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8年迁西县委老干部局主编《金色记忆》
撰稿：顾树东。曾任迁西县联社主任多年
编校：赵印国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背篓女赵海芹（中）和她的同事们踏雪行进于崎岖山路
2006年新春佳节，正当全家老幼欢度之际，我收到了迁西县文化馆原馆长葛彬寄来的一张照片。这张老照片，记录着20世纪七十年代初老背篓女赵海芹和大学毕业后重返潵河桥供销社的年轻背篓女傅艳玲等，在崎岖的山路上踏雪送货的情景。看着照片，高兴之余，不禁勾起了我对建国初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供销社人艰苦创业的回忆。
背篓精神——合作社的胎记
潵河桥这个小山镇，东连喜峰口，北有潘家口、龙井关，是潵河与滦河的汇合处。传说原名“潵河店”，只有几户张姓人家。清朝乾隆皇帝来此狩猎，看到此地是通往关外的要道，又是滦河水路上通承德、下至滦州的必经码头，于是下旨把集镇从汉儿庄迁到了潵河桥，从此商贾云集。最繁华时期有坐商150多家，码头停舶货船120多条，有名的酿酒烧锅5大家。但后来，由于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实行“三光”政策，这个集镇日渐萧条，乃至破烂不堪。日本投降后，这个山镇成为*产党共**八路军的解放区，重新恢复了生机。
1947年土改后，贫民团把斗地主富豪尚未分掉的财产折卖，筹集了资金，成立了保管合作社。
1948年，由于国民*党**顽军对解放区扫荡，派大批飞机轰炸解放区集镇，闹得民不聊生，白天无人赶集上店，只是夜里点着油灯，以物易物进行交换。因此，许多村自办的合作社相继倒闭。1949年初，区委书记赵志华发动各村群众入股，在潵河桥最有名的杂货店德顺隆原址，组建了第四区供销联合社。记得父亲背了30斤小米去入股，领回一本印有大红五角星的社员证。从这以后，妈妈常常带我拿社员证去合作社领棉花纺成线，交给合作社换回米吃。我也常拿社员购货证去合作社买火柴、食盐等日用的东西。入了社享受优惠价，年终按股分红。由此，合作社这个组织名称，在人们的心目中印得越来越深。
潵河桥供销社人背货篓，爬大山，全心全意为农民社员服务的精神，在办社初期就已显示出来。1953年9月，我当了西城峪小学的代课教师。任教的第三天是个星期天，太阳刚钻出南山头，我信步走到操场上，正专心致志地观赏塞上风光，忽听村里一阵吵吵嚷嚷，随之传来喇叭的广播声：“供销社送货来啦！”霎时，小小山村沸腾了。我走进村中一看，是潵河桥供销社李占瑞股长和三个年轻人，一个人推着独轮车，一个人挑着货担，俩人背着货篓，起大早从30华里外的一个镇上爬山涉水而来，正汗流浃背地忙着摆摊呢！一会儿，村干部端来了开水，村民们拿来了板凳、门扇，帮着搭好了案子。不到中午，他们带来的食盐、碱面、煤油、火柴等日用品就卖光了，同时收购了十几麻袋的药材、蘑菇、皮张等。四个人带不动，又叫村干部雇了两个驴驮子。当时，山区交通不便，距离集镇较远的人家都住在沟沟岔岔的山里。农民多么需要供销合作社登门购销服务啊！
老背篓深山探宝
在潵河桥境内，有三座有名的大山：皇太子山、窟窿山和三十二窠塄山，均方圆几十里，海拔六七百米以上。这些深山老林蕴藏着许多宝贵资源，只因山大林深，交通困难，长期未能开发利用。
1956年，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源丰号（原冀东贸易公司分支）工作多年的张绍庭任潵河桥供销社*党**支部书记，抗日时期曾任西水峪村武委会主任的张贺勤任主任。人们称他们是“老背篓”。宽城县亮甲台供销社主任郑连玉“四探都山，组织百宝下山”的事迹，使二位领导深受启发。理事会上，他们提出了组织一支10人探山队伍，勘查三座大山的想法，得到了理事们的一致赞同。1957年7月，由书记、主任领队，带着枪支、*药弹**、钢叉、货篓，装上所用的斧、锯、镰、镐等工具，背上干粮、水壶，冒着酷暑，踏上了探山的*途征**。
七天的深山探宝，行程500多里，寻觅到梨花豹的踪影和狼、狐、狍子等多种野兽，收集样品、标本120多种。除大量可间伐采集的木柄材、荆、横、槐、桑条和几十种野生药材外，还发现了野生猴头蘑菇、人参、灵芝、弥猴桃等珍品。一周的奔波，十人虽然脸瘦了一圈，个个带伤，两脚起泡，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看到采集来的丰硕成果，还是个个笑容满面。老背篓们把这些样品经过加工整理，又组织十几名推销员，身背样品奔向大城市，踏上了推销山货的*途征**。他们走遍了京、津、唐的大厂矿和土产日杂店，签订了销售合同。于是，一场组织群众上山采宝的活动打响了。通过采集山货土产，山里的农民增加了收入，采购站货品堆积如山，车拉船载，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城市。从此，留下了“填不满的唐山窑，拉不败的潵河桥”的美传。
接着，他们又去行唐县学回“十大培育”、“十大加工”、“十大开采”的经验，具体谋划了供销社扶植农民从吃山、养山到治山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他们首先深入到三十二窠塄山下最贫困的桃园村，建起了“五大培育”（羊、牛、猪、鸡、兔）和“八大培育”（栗子、核桃、安梨、红果、大枣、大叶桑、荆条、紫穗槐）的基地，为繁荣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门路。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秋收过后，北风渐渐南下，吹得满山的松柏更翠，吹得遍野的栗叶更红。在这丰收之后，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供销社从唐山请来评剧团，一华里长的大街搭上席棚，一年一度的秋季物资交流会开始了。评剧团由著名演员高艳敏、范金亭等演唱《小女婿》、《杨三姐告状》等剧目。山里许多人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好戏，奔走相告，场场暴满。货棚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日用百货和生产生活用品，购买者人潮如流。收购站更是挤满了人，有的赶着猪、牛、羊，有的推着干鲜果品，有的背着皮货、药材，忙得售货员、收购员中午顾不上换班吃饭。这时，一位身材高大、脸膛黝黑的老大爷背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大帆布兜子，走完这摊儿到那摊儿，给吃不上饭的营业员递红薯：“先吃点，垫垫肚子，下午还会更忙！”他，就是下洪寨村的社员代表安良。5天的物资交流会，他天天从家里背一兜子红薯在各摊上转，一来用红薯给营业员充饥，二来观风瞭哨，怕售货员忙时顾不过来，有人偷拿合作社商品。初期，供销社就是这样靠农民入股和支持，才日益发展壮大的。
两个背篓女
一个“背篓女”叫赵海芹。
1958年，潵河桥供销社从农村招收了一批新职工。来自喜峰口城里村的满族姑娘赵海芹，刚满18岁，高小毕业，被分配在棉百门市部当售货员。
她，高大匀称的身条，俊俏的脸膛，未开口说话，先露出自然的笑容。她的出现给棉百门市部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男女老幼来门市部，都愿找她买东西。用老百姓的话说：“从海芹手里买东西，觉得心里顺当！”
在潵河桥一带，流传着赵海芹的许多故事。有人说，赵海芹会给小孩和孤寡老人治病。其实，她并不懂医道，就是把一颗热心扑在社员的身上，用周到的服务温暖着千百人。她下乡到白塔寨，见一个小女孩头上生疮，不能上学，心急如焚，便从医药门市部买了疮膏，亲手给小女孩洗头上药，不出几天，小女孩头上的疮就好了。张大娘的儿媳离婚走了，抛下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娃娃，黑天白日地哭闹。当时物资紧缺，她找到社领导，专批了两袋奶粉和两袋栗子粉送上家门。五保户张大娘患眼疾。她听老中医说用菊花、金银花治疗有效，就到养花户讨换到这两种药，熬成药水，叫大娘连服带洗。一个月后，张大娘的眼疾真根治了。
赵海芹常背篓下乡去的几个村庄，猪、鸡不闹瘟病，果树不生虫子。其实她时刻留心各村的果树、作物生长和每家每户家畜家禽饲养情况，心里装着一本帐，把防治做在前头。一次，她下乡到大洪峪，听乡亲们说岭南几个村闹鸡瘟，便连夜骑自行车往返160华里，从遵化县城买回一千多袋鸡瘟散，回来后挨门挨户送药，还帮助家里没主要人手的给鸡灌药。她两天走了六个村，3000多只鸡保住了。山里的大娘、大嫂都说：“海芹保住了咱的心尖子！”
赵海芹*过包**的贫困村，村村生金长银。在我国经济困难的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赵海芹三下贫困队，帮助群众开展副业生产。1964年，她又包了全片最贫困的滦阳乡杨家河沿村。这个村只有43户，一无山场，二少土地（每人不足三分河滩薄地）。历史上，村民靠拉船摆渡为生。赵海芹通过召开支部会、群众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寻找生活出路，决定先从解决群众购粮吃饭入手，组织劳力到20里外的皇太子山采集药材。她带着50多名男女社员，经过一天跋涉，傍晚个个满载而归。十几天下来，纯收入5，000多元。不仅买粮钱不愁了，还带动了其他农副业的起步。
以赵海芹为典型和原型，著名记者张振生、崔秉写出了长篇通讯《赵海芹巧搭金银桥》，女作家于雁军写出了报告文学《山花》，先后在《河北日报》和《河北文学》发表，还有人将她的事迹改编成大鼓书到处传唱。从此，赵海芹的“背篓”事迹传遍了河北大地。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位“背篓女”被提拔到唐山地区任财办副主任、省供销社副主任。
另一个“背篓女”叫傅艳玲。
“*革文**”开始后，潵河桥供销社被划为刘邓路线的黑典型。*党**支部书记张绍庭被*倒打**，老主任张贺勤被调离。
1970年，社里来了一个工作队。
一天傍晚，工作队在滦河边的小树林里召开秘密会议。工作队的指导员说：“赵海芹出身贵族，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尽管她做了一些工作，深受群众爱戴，但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
头一个举手发言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她叫傅艳玲。说她是小姑娘，因她个头矮，长得又很清瘦，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
“我有不同看法。难道满族人都是贵族吗？那为什么土改时给赵海芹家划定贫农，分住了地主的房屋？毛主席不是讲过重在表现吗？看人的本质不看表现看什么？难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群众爱戴，有罪吗？”
一连串的问号，问得这位指导员哑口无言。不久，那位指导员被调走。从此，傅艳玲紧跟赵海芹，与她一同站柜台，学本领，一同背篓下乡，到山里千家万户送方便、送温暖。因此，傅艳玲的名字，作为潵河桥供销社的第三代“背篓人”，在山村群众中迅速传开。
1972年，由于傅艳玲业绩突出，为进一步培育这棵幼苗，供销社推荐她上了大学。在河北师范学院攻读的三年时间里，她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潵河桥供销社和山里勤劳朴实的农民。每放寒暑假，家不回，亲不访，总是回来和赵海芹一起背篓下乡，看望山里的群众。
1975年，傅艳玲攻读三年文科毕业了。人事部门根据她的学业，安排她到某专科学校任教，她没同意。管人事的知道她是专员一级干部的女儿，让她自挑一个岗位。她诚恳地说：“我是山里人推荐上的大学，我唯一的选择是回潵河桥供销社继续背货篓，为山里人服务！”
大学毕业，城市不站，舒适的工作不干，又回到潵河桥供销社——傅艳玲的事迹一时被传为佳话。她背起赵海芹用过的货篓，踏着赵海芹的脚步，运用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在“背篓路上”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1976年7月下旬，唐山地区财贸系统经验交流会在秦皇岛市召开，傅艳玲作为先进个人代表参加了大会。因大会有现场参观的内容，会议安排28日下午在丰润县结论，傅艳玲抓这个空隙，27日晚住在了唐山家里，与远在外地当兵的弟弟团聚。极不幸的是，28日清晨唐山发生了世界罕见的大地震，这颗刚刚升起的“背篓新星”陨落了。
噩耗传来，潵河桥供销社全体职工沉浸在一片悲哀中，山里老的少的男男女女，个个哭得像个泪人，纷纷跑到供销社吊唁这位早逝的姑娘。
人们怎能忘：那年春节前，大雪封山，人们无法赶集上店，是傅艳玲和老背篓李文章，把油、盐、酱、醋、茶送到山村的家家户户。
人们怎能忘：位于三十二窠塄山半山腰的大沟村，因贫困落后，30多户人家多是*亲近**结婚，傻子呆子占去一成，是艳玲帮助这村开办了小学，开发了编织副业，走上了脱贫之路。
潵河桥一村五保户卢长凤老大爷，大伏天，披着一件棉袄，拿着一捆烧纸来到十字路口，边烧纸边哭悼着：“艳玲啊，你回来看看吧，大爷穿上你做的棉袄啦……”
傅艳玲死后一年多，潵河桥供销社接到许多来信，有的写着艳玲没有死，在××地还遇上她，有的写着昨夜梦见艳玲来我们村送货，还给我带来一本怎样饲养好家畜家禽的书。
她，永久地活在山里人心中。正如她遗留下的一篇日记中所述：巍峨的大山给了我志向，清澈的滦河水润我柔肠。货篓使我连着万家的心，我要一辈子扎根在山村。
帮农致富
1974年，吴胜春同志来到潵河桥供销社任书记兼主任。他的到来像春风一样，把“*革文**”时期所残留的东西全部吹光。他的想法是：要发扬光大“背篓精神”，就要全心全意搞好服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由穷变富，不能让合作社眼皮底下的老百姓受穷！他多次跑到县里疏通，把原来的老书记张绍庭又调回来当了主任。
老背篓回来了，新背篓又涌现了一大批。大伙人心齐，主意多，干劲足。于是，在原来职工包队“定人、定村、定时、定线路”下乡购销服务的基础上，又谋划出了"五帮十服务"新举措。
“五帮”是：为扶植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帮规划当参谋、帮管理建制度、帮原材料购进、帮资金借贷、帮产品收购推销。
“十服务”是：提供技术、信息、咨询、加工、租赁、运输、储藏、修配、兑换、信托服务。
潵河桥镇上的一、二、三村，经过“*革文**”的几年折腾，“穷得冒了烟”。有的生产队劳动日值才一角七分钱，国家发给了购粮证，竟因缺钱买不起。新老背篓们一齐行动，四处奔波，寻找副业项目。从丰南县调来了一批加工出口猪鬃的下角料——猪毛瓤子，帮助三村搞起了纺猪毛绳加工副业；从乐亭县请来师傅办起了扎竹扫帚、大笤帚、打麻绳等多项加工业；还把妇女组织起来，开办了服装、帽子加工厂。从大山里和关外，组织收购了一大批牛筋子、苦榴子等山木，扶植二村办起了以生产象棋、木柄把为主的木具加工；利用供销社收购的废旧物资，帮助一村办起了以铁器产品为主的加工项目。使小集镇实现了人人有活干，天天有收入，农民逐步富裕起来。
三村户户纺起猪毛绳，不到一个月，即产出二万多条。为了把这些产品及时推销出去，不压在农民手里，供销社推销员张会臣骑着自行车，驮着猪毛绳样品，踏着积雪，半个月时间走了辽宁、承德地区的200多个山区供销社，行程3，000里，不但把现存的猪毛绳全部找到买主，还签订了50多份常年定货合同。二村办木器加工厂，缺电机，又是他六下唐山，购回了7台各种型号的电机，保证了木器厂按时开工生产。
汗水润珍珠
迁西以盛产“京东板栗”闻名于世，出口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占全省的二分之一。其中，潵河桥地区产量就占全县的三分之一。这里是含金、铁的片麻岩土质，日照和降雨量适宜，白天与夜间温差明显，所以结出的栗子个头均匀，甜糯可口，被国内外称作“东方珍珠”，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
正当供销社的新老背篓人为各村发展板栗生产东奔西忙的时刻，曾任县社财务科、办公室主任的李作九同志调任潵河桥工委书记。他独具慧眼，来到供销社和大家讲：“潵河桥发展板栗得天独厚，国际国内市场销路好，又是供销社的主营业务，一定要下大力气把农村的板栗生产扶植好。”
李书记在下乡调查中发现，盛产板栗“四大峪”之一的杨家峪村，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幼树栽培，把山开挖成象梯田似的水平沟，使土不下山，水不出圈；水平沟外沿栽上紫穗槐，沟沿里头植栗树，幼树期还种植红小豆，可以说果、粮、条、肥四得利。他认定了这是山区致富的一条路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围山转。
在工委的大力倡导下，各乡各村齐动员，一场大挖围山转的战役打响了。供销社这个坚强后勤紧跟不舍。每个分社都配备了一名林果技术员，专门负责发展板栗生产的技术服务。供销社副业股有三名水平较高的技术员，常年蹲点在扶植基地村。供销社还拿出千斤板栗，在各网点利用大院的闲散土地，培育了大量树苗，廉价供给各村队。
汉儿庄乡张庄子村，两架山上栽植的栗树连成片。正值盛果期，村民们盼望着能浇上水，实现稳产高产。供销社果树技术员李明新经过多次勘察，提出从山后引潵河水上山。供销社一次拿出5万元扶植金，帮着这村买来抽水设备，架设管道，然后埋“滴灌”到每棵树下。
距离供销社7里远的滦阳乡小寨村，一百几十户人家，人均不足一亩地，可山场面积广阔，不下万亩。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管严寒酷暑，一年四季挖山不止。供销社的新老背篓们，也利用早晚时间，带着干粮上山，手抡锹镐，与群众并肩战斗。并按村子的计划提前把工具、*药炸**、树种、树苗送上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小寨人硬是将万亩荒山挖成了像天梯似的围山转，栽上了100万株栗子树，被中央林业部门列为首都周围绿化工程之一。
为了使围山转新栽的栗树提高成活率，提早结果效益，果树技术员李明新在这村一住就是二年，亲手传授嫁接、剪枝技术，亲自上山指导幼树越冬管理。
潵河桥地区大搞围山转的经验，推广到全县、全省、全国，被中央列为山区综合治理的典范。这里的板栗产量由20世纪六十年代的1，000多吨，增加到3，000多吨。山变绿了，农民富裕了，群众都说，这10万亩的层层围山转，都留下了供销人的足迹；这新栽的千万株栗子树，都洒下了“背篓人”的汗水。
公仆背篓
潵河桥供销社的“背篓”之所以能长背不懈，之所以能久久发光，不能不提到一批领导干部的热情扶持和言传身教。他们那种深入基层，心怀群众的公仆形象，给潵河桥山里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深入潵河桥供销社指导工作最多的县级干部，是分管财贸的副县长周士凤。他高高的个子，白里透红的皮肤，方脸阔鼻上戴着深度的近视镜，说话轻声轻语，看上去很像一位学士。1961年6月恢复迁西县建制不久，他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潵河桥供销社。次日刚用毕早饭，就与张绍庭书记一起深入山村搞调查研究。4天时间走访了16个村，有深山里的西水峪，盛产板栗的"四大峪"，最后来到人多地少的喜峰口边镇。当时，群众吃不饱肚子，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周副县长走到哪里，总是与群众吃住在一起，白天查实情，晚上找村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
一次，住在三台山村老社员代表谢君偿家。谢君偿怕县长吃不饱，夜里饿，从家里拿来一大把风干栗子。周副县长用手帕把栗子包起来，装进帆布兜里。起初，我还以为他舍不得吃，带回家给孩子吃呢。第二天回到供销社，他掏出那大把栗子，叫我用报纸包好，给住在供销社西院的单身汉吴正清（乳名马拴）送去。原来，周县长早晨在大街上散步时曾遇见他，他双腿肿得老粗，胀得明亮，拄着拐棍行走。周县长说：“人们常说一粒米可度三关。这把栗子让他用水煮煮吃，说不定浮肿就退了。”当时，我的双眼湿润了，多么好的县长啊，他心里时刻装着百姓。
经过9天的调查，周县长在供销社领导班子会上提出：把小集镇上的“能工巧匠”组织起来，发展小商品生产，一为农民增加收入，二为市场提供货源。要组建贸易货栈，开展“议购议销”自营业务（计划经济之外），与大城市商业联姻，搞活商品流通。
一度沉闷萧条的山镇沸腾了。集镇上的能工巧匠从供销社取来原料，办起了烘炉、木杈、木梳、编织、竹器加工等20多个作坊，断档几年的竹耙子、烟袋锅、头网罩、皮腰带等等小商品上市了。
在周副县长的协调下，贸易货栈与唐山开滦矿消费合作社联了姻，从唐山运来500多米胶管子，100多个旧轮胎，上千件旧工作服，还有瓷器、水泥、铅丝、铁钉等，换购农民完成派购、定购余下来的板栗、核桃、松蘑等农副产品。城乡合作社的联姻，解决了两头的急需。人们说，是周县长给咱搭上了这座工农联盟的桥。
唐山地区分管财贸的副专员曹子栋，是一位解放前就从事地下经济工作的“老供销”。20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盛夏，他坐着一辆吉普车，一大早就从唐山跑200多华里，来到潵河桥供销社，正赶上赵海芹等4人推着货车背着货篓要下乡。他下车后，抢下个货篓就要和我们一起去下乡购销。支部书记张绍庭觉得他起大早赶来，又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天儿又热，他又胖，劝他休息一下，明天再一起下乡，可就是拉不住。
这一天，按“四定”，下乡点是15里外的安家峪。这村共有120多户人家，居住在森林茂密的七沟八岔。去这个村，山不算高，需翻一座岭；路不算险，得趟一道河。曹副专员刚爬上山岭，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大伙不忍心再让他背货篓了，可他说啥也不干。后来，海芹交给他一个修理农机具用的小工具箱，换下背篓。拿到这个工具箱，曹副专员就不撒手了。
翻过头道岭，来到蔺家沟。购销活动一开始，曹副专员就到收购摊上帮忙，用手掏收购旧鞋里又脏又臭的泥土，用工具箱里的钳子和改锥起旧鞋上的钉子，并不时念叨：“这旧鞋是造纸原料，别小看这钉子。弄不好会损害工厂里的大机器！”
来到小北沟，曹副专员又和赵海芹一起串户登门服务。当串完了这山村的家家户户，太阳已经搭山了。
因为收购了几麻袋废旧物资，回来背的、担的、车上装的，比去时还重。爬到岭上，个个大汗淋淋，湿透了衣裳。在岭上休息时，曹副专员给大家讲：“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不丰富，我们供销社人要千方百计为农民服好务，尽量满足社员的需求。”
曹副专员亲自背篓的行动，激励着潵河桥供销社百名职工。从这以后，赵海芹身背铁锅送到山里漏锅的家门，王升久修水车三下深井，李文章抬着大缸送往小官庄。
在曹副专员的启动下，地区供销社主任韩景贵及科长级干部纷纷来到这里背篓体验生活，使潵河桥供销社为社员服务的“背篓精神”得到大发扬。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来潵河桥供销社调查的臧晓珍，人们都管他叫“臧局长”。他五旬开外，中上等身材，浓眉大眼，黑脸膛，操着不浓的南方口音。时值1961年严冬，一场雪后，山川素裹。他在周士凤副县长的陪同下，白天踏着积雪找农民、找社员代表、找供销社老职工座谈，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东西；与职工一起排着队，端着碗筷，到食堂买饭；与职工一起背篓、挑担下乡搞购销。很快与职工打成一片。至今，在潵河桥供销社的老职工中，还记着臧局长爱吃鱼头的事。那年，保定白洋淀来了十几个人，带着船和鱼鹰到滦河捕鱼，采购站收购了滦河鲤鱼2，000多斤。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食堂炖了一大锅七八两一条的鲤鱼。臧局长买了两条，提出用鱼身子跟职工换鱼头。门市部的几个女售货员围拢来，要把鱼头夹给臧局长。这时，伙房老师傅薛振祥盛了一勺子鱼头放进了臧局长碗里。臧局长就着玉米饼子吃了一大碗鱼头，随手补交了一元钱饭票。薛师傅不肯收，臧局长风趣地说：“老师傅，你拿勺把子是有权，可不能叫我犯多吃多占的错误呀！”薛师傅翘起大拇指：“从心眼里佩服！”
臧局长与职工、农民一起生活了几十天，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组的名义，写出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一个受社员热爱的供销社——迁西县潵河桥供销合作社调查》。初稿完毕，他找来副县长周士凤、工委书记金云亭、供销社理事会成员和部分社员代表，逐段核实。
就这样，他带着这份调查，登上班车回京了。这份调查，*先念李**副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时隔不久，《人民日报》一位姓王的副总编，带着二名记者来到潵河桥供销社，写出了《买卖做得活跃》、《民主勤俭和讲求经济核算》等三篇调查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从此，潵河桥供销社的经验在全国传播开来。
尾 声
在撰写这篇文稿时，我一直在思考：“背篓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供销社还要不要“背篓精神”。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认识到合作社不是社会主义产物，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为防止资本市场的高利盘剥，自愿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群众组织。现在，国际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占有相当地位。
我想，“背篓精神”的实质就是坚持供销社的办社宗旨，全心全意为“三农”服务，真正办成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我想，在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竞争十分激烈的当今，供销社应利用在集镇上的优越地理位置及相关基础设施，组建大型超市；在百户以上的大村，组建生产、生活资料小型超市。
由县里组建配送中心，统一价格，统一规格质量，让农民买上放心的农药、化肥、种子，放心的食品和质优价廉的家用电器、日用工业品。
在村子里设农副产品推销的经济人，依靠龙头企业和信息指导，让农民手里的农副产品卖个好价钱。从而，使今天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村村通水泥路的山区，再现没有背篓的“背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