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4日，一代名将萧克上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在经*党**中央审核的“萧克同志生平”中，有这么一段话：“1954年11月，萧克同志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同志遭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职务。”的确，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是萧克上将的重要军职。这一军职给他带来过荣耀，也给他带来过厄运。而今，这一段历史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
一、训练总监部的成立与有影响的工作
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1955年4月，以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一起，形成八总部的领导体制。在编制序列上，训练总监部仅次于总参谋部，地位极其重要。中央军委任命*伯承刘**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而且身体不好，便由*剑英叶**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副部长有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训练总监部下设6个二级部，部长都是由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萧克任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彭绍辉任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军外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此外，还有体育训练局、战斗训练物质保障局等部门。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练总监部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据萧克回忆：“领导力量加强了，又充实了很多有军事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前送到军事学院培训的十几名干部，这时也回来了。工作范围（主要是*队军**，还包括地方人民武装）更加扩大，面展得更开了。由于*剑英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便于与各军区和各军、兵种协调，对组织合同演习等事情，比过去更顺利了。”
在训练总监部，萧克除了继续主管（陆军）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总监部常务工作，协助*剑英叶**代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谈起*剑英叶**对训练总监部工作的指导，萧克极其钦佩：
“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器武**条件下*队军**行动特点和*队军**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上述方针，训练总监部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训练总监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名团以上干部来参观学习，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现场观演。
◆1955年，*剑英叶**给参加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的军以上干部讲话。
1955年9月，人民*队军**第一次评授军衔，训练总监部一时间拥有两位开国元帅（部长*伯承刘**、代部长*剑英叶**）、六位开国上将（副部长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一时间将星璀璨，“是八总部里声势最浩大的”。
1955年11月，由*剑英叶**元帅亲自担任总导演，训练总监部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万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的在使用原子、化学*器武**条件下抗登陆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指挥员和*队军**。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少奇刘**、周恩来、*德朱**、*云陈**、*小平邓**等都到了现场。1956年，全军都加强了在使用原子、化学*器武**条件下，*队军**行动特点的训练，从而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
通过上述演习、训练，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年底，由于*剑英叶**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萧克来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二、在联系实际学习毛*东泽**著作、检查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时，训练总监部内部争论出现了
萧克接手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了。
早在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对*党**中央、毛*东泽**震动很大，中央开始反思向苏联学习过程中有无教条主义倾向。同年6月，*党**中央为纪念建*党**35周年，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号召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等毛*东泽**著作，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观主义（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党**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萧克回忆说，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器武**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队军**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上将，就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在回忆录里，他回顾说：“训练总监部开办了读书班，通过学习这五个文件，不少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军的训练工作中，有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大家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国情不同之处，苏联*队军**和中国*队军**成长过程之中有不同的传统，两国*队军**的装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全套照搬苏军的制度，不能照抄照用苏军的理论。我通过学习和思考，觉得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可取的，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很好地强调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因此，我们不宜偏重追究责任，而应该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当时，我提出几点意见和部里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
张宗逊的“几点意见”，其中之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1956年3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重申了我军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体内容包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等等。……战略方针决定训练方针，对原子*器武**的防护（包括攻防作战）教育，无疑是对的，对高、中级干部进行一些使用原子*器武**条件下的攻防作战训练也是需要的；但应该考虑到，要使我们的*队军**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器武**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这不是苏联会不会给我们几枚原*弹子**的问题，而是还须具备其他许多条件。如部队机械化，制空权，通畅的运输线，足够的经常不断的*药弹**和装备的补充，这些都不能只决定于外援。因此，我主张按“敌有我无”为背景进行战术训练，“敌有我无”训练好了，到“敌有我有”时，问题比较好解决。
由张宗逊的“几点意见”之一看来，他对*剑英叶**主持制定的“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的训练方针，是有“意见”的。直到晚年，张宗逊还感慨：“这些认识的变化，在我来说有个学习渐进的过程，开始提‘不走样地学’等口号，没有强调有选择地学，对训练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照搬照套，对于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我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教训的。”事实上，张宗逊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萧克回忆：“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使我们的*队军**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器武**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子*器武**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们的原*弹子**在哪里？！’没有原*弹子**，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器武**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
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论调相继传出
1956年9月，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张宗逊回忆：“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联系实际时，也出现了争论，集中表现在战役系学习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学习战役法之后，认为我军装备还较落后，如果打起仗来，必须以劣势对优势，还得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打法。大家还认为讲战例不能只讲苏德战争的十次打击，还应该讲我们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战役教学中做出适当的改革措施。”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军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在此情况下，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直接主管部门*长首**，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决定到南京调研。
◆*伯承刘**元帅（右）在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
1956年11月，张宗逊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张宗逊回忆：“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形式摘要登在《解放军报》上。”
工作组的报告，引起了中央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的重视。1957年2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寄去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长首**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萧克对报告表达了不同意见：“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四、训练总监部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批张宗逊激起千层浪
1958年春天，训练总监部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双反”决定，开展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萧克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训练总监部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1200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
这时，张宗逊已调到总参谋部担任专职副总参谋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萧克等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张宗逊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据张宗逊回忆：“于是我又奉命重回离别了三个月的训总听取批判，当时，我在组织上、行政上已同训总无任何关系，既无权参与会议的领导，也无法获得会外的任何信息，只能只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发言者的帽子不断升级，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到‘反苏’、‘*派右**’等等。被点名批判的还有孙毅、彭施鲁（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长时他们曾任副部长和处长）等几个同志。”几十年后萧克将军也坦言：“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1959年2月18日，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在南京军事学院典礼上发表讲话。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治部派了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就在这时，萧克接到了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央成都会议提出召开的。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东泽**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不过，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五、林彪主动介入，使中央军委“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
从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
最后，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萧克和李达的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一年后的1959年8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有的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说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时候，林彪已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不过，林的这番话却无意中还了彭德怀的清白：“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表明彭无意借此机会整人；林“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这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只是奉命行事。
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东泽**的指示：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范围扩大到师。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东泽**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萧克语）
6月23日、29日，毛*东泽**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当时，南京军事学院在讲战役打击时，把苏联卫国战争中反击德国的“十大打击”作为基本教材，所以毛*东泽**才有此不满。“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党反**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剑英叶**、*伯承刘**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伯承刘**，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萧克回忆）
斗争愈演愈烈，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党反**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随即，中央军委撤销了萧克、李达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
直到1959年5月14日，*党**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党反**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六、反“教条主义”使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历史最终证明：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58年12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其所属各部、局合编为军事训练、院校管理、军事出版三个部，分别由李作鹏、郭天民、孙毅任部长，划归总参谋部建制，分工由张宗逊主管。几十年后，作为这次事件主要人物的张宗逊上将，感慨地说：“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萧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后来撤销训总，编为三个部归我主管，由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细，不少同志心情不够舒畅，成为后来特别是‘*革文**’中折腾的原因之一。”
在这场运动中，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党反**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队军**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因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转业处理。此举“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恶果。”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被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1980年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小平邓**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向前徐**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10月16日，在*伯承刘**元帅追悼会上，当时的*共中**中央总书记*耀邦胡**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队军**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萧克等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至此，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了有公论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意义的。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