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8年8月4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当地举办运河水上同性恋骄傲大*行游**，民众盛装参加，场面热闹
荷兰社会文化计划局（SCP）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荷兰人对同性恋持接受或赞成态度”，但与此同时，32%的民众不能接受两个男子公共场合接吻——认为同性女子公开场合接吻是对自己的侵犯行为的，比例是21%。
2001年4月1日，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2002年4月1日，荷兰又成为全球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同时在对待*麻大**等非致命*品毒**、*交性**易和堕胎等问题上，荷兰看上去也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前卫、自由以及宽容的。
“我们只是能够容忍。”一位荷兰人如是说，“只要不伤害他人，人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品毒**合法化？不存在的
“所有在荷兰生活的人们应当在同等的环境中受到相同对待，不得因为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种族、性别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而被有所歧视。”这句话写在了荷兰宪法的第一条。
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一直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之一，1579年开始就允许国内居民有宗教自由，笛卡尔曾经在这里避难，斯宾诺莎在这里语出惊人，这里还是《宽容》一书的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故乡。
事实上，宽容在与荷兰画上等号之前，荷兰人更重要的特质是“务实”：一种经济上的开放精神。
填海新生地上，风车必须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抽水，只要停下来，大家就有灭顶的危险。所以荷兰人要合作、要务实、要有计划。
由于缺乏天然资源，只能仰赖地利之便做贸易，因此商人的务实精神自古便镶嵌在荷兰人的性格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团就几经周折抵达北京，毫不犹豫地行三跪九叩之礼，以求打开通商大门。对这项英国人在100年后都做不到的行为，荷兰使团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解释，“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利益。”
只要利益不受侵犯、生存不受威胁，荷兰人皆可努力保持宽容态度，比如政治立场，比如宗教信念，比如*品毒**。
当地时间2018年3月9日，荷兰布雷达，年轻人在de Baron咖啡店里吸食*麻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荷兰，*麻大**并不合法。在荷兰，政府文件将关于*麻大**的管理条例描述为“toleration policy（宽容政策）”——与其说*麻大**在荷兰合法，不如说*麻大**在荷兰是“被包容的”，一种“可以容忍的非法行为”。
20世纪初，荷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卡因可**生产国之一，*卡因可**出口也是当时荷兰经济重要支柱。迫于国际压力，1919年，荷兰颁布了禁止*卡因可**等精神*药性**物使用于医学与科学研究之外的法律——《Opium Act》（即《*片鸦**法》）。其中一个重要理念，成为了之后荷兰*品毒**政策公共卫生导向的理论基础：大多数上瘾者被归类为临床医疗的“受害者”而并非因个人原因过度使用的成瘾者；这类人需要的并非监禁管制，而是积极的治疗。
1928年，荷兰议会颁布了《*片鸦**法》修正案，*卡因可**和*麻大**第一次被纳入管制物质之列，该法规定，所有被管制物质的使用和交易者可被处以最高4年的监禁处罚——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并没有严格执行*片鸦**法和国际禁毒公约。
1960、70年代，*品毒**衍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让荷兰政府头痛不已，当时荷兰舆论则普遍把*品毒**的使用与另类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随之开始质疑政府解决*品毒**问题的惩治模式，特别是把*麻大**与其他*品毒**一视同仁的策略。
于是，在1976年的时候，荷兰通过了新的《*片鸦**法》修正案，明确了*品毒**分类方法：
（1）硬*品毒**（hard drug），如*洛因海**、*卡因可**和*头丸摇**等，即可造成不可接受的健康危害；
（2）软*品毒**（soft drug），如*麻大**，即对人体健康危害没那么严重。
其次，修正案规定私藏*品毒**属违法行为，但对于个人使用少量软性*品毒**的量刑非常轻微——使用*麻大**类软*品毒**通常被界定为轻罪，给予500荷兰盾（约合1700元人民币）的罚金或一个月的关押。换句话说，持有个人使用的*麻大**仍为违法，然而，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由刑事违法降低为事实上的民事违法。
两年后，一些餐馆享受到了政府提供的特权——可以出售*麻大**且不受指控。之后，餐馆模式慢慢演化成了咖啡馆模式，也就有了如今荷兰全国数以千计的“*麻大**”咖啡馆。
这些咖啡馆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国际上各种各样的*麻大**制品，而消费者在咖啡馆内选用*麻大**制品时，警察可以“视而不见”。
当然，政府也并非完全放任不管，咖啡馆头上还有三根不可触碰的红线：向每人每天出售的*麻大**不得超过5克；禁止出售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禁止出售*洛因海**、*卡因可**等硬*品毒**。
“其实，（荷兰）所谓*麻大**宽容化，跟宽容娼妓的政策一样，是将有关活动限定在特定区域发生的消极禁止。限定娼妓在*灯区红**，政府不仅可以征税，而且便于卫生管理，如安排体检等，从而减少公众危害。而藉由开放伤害较低的*麻大**，可客观上降低人对伤害较大的硬*品毒**的需求。”专栏作家柴子文在文章中写道，“不是从道德出发，也非表面上看起来的出于怜悯或同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两害取其轻。与其说这是实用主义，更贴切的描述毋宁是体验主义，根据人对问题的真实体验做出灵活而务实的应对。”
个人的、实用的宽容
“神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当荷兰人自述自己的宽容传统时，通常会从黄金时代收留来自欧洲遭受*害迫**的犹太人开始说起。却忘了犹太人当时只能住在犹如贫民窟的单独区域，也不被允许从事“正当”职业，只好以借贷放款或研磨珠宝为生，却为自己赚来嗜财如命的恶名；更别提二战德据时期，许多民众甚至荷兰警方也与纳粹占领军合作，将成千上万的荷兰犹太人送上通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少女安妮·法兰克就是其中之一——《安妮日记》主人公，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
在荷兰文里，宽容除了跟英文雷同的tolerantie以外，也写做verdraagzaamheid，这两个字都有“承担”、“忍受”的意思。历史学家Anne-Marie van Hilst 与*权人**学者Rosanne Anholt指出，当“宽容”这个字被使用的时候，暗示了被宽容者是有缺陷的，而将宽容者放置在一个道德的高点；这种“宽容”与“接纳”甚至“欢迎”都不等同，一旦条件改变，这种“宽容”很快就会消失。
研究荷兰历史与社会议题的美籍荷裔历史学者James Kennedy则强调，宽容有很多面，荷兰在“生活方式”（如性取向、同性婚姻、生活选择等）的宽容指数最高，在其他方面上，比如说种族与文化差异，成绩其实平平，跟美国人差不了多少。
当地一对同性恋举行婚礼
但换个角度看，随着认知改变，这种“宽容”也极易建立。
今日，荷兰的同志社群能够毫无困难地进入主流媒体与文化之中，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荷兰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是三百多年前，同性恋在荷兰与在欧洲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不是被视为街头*女妓**同类，就是被当成鸡奸犯。甚至审讯、处决同性恋者，在当时都需要秘密进行，因为当权者担心“败德劣迹”会玷污观刑者的灵魂。
即便是到了1911年，同性恋在荷兰除罪化百年之后，荷兰政府还通过了著名的248法案，将同性*行为性**合法年龄提高到21岁（异性恋为16岁）——如此差别待遇的理据是：同性恋如同传染病，相当容易传染给青少年。
和*麻大**问题类似，也是到了1960年代，荷兰同性恋问题有了极大变化。如同西方其他国家，宗教势力影响大幅削减的同时，荷兰也进入了反文化的狂潮，摇滚乐、反越战、嬉皮文化，各种反叛行动在街头和家中上演，荷兰变得更为世俗化和个人化，传统界限鲜明的宗教和社区网络逐渐崩解。此后性别平等、同志权利、个体自由，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主导价值，整个荷兰社会开始向各项充满道德争议的“社会议题”张开怀抱。
如今荷兰人常讲：“这里人与人之间追求的是建立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多元发展的‘无色’价值观。”
荷兰社会学家奇斯·舒伊特认为，这种变化的发生，“是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合作意愿早早地走到了一起。”
1971年，248法案修订，同性合法*行为性**年龄放宽至与异性恋者同一标准。1983年，“其他理由”被添入荷兰宪法第一条，将性倾向纳入宪法保障范围。
1994年，荷兰政府进一步颁布《平权法》以保障同性恋者在就业与相关服务中享有平等权利——当法律通过、规则明确之后，荷兰社会以一种更温柔幽默的形式遵守：荷兰有个小镇公园，开始在公园里放养公牛，以软性驱赶公园内公然亲热的同志，而不再是以*力武**驱逐或*力暴**相向。
2001年4月1日愚人节当天，荷兰政府对异性恋者的民法法律体系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意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当地时间2014年11月15日，荷兰海牙，一名91岁的老人在自己的胸前文上“不要救我”（Do not
又过一年，荷兰再次做出“敢为天下先”的举动。2002年11月28日，荷兰下院正式表决通过法令，令安乐死在荷兰完全合法化。
但外国人在荷兰安乐死是非法的。“外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荷兰很容易实施安乐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关机构发言人瓦尔伯格·容说。
荷兰是世界医疗服务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荷兰人有私人医疗保险；基于普遍的家庭医师制度，大部分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良好的友谊关系，彼此信赖。同时，民调显示，86％的荷兰民众赞成安乐死，其中50岁以上中老年人中赞成的人数多达90％。
再加上宽容的生活哲学、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公众对医学界的信任和尊重等因素，是荷兰安乐死合法化的基础。
法案为荷兰医生实施安乐死作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首先，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医生则必须与病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判断病人的请求是否出于自愿或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这项规定实际上排除了“死亡旅行”，即非荷兰病人到荷兰寻求“安乐死”的可能性。
其次，病人必须涉及到由“medicalreason（病理原因）”导致的“不可缓解的痛苦”，医生和病人必须就每一种可能的治疗手段进行过讨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能再申请安乐死，因为他/她不再有清醒的意识。
第三，子女们可以监督父母安乐死声明的实施，但无权替父母做出安乐死决定。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
第四，医生必须按照司法部规定的“医学上合适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所有的案例都必须上报安乐死监督委员会。
第五，违规执行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在荷兰默认是有罪的。医生在执行过后需要自己准备这一过程中的所有材料与证据，到专门的部门进行审核，自证一切操作循规蹈矩，才能避免被控谋杀。
“安乐死背后的原则，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命享有自主权。但选择这种‘有尊严’的去世方式，还是需要政府允许，而且要符合一大堆条件，为什么？”有荷兰民众向政府提出疑问，但没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