不得穿戴丝绸，这使丝绸俨然化为了等级制度中一道道森严的壁垒。
即便没有需要皇帝特许这道关卡，底层百姓也无疑与丝绸无缘，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例子里看出来：拜占庭（应该是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自耕小农，他们四年或五年的报酬仅为一两个索里德，而在当时，购买一件丝绸成衣所需支付的价格高达起码7.5个索里德。因此，在底层百姓和丝绸衣物之间隔着一片无可逾越的汪洋大海，他们只能望洋兴叹；而对于有钱有势的权贵而言，丝绸衣物无疑是他们身上一枚耀眼的勋章。
在各级权贵当中，教会人士对丝绸的喜爱值得注意。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自此开始迅速发展。尽管基督教教义崇尚安贫乐道，但却无力阻止教士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教会盛行以丝绸装饰教堂，以丝绸制作教士法衣，以丝绸包裹尸体下葬。这样一来，教会也成了消费丝绸的大户。
不过，即便在权贵之中，社会等级带来的差异也同样存在。这一点可以从拜占庭皇室对紫色丝绸的垄断中窥得一二。
早在古罗马的时代，紫色便是一种集高贵与昂贵于一身的颜色。它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权贵们将其视为高贵阶层的标志；它之所以昂贵，是因为紫色染料价格昂贵。在公元300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一则敕令中提到了紫色织物的价格： 当生丝价格达到每磅 12000 第纳尔（denarii）时，用紫色染料染制的丝绸就可达到每磅 15000 第纳尔的惊人价格，中间利润差价的大部分被私人丝绸商获得。毫无疑问，单凭这高昂的价格，就足以凸显拥有者的富贵逼人。
笔者在这里插上一句：生丝即蚕茧经缫丝所得的丝条。俗称“真丝”，又名“桑蚕丝”。机缫的又叫“厂丝”，手工缫的叫“土丝”。生丝脱胶后称“熟丝”。“缫”读作“sāo”，意为“煮蚕茧抽丝”。“缫丝”的含义和“缫”一样。
紫色染料的高贵与昂贵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像拜占庭皇室便钟爱紫色。皇族中最为高贵者被冠以“Prophyrogenitus”(直译为“生于紫色寝宫的人”)的头衔。但拜占庭统治者们显然不大愿意与臣民分享紫色，为了强调自身的至高无上，他们一步步出台法令，限制多数人穿戴紫色衣物的自由。例如，只有皇帝才能穿着紫色短筒靴，违反这个禁令的人，将被以叛国罪处死。于是，丝绸业也受到波及，查士丁尼皇帝彻底剥夺了富有商人和地主等有产阶级穿着紫色丝绸的权利。这样一来，即便是普通的权贵难以享受到紫色丝绸。可以说，丝绸和紫色一道划分出了拜占庭社会各阶层间难以跨过的鸿沟。
然而，正所谓上行下效。既然统治阶级如此喜爱丝绸，相对不那么富贵的普通民众也难以抵御它的诱惑。虽然按照法律，他们不能穿着与贵族同等质量的丝绸，但是他们仍然有权购买低等的丝绸。公元4世纪后期，一个名为马赛利努斯的人如此抱怨拜占庭的现状：“丝绸的使用曾经仅仅限于贵族阶级，但现在却毫无差别地遍及所有阶级，甚至社会最下层。”马赛利努斯的抱怨自然是夸大其词。如前所述，丝绸的价格于最下层的民众而言，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从这番话中仍然可以看出，有财力的拜占庭平民是如何被社会上层喜爱丝绸的风气所感染的。
除开区分尊卑贵贱，丝绸在拜占庭人的外交活动中也有一定作用。在与其它国家礼尚往来时，它可以充当赠予这些国家的礼物；在战争失败后，它可以充当支付给战胜国的赔偿。丝绸也是外交礼仪中的一个工具。拜占庭人的外交礼仪讲究在气势上压倒外国使节，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学者描述了一次拜占庭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活动，从该描述可以看到，那名使节穿过了有金丝织物装饰的房间，他看见了盛大的场面，也被这场面所压迫着，最终来到了皇帝面前。那位学者写道：“皇帝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宝座上；不及使节站起来，皇帝和皇帝的宝座已经升高，穿着与刚才不同的丝袍俯视着他，正如上帝俯视芸芸众生。”
综上所述，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在拜占庭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因如此，拜占庭才长期地在无力生产丝绸，丝绸贸易又被波斯垄断的情况下通过进口丝绸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普罗科比记载丝绸贸易的历史背景。
言归正传。笔者花费了大量篇幅介绍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可能会令读者扫兴，再此向读者道歉。既然已经了解丝绸之于拜占庭的意义，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普罗科比的相关记载。
首先从拜占庭人对丝绸的称呼开始介绍。普罗科比曾在《战史》中提到了拜占庭人对丝绸的一个称呼：“塞里斯布”（Seric）。他说从前的希腊人称为“米底布”（Medic），现在则称为“塞里斯布”。之所以从前的希腊人称丝绸为“米底布”，应该是因为他们是从波斯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处购买丝绸的。而拜占庭人意识到了丝绸来自遥远的塞里斯（中国），故而这一事物命名为“塞里斯布”。
普罗科比还谈到了一个可能的丝绸贸易地点。在他的时代，由于丝绸之路西段的北移，第温〔Dvin;又作杜比奥斯(Doubios)〕成为了拜占庭和波斯间的贸易重地。普罗科比在记载中提到了第温及其贸易活动，但是没有提到其中存在丝绸贸易，可学者瓦西列夫认为，在第温交流的商货中，最主要的物品可能是中国丝绸和中国丝制服装。
在普罗科比对丝绸贸易的记载中，查士丁尼皇帝开辟新商路的尝试十分引人注目。如前所述，波斯一直垄断着丝绸贸易，令拜占庭人在生丝供应上得依靠波斯人。这让波斯人掌握了一个对付拜占庭人的策略：只要 控制了对拜占庭的生丝交易，就可以钳制拜占庭。拜占庭人自然不甘居于被动，仰人鼻息。从后来的历史看，一旦机会降临，他们便会致力于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新商路，从而打破波斯的垄断。
机会在公元6世纪初叶降临了。当时的锡兰成为了一个新的丝绸市场，如果能够掌握这个市场，便可以从东方进口丝绸，而非只能从波斯进口。但拜占庭帝国的力量有限，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正如科斯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经常出入锡兰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拜占庭人无法越过他们直达自己的目标。于是拜占庭退而求其次，寻求与埃塞俄比亚等国展开合作，看起来是希望能从埃塞俄比亚手中购买丝绸。
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大约在公元531年，查士丁尼皇帝派遣使者前往埃塞俄比亚和另一个国家希米雅提，提出了一个计划，即由埃塞俄比亚人前往锡兰购买丝绸，让擅长贸易的埃塞俄比亚人把丝绸生意从波斯人手中抢过来；至于希米雅提人，查士丁尼希望他们能够进攻波斯。看起来，查士丁尼的如意算盘是让埃塞俄比亚人把买到的丝绸转卖给拜占庭人。在波斯人的垄断下，他们总是把从“印度”购进的丝绸高价卖给拜占庭人。而如果拜占庭人从埃塞俄比亚人手中购买丝绸，价格应该会更加便宜。
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科比所著《战史》称波斯人一直垄断丝绸贸易，他们从“印度”（《战史》原文）购进，再高价卖给拜占庭人。但根据张绪山所著《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似乎此处的“印度”应该是指锡兰。
拜占庭人表示，这两个国家都同拜占庭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因此应共同联手对付异教徒波斯人。其实，即便不谈宗教感情，单谈现实利益，这也是一个能让各方都受益的的计划，至少乍看之下是这样。一来，参与丝绸贸易想必可以赚取大量金钱；二来，对于拜占庭人而言，他们不仅可以购买到应该会更廉价的丝绸，还不用为了购买丝绸而把钱送给老敌人波斯人。但是这个计划没能打动埃塞俄比亚和希米雅提的国王们。两位国王阳奉阴违，在表面上答应了查士丁尼皇帝，要实施这个计划，实际上却没能实现诺言。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575年，波斯人响应了也门阿拉伯人首领塞义夫的请求，出兵赶走了盘踞在也门的埃塞俄比亚人，重新控制了红海出海口，这意味着拜占庭与远东进行直接贸易往来的希望最终破灭。
眼看着拜占庭的计划就此胎死腹中，普罗科比在《战史》中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对于《战史》中的这段解释，崔艳红翻译的《战史》和张绪山所著《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给出了不同的中文版本。
崔艳红给出的译文是：
“事实上，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来说，要想从波斯人手中抢生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波斯人不仅控制了所有印度商船停靠的港口，而且每次都将货物全部买下，根本不给他人染指置喙的机会。霍默利泰人更不想穿越荒漠去与更加凶猛善战的波斯人为敌。”
上文中的“霍默利泰人”应该就是希米雅提人，“霍默利泰”应该就是希米雅提。
而张绪山给出的版本则是：
“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而希米雅提人则无法渡过如此广阔的沙漠，与如此好战的民族（波斯）对抗。”
这两个中文版本间的区别，读者一看便知。二者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便是张绪山认为普罗科比笔下的“印度”是指锡兰。由此看来，普罗科比此言表明了埃塞俄比亚人是实在无法在锡兰与波斯人争夺丝绸，拜占庭人的计划自然也就落空了。不过，张绪山的观点不止于此。
他还认为：普罗科比的解释只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部分真相，即波斯人对波斯湾各口岸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印度西海岸和锡兰北部港口的密切联系，确实非红海地区各国所能比拟。但这不是全部。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雅提人不能遂拜占庭所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已经和波斯人达成默契，即由这两个国家的人垄断香料贸易，而波斯人则垄断丝绸贸易，如果与波斯人展开丝绸贸易上的竞争，可能会两败俱伤，这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雅提人所不愿意见到的；另一种可能是，锡兰人基于商业利益，可能也不愿意为了拜占庭的利益而破坏与波斯的商业关系。
拜占庭人无疑被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波斯人不仅掌握了丝绸之路，还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了稳固的阵地。不止于此，查士丁尼皇帝在黑海方向建立丝绸贸易通路的尝试也落空了。在对埃塞俄比亚和希米雅提的游说失败之后，拜占庭重新承认波斯作为生丝供应者的地位。但拜占庭和波斯两国间无法保持永久的和平，随着两国间的战争爆发，生丝价格飞涨，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推罗和贝鲁特丝织工厂的生丝原料供应时常中断。面临这一困境，拜占庭帝国于公元540年，即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宣布丝织业归帝国垄断。这一事件的原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与波斯的丝绸贸易中断，拜占庭官方所存生丝不足，查士丁尼皇帝根据财务大臣彼得·巴尔塞米（Peter Barsymes）建议，宣布接收私人丝织场为国有，从而让国家一举垄断了生丝的进口和丝织品的加工生产。
国家垄断丝织业，对私商和个体织工造成了重大打击。在拜占庭和波斯达成“永久和平”协议后，波斯人提高了生丝价格。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为了保证对帝国丝织品供应，同时也出于掠夺财富的意图，查士丁尼皇帝采取了排挤私人丝织业的做法，下令丝绸成品的最高价格为每磅8诺米斯玛（“诺米斯玛”是一种金币），违者将被没收财产。这对私人丝织业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釜底抽薪。因为如此低的价格意味着拜占庭的丝绸成品比波斯的生丝还要廉价。如果想要盈利，就只能压缩成本。然而，在当时，一件厚薄均匀的礼服需要半磅生丝才能织造出来，而从现存的6、7世纪的拜占庭丝绸看，大多数衣服的重量均远远超过半磅。这么看，比起最高8诺米斯玛的丝绸成品价格，制作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因此，商人们不愿意从事丝绸贸易，私人丝织业者也不愿意开工。在重压之下，他们铤而走险，在*市黑**上出售剩余的产品，而国家的制裁则是高悬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利剑。
普罗科比告诉读者，限制丝织品价格的法令让大量丝商急忙秘密卖掉剩余的生丝，而独立的丝织商陷入缺乏生丝的窘境，走向了破产。看来，拜占庭的私人丝织业者是元气大伤。
自查士丁尼皇帝宣布由国家垄断生丝的进口和丝织品的加工生产后，一场跨度达十几年的萧条降临在了拜占庭的丝织业中。按照张绪山的说法，在此期间，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为丝织业的萎靡不振而焦虑不安。
天无绝人之路，在公元6世纪中叶，随着蚕种传入拜占庭，养蚕制丝业在这个国度建立起来，拜占庭在生丝供应上对波斯的严重依赖有所缓解。对于拜占庭人获得蚕种的经过，普罗科比有着一番令人眼前一亮的记载，笔者个人认为，这也是普罗科比对丝绸的记载中最为有趣的部分，值得全文引用：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伙来自印度的僧侣听说查士丁尼皇帝正考虑禁止罗马人从波斯人那购买印度的丝绸，便来到皇帝面前，允诺说他们可以解决丝绸的问题，罗马人无需再从他们的敌人波斯人那里购买这种商品，也不必再从其他民族那里购买，因为他们曾在北印度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名叫塞林达（Serinda）的国家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那准确得知使罗马人的土地上可以出产丝绸的方法。皇帝诚恳地询问他们很多问题以确定他们说法的正确性。僧侣们解释道，有一种蠕虫可以吐丝，是大自然教会它们并要求它们不停工作的。虽然不可能把活的成虫带回拜占廷，但运送它们的后代却是可行的也很容易。这些蠕虫的后代有无数的卵，人们在这些卵产出后很久，将这些卵埋在粪便里，再加热足够长的时间，它们就会变成活的生物了。他们说完后，皇帝允诺用大量礼物重谢他们，并鼓励他们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叙述。于是印度僧侣再一次去塞林达，并把蚕卵带回拜占庭，用他们介绍的方法使卵长成了虫。他们用桑叶来喂养这些虫。此后在罗马人的土地上也可以出产丝绸了。”
引文中的“罗马人”指拜占庭人。上方引文来自崔艳红译《战史》，根据崔艳红的译者注，可知拜占庭自此在小亚细亚生产丝绸，尤其是在布鲁沙（Broussa，Prusa），一直到今天。不过，普罗科比的记载未必完全可信，因为赛奥凡尼·拜占庭（Theophanes of Byzantios）对此的记载与他略有出入。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以后发表的文字中予以介绍。
此外，普罗科比没有告诉读者的是，尽管拜占庭拥有了育蚕术，但是拜占庭本国出产的生丝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质量上，这些生丝无法与中国的生丝相媲美；在产量上，这些生丝远远不能满足丝织业的巨大需求。所以，笔者认为，在掌握了育蚕术之后，拜占庭仍需进口大量丝绸，这既是为了满足国内对优质生丝的需要，也是为了填饱丝织业那欲求不满的胃口。事实上，直到中国的元朝，拜占庭仍然输入中国优质丝绢。中国优质丝绸对拜占庭人的诱惑力可见一斑。
在上文中，普罗科比对拜占庭的丝绸产业的记载已经得到充分介绍。无独有偶，另一位拜占庭史家弥南德也为这一主题花费了不少笔墨。只不过，弥南德的注意力集中在拜占庭与突厥人、粟特人来往，从而建立一条丝绸贸易通路一事上。下文中要介绍的便是弥南德及其记载。
编辑：苏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