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 年，当法国陷于革命的狂热而处于恐怖统治中时，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被委任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出使中国，受命达到如下三类主要目标：割让一块地给英国商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谈判一项商务条约、清除广州贸易体系的种种弊端。①
一、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
中国对英国使团的到访给予了宽厚的接待②。但在拜见乾隆时，马戛尔尼以双膝跪拜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而只愿意以英国大臣对国王单腿屈膝之礼拜见的说法，挑起了著名的礼义之争，其目的是借此强硬态度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
尽管如此，乾隆还是在热河避暑之地给予了接见，但乾隆以给英王乔治三世《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方式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
这段公案，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自大的象征，并认为乾隆敕书中所用的“天朝无所不有”、“善体朕意”等，是对英国的挑衅和*辱侮**。中国的部分学者甚至史家，也常为此而痛惜，将此段公案视为乾隆闭关锁国心态的体现，似乎只要乾隆答应马戛尔尼的条件，或许*片鸦**战争就可以避免了，也或许中国早在 200 年前就已经实施开放的改革了。
此案影响颇大，至今仍被误解。因事关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国体转型与文明转型过程中，中欧之间交往的性质问题，需要予以澄清。
马戛尔尼提出的双膝跪拜等于承认英国是受保护国一说，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第一，欧洲使臣向中国皇帝行觐见跪拜礼，早已是惯例。1637 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在广州曾双膝跪拜晋见中国官员；1655 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顺治，行三跪九叩重礼；1727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雍正，行双膝下跪礼③；1655－1795 年间，西方派往中国的17 个使团中，除马戛尔尼外，均按中国礼义向皇帝行双膝下跪礼④。
第二，马戛尔尼曾担任驻俄国大使、西印度格林纳达岛总督、马德拉斯总督，深知中国的礼仪和习惯，而使节向访问国君主行主方之礼，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外交惯例。
因此，误解产生的责任不在中国，而反映出来的恰恰是英国作为世界最大殖民主义国家的傲慢。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就此事不无调侃地说：“只要这份文件（按：乾隆的敕书）在人眼里依旧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就不理解中国”⑤。
按罗素的这个意见，不理解乾隆时代中国的，不仅仅是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人，也包括一些当代的中国文人⑥及史学研究者⑦。
无论如何，再开明的皇帝，都不会答应将自己的土地和司法管辖权让度给另一个国家，甚至提出这种要求都会被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冒犯。但我们的精英们却直到今天都还借此礼仪之争，来讽喻乾隆的自大。
实际上，引起中国与欧洲君主第一次外交风波的核心是两个问题。第一，乾隆如何处理英国人带有挑战性的无礼要求，即要不要割让一至两块土地给英国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如何处理英国人提出的广州贸易体系现存的“种种弊端”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问题。马戛尔尼提出在舟山给他们一个小岛的要求，就是想仿照葡萄牙占有那个岛屿，而提出在广州给他们一小块地的要求，则是更进一步的欲在广州行使按英国法律对英人行使司法管辖的的盘算。这是殖民者天生的逻辑，也是包藏祸心的一种伎俩。*片鸦**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强占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要求，正是马戛尔尼要求的实质，这也是乾隆对马戛尔尼照会所列条件的担心。国家之间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不仅仅是对主权的冒犯，也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和*辱侮**，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无礼要求，当然也不可能与提出无礼要求的一方谈判其他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广州贸易体系及英国人制造的各类贸易纠纷有关。从隋朝开始，广州即作为对外商埠接受各国商船往来。阿拉伯人 6 世纪兴起后逐渐控制了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在广州生活的阿拉伯人也逐渐增多，中国官府（唐贞观年间）还特别在广州城内建清真寺（怀圣寺）以供阿拉伯人做礼拜之用。
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广州商埠仍保留十三家商行代理对外贸易事务，民间贸易依然活跃。广州自康熙重新开埠后，其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商号作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⑧，与十三行并立的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西班牙等 13 家外国商馆⑨。
此时的英国已经在与老牌殖民主义者国家的竞争中，上升为势力最强的国家，它于 1600 年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⑩，经过百年的发展和殖民化政策，已经控制了南亚次大陆，并控制了包括香料、茶叶、大黄、丝绸、毛纺制品、食糖、瓷器、漆器、稀有金属和贵金属、药品、*片鸦**的货物贸易。在广州设立商馆后，英国很快就在广州口岸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马戛尔尼所说的广州贸易的种种弊端，就形成于英国在广州贸易中所推行的并不名誉的各项政策及其广州口岸对这些政策的反应。
二、广东的贸易体系
在早期，中国对口岸通商未加限制，通商大多是在民间进行的，并不涉及官方层面，也不需要外交关系作庇护。此外，中国禁止洋商与官府之间的任何直接接触，洋人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特许的商家来出售或购买他所需要的货物。
1720年组织了一个得到朝廷支持的叫做“公行”的行会，负责订立行规协调价格和交易程序，充当官府与洋商之间的中介兼缓冲机制，又被赋予为官方征集关税和替洋商交纳税款的双重职能。
负责英国在华贸易事务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南亚的实际代理人，也是英国政府在亚洲推行殖民政策的总机关。它不仅拥有全权贸易事务权力，还拥有自己的*队军**和行使政府外交职能的战争决定权、媾和权、外事处置权和对殖民地的司法管辖权。这些以英国强大的海军作后盾的广泛的权力，使东印度公司自认为有制定贸易规则和迫使他人接受它所认定的贸易规则的权力。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业务由三部分构成：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事的贸易，约占贸易额的 60％，东印度公司授权并允许私家商船持有其执照的私船贸易，约占 30％，它准许的公司船舶高级船员以*私走**的方式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以及允许派驻广州的大班（贸易代理负责人）从事私人交易，1800 年时，这种私人*私走**交易已占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额的 15％左右。19 世纪后私人*私走**更迅猛增长，到*片鸦**战争前已经超越正当的公开贸易。
马戛尔尼关注的“广州的种种弊端”，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关税与交易问题，中国对外国商船征收的费用分为船钞、关税、规银。1810 年时，一等船的规银和船钞大约为 3315两，中等船约 2666 两，加上付给买办、航路引水、通事、船长等费用（大船约 1000－1200 两），约占货物交易价值的 3－5％左右。
二是中国在通商口岸实行的公行贸易事务处理机制，所有上岸货物须交由政府准许的国内贸易代理行由其在国内市场分销，这严重不利英国的贸易*私走**。
三是因贸易和人员引起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因商船在商埠一般要停留 1 个月左右时间，外商船员常与中方人员发生贸易之外的纠纷，此纠纷中方坚持管辖权，但英方常常对英方肇事人员予以庇护以逃避中方的审判，甚至拒不交出肇事者。
严格来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和原则，符合当时的贸易规则，税费率也基本合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规银之外，中方少数人员会额外索取服务费用，二是地方官员存在着习惯性的敲诈勒索，常使英人借机闹事。
使所有这些问题成为问题的，实际上是英国人此时奉行的重商主义贸易观念，即海外贸易的唯一目的，是赚取金银等象征财富的贵金属。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却是英国政府出超（很像今天的美中贸易，美国政府逆差，但美国商人赚钱），不仅不能赚取中国的银两反而要将大量的银两输往中国。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船上的货物 90％是银锭，以便购买中国的产品。
1775－1795 年的 20 年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约 3156万两，从中国买走的货物约 5660 万两，官方逆差约 2510万两；如果同时考虑总是有顺差的私家商船和私人*私走**贸易（前者为 1360 万两，后者为 1700 万两），英国约有 500 万两的贸易顺差。
对英国这个骄横的日不落帝国来说，很难忍受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仅仅民间赚钱英政府官方不赚钱的现象。为改变这一贸易状态，擭取更多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输入来自印度的*片鸦**，并支持私船和私人大量*私走***片鸦**入中国。
这就使广州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向罪恶和得到邪恶力量支持的方向转变。
三、*片鸦***私走**及白银外流
英国私商贸易开始从 1780－1781 年的 688880 两上升到 1799－1800年的 992444 两，增长 44％；同期私船贸易从 1020012 两上升到 3743158 两，增长 267％。进入 19 世纪后，两项贸易的增长更为迅速，到 1834 年时，已经占到英国对华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
这产生了东印度公司没有料到的一种情况，许多私商为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想办法去获得其他欧洲国家的领事职位，以便可居住广州来扩展业务，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方便地*私走***片鸦**以牟取暴利，私商的财力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东印度公司在这些私商的压力下被英国政府于1834 年取消了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也是引发*片鸦**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东印度公司主导的*片鸦***私走**，得到英国政府的暗中支持。1773 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种植*片鸦**的垄断权，同时取代葡萄牙人成为最大的*片鸦**贸易商。
为躲避中国政府的禁烟令，东印度公司不仅将*片鸦**公然伪装成带有“硝石”标志的普通货物，且“将*片鸦**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私船）去做。
在东印度公司的执照中有一项条款，是要求这类船舶装载该公司的*片鸦**，而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又总是有一项禁止贩运*片鸦**‘以免牵连本公司’的声明。东印度公司就这样在印度大量生产廉价*片鸦**，同时又在中国道貌岸然地否认自己与*片鸦**贸易有任何关系，因为从法律和程序的角度来说，该公司确实没有涉足这种非法贸易。”而这种做法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默许。
*片鸦**战争前，英国已经从*片鸦***私走**活动中赚取了至少 400 万英镑的利润。“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 1830 年和 1832 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片鸦**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英国人在 1836 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 1800 万元的*片鸦**,而从中国买入了价值 1700 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片鸦**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精明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 年 5 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片鸦**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除英国外，丰厚的利润，使其他国家及商船也尽一切可能参与到*片鸦***私走**中，如美国在 1800－1839 年间，向中国*私走**了 10000 箱*片鸦**。
大量*片鸦***私走**进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众所周知，略去不谈，这里只介绍它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巨大影响。
1823 年后，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银花费在*片鸦**上而流向海外。1823－1831 年间年均为 1700－1800 万两，1831－1834 年间年均为 2000 万两，1834－1838 年间年均为 3000 万两。
按此计算，在 1823－1838年的 16 年间，因*片鸦**流入而流出的白银为 36600 万两，平均每年约 2000 万两。而我们根据各种资料统计的结果是，1729－1840 年间，总共有 45.255 万箱*片鸦**流入中国，总价值约 3.9598 亿元白银，合计白银 2.88 亿两。
据翦伯赞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载，1795－1839 年间*片鸦**进口总数为 44.1728 万箱，1817－1839 年间白银销售价值为 23048 万元，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认为，“从 1822－1830 年，这个中心站（按：伶仃岛）的*片鸦**贸易又来了一个*跃进大**，贸易额每年高达 18760 箱”，“*片鸦**这时从印度各地随便流入广州，到 1836 年，输入总额达 1800 万元，这使*片鸦**成为 19 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 2600 万元。从 1828－1836 年，从中国流出了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片鸦**烟， 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 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 400 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片鸦**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 330 万镑关税”收入。
【本文完】
注释
①英国人的具体要求是：一、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制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最好是在广州附近或舟山岛的一个小岛），使英国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二、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使日本、交趾*那支**和东方群岛对英国贸易开放；安排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处。三、清除广州（贸易体系）现存的种种弊端；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 1782 年关税的水平。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23，126 页。
②中国政府每天拿出 15 万英镑来招待马戛尔尼一行。清朝每两白银折合今天人民币 400－600 元左右，如取 450 元，按今人民币与英镑 1:15 的汇率，5000 两白银可折合 15 万英镑。
③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同心出版社，2005 年，第 214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④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04 页。
⑤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27 页。
⑥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对此的评价是：“本来康熙早在 1684 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见：余秋雨著，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
⑦某著名清史学家在谈到康雍乾盛世繁荣背后所隐藏的危机时，以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为例，以证明清朝的闭关锁国：“乾隆时期，英国国王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通商。虽然其中有侵略性的要求，但是也有合理的要求。如果我国与之谈判，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于合理要求予以考虑，用和平的方式与之交往、接触，就能对英国、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起码能逐渐改变天朝大国的变态心理。这对于当时人们了解世界，对于中国以后追赶世界就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乾隆皇帝看不到这一点，仅仅因为对方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就把谈判的大门关上了，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大好机遇，非常可惜。”参见：光明日报《康雍乾历史：盛世的沉沦》，2004 年 8 月 18 日。如果一般人这样理解就罢了，但一个专治清史的学者将乾隆拒绝马戛尔尼的要求理解为一个浅薄的“礼节”问题，就有些匪夷所思。姑且不论要不要拒绝侵略性的要求，要不要接受“合理”的要求，仅就“用和平的方式与之交往、接触”的建议来说，只能看作是书生的一厢情愿，只要将当时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英国的社会背景加以认真地了解，恐怕就不会产生这个天真的假设了。更何况此案的核心在于，要求乾隆将国土和司法管辖权出让给英国这一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冒犯。
⑧十三之数是一种巧合，明万历年间既有商号三十六家，明末减少到十三家，遂称十三行，此后沿袭下来，实际商号不定是此数。
⑨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1、112 页。
⑩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60 年，1613 年在印度西部苏特拉设贸易站，在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设商馆。1698年，向印度政府买下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实力强大后，逐渐占领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各设省督管辖，这些地方遂成英国侵占印度其他地区的根据地，并在加尔各答修筑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其中部署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堡垒引起了印度人民和政府的不满。1756 年，孟加拉总督向东印度公司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在加尔各答拆除堡垒，英国人不予理睬，于是总督发兵赶走英国人，收回了加尔各答。此事引发了著名的英印七年战争。此时英国政府已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权、训练*队军**权、宣战媾和权、设立法庭审判本国或殖民地居民权等。在英国内好战派的支持下，1757 年 6 月英军进攻孟加拉，收复加尔各答，并抢劫孟加拉国库总值 5800 万英镑的财富。此后，英军将法军从孟加拉驱除，于 1763 年控制了整个孟加拉，任命亲英派印度人为孟加拉总督。1767 年，英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规定原加尔各答省督改为总督，并由英国政府直接任命，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的印度领土。从此英国开始直接统治印度，继续占领印度其他地区，1774 年占领奥德，1799 年占领印度南部，1849 年占领旁遮普，印度全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此过程中，东印度公司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片鸦**，再*私走**到中国销售，从中牟取暴利。由于东印度公司残酷掠夺和压榨印度人民，使印度人民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仅 1770 年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约 1000 万人，占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东印度公司及其英国在占领印度期间犯下了极其恶劣的罪行。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1、113 页。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2 页。
船钞按船的大小征收，每丈量单位（船的前后桅距离乘船腰宽度，再除十），一等船课以7.777 两水银，中等船为 7.14 两，小船 5 两。关税按货物价值抽税，约 2－4％。规银包括开仓费、验仓费、银两称量及成色差额费等，1726 年前，规银不确定，由洋人和行商协商确定；1727 年，规银固定为 1950 两。1810年时，一等船的规银和船钞大约为 3315 两，中等船约 2666 两；此外还要另附给买办、航路引水、通事、船长等不等费用（大船约 1000－1200 两）。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2 页。即使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也仍然在国际贸易的合理范围。
如 1784 年，英国私家商船赫符斯号在鸣放礼炮时，意外地炸伤了三名中国官员，其中两人随后死去。广州当局责令这艘私船交出炮手，但英方谎称炮手已经潜逃。于是广州当局便拘押了该船的大班史密斯，并包围了英国商馆，中断了与英国的口岸贸易。直到在赫符斯号船上找到那名放炮的船员，才释放了大班，并恢复了贸易。随后按中国的法律将炮手绞死。在任何角度来讲，中方的处理都是得体的，况且是英方在包庇肇始者。但英方却认为，中方的判决太过严厉且被绞死炮手不人道，而且不应该拘押大班，对炮手的判决不符合欧洲社会的程序公正原则，并认为迫使英方交出罪犯而中断口岸贸易的做法也不合理。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21 页。
英国商人洪任辉不顾关说之重，于 1759 年径往宁波，在被拒绝进港后，便将船驶往天津并控告广州官员的勒索和非法征课行为。清政府因洪任辉言行强悍，将他押往澳门囚禁了三年，同时也将洪任辉举告的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撤职，并为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颁发了一道明确的谕旨，规定广州为向洋人和洋船开放的唯一口岸，直到*片鸦**战争结束。这便是乾隆“海禁”的缘由和真相。说晚清一代闭关锁国者，大多未了解乾隆仅开放广州口岸的背景，并对此做了有意的曲解或以讹传讹。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0、111 页。此外，英人洪任辉举报的勒索和非法征课行为，中方给予了严厉的处理，拘捕了包括相关买办、通关、测船、验货、卸货或装货相关人员几十人，严格盘查后，证明洪任辉举报的这些费用实际上是英人为求尽速放关而主动向中方人员的行贿，以及给予中方人员为英船员在广州埠停留期间购买食物的费用及劳务费。参见：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93－94 页。洪任辉事件后，中方颁布了限制外商船员在广州活动的限制令。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18 页。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31 页。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34 页。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37 页。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36 页。
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5 年重排版，第 472－473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1994 年印刷），第186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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