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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伪统治时期，上海就被娱乐界的*税偷**问题所困扰。战争在继续，并且形势越来越对己方不妙，税收的问题反而因此凸显了起来，因为政府国库空空，需要从民间敛财了。
1945年初，上海财税局积极整顿税收，娱乐场所的*税偷**案件开始被频繁曝光。在上海滩，也有一家叫“夜来香”的俱乐部，盛极一时，不过在1945年3月，他们接到了一份罚单。因舞券未送当局盖戳，涉嫌*税偷**，夜来香被罚50.4万元。与它几乎同时被罚的还包括当时不少知名的娱乐场所。罚款名目多样，但所有以上各家的行为，均与“*税偷**”相关。
有一家名叫“大中华申曲场”的娱乐机构是这样*税偷**的：观众入场时并不撕去票头，仍将原票任凭各观众带入，等戏将完场之前，由收票员全数收回，作为未售出票，以规避“娱乐税捐”。这个行为被“密查人员”发现后，罚了27.72万元。另有一家“仙乐舞场”，因在1945年1月14日，卖舞票时未盖日期图戳，一周后所售的舞票所盖日期圆章，模糊莫辨，也被认为是“故意*税逃**”。
在日本投降之后的1946年10月，上海《申报》曾有一篇特稿分析沦陷时期上海*税偷***税逃**的现象，认为在戏馆、舞场等娱乐场所，因每天有大量的消费者，所以有大量的捐税，但同时也普遍有大量的税款偷漏。戏馆中以京戏馆*税偷**最凶。最初，汪伪财税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戏馆卖出的门票，到散场前又收回来。到了月终，戏馆随便向财税局报销一点，应付过去就行。至于赠票收的捐税，戏馆经理全数中饱私囊。
为了规避这种情况，增加税收，财税局后来变更办法，将戏馆每排位子的门票订成一个本子，门票必须到财税局去盖章；票子撕下，即算售出；票子同时必须撕三段。缴捐时，必须把票根带去。这办法的确很严厉，而且执行得也严格。财税局也时常派人到戏院去査捐。
这使戏馆经理们大大地感到恐慌，于是他们推派了一名代表，秘密地到财税局去走门路，进行疏通。据说，这一次的“联络”，范围很大，包括盖章及点票根的政府工作人员。此后，虽然仍然有人到戏院里去查捐，但经理们已不再愁容满面了。
自1945年1月2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兼任财税局长以来，锐意整顿税收，他一面防止经征人员之舞弊，另一面又加大力度调查种种*税逃**事实，予以严厉取缔。在这个过程中，娱乐场所对于“娱乐捐”非常抵触，时有取巧规避行为，以图*税逃**。罗君强为此派员秘密查证。
所谓“娱乐捐”，是专门针对娱乐场所收的税款，在罗君强上任之前，其税率大概为票价的30%。1944年12月1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上海还新增了一个“雀牌娱乐捐”，针对书寓、*院妓**、俱乐部、旅馆，每张牌桌每月收3000元，预计每月全市可增加收入3000万元。但这个“雀牌娱乐捐”，在1945年1月下旬被上海市长周佛海叫停了，已发放的牌捐执照，立即收回作废，理由是“事近苛扰”。收“娱乐捐”是当时汪伪和蒋介石政府都在做的事情。
上海光复后的1946年2月，餐厅业也接到从此缴纳“娱乐捐”的通知，只要附有音乐舞池的餐厅，筵席税比照娱乐捐，按营业额的50%缴纳。餐饮同业公会表示不胜负荷，如果一定要执行，只有拆除舞池，取消音乐，乐队则纷纷向当局抗议。
在那之后，围绕“娱乐捐”的抗议不断，1946年8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娱乐捐从50%降回30%，与汪伪时期等同。这仍是较高税负，高税负下，各种*税逃**方式和寻租行为不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汪伪时期*税逃**与查税的猫鼠游戏继续，这可以说是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I 编辑：康琴
I 排版：袁嘉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