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被梅毒袭击。1995年到1996年一年时间内，新生儿携带病毒的人数就增加了500%。巴尔的摩市梅毒发病率曲线图显示，多年来该曲线一直保持水平，但是到了1995年，曲线几乎呈直线上升。
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因何被引爆？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问题出在速效*卡因可**（快克古柯碱）上。速效*卡因可**会大大增加高风险*行为性**，而高风险*行为性**则会导致艾滋病和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速效*卡因可**的诱惑让许多人到贫民区购买*品毒**，这一做法增加了他们把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家人和邻居的可能性。速效*卡因可**改变了邻里之间的社交模式。疾控中心说，速效*卡因可**正是梅毒大行其道的推动力。
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性病传播专家约翰?詹尼曼则认为原因在于该市贫民窟糟糕的医疗服务。詹尼曼说：“1990年到1991年，到全市性病传播诊所就医的人数为36 000人次。随后，由于预算问题，该市决定缩小性病诊所的规模。临床医生的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内科医生本来有3位，现在实际数目为零；就医病人则减少到了21 000人次。到发病地进行外勤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许多人玩弄权术，应该做的事情都被搁置，比如计算机要升级。这是城市官僚机构管理失灵的一个最严重案例。药品都快被人们用光了。”
换句话说，当巴尔的摩性病诊所的就医人数在36 000人次时，梅毒的流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按照詹尼曼的说法，当就医人次在36 000人到21 000人之间的某一数字时，这种病就爆发了。它从城内开始蔓延，通过街道和高速公路传播到城市的其他部分。突然之间，那些可能已被感染上一周但是还没有接受治疗的人在他们被治愈之前，有两周、三周甚至四周的时间四处传播病毒。糟糕的医疗状况使得梅毒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问题。
第三种理论由美国流行病学权威约翰?波特雷特提出。他认为，罪魁祸首是这些年的物质条件变化影响了巴尔的摩市的东西市区，梅毒发病中心巴尔的摩商业区两端的东部和西部市区经济严重萧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大张旗鼓推行一个政策，即炸毁东西市区60年代修建的旧式高层住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工程是拆毁西区的列克星敦叠式大楼和东区的拉斐特宫，而这两栋居住着数以百计家庭的大楼则扮演着犯罪中心和传染病中心的角色。随着*迁拆**进行，人们从东西市区的旧房中搬走，犯罪和传染病的流行也开始恶化。“实在是触目惊心，”波特雷特第一次到巴尔的摩东西市区巡视时说，“成排的房屋中，50%都用木板堵得严严实实，有一处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破坏掉了。要人们撤离，这等于加快了人群的流散。多年以来梅毒在巴尔的摩都被控制在这个自我封闭、内部交往的特定地区。但是*迁拆**工程要求这些人搬迁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而他们把梅毒连同其他行为一起随身带走。”
有趣的是，这三种解释都没有提到戏剧性变化。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速效*卡因可**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1995年并不是速效*卡因可**首次流入巴尔的摩市，它在该市早已存在很多年。疾病控制中心的意思只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速效*卡因可**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有所加剧，而这一变化足以促成梅毒的流行。同样，詹尼曼并没有说巴尔的摩市的性病诊所都被关闭了，而只是规模减小，临床医生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波特雷特也没有说整个巴尔的摩都在进行大迁徙。他只是说，一些*迁拆**工程和一些住户搬离了主要商业区的住房让梅毒的流行达到顶峰。只需要一些微小变化，流行病原本所处的平静状态就可能会被打破。
第二点更有趣，这些解释都是用不同方式描述流行病的被引爆。疾病控制中心关注的是疾病爆发的大背景——*品毒**的流入和增长是如何改变一个城市的环境，从而引爆疾病流行的。詹尼曼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诊所数量减少等于救了梅毒一命。它原本是急性传染病，现在成了慢性传染病；原本仅能延续几天，现在却能逗留好几星期。波特雷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携带梅毒病毒的人。在他看来，梅毒的传染源是巴尔的摩市特定的一类人，这些人极度贫困、可能吸毒、*行为性**频繁。如果这种人突然从他（她）生活的街区迁移到一个原本不存在梅毒的新街区，这种疾病的流行有可能被引爆。
换句话说，引爆一种流行病不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人们传播传染物的行为、传染物本身和传染物发挥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它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
东村的几个年青人发起了暇步士流行潮，几栋居民楼的搬迁足以引发巴尔的摩梅毒大流行，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其实我们说的正是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关键。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极端的观点。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80比20法则的意思就是，在所有情况下，一项工作的大约80%都是由参与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80%的犯罪活动由20%的犯罪分子所为；80%的交通事故由20%的司机造成；80%的啤酒被20%的喝酒者喝掉。这个法则表现在流行病身上就更为极端了，极少数人完成了绝大多数工作。
例如，波特雷特曾分析过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淋病流行情况。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研究每一位到公共健康诊所治疗淋病的患者。他发现，一半左右的病人来自于4个街区，这4个街区大约占整个城市面积的6%。生活在这6%地区的居民的一半，把同6家酒吧作为主要社交场所。波特雷特把768人分组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600人或者从未把淋病传给他人，或者只传给了一个人。他把这些人称为非传染者。那些使淋病流行的人在剩下的168人之中，他们把淋病传染给两三个人、甚至四五个人。换句话说，在人口超过10万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淋病的流行就是因为这168个人，他们生活在同4个街区，常常出没于同6家酒吧。
这168人是谁？他们不是寻常之辈。他们每晚都要出门，*伙伴性**远远多于常人，生活习性、举手投足都不同寻常。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东区的各家台球厅和室内滚轴溜冰场上，经常有一个名叫达内尔 ?“老板人”?麦吉的人出没。他是个大块头，身高有6英尺，相貌英俊，具备滑冰天赋。他在溜冰场上的精湛技术能赢得姑娘们的尖叫。他特别喜欢13、14岁的小姑娘。他给她们买首饰，开着凯迪拉克车带她们去兜风，让她们吸速效纯*卡因可**，使她们染上毒瘾，然后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从1995年到1997年他被神秘枪杀为止，他至少睡过100名女性，随后发现他至少让其中30名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社会流行浪潮的发展过程与此相似。它们也是由屈指可数的人驱动起来的。在驱动社会流行浪潮方面，让这些人与众不同的不是他们的性欲，而是他们的是否擅长社交、是否精力旺盛、博学与否以及在同类中的影响力如何等因素。在暇步士案例中，最让人困惑不解的就是那些鞋是如何从被几个引领时尚的曼哈顿嬉皮士穿在脚上发展到全国各家购物商场皆有销售的。东村与整个美国中产阶级之间有什么关系？个别人物法则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些特别人物中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向，通过自己的社交、自己的活力、热情和个人魅力把“暇步士”传染给大家，就像盖藤?杜加斯和纳山?威廉斯之流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出去一样。
在巴尔的摩，当市内的公共诊所削减医务人员时，梅毒病原有的在城市贫困地区传播的特点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病原本属于急性传染病，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能得到迅速治疗，从而使患者没有机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但是，由于诊所规模的削减，梅毒病逐渐转变成了慢性病，患者传播病毒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三四倍甚至五倍。流行病爆发是因为几个特别患者的特别作用所致。但是，有时其爆发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意外情况，从而改变了传播媒介本身。
流行病爆发过程中病毒的附着力因素对于我们所讨论的社会流行潮流的爆发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人们常常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如何使信息更易传播，即如何让我们的产品或者观念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但是要把消息传播出去，一个重要部分在于怎样确保消息不会从听到者的一个耳朵进，而后从另一个耳朵出去。信息有了附着力就意味着它会对人产生影响。你不能把它从你的脑海中赶出去，不能把它从记忆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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