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贸易代表与我国贸易代表开展视频通话谈判,双方就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充分交换了意见,关于美方是否就撤销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尚不得而知,但据多家中美经济媒体报道称,此次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仍不容乐观,两国在经济上的对峙仍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常态。那么,为何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将呈现长期化的倾向?面对美国在经济上的步步紧逼,中国又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代表开展谈判,美方向中方“要钱”
有媒体报道将近日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称之为“美国向中国要钱来了”,那么为何会有媒体会做出这样的比喻?其重要的缘由便是此次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表示希望中方以对美出口商品,来换取美国的债务。
美国之所以希望中国用出口商品换取美国债务,是因为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累积达3千万的确诊病例让美国的旅游业等线下服务业雪上加霜,制造业也同样停滞不前。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政策宣告失败后,拜登政府上台,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月,拜登便批准了数亿美元的“疫情专项财政开支”,希望用以提振被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然而这数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并非源自于美国的税收,而是来自美联储的印钞机——拜登政府计划通过增加市场流通的货币发行量,鼓励世界各国和本国国内公民购买美债,用以丰富政府财政,进而再通过财政支出兴建基础设施、增加医疗福利保障,从而达到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目的。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政府此举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政策,被世界经济学家称之为“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并非由拜登政府最先开创,近至特朗普、奥巴马政府,上至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均采用过这一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但是这一经济在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副作用”,对于美国国内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会凭空产生新的美元,而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量的激增会引发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对于国际而言,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导致美元的贬值,这同样也会导致多数以美元资产为外汇储备的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缩水。
因此,美国目前要求中国以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外汇储备的提案看似公平,实则是计划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一波“收割”。面对美方提出毫无诚意和公平可言的经济提案,中方贸易谈判代表对此予以了坚决的回绝——一方面,正如3月举行的安克雷奇会议所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实力已经让美方没有资格从实力的角度而言,和中国进行具有威胁性质的谈话;另一方面,美方以“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收割,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早已上演过一次,中国此次拒绝美方的要求无疑是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也让美方意识到了中国战略眼光的成长。
2008年,美方对华收割,引发中国经济格局转变
那么,中国究竟在2008年吸取了什么样的经济教训,最终才使中国看破了此次美国贸易谈判的阴谋,并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呢?
2008年,美国暴发了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次贷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的华尔街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大量银行因过度消费的个体无力还贷而纷纷破产,而银行的破产导致美国企业、工厂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了当时美国的下岗狂潮,美国经济局势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据美国经济学家评测,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对美国社会的破坏力仅次于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

(美国证券交易所)
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是奥巴马,为解决美国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问题,奥巴马采用了“量化宽松”政策,印发大量美元用以支持银行重新开张,恢复企业、工厂断裂的产业链,同时积极推行医疗改革,以增强美国个体公民的消费水平。然而奥巴马构筑重新恢复美国经济的蓝图固然完美,但是量化宽松政策印发的美元需要被美国公民和世界各国承认其具有购买力,否则新印的美元就和废纸毫无区别,而这也是美元能在全球树立霸权的关键。奥巴马政府拔剑四顾,最终将承认美元购买力的目光投注在了中国的身上。奥巴马政府向中国开出条件:希望中国能够用大宗出口货物,来换取美债。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奥巴马政府甚至于2008年6月向中国提出了“G2国家”的构想,即中美两国构成一个共同经济体,进可“平分全球市场”,退可“相互照应,避免经济危机的蔓延”。
在2008年暴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是当时世界少有国民生产总值仍然能保持7%——8%正增长的国家,但是此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弊端也非常明显:即中国60%的国民生产总值均依赖对外出口,而忽略了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面对当时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美国,中国秉持“唇亡齿寒”的原则,结合当时本国经济发展情况与美方需求,同意了美国的提议,积极向美国出口中国货物,并收购美债,2008——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峰值,其中有近半是以美元为结算的外汇储备,中国也因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本国货物,在当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

(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也因与中国的合作而逐渐好转,美国市场上流通的中国制造品货物丰富了美国普通公民的生活。然而在2010年美国逐步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后,美国便又一次上演了“农夫与蛇”的故事。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中国手中持有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让美国深感自身被中国超越的危机,于是便令美联储采取“加息”政策——这一方面导致在中国的美元资产纷纷从中国逃逸至美国,中国外汇储备在因美元的贬值而缩水之后,又一次因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而流失到国外;另一方面,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导致股市资金的减少,这引发了2015年股市的崩盘,同样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消极的经济影响。
此外,为进一步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推出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TP)”。前者是希望通过制造中国周边国家的边境冲突问题,使世界难以对中国未来的投资环境保持乐观态势,进而吸引美元资产进一步流回美国,而后者“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则是美国希望通过制定一套以环保、医疗、民主制度为门槛的经济联盟,将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架空,使中国再一次成为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孤岛。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一度陷入到危机当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具有历史戏剧性的是,正当奥巴马大张旗鼓准备布置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布局之际,新上任的特朗普结束了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特朗普任期间,中美两国转向双方的单边对抗。
美国欲“剪中国羊毛”,中国奋起反击
尽管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发起与中国单边的贸易对抗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特朗普为获得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的华为等科技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制裁,并采用关税壁垒等经济手段不断削弱中国的对外出口优势,但两权相害取其轻——相比奥巴马在全球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特朗普政府与中国采取单边对抗的贸易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威胁性更小。
然而随着与奥巴马属于同一政*党**的拜登上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威胁系数不断上涨。在此次中美两国贸易代表开展谈判的同时,美国政府又与其他64家半导体企业组成“美国半导体联盟”,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开展进一步联合遏制的态势: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以民主*党**执政为主的拜登政府在经济、政治方面更倾向于利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对中国形成集体包围之势,在对中国采取遏制的经济政策方面,也更倾向于沿袭自奥巴马以来的政策,而要钱这也是为何此次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向中国“要钱”的重要原因。

(拜登与奥巴马)
然而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相比,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的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去承担美国的经济压力,成为美国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接盘侠”。在2008年经济危机暴发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便逐步做出了以“出口型经济为主”转向“国内消费经济和出口经济并重”,出口,投资和消费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转变,形成了“国内”“国外”两套大循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中国通过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等扶贫政策增强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并在近年积极打击房价炒作,中国目前的市场已经能足够容纳中国自己的产能,因此中国以出口商品换取美国外汇储备已完全没有必要。美国向中国“要钱”的提案,目前来看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而已。
但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同样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美元霸权只要在一日,那么被新印发出的美元必然会导致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这一点最先体现在后续国际市场的油价在产油不变的情况下,会出现价格的上涨——而油价的上涨,也必会引起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便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响。但是对中国而言,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去应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经济压力。美国泛滥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价格上涨,最终会落在中国的对外出口商品身上,而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依赖,这一点在疫情时期的口罩需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若美国欲以量化宽松产生的通货膨胀来向中国经济施压,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完全有能力将美国对外输出的通货膨胀重新“反向输出”至美国的身上。

(美联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可能贯彻整个世纪的大博弈。每个普通人既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也需要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抱有乐观的心态,因为中国目前的实力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坚信未来的中国定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