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中防染印花的记载繁杂,多以“缬”字为名,一些种类虽有提及但与今日的名称相差甚远,有一些后世未曾听说的缬名可以通过出土实物和具体工艺的对照进行猜测,这些名称主要出现于各类小说、诗歌、纪传以及文书中以此为参考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记载内容。
一、历史文献中的防染印花
1.工艺的记载,对防染印花的记载始于东汉,是对“缬”字的释义,其解释源自古人据衣物折叠处无法染色所产生的启示,此处的缬应该指的是绞缬,因为夹缬和灰缬隋唐时才有应用,且绞缬中的绑扎法也是将织物打结,打结处不上染颜色,这种防染手段同衣物折叠处不染色的原理类似。唐代的《一切经音义》中也有对缬字的解释。先用丝绳将织物束缚起来然后染色,将绳解开形成纹样,这样的工艺也是指绞缬。

《说文》、《一切经音义》和《韵会》都是解析汉字的书籍,因此从这些解释来看,缬字单指绞缬。对缬的工艺上更进一步的阐述来自北宋的《资治通鉴》。其中提到了“七色斑斓”,绞缬工艺,但从出土*物文**的观察中未发现配色如此丰富的绞缬实物,夹缬是四种防染印花中使用颜色最多的,可以推断这里的缬字已不单指绞缬,也许还代表了夹缬,时至元代,古人对防染印花的分类还是模糊不清的。
至宋代时,才开始有对防染印花工艺和起源的记述。
唐宝宗二年时吴皇后已着染成花鸟纹样的服装。初唐时已有夹缬,发明者是柳婕妤的妹妹赵氏,夹缬花版是由雕工雕刻而成花卉图案,从上供给皇后来看足以见得夹缬在宫廷内的流行和珍贵。宋代时夹缬在民间也十分盛行,开宝年初,坊间有位工匠能打装花,大家都称他为“李装花”。“能打装花缬”可能指的是夹缬,其他几种缬在制作工程中都没有打的动作,只有夹缬在雕刻花版时的动作可称之为打。

宋代《岭外代答》中记载过蜡缬的工艺,这种以木板夹布印花的方法为当时西南地区瑶族人民使用,被称为“瑶斑布”。从文中描述的花朵线条极细以及染蓝色来看,形成的纹样和颜色已与正仓院所藏的唐代蜡缬相去甚远。
灰缬的工艺可参见古人对药斑布的描述。从染青可看出当时的药斑布和现在的蓝白印花布已十分相似,就灰药的涂抹防染和染后去灰来说,其过程与灰缬的操作别无二致。“瑶斑布”与“药斑布”分别代表蜡缬与灰缬,名称可从侧面证实两者的相似性。
2.缬名的记载及夹缬的禁令,东晋时防染印花织物就已经应用于服饰中。《搜神后记》中讲述了鹿化作身穿紫缬襦美女的神话故事。搜神后记》是陶潜的志怪小说,讲述了东晋时期时期风土人情的民间故事。文中提及淮南,可见紫缬襦此时已在南方民间穿着,且紫缬襦的实物在同时期的墓葬中有发现,应用的是绞缬,图案为紫褐色地上的白色斑点,好似文中写的二鹿的花纹。墓葬中出土的衣物疏没有“紫缬襦”的记载,唯一可与实物对照的只有“紫绣襦”。

《搜神后记》所记之事为元嘉十四年和十六年(即437和439年),而衣物疏纪年为377年。除去记错的可能性,东晋早期人们对缬的概念还不明确,把“缬”称为“绣”。元代《碎金》中更有鹿胎缬的记载,此书中有9种缬名,除鹿胎缬外还有:檀缬、蜀缬、撮缬、锦缬、茧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和哲缬。在这9种缬名中,有5种指的都是绞缬(即鹿胎缬、撮缬、锦缬、茧儿缬和哲缬),可见古人对缬的认识还是以绞缬为主。
夹缬的名目在古代文献中也多有出现。《异闻录》中描写了为迎接客人而穿着鸳鸯缬裙衫的婢女。鸳鸯一般为对称纹样,且只有在夹缬中才有对称纹样的出现。夹缬还出现在诗词中。如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有一句:“带缬紫蒲萄,袴花红石竹。”吐鲁番TAM38墓就曾出土过一件白地葡萄纹夹缬罗残片,所以诗中的“带缬紫蒲萄”指的可能就是这件夹缬罗残片。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
此外,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很多唐代夹缬的记录,所使用的并不完全是夹缬二字,而是与夹缬字形相近或发音类似的文字,如:“甲蝶三丈五尺故破”、“缬缬壹条”、“续缬一疋”、“甲颉一段”等。

宋时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制造夹缬花版。也许是因夹缬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价格高昂,普通人难以承担,但花样新颖深得喜爱,使得平民们在超出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就算变卖家产也争相购买,易造成民间的奢靡风气,所以朝廷下令将缬作为*用军**。
清代徐松撰《宋会要辑稿》中记载了宋代有关夹缬流通禁令的刑法:民间私自打造的型版,凡是被发现则送至府上焚毁,若有人告发,可得赏金三千贯文。足以见得朝廷对夹缬管制的森严,只能应用于行军和卫士的服饰。《宋史·仪卫志一》中记录了宋代仪仗队黄麾半仗中士兵所穿的服装,有“宜男缬罗单衫”、“白狮子缬罗单衫”。从这两种服饰名称中图案的具象程度可推断为夹缬品,且罗织物在夹缬中也有应用。
3.古代日韩两地有关缬的记载,我国和日本的邦交自古以来就绵延不断。公元九世纪上半叶,一位叫圆仁的日本僧人随遣唐使到我国求法,留唐近十年,期间用中文撰写了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有记:“任判官施夹缬一疋,辛长史见来,便交裁做褐衫。”可见夹缬在唐代时可以作为服装用料,圆仁和尚用其做褐衫。褐衫是唐代时平民穿着的主要服饰,材质以绢和褐布为主,鲜有夹缬。

这段记载虽然是日本僧人撰写,但其描述的也是防染印花织物在我国内的使用情况。至于日本国内,有关缬的文字也可发现。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出的《养老律令·令第七·衣服令》就记录了宫廷内女子朝服的形制,级别在“六位以下,初位以上”的宫中女子需着“深浅绿纰带,绿缥缬纰裙。”缥意为青白色,绿缥缬就是青绿色的染缬。
《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缬名,即:“妇人衣青碧缬”。这种装扮是唐代妇女的流行式样,《养老律令》中的绿缥缬可能就是由遣唐使从我国传入的。《东大寺献物帐》和《法隆寺献物帐》中也多次出现染缬名称,如:“夹缬”、“腾缬”和“缬”,分别指的就是夹缬、腊缬和绞缬。一些使用防染印花织物的物品名称还可与传世实物相对应,如“古人鸟夾缬屏風四叠”和“苍室草木鹤屏風”等都可见得。
韩国古代也有缬的应用。可见在宋代时高丽已有缬的生产,花样灿烂绚丽,不输我国。现能参考的高丽制缬最早见于宋代,北宋时商人兴前往高丽经商,两国间贸易往来频繁,我国生产的五色缬绢在高丽十分流行。不只有我国的缬传入高丽,高丽在对宋朝上贡的贡品中也有缬,在《赐进奉回书》中有记录“红罗缬袋十个”和“绯罗缬袋十个”。因缬在我国生产极早,而高丽至宋代才在与我国的商品交流中日渐流行,所以韩国古代的缬推测应为我国传入。

二、汉唐时期防染印花织物的考古发现和收藏情况
汉唐时期的防染印花实物主要发现和收藏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墓葬和遗址以及日本正仓院。西北地区中的敦煌和日本正仓院的参考资料较为集中,以唐代为主;而西北其他地区的发现品多分散于各处,时间分布也从汉至唐不等。主要有:吐鲁番阿斯塔那、民丰尼雅、扎滚鲁克、阗屋于来克古城、营盘、山普拉、吐峪沟以及楼兰等。现按我国西北地区和日本正仓院两个区域进行藏品和考古发现的全面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以上两地的实物情况。
日本正仓院的防染印花收藏品
防染印花织物的传世品除敦煌外,还有一大部分收藏在日本的东大寺正仓院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中,且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也都来源于正仓院。
正仓院位于日本奈良市的东大寺内,始建于奈良时代。建筑为木质结构,分布分成南仓、北仓和中仓。756年圣武天皇过世,光明皇后将天皇生前的日常用品和收藏的宝物移交东大寺保管,东大寺将这批珍宝保存在正仓院中,有经我国传入日本的西域之物,还有我国传入日本的我国*物文**,更有奈良时代日本对我国*物文**的仿造物。这些宝物没有标明产自我国还是日本,都带有明显的唐代奢华的风格,对研究盛唐时期的文化极有参考价值。

正仓院中所藏的防染印花织物有三类,为绞缬、蜡缬和夹缬,未见灰缬藏品。据此可以认为,灰缬没有随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而传入日本,因历史上没有关于灰缬产生时间的记载,所以中日文化交流的时间可以为灰缬发展情况的推测提供参考。
日本从隋朝开始吸收我国的文化,自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曾先后十多次派遣唐使来大唐学习,所学内容事无巨细,包括法律制度、科学文化、甚至风俗习惯等。既然绞缬、夹缬和蜡缬在正仓院都有收藏,那么这三种防染印花技术都已传入日本,唯独灰缬技术没有传播,可以说灰缬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
正仓院中收藏了一百多件防染印花织物,其中绞缬有三十余件,蜡缬有四十件,夹缬有六十多件。绞缬使用的面料主要包括丝和麻,丝为绢和绫。目交纹是这批绞缬中最常用的图案,制作原理使用的是最简单的绑扎法,虽然看似简单,但若面料面积大,就需要扎出成百上千的小结,其繁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种七宝纹,类似四瓣花朵,花瓣狭长,花朵互相联结,此绞缬纹样只在正仓院中有见。这些绞缬的用途为垂饰、褥子里料、幡足、幡身、帷幔以及袄子和袍。蜡缬在日本被记为“腦缬”,正仓院的蜡缬传世品颜色有紫色、青色、茶色和红色等,花纹除简单的散点式花卉外更有结构复杂的大型纹样,可见隋唐时的蜡染技术已发展得相当成熟。
正仓院中的蜡缬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几件蜡缬屏风,如:象木蜡缬屏风和羊木蜡缬屏风,其长度长达163厘米,宽度为50厘米左右,颜色都是褐地白花,羊木蜡缬屏风上树叶被点成翠绿色,花纹精细,线条流畅,是古代蜡缬中难得的精品。此外,正仓院中的蜡缬还被用在服饰中,间裙、半臂、袄子和袴上都有发现,既有衣身整体的应用,又有仅作为领缘装饰的。和敦煌的收藏一样,夹缬在正仓院的收藏中也是最为丰富,都基本完好。
这里的夹缬颜色鲜艳,套色丰富,一件织物上最多可见五种颜色,且未见脱色现象。图案饱满,花型设计端庄华丽,风格特点和唐代的装饰纹样一致。在用途上,夹缬因其华美的装饰效果,应用的比绞缬和蜡缬更为广泛,有服饰、屏风、经幡、以及几褥等。

纵观正仓院的防染印花织物传世品,保存完整度、图案样式以及形制用途都比其他地区的收藏和考古实物保存更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三、防染印花发展历史沿革总结
通过以上对古代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的研究,可以总结出防染印花大致的发展历程。首先,在四种防染印花工艺中最早出现的是绞缬,虽然对于确切的发明时间和地点无法考证,但从最早的实物发现可知西汉时期绞缬工艺已经出现,并且技艺成熟。绞缬的制作工艺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从汉至唐代末期的所有绞缬织物来看,所表现的图案形式都限制在手工绑扎或缝制的简单几何形,带有随机性。
继绞缬之后发现的是蜡缬,早期的实物要属民丰尼雅的东汉人物蜡缬棉布,这件织物不仅在图案风格上与随后发现的蜡缬差距大,而且当时塔里木盆地不生产棉花,由此为丝绸之路传入的中亚产物,不能代表我国当时的蜡缬技术成就。只能说,这种手绘蜡防染的工艺是国内蜡缬出现的转折点。汉代之后,人们掌握了蜡缬的制作技巧,将其与汉代的凸版印花相结合,发明了点蜡法。在图案形式上,早期的蜡缬更多的还是对绞缬的模仿。

有关灰缬的产生时间在现在的研究中没有确切的定论,作者认为其出现应该是在蜡缬之后,图案形式和工艺操作和蜡缬相似,是唐代中原地区人们对蜡缬的代替品。
最后出现的防染印花工艺应该是夹缬,据史料记载是盛唐时柳婕妤的妹妹赵氏发明了用木板雕花制成夹版防染。夹缬的出现打破了绞缬和蜡缬在颜色上花地两色的限制,其复杂的套色和鲜艳的配色甚至比织锦更吸引人,在图案上夹缬也更趋近于唐代的整体风格,少了绞缬和蜡缬手工防染的质朴,多了雕版图案的规整和华丽。
此外,夹缬也随着遣唐使和港口对外贸易分别传入日本和韩国。虽然凭现有能力无法找到韩国是否有夹缬的收藏,但通过古代文献可知宋代时夹缬在高丽已有应用。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夹缬继承了唐代的雍容华贵,在雕版的大小和图案的细节上甚至超过了唐代,而且正仓院的蜡缬也比国内所见的更为精美,其所藏屏风上的蜡缬在构图上已不是散点式,而是类似于绘画在整幅布面上呈单个图案。

宋代时,国势已大不如前,象征着唐代奢华风格的夹缬也被下令禁止在民间私自制作。自此之后,夹缬丧失了在我国古代印染中的地位,明清时期虽也有一些夹缬传世品,却无法与唐代相比。直到后来机器印花的出现,手工印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能在少数民族和乡村找寻踪迹,如浙江的蓝夹缬,在夹版防染的工艺上可以看到夹缬的影子,但其颜色已简化成蓝白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