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旧事
孙兰茂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朦胧的记忆中，村庄田野是寂寥落寞的，父老乡亲是贫穷而又无奈的。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如果把40年前的乡村与今天相比较的话，用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来比喻，是非常恰当不过的。
三、 为了吃的饱，没什么尊严可谈
年终决算，社员称作“决分”。
正常情况下，壮劳力出工一天，能挣十分，妇女能挣八九分，未成年人及学生，每天能挣六七分。按十分为一个工值，每个工值也就在一毛钱左右。家庭劳动力人口多的人，除了分粮食柴草外，还能分几十元、上百元的现金。劳动力少的人家，就要上交给生产队几十元上百元的钱，这叫“透支”，不交钱的话，就要被扣除许多粮食。因为根据上级的指示，生产队从来都不敢搞多种经营，收入只能靠种地。
每年夏秋两季粮食进仓后，都要交“公粮”。因为那时候的大队干部受“浮夸风”的影响，喜欢对上级虚报产量，收上来的粮食大部分都交给了国家。交售给国家的粮食，社员叫做“完公粮”，也叫做“爱国粮”。
扣除了种子、牲口饲料粮以外，用于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就寥寥无几了。每口人也就是一百斤多一点的样子。其中，小麦二三十斤，水稻、小杂粮等二三十斤，其余的都是山芋（红薯）、胡萝卜等。
分的这些粮食根本就不够吃。社员们只能靠挖野菜和吃一些谷糠类的东西来充饥。
家里的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卖给双代店（供销社下伸的代购代销店）换钱买油买盐的；红薯叶、高粱壳、谷壳才是用来吃的。
二叔说：“高粱壳磨碎了烙煎饼，是最好吃的了。因为高粱壳有粮食味。”
堂叔说：“要是能看着一大摞煎饼吃，死了也甘心。”
有条件的人家，到了农闲季节，向队里请几天假，带了百十来斤的细粮，拉着平板车在遥远的山区里走街串巷。用带着的细粮换回些地瓜干等粗粮回来。为了填饱肚皮，农民什么样的罪都可以受。
没条件用细粮换粗粮的人家，只能无奈的忍受。实在挨不下去，就不顾人的尊严，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
邻居家的老爷子，病入膏肓的时候，因为头脑发昏，在病床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听着他的喊叫，无不令人心惊肉跳。
农民一年只有一个节，就是春节。农村叫“过年”。过年的年货主要就三样：猪肉、豆腐和饺子。
为了过春节，生产队每年都要杀猪分肉给各户。大一些的猪，杀一头，小一些的，就杀两头。猪肉分配是按各户抓阄进行的。谁家要是抓了猪身上的肥肉部分就欢喜的不得了。因为肥肉香，还能炼了当油吃。
小麦面粉是家人推石磨磨成的。磨十来斤面粉要三四口人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饺子馅一般都是白菜、豆腐和粉丝的。一般情况下，一家人都能吃一两天的饺子。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没饺子吃了。记得有一年，家里过年，就只做了两碗稀稀的米饭，上面放了一点红塘。是给老天爷上供用的。至于后来是怎么吃掉的，就记不起来了。
没有化肥农药，没有高产的新品种，不懂得科学种田。加上管理上的瞎指挥，浮夸风。种地吃不饱饭，三分是天灾，七分是*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