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痛苦
喧哗的折磨
积聚的毒素——
爱在离我而去
我的世界如今是那么奇怪
由可耻的沉默组成
还有那警觉的眼睛
错读了这一切的灾难
灰暗的白天
不眠的夜晚
你在自杀
用可拍的刀子
这是我的错吗
我承认自己的罪孽
与痛苦一样的深重
那是我体验到的一种巨大的存在，我的爱
一种非常静默的存在
将我引向死亡
我是如此忘情
那是我最大的幸分
你在自杀
你在自杀
你将不再被人遗忘
奇异之手将牵引我
我来了
——弗里达最后的日记
1953年在墨西哥举办了弗里达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画展，这是她在自己的祖国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这时的弗里达刚刚做了一次骨头移植手术，但不幸的是移植的骨头发生病变，所以得再做手术取出来。对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弗里达来说，举办这次画展也许会给她一点精神上的帮助。
那天晚上画展开幕时，弗里达的身体非常不好，医生禁止她活动。但她不愿错过开幕式。观众涌入画廊数分钟后，听到外面有警笛声。人们冲向门口并吃惊地发现一辆救护车在摩托车的护卫下到来，弗里达被用医院的担架抬进了画廊。有人用照相机拍下了弗里达一生中这特殊的时刻。人们被要求排着队有秩序地向画家祝贺。弗里达非常自在，但有点疲惫。画家、诗人及著名的评论家乔斯·莫雷诺·维拉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弗里达·卡洛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按照人们的要求不得不延长了一个月。为了画展她累垮了，但她在上演自己人生最后的华丽一幕。
弗里达躺在床上被抬入画展现场 1953年
1953年8月，医生们犹豫了半年后决定截去她的右腿，截肢对弗里达的自尊和自负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她完全被击垮了。对于她来说死亡的过程——骨髓炎和循环不佳导致的衰败——并不会因为手术和其他治疗而停止。1954年6月，她要求将那张四柱床从卧室的角落里搬到过道上，她说她想多看一眼花草树木。从这个角度他还可以看到里维拉养的鸽子。 当夏雨骤降，她就长时间地观赏树叶上跳动的光影，风中摇晃的纸条，雨珠敲打屋顶，顺檐而下。也许她在观赏自然中感悟生命的终结，接受命运的安排。
1954年7月13日，星期二，弗里达·卡洛因病逝世。
人们在她的日志里发现她写到：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
1. 出生
弗里达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科依奥坎，位于墨西哥城西南郊的一个古老的居民区。 她出生时，那幢科伊奥坎的房子才刚建了三年，父亲吉尔穆在造那幢房子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摄影师了， 而他的父母是来自匈牙利阿拉德的犹太人。她的母亲马蒂尔德的父亲是一位西班牙将军，母亲是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摄影师。弗里达说她的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非常聪明；她用虔诚来弥补教育上的匮乏。 马蒂尔德说服丈夫从事照相业，这也是马蒂尔德父亲的职业，这个决定后来看是正确的，他非常擅长于拍摄风景、建筑、室内、工厂等等，但他不太愿意拍人物。
童年时期的弗里达
1936年弗里达画了她的出生地和家庭，这幅充满想象力的有趣的画题为《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她把自己画成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赤裸着站在蓝房子的院子中央，手中拿着一根深红色的带子，象征着血脉，连接着她的家谱，就像拿着一根放风筝的绳子一样。 她的父母的肖像是根据他们的结婚照而画的，祖父母则放置在柔软的雨雾里。很显然，她那浓厚的几乎断不开的眉毛是从祖母那儿继承来的，一双眼神锐利，大而深邃的眼睛很像她的父亲。
弗里达是父母的第三个女儿，生于1907年7月6日，那是一个夏天的多雨季节，出生后不久她母亲就病了，她是有一位印第安奶妈哺乳大的。弗里达出生三年后，墨西哥革命爆发了，弗里达后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亲眼目睹了扎帕塔为反对卡兰萨而进行的农民战争。母亲将朝街的窗子打开，让那些扎帕塔份子进来，给他们治伤，给他们大块的玉米饼，这可能是当时在科伊奥坎唯一能得到的食物。” 母亲马蒂尔德不仅能持家，她还教育女儿们干家务活，还试图将她的宗教信仰灌输给她们。弗里达很小就学会了缝纫、打扫、绣花、做饭——她一生中不断沾沾自喜于自己能将家打理得干干净净。
三四岁时弗里达和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幼儿园，弗里达回忆说，“那个老师很老派，戴着假发，穿着很奇怪的衣服。我的第一记忆就是这个老师，她站在黑暗的教室前面，一只手拿着一支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凳子，向我们解释宇宙是怎样运转的，太阳、地球、月亮等。我由于太专心了所以尿了裤子，他们帮我把湿裤子脱了，而将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小女孩的裤子穿到了我身上。由于这件事情我就不喜欢那女孩，以至有一天我将她带到我家附近掐住了她的脖子，她难受的舌头也伸了出来，这是一位路过的面包师救了她。”由此可见，弗里达的调皮捣蛋可见一斑。
弗里达小时候是一个圆脸淘气的小女孩，长着小酒窝，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神气。在大约七岁时拍的全家照上她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细长而不结实，忧郁的一张略显清瘦的脸，独自一人站在灌木丛中，好像希望钻进去似得。她原本是活泼开朗的，6岁的一场小儿麻痹症让她被突然袭来的残酷现实所吓倒了，美好的童年也因此渲染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为了让弗里达能更好的康复，父亲让她参加了很多体育项目，例如英式足球、拳击，还成了游泳冠军。虽然这样，那条病腿还是软弱无力，7岁时她还穿着小尺码的靴子。朋友们的玩笑经常伤害着她，他们叫他“假腿”弗里达， 她会生气的大骂一通，为了隐藏那条病腿，她会穿上三四双袜子和高跟鞋。也有人赞扬她虽然残疾还坚持体育运动的精神。朋友们记得她穿着黑色的灯笼裤，踩着自行车像精灵一样穿梭在森特纳里奥公园里，“她简直和正常人一样优雅。走路时会用小跳来掩饰，看起来就像鸟儿飞翔一样自然。”
弗里达是六个孩子中最受父亲吉尔穆宠爱的孩子，因为她的不安、善于自省和压抑的感情、同样她聪明的头脑吉尔穆觉得最像自己。他很喜欢德国的书籍，有一些收藏，比如雪莱和歌德的著作，以及许多哲学著作，他常常对弗里达说：“哲学可以使人审慎，帮助人们完成自己的责任。” 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副很大的叔本华的肖像，那是他崇拜的偶像。尽管对孩子们不太亲热，但是对他心爱的弗里达确实非常的关心，是他激发了弗里达对知识的热爱，借给她许多书，并且鼓励她探索自然现象。稍大点的时候，父亲还和她一起分享对考古艺术的兴趣，并教她摄影、照片放大、修改等技术。吉尔穆严谨的作风以及对表面细节细致入微地处理在日后弗里达的绘画中体现了出来。
弗里达得了小儿麻痹之后，父女的感情似乎更加贴近了，也许是因为吉尔穆和弗里达一样同样遭受着疾病和孤独的侵袭，更能理解对方内心的痛苦。（吉尔穆年轻时由于车祸撞击导致了终生癫痫）。弗里达曾经说过：“我的童年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虽然父亲有病 （一个半月会发作一次），但无论是做人还是工作，他都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榜样，最重要的是他理解我。”
1922年，弗里达进入了墨西哥最好的教育机构——国立预科学校。离开了家到了墨西哥城。这所学校不乏墨西哥的精英，他们准备通过预科学习进而升入国立大学的各个学院深造。当时的墨西哥正处于革命时期，在这之前，迪亚斯统治墨西哥34年中，墨西哥将工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出让给了北美和欧洲，本土文化被鄙视，而创造它的印第安人也被贬低，艺术家的风格也在模仿西班牙，道路则模仿香榭丽舍大街，迪亚斯本人也涂脂抹粉，来掩饰自己其实是一个少有西班牙血统的印第安人。
10年的革命才使墨西哥回到了墨西哥人手中，这种热情和行动主义的氛围下，成就了弗里达自然、真诚、充满激情的青少年时代。预科学校2000多名学生，只有35名女生，弗里达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准备5年后进入医学院深造。 14岁的弗里达是一位外表纤弱但同时又活力四射的女孩。一头浓黑的头发，前额的刘海一刀剪平，饱满而性感的嘴唇，特别是那双深邃而略显忧郁的大眼睛在浓密的几乎连成一线的眉毛下闪烁着狡黠而玩世不恭的眼神，给当时的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非正统的装束和男式发型让大人们大呼不伦不类，但是朋友们却觉得她相当有魅力。在一个叫“卡丘查”的小团体里，弗里达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他们因聪敏和恶作剧而闻名，其中的成员日后很多都成为了各个行业的精英。
学校请了一批画家来画壁画，迪戈·里维拉（弗里达后来的丈夫）就是其中最有魅力的一位，那时他36岁，却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画家，他身材很胖，喜欢一边花话一边谈天， 他的超凡魅力和像青蛙一样的外貌吸引了一群听众。弗里达被里维拉的魅力和多次聪明躲过她的恶作剧戏弄所折服，并且深深地迷恋上了里维拉，和同学说要为里维拉生一个小孩。 里维拉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时的弗里达：“她的穿着就像其他的中学生一样，但是态度却与众不同。她有着非同寻常的高贵和自信，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火花，她的美丽是一个儿童的美丽，一年后我得知她的名字叫弗里达·卡洛，但我做梦也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妻子。”
弗里达穿着男装和家人的合影
学生期间，弗里达是阿里亚斯的女朋友，他博学多才，相貌英俊，还是很棒的运动员。他鄙视庸俗、愚蠢、拍马屁和滥用权利，喜爱知识、诚实、正义和冷嘲热讽。弗里达写给阿里亚斯的信至今仍保存在他那里，这些信见证了弗里达当时的生活，感情和她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成*女熟**人的过程。3年后，18岁的弗里达显然已经不是刚入学时那个小姑娘了，她成长成了一位年轻的摩登女人。 所有的照片中，她都用她那特有的让人惶恐不安的，甚至放荡不羁、嘲讽的复杂眼神直视着我们，包括她的自画像也一直出现着这种眼神。
1925的一次车祸彻底改变了弗里达的一生，一辆电车撞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在当时是非常新奇的交通工具，所以总是挤得满满的，而电车却比较空。车总是开得很快。弗里达回忆说：“两辆车相撞的时候我们弹了出去，一个扶手像剑一样刺入我的身体。有人看见我在不停地流血，我被抱起来放在台球桌上，后来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来将我送进医院”。弗里达的伤势很严重，医生以为很难救活她，她腰围处的脊柱断了3处，锁骨断了，还有第三和第四肋骨也断了，右腿有11处碎裂，右脚脱臼并被压坏，左肩脱位，盆骨3个地方破碎，那根铁条在腹部高度刺入体内，并从下腹部穿出，导致了她终生不能生育。医生像做集成照片那样一块一块地将碎片拼接起来，弗里达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个月，被石膏包裹着，整个人像是被置于一个石棺里。 她说：“我开始对苦难感到习以为常了”。从这次车祸起，痛苦和坚毅成了她生活的中心主题。 从医院回到家后，弗里达写给阿里亚斯的信中写道：“昨天9点他们给我做了第三次氯仿麻醉来放松胳膊上的腱，氯仿药性过后，我疼痛不止，一直从早上10点钟大叫到下午6点，他们给我注射了司眠脲，毫无效果，由于一直疼痛不止，他们给我注射了*卡因可**，这样才稍微好了一点，我恶心了一整天，后来还吐了。”
车祸之后三个月，弗里达恢复得很好了，甚至可以去墨西哥城了。由于昂贵的医疗费用，她没有再继续学业，而是去父亲的照相馆帮忙并且打一些零工。到此时，她与阿里亚斯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导火索是她和周边一些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让阿里亚斯斥责她“轻浮”。 在整个一生中，弗里达都尝试运用她的聪明、魅力和痛苦来牢牢控制那些她爱的人。 她用眼泪斑斑的信来试图挽回这个情人。1926年她画了以上这幅自画像送给她爱的阿里亚斯。画中的弗里达穿着一件酒红色的天鹅绒衣服，领子和袖口都是金边的；强调了她女人的一面；细长的脖子白皙而优美，右手伸出来好像希望什么人来牵住它；脸部的表情冷峻而矜持，在背景的承托下显得非常孤独。
自画像 1926年
从1925年起，弗里达的生活就演变成了一场对付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战斗。一生做过32次外科手术，大多数是在脊柱和右腿上，她一直活在死亡的阴影里不能自拔。 车祸后，弗里达学会了必须躺在床上，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躺在床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成为一名医生，所以开始学习绘画。母亲请木匠给她做了一个特殊的画架，以便她躺着也可以画画。一开始以自画像和为周围的人画肖像为主。
1927年，阿里亚斯离开墨西哥去了欧洲，也许是想从弗里达那强烈的占有欲下解放出来。这期间弗里达一直给在国外的阿里亚斯写信，直到他八个月后回到墨西哥。但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一个热衷于学校里的各种活动，而另一个则慢慢地沉浸在艺术之中。
在后来弗里达的画中，仅有两次出现了与这次车祸相关的内容，而且画得非常粗糙，也许她一直都无法面对当时的惨状，还有就是她穿着石膏胸衣的样子...... 这次车祸对于她而言是一次重大的灾难，然而正是这次灾难将她引领向了绘画，躺在床上的弗里达画她的生活，画她的思想状态，画她的爱情和残酷的现实。这世间有这样一种人，造物主让她承受非常人所能承受的深重苦难，是为了激发她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巨大能量，让她展现出暗藏在体内常人所没有的璀璨光芒，弗里达正是这样。
躺在床上作画的弗里达
2.结婚
1928年开始，弗里达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几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过一种活跃的生活了。虽然没有恢复学业，但想要继续绘画的她加入了预科学校的朋友们中间。通过一些朋友，她渐渐地认识了文化圈子包括诗人，作家，画家中的一些人，这个年轻的绘画新手深深地被文化圈子中人们的豪放不羁的生活所吸引。之后，弗里达在蒂娜·莫多蒂的介绍下加入了*产党共**，并结识了迪戈·里维拉。里维拉那时42岁，时墨西哥有名的壁画家。当时的人们这样形容里维拉：“他画起画来相当流畅，速度惊人，似乎被一股内在的力量所驱使，对他而言工作是一种嗜好，任何障碍都会激怒他，不管是政治因素还是疾病。有时他会不停地工作好几天，在脚手架上吃饭，甚至睡觉。” 他1887年生于瓜那朱厄托，他3岁就表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被认为是神童。1907年他前往西班牙呆了一年然后前往巴黎，一直到1921那年回到墨西哥，在法国留下了合法的俄籍妻子还有和另外一个俄国籍妻子生的私生女。他在巴黎有一大群朋友，都是各式各样的人物——毕加索和斯泰因，阿波利奈尔，狄亚齐列夫，等等。
回到墨西哥后，里维拉笔下的不朽的墨西哥印第安母亲就出现在了教育部的壁画里。他的创作是自然的表白，墨西哥本身，它的风土人情，它的仙人球和山丘就是里维拉艺术的“主题”，他用他的绘画表现出印第安人面对持续的压迫而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权利、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所进行的的勇敢的斗争。 1928年，里维拉和妻子的感情由于与其他女人的分流韵事而破裂。他非常丑陋，但他吸引女人却如同磁铁吸引铁屑那样容易且自然。实际上，部分魅力来自于他那巨大的怪异外表，更大一部分是他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可以说他是一个青蛙王子，富有幽默感、活力四射、魅力不凡的男人。 最后，他非常有名，这也是一个让女人们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所以与其说里维拉追求女人，倒不如说女人追求他。
新婚的弗里达和里维拉 1929年
弗里达与里维拉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蒂娜·莫多蒂家的聚会上，那个时候人们还醉心于乱开枪所带来的快感，当天里维拉对着留声机开了一枪，让弗里达莫名其妙地对他很是倾心，当然早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觉得里维拉非常特别。之后她带着自己的作品给里维拉看，问他的意见。当时里维拉对她的画表示了非常的肯定，弗里达非常崇拜里拉，他的肯定使刚开始画画的她充满了信心。这之后里维拉曾去过弗里达的家看过她其他的作品并且对她展开了追求。很快，弗里达就和年长她两岁的里维拉坠入爱河。她的年轻鲜活，她的率真可爱和小孩般的爱开玩笑和里维拉恰好趣味相投，两人渡过了非常欢乐的一段时光。 然而更让里维拉着迷的是弗里达那敏捷而非传统的头脑。她很容易厌烦，讨厌愚蠢和浪费时间，这许多地方和里维拉很相像，两个人都非常高兴能得到一个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伙伴。对于生活两人同样有着一种讥讽的，调笑的黑色幽默的态度，里维拉甚至抱怨过弗里达太过现实，完全没有幻想。
在和里维拉恋爱期间，弗里达以一种新的信心和态度在绘画，里维拉在艺术上对她仍然有着虽然不明显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是一种质和内在的影响，比如色彩的真实感觉和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里维拉对弗里达绘画的影响可以在1928年和1929年的画中看出来，比如《克里斯蒂娜·卡洛肖像》，仍然沿用了她的第一幅自画像的形式，坚硬的，稍带一点木质感的线条勾勒出边框，背景上一个风格化的小树与前景的大树形成对比，如此以一种朴实和基本的手法来界定空间。这个时期的画比她之后的作品尺寸上要稍大一些，而且对细节相对比之后的作品忽略了一些，好像她只是从里维拉的壁画中取用了某一些隐藏的特点然后将之放在画布的中心而已。虽然弗里达在画画之初就遇到了大师里维拉，她能一直将自己质朴原始的绘画风格延续下去，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也许里维拉也不愿意她摒弃自己的特色而成为他的影子，他也希望她能自由地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所以说比起作为丈夫的里维拉，作为艺术的指引者，里维拉还是相对合格的老师吧。至少他鼓励她做真实的自己，画真实的自己。
《克里斯蒂娜·卡洛肖像》1928年
1929年弗里达和里维拉决定结婚了。弗里达的家庭由于昂贵的医疗费用而入不敷出，父亲吉尔穆对于弗里达和里维拉的婚姻是表示赞同的，起码能保证女儿之后的康复治疗顺畅的进行下去，对于其他弊端也许被迫在眉睫的困境能迎刃而解所冲淡和忽略了。甚至在他们结婚后不久，里维拉帮助弗里达家还清了房子的*款贷**，使他们一家可以继续在原来的房子里生活下去。 可是，母亲马蒂尔德却对里维拉非常不满意，认为他们根本不相配，是大象与鸽子的结合， 一个42岁又胖又丑而且没有宗教信仰的老男人，着实让弗里达的母亲费尽心思想从中阻拦，但是最终还是失望而返。两人于1929年8月21日举行了婚礼。她的母亲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的父亲对里维拉说：“请不要忘记我女儿是个病人，而且终身难于康复；她很聪明，但不漂亮。请你考虑清楚，如果真想娶她的话，我就批准了。”
当天的婚礼很低调，以非常真诚而质朴的方式举办，倒是婚礼后几位密友为两位新人热烈地庆祝了一番。里维拉的第二任妻子卢普为了显示自己不在乎不请自来，装作很开心的样子，但到了庆祝活动的中间，她大步走向弗里达并揭开了她的长裙大声喊：“你们看到这两根棍子吗？ 里维拉现在用我的腿换成了这样的腿！”然后她颇为得意地走了。后来的回忆中弗里达从未提起婚礼当天卢普对她的当众*辱侮**。
就在他们结婚的同一个月，里维拉就任了卡洛斯学院的院长，这是他少年时就读过的一个艺术院校，他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权利体系。他设计了一套工读体系，是学院与其说是个学校倒不如说更像是工厂的车间，他认为学生应该将自己看成是学艺的工匠或技工。这样的设置被很多人说反对，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维拉就被解聘了。然而他的绘画创作是惊人的丰富，1929年底他完成了教育部的壁画，同时还完成了其他几个大的壁画项目，包括民族宫的史诗壁画系列。
而弗里达在婚后几个月并没有画画。为了能更好的支持丈夫的工作，因为之前他累得在脚手架上睡着并掉了下来摔伤，弗里达认为她在脚手架旁陪伴他是最好的选择。更有趣的是，弗里达还从里维拉前妻卢普那里学了如何照顾里维拉的饮食，卢普带着弗里达去市场买了很多锅碗瓢盆，然后教年轻的新娘如何烹饪里维拉喜欢的饭菜，作为回报弗里达为卢普画了肖像。 仿效墨西哥民间的风俗，弗里达做好的饭菜装在篮子里、放上鲜花，写上“我爱你”之类的句子。由此看来，在结婚之初，年轻的弗里达享受这种作为名人贤妻的角色。 为了画壁画更加方便，夫妇俩暂住在前往伦敦任职的大使在奎尔纳瓦卡用于度假的房子，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座美丽的小镇位于墨西哥郊区50英里的一个地平的山坡上，气候宜人，环境美丽，弗里达与里维拉正好可以在这里度过他们的蜜月。当里维拉工作的时候弗里达就在附近散步，随处是喷泉、夹竹桃和香蕉树。
里维拉夫妇的蜜月当然缺少常人的那种柔情蜜意。曾经拜访过他们的艺术家阿拉贡回忆他们那时的生活是缺少睡眠的马拉松式的冒险和长谈。里维拉很早起床去工作，而弗里达和客人就睡懒觉，悠闲的早餐过后，他们到周围闲逛。到了傍晚他们去接里维拉回家，他毫无疑问地要利用最后一丝光线继续工作，有时甚至利用一盏昏暗的油灯作画。工作了一整天的里维拉仍然会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晚上的各种活动中，在餐馆大喝龙舌兰酒后，里维拉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谈话，直到深夜弗里达会留下疲倦而入迷的客人和里维拉先行去睡。阿拉贡回忆道： “弗里达优雅、精力旺盛，而且极富才气，在接触的人当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里维拉和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道精神上的风景线，犹如阿纳瓦克山谷的波普卡特配特尔火山一样。”
在奎尔纳瓦卡的几个月里，弗里达也许是结婚以来第一次画画了。一副遗失了的印第安女人画像，还有第三幅自画像也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相比起第二幅自画像，画中的弗里达多了一分忧郁，而少了那种率直无畏的眼神，变化是细微的但却完全改变了脸部的表情，这就是绘画的绝妙之处。数年后，弗里达曾向朋友说起过发生在这两幅画之间的那段时间的故事：“怀孕三个月后，由于胎儿位置的原因，弗里达流产了。” 而且据说里维拉还曾在1930年和年轻的助手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事情，是弗里达在她与里维拉二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直到她离开人世。 弗里达曾经说过：“我一生中遭受了两次大的变故的折磨，其一是那次车祸，其二就是里维拉。”
婚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女在一起，若不是互相隐忍，那就是硝烟四起。弗里达和里维拉属于后者，因为两人都是聪明而又有着鲜明个性的人。有人说弗里达爱里维拉，甚至有些过度的爱他，又有人说她恨他，并一直想从他控制下逃脱出来。她一方面被他的活力和想象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又非常反感他无休止胡编乱造。毋庸置疑，他是一位不忠的伴侣。弗里达从一位贤妻转变成了母亲的角色，从一开始的生气绝望，到后来的放任自流，就像慈祥的母亲原谅孩子的顽劣一样。这样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存在于某一种解释之中，而是在所有的矛盾冲击中复杂、艰难却强韧的存在着，存在了很久。有人说弗里达就算是恨里维拉，这恨也是建立在她对他艺术的极度崇拜下的，所以她还是一直坚强地扭曲自己守候在里维拉身边，冷眼目睹着他和众多女人的艳遇，甚至是她的亲妹妹。 弗里达选择了这位艺术大师作为他的丈夫，选择了崇拜他的伴侣，这带给她丰富多彩的生活，其中既有甘甜的幸福也有忧郁的悲哀，两者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两位艺术家独特的婚姻和生活。有人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她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他，而他则将她当成一个小宝贝。”
弗里达和里维拉的住所其实是用一座天桥连通的两座独立的楼房，这不难看出两人独立而特殊的关系。里维拉鼓励弗里达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朋友，希望她独立自强，发展自己的绘画风格。而弗里达也试图自己谋生而不依附与里维拉。渐渐地，弗里达将自己变成了里维拉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她知道他的脆弱，明白他的需要，在适合的时候给予他安抚和帮助，在里维拉的传记中，他称弗里达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当然对于他而言，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艺术，所以弗里达经常感到孤独和无力的侵扰而无法改变现状，这也是车祸重创她的身体之外促使她*交滥**和使用麻醉品，大量饮酒的另外一个原因。
1932年，弗里达和里维拉在美国期间，她再一次失去了腹中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大。而弗里达也差点因为这次流产而送命，她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她一直在流血，在哭泣，因为自己再也不能怀孕感到绝望。她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孩子不能在子宫里长大，而要一次又一次的“崩解”。她大叫道：“还是死了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还要活下去。” 里维拉也经历了噩梦般的一段生活，他担心她得了脑膜炎，为了她的痛苦而困惑迷茫。她写给在墨西哥她的医生的信中写道：“除了忍受别无他法，我像猫一样有九条命。”
愁容满面的弗里达在美国
对于弗里达而言，服装是她向世人展示自我的一种手段，在与里维拉结婚后，她一直穿着特旺特佩克地下的女人所穿的服装，那里的女性因为她们的高贵、美丽、性感、勤劳、坚韧而闻名遐迩。衣服分为上衣和长裙，通常用紫色或者红色的丝绒制作，并镶有有白色的棉布花边，并佩戴长长的金链子或者金币项链。还有时候她会围上精心绣制的带流苏的西班牙丝巾，多层式裙子，穿在身上走起路来有着一种特别的摇曳多姿和优雅风情。
为了搭配各式各样特别的服装，弗里达会选择各种风格的发式，有些是典型的墨西哥地方特色的发型，有些是她自己创造的。有时候她梳得很紧，并编入鲜艳的毛线、蝴蝶结、梳子或者鲜花。她喜爱珠宝，会把各种各样的戒指戴满，好像开展览会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弗里达选择穿着特旺纳服装是出于她选择墨西哥主义同样的原因：即为了取悦里维拉——她生命中的王。一个女人能爱一个男人到如此地步，也不失是一种成功，毕竟她找到并且拥有了他，哪怕是部分拥有。
服装其实是一种社交形式，随着岁月的流逝，弗里达的衣着成了对付孤独的有力*器武**。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病得很重少有客人拜访之时，她还是要穿得像要出去过节一样。正如那些自画像证实其存在一样，对于这样一位常年萦绕病榻的残疾女性而言，服装也成了弗里达证明自己吸引力和存在感的不可或缺的依靠之一。她用它来掩盖自己的脆弱，悲哀，和那一双跛脚。可怜的弗里达！ 在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之时，丝带、鲜花、珠宝和和腰带就会更加鲜艳和精致。她就像一只美丽炫目的飞蛾，在它扑向死亡的火焰时，它的美更加动人无比。弗里达耀眼的服饰正宣称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挚爱，她对痛苦和死亡的蔑视。
美丽的弗里达
3. 死亡
1944年开始，弗里达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脊柱和脚上的病痛加剧。医生嘱咐她休息，并为她制作了一件钢制胸衣，不穿这件胸衣，她甚至坐立都变得困难。1945年的某个时候，弗里达又穿上了一件石膏胸衣，但脊柱和腿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穿了两天就脱去了。针对脊柱的检查和治疗导致了弗里达的脑压升高， 使她还经常头痛。弗里达在人面前常轻描淡写得说自己的病痛，甚至经常拿自己的身体情况开各种黑色玩笑，但实际上她受尽了折磨。其实她做的很多次手术是不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急病乱投医”想法所驱使的，病人总认为通过手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现状，其实在如此严重的车祸中生存下来的弗里达的情况，是一种质的创伤，后期的逐渐衰败的身体也不是通过手术能够逆转的。弗里达通过她的画，将自己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的创伤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只有这样的艺术家可以画出这样的画，毕竟她每分每秒都在经历着病痛的煎熬。
《毫无希望》1945年
在《毫无希望》这幅画中，弗里达将自己的病床置于火山熔岩的背景下。 大地的断层，火山喷发，她自己在哭泣，嘴里含着一个貌似漏斗的尖端，漏斗里拥挤着猪、鸡、脑子等等。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画面上，也许象征着弗里达在光明和黑暗中的奋力抗争。
1946年6月，弗里达在美国做了一次椎骨融合手术，术后她恢复得很好，又有了活力。但其实椎骨融合术并没能按照她想得那样永久性地减轻背部的疼痛。当然弗里达也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一直躺着休息以便骨头更好的生长。脊柱的疼痛再一次加剧了，还得了贫血症。后来没多久，弗里达又在英国进行了一次椎骨移植，那次手术非常疼痛难忍，只能靠大量的*啡吗**止痛，弗里达甚至由于药量过大而产生了幻觉。这也加深了后期她对麻醉剂的依赖。
画于1946年的《小鹿》表达了弗里达一次又一次的伤痛，迷茫和无力。通过将自己画成小鹿，弗里达表达了一切生物皆平等的情感。它也来自一首墨西哥民谣。
我是一头可怜的小鹿，生活在高山。
我胆小，不敢在白天下山喝水。
在夜晚，我悄悄地来到你的臂弯，我的爱。
《小鹿》1946年
到了1953年，经过了若干次手术的弗里达已经非常虚弱了，无法坐立，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举办了唯一一次在墨西哥的画展之后，她的右腿膝盖以下由于组织坏死被截去了，她为自己制作了红色靴子的假肢。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卡洛因病逝世。
总结
弗里达的画大部分都充满了痛苦、血泪、孤独甚至触目惊心的伤口。让看画的人不由得想更多地了解画家的内心，她对爱的渴望和失望，她的自恋和自卑，对生活的热爱和痛恨都通过这些颜色鲜艳的画作传达出来。一场车祸带给了弗里达无尽的伤痛，但是也许正是这种痛苦让她对人生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而她的画才能打动那么多人吧。让弗里达再做选择的话，她也许宁愿做一个普通的叛逆的幸福女子，而非在痛苦中煎熬的著名画家，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特，没有给弗里达选择的权力，她生来就是为了得到才华横溢丈夫的爱，生来就是为了那些或将不朽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