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与艺术－－冯澄如画稿研究》，冯澄如绘，陈智萌编，邹嘉惠译

*物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收到这部书后，我首先注意到外盒与内书的统一，以我的经验，这种寄书方式大多是由出版社直接掷下，细看快递单，只能隐约看到公司名称，并无寄件人姓名，于是拍照后在朋友圈问之，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古籍部的陈智萌女史予以认领，她说近日忙于拍卖预展，是请朋友帮着寄出的该书，而我立即翻到扉页，这才看到她的题赠之语。

保利拍卖公司开拍古籍较晚，后来的发展却是有声有色，孟楠先生主持古籍部的时候，请陈智萌做助手，我每次到保利看书时，都是陈智萌帮我调书提书，故我一直感念她的耐心以及她所提供的帮助。但我并未想到，她还会编出如此漂亮的一部书。该书一函两册，上册主要是介绍文字，下册全部是植物图案，两册书用一个很厚的环衬合二为一，环衬的口上标着尺度，上面印着“1896”和“1968”，初不明何意，翻看书中内文，方了解到这是冯澄如先生的生卒年。

两册书封面均用的是硬卡纸，书脊则为流行的裸脊装。对于这种装帧，可谓见仁见智。两年前在诸暨开会时，陈子善与周晨先生为裸脊装的问题争论了起来，陈先生说裸脊装无法印制书名，只能靠环衬来表现，然而在图书馆插架过程中，环衬通常很快就不见了，于是这部书就变得很难让人找到。周晨先生则提到，裸脊装可以让书页完全的展开，在翻阅时有着更好的舒适度。看来任何事有其利也必有其弊，想来陈先生所言应是不少人的心声。然而*物文**出版社所出版的这部书，却突破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此书同样是裸脊装，但是书脊上却以喷绘的形式印上了书名，这样既解决了环衬容易丢失的问题，又能完美展现书的内页。而这两册书在书口设计上也别具心思：三边喷绿，同时以白色线描的草叶来显现图案，令人惊艳。

说来惭愧，我以往对冯澄如完全不了解。而当我在朋友圈询问谁是雷峰时，薛冰先生在微信中提醒我这是一部好书，但该书如何之好，我却不明就里。直到翻阅本书之后，方让我得知，冯澄如在自然科学界有着何等大的声誉。冯澄如晚年就是住在南京，而薛冰先生对南京历史十分稔熟，想来这正是他夸赞本书的原因吧。

该书的制作下了不小的工夫，书前有三位名家写了寄语，三位相关人士写了序言，另外还有作者前言和译者前言，真可谓披挂极满。关于冯澄如先生的简况，冯澄如之子冯钟骥在寄语中写道：

我的父亲是冯澄如，我小的时候就住在文津街3号静生生物调查所旁边。静生是当时北平城内为数不多的一个科研单位，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基金会出资办理的，宁静且政治色彩淡薄。父亲沉浸于工作时，我加入了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党**员。战乱中的日子，我们间接保护了静生、动员胡先骕先生留存大陆，并用我父亲印刷植物绘画的设备印刷了深得人心的“约法八章”。这些已成为我记忆中的激情岁月。

这段话中未曾提及冯澄如在学术上的贡献，而北大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在序言中谈到了冯先生绘制了《金鱼外型的变异》《树木图说》《中国植物图谱》等，刘华杰同时强调，冯先生的绘画不止是为了自然科学：“他们不仅仅是科学绘画，也是博物绘画，后者生命力更强，受众更广。”

冯澄如先生为什么会从事这项工作呢？他的外孙女海若在序中写道：

冯澄如自幼跟随三哥冯邵如一同习画，他们还有一位同时习画的发小，就是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的徐悲鸿。徐悲鸿童年时的家在宜兴屺亭桥，冯氏兄弟的家虽在十多里外的扶风桥夏芳村，但由于上一辈中的姻亲关系，他们自小在习画上就有来往。

原来冯澄如跟徐悲鸿先生从小就在一起，而我从胡先骕先生的孙女胡晓江教授所写的序言中得知，冯澄如跟徐悲鸿还是亲戚，想来他们相互间会有影响。海若在序中写道：

从1922年绘制生物教学挂图起到1927年开始绘制大开本的《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著），冯澄如从一个美术教师逐渐走上了生物科学画家的职业生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开创性的。

后来，冯澄如在南京找到胡先骕，他们一同前往北京去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而冯澄如在京期间，常到故宫去欣赏历史名画，他尤其对宋代院画感兴趣，为此他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一种极细的小毛笔，而这种毛笔在后来的中国生物科学绘图工具中，就命名为“冯氏小毛笔”。

除了绘画之外，冯澄如对于印刷方式也有所革新。海若在序言中写道：“由于当时印刷技术所限，石印出来的图经常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为了臻于完美，冯澄如甚至用铅笔一页一页地在印好的画上打出阴影，显现高亮。这样一做，就是上百幅。”

然而在本书的正文中，陈智萌引用了冯澄如的长子冯钟元对这种印刷技术改革的描绘：

《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册，是用绘图铜笔绘的、锌版印刷。由于制作费用高，而且印刷技术差，效果不好。因此，家父多次参观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结交了该厂技工田金山（山东德州人），共同研究了石印的人工制版法，后又研制了毛石制版法和石印彩色套印法。印刷的制版法都是将图绘在石印用的药纸上，之后落于光石或毛石之上。1938年，我与家父还共同研究了直接在毛石绘图的制版法，将石印彩*图色**的制版方法又改进了一步。我们的石印制版技术完全是靠个人艺术水平和手工操作法完成的，西洋人则是向照相制版方面发展。

这段记述也是重要的印刷史史料，且是以往的人们未曾留意者。为了让人们了解这种技术的特性，陈智萌在书中所列《冯澄如的艺术贡献》一章中，其中一条谈论的就是改进工艺，在这一节内，陈智萌介绍了西方石印技术的发明及其演变过程，这是颇为有价值的普及性介绍。为了能够让读者充分认识冯澄如的历史贡献，本书从何为博物学讲起，而后提到了博物学的历史名人，接着讲到博物绘画的价值，最终提及冯澄如画稿的考证。

从陈智萌所撰后记中了解到，她是偶然间发现了这批画稿，而后为此展开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她更加了解到了冯澄如的重要价值，为此她走访了多位名家，最终编出了这部书，她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到：

立本的立意是主张以科学为基础，以艺术的角度去看待冯澄如的绘画及至所有博物绘画。因为一幅成功的博物绘画是始于探索，基于科学，成于艺术。这也代表了该领域人才的素养与精神，是能够给予我们鼓舞与启发的根源。

关于如何来欣赏这样的专业图，陈智萌在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而人类共同的“艺术财富”体现着这种共通的价值观。美直观可见，又格外的交融、共享。这就像我们虽是东方人，但仍然着迷于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李霖灿老师曾说，关于艺术最核心的追求一定是超越乎地域、时间之上的。博物绘画就是这样的艺术，它让我们都能够直观感受到那些植物与生命的鲜活之美、自然之美，这种无论中西而共同被人类视为“美”的核心属性是博物绘画复兴的本质性原因。

对于冯澄如的绘画成就，序中又称：

冯澄如以深厚的国画和西画功底进入静生生物调查所，担任研究员兼任绘图员。他不仅了解植物分类学的相关知识，并且对植物的生命本质有着一般画家更加透彻的理解。在工作中，他观察过数量庞大的植物物种，并能够分辨其中细微的差别。

为了让人们了解博物学，陈智萌在书中系统的介绍了这门古老的学问，同时讲到了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博物学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之一就是《动物志》，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对植物学更感兴趣，所以他被植物学家尊称为“植物学之父”。之后陈智萌又从文艺复兴讲起，一路讲到了十九世纪博物学著作的高峰期，之后又提到了亚历山大·冯·洪堡乃是植物地理学创始人之一，而进化论的发明人查尔斯·达尔文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的进化论冲击了当时流行的上帝创造论，而陈智萌在文中也提到了多位对中国植物学有影响的外国人。

关于冯澄如供职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通过陈智萌的介绍，让我了解到原来该所的名称乃是为了纪念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廉（字静生），因为该所就是在范源廉的故宅上建立的，该所设有植物部和动物部，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后来继任所长，而冯澄如当时担任植物部研究员兼绘图员，为此他绘制了大量的植物图。

然而这位对中国植物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其晚年却过得颇为凄凉。海若在序中写道：“晚年的冯澄如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清苦，子女寄来的生活费仅够吃饭。那几年的初冬或早春，在南京的五台山百步坡上，人们常能看见这位白发盈首的老者拄着根拐杖，穿一身打着补丁的旧棉袍子踽踽独行。”

这样的一位重要人物，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怎不令人感慨，而陈智萌却能下这么大工夫，拂去遮盖在历史上的尘埃，将冯澄如展示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为植物学所做出的贡献。陈智萌作出这样的工作，怎能不令人赞叹呢。

《草叶手帖》，沈继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曹凌志先生所赠，曹先生告诉我说，该书刚刚获得了2019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然而翻阅这册近似方形的裸脊装，我却看不出它有着如何特殊的美，也许这就是专家之眼与俗人之眼的区别吧。

就我的感觉而言，这是一本专拍树叶的摄影集，而其拍摄手法颇有些特别，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植物都被压扁、风干，而后裱贴在一张硬卡纸上，在拍照时有着刻意的用光，从另一侧打过来，以便让这些压扁的枝叶重新呈现出立体效果。

作者沈继光为每一幅照片配上了或长或短的文字，比如第212张所配文字则为“布衣的相互激赏”，这显然是抒情散文笔法。而第138图，我感觉这应当是一朵野菊，作者将其称为“豁然开朗”，他为此文配了四段文字，第一段为：

孜孜学艺的漫长孤寂，竟也有过“豁然开朗”。那真切的感觉，像是拔地而起望到了阔野云天，连雀儿也在最高处张着翅膀，叫着喊着。你可看到画面右上角，天边外的那只雀儿了吗？

一路翻阅下来，让我对作者的动机充满了好奇，沈继光在《后记》中对该书有着详细交待，原来这件事还要从1992年讲起。作者说，他通过阅读《北京：城与人》而结识了赵园先生，经过赵园的引见，作者又得以认识《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先生，后来祝先生又陪时任《山东画报》总编辑刘瑞琳老师前往其书斋一坐，而刘老师正是在此看到了沈继光积攒整理的草叶小稿，刘老师对此稿颇感兴趣，于是带走了一些图样文字，然而后来因故此事搁置了下来。

后来刘瑞琳又请其在京的朋友张冠生关照作者的艺术创作，张先生为此写了采访文章。再后来刘瑞琳来京担任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负责人，为此她给沈继光出版了《乡愁北京》《物语三千》等书，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刘瑞琳一直惦记着《草叶》书稿，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不断充实打磨该书稿，之后有了两百余幅作品和三万余字的图注。

2015年，曹凌志看到此稿后，准备将其出版，而曹先生又对书稿提出了更多的建议，于是作者将此推倒重来，用了半年时间重新拍摄照片，终于得以完成该书。

对于该书的价值，书后有作者的朋友大忏所写《观后》，大忏说他看到此书时的第一感觉，乃是借题发挥：

发哲理于情趣，发激情于忘我，发典雅于古朴，发文化于平实，发升华于无语，发怪诞于机智，发鹤发于童心，发哀思于长忆，发温柔于干枯，发粗犷于细腻，发洒脱于严谨，发审美于独到……

作者究竟想表达怎样的心境呢？细读书中之文，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树，没有尽头；路，没有尽头；人在路上，不知所终地奔突。这个画面，品味中国古人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早行人，夜行人，不眠人，成为形象，激励自己。

也许这些草叶就是作者的人生体悟吧，只是他的表达过于曲折婉转。这正如我看不出该书美在哪里一样，也许作者的深意就包含在这些干枯的草叶之中。

《沈从文诗集》，沈从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曹凌志先生所赠。他告诉我，该书的装帧设计乃是出自中国“最美的书”特邀评委陆智昌先生，本书的编选者张新颖教授则曾为文津奖得主，他写过一部《沈从文的后半生》，也许是这个原因，广西师大理想国又约张新颖选编此诗集。曹先生同时告诉我，这是“沈从文诗集单行本首次面世”。

张新颖在《前言》中首先提到理想国的朋友约他编此诗集之事，开始他以为此事并不难，但动起手来，却感觉到不知如何取舍。他挑选一番，感觉不合适，几次推倒重来，到最后竟然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然而某天，不知受什么启发，他顿然间豁然开朗，随即定下了两个原则：一是新诗全收，以求全为方针；二是古体诗要精选，以精为目的。而后就有了此书之成。

张新颖写道，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在写作之初就试尝过多种文体，他创作过戏曲、小说、散文和诗歌，1931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时，就选了七首沈从文的作品，所以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与新诗的关系，是创作者，也是批评家，还是助推的编辑。”张新颖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乃是因沈从文在大学教书时，就把新诗研究带进了课堂，为此他写出了新诗论，而沈从文在三十年代主编《大公报·文艺》时，就扶持新诗的探讨和实践，四十年代后期，沈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该刊同样推动新诗的发表。

基于这样的原则，张新颖将沈从文的诗作分为了六辑，前五辑均为新诗，仅第六辑为古体诗。但是翻阅沈从文所作新诗，我总是觉得自己找不到感觉。张新颖在《前言》中称此诗集的第一辑，全集原名《筸人谣曲》，此集还有沈从文搜集整理并加以阐释的《筸人谣曲》和《筸人谣曲选》两篇，但张在编辑时删去了这两篇，并将此改名为《镇筸的歌》，而其中有一首是《卖油菜的苗姑娘》：

发了气的老妳，

口上骂“悖时底，悖时底，悖时底……”

老妳你莫骂；

告你莫骂就莫骂！

“悖时莫悖我，老妳嫁送我！”

老妳是年青人，

不做声就走了。

其他各首也是我读不懂的诗句，也许沈从文是的用湘西话在写诗。本辑中还有沈从文用湘西镇筸土音试释的《伐檀章今译》，其所译第一段为：

托托托托砍得檀，

放到大河河坝前，

河水清清水泡圆。

灰不䄨，种不撒，

哪那捡得这禾线三百把？

山不赶，围不下，

为什么看你家屋上狐狸挂？

你们是老爷，

吃斋可不来！

《诗经》中的《伐檀》乃是我中学课本中必背之篇，其原文第一段为：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经过沈从文用土音意译，我感觉完全没有了古诗的美感，看来翻译古诗确实要付出代价。然而沈从文的诗作中，也有介乎新诗与格律诗之间的作品，比如他写的《云曲》，第一段为：

觑天上之白云，

身飘飞乎晴空：

此刹那之生存，

又倏然其无踪。

得微雨以烘托，

成美丽之长虹，

或来轻烟雾蔽，

卧于山麓林末。

看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整齐的美感，也许那个时代的人，觉得新诗更加能够充分地表达情感。例如他所写《悔》的第一段：

生着气样匆匆的走了，

这是我的过错吧。

旗杆上的旗帜，为风激动；

飏于天空，那是风的过错。

只请你原谅这风并不是有意！

这样的作品虽然缺乏蕴藉，却能直白地吐露心曲。一年前我曾到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参加活动，在主办方的安排下，我们集体参加了沈从文故居，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小文，主要谈论的是他的书法成就，其中引用过他的组诗《文字书法发展》，这首诗乃是本辑所选最长的一首。沈从文以五言长律的方式，从结绳纪事、仓颉造字讲起，把中国书法源流梳理了一番，其中谈到了甲骨文、金文等各种书体，可见他对书法源流是何等之稔熟。然而这样的内容读起来更像是在读书法史，完全不像他写新诗那样自由奔放，他的这*长首**诗，也让我想到了后人对翁方纲考据诗作的评价之语。

如何解读沈从文在诗作方面的大跨度探讨呢？也许将这些诗汇为一编，让读者仁智互见，正是张新颖选编此诗集的用意所在吧。

《牡丹亭》，（明）汤显祖著

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影印明万历间七峰草堂藏板本

2019年10月12日至14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了五周年院庆系列活动，此书为该活动的赠品之一。该书线装一函两册，以玉扣纸印刷，书前有《影印说明》，首先讲到了该书的版本，只是仅称此书为“明万历间刻本”，并未提及序后影印的书牌子上有“七峰草堂藏板” 字样。

《说明》中简述了作者汤显祖在传奇创作方面的成就，除了讲到这部《牡丹亭还魂记》外，也提及了“临川四梦”的其它三部，在介绍杜丽娘与柳梦梅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时，引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说明》认为，这段话乃是《牡丹亭》的故事主线，也表达了汤显祖对至美爱情的向往和颂赞。《前言》尤其强调书内所收的40幅插图，称这些图：“刻画精美，人物表达灵运，线条完整，可谓明代版画中的精品之作”，同时也谈到了此书迭经翻刻，而翻刻之图均不如此书之传神。

该书所刻字体颇具明万历风格，然而书内的插图却很是眼熟。细想之下，此前我见到的乃是乾隆冰丝馆翻刻本，而冰丝馆所翻极具名气，其线条之柔美细腻，远在此本之上。也许复旦所藏的该书底本并非是该书的初印本，故线条略显膨胀之态，但保护研究院能将其影印出版，让爱书人又多了一件把玩之物，并且可与其他翻刻本相比勘，可谓功莫大焉。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录》，复旦大学图书馆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是院庆五周年所得赠书之第二部，扉页上印着“衷心感谢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系列活动的支持”。本书《前言》首先提到了该馆建馆之初就收到了捐赠的古籍：“复旦大学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即留意收藏古籍。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校董’聂云台先生捐赠《四部丛刊》开始，至一九三六年底，馆藏古籍已近四万册。其中已包含若干善本”。

对于这样的捐赠及其所藏善本的数量，《前言》中有如下简述：

至一九五○年初，因高校合并之机，接收同济、震旦、沪江、暨南诸大学图书馆藏书，汇集合肥李氏“望云草堂”、乌程庞氏“百柜楼”、闽侯陈氏“泽存书库”、无锡丁氏“丁氏文库”等家藏书之精华。其后，又从金山高氏“吹万楼”、南浔刘氏“嘉业堂”、上元宗氏“癖泉书室”、苏州王氏“栩栩盦”，收得《诗经》、明清文集、钱币等专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本校中文系主任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教授等学人藏书，也因缘陆续入馆。九十年代以后，本馆又从北京中国书店及苏州、杭州、上海等处古籍书店，补充缺藏古籍千余种。迄于今日，馆藏线装古籍已逾四十万册，其中善本七千余种（六万余册），内有宋元明刻本一千余种，抄本、稿本近二千种，清刻孤本、稀见本、精本、批校本三千余种。

在活动期间，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老师作了主旨发言，他的所讲回溯了私家藏书对于公共藏书的贡献，正是这些私人藏书家的所为，构成了今日复旦馆丰富的馆藏，而对于该馆馆藏数量的排名，《前言》中写道：“据目前最能反映全国古籍善本收藏情况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本馆古籍有两千四百余种收入其中，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数量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

有着如此之多的善本，显然这本不算厚的图录无法全部涵盖，因此本书只是选择了馆藏善本中的98种，而编排仍然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从该图录中，我看到了明谢肇淛小草斋钞本《沈下贤文集》。寒斋亦藏有小草斋钞本，此次馆庆时，恰好带去参加展览，杨光辉馆长看到后，立即调出了复旦馆所藏该书的影印本进行比较，而两者之间的字迹极其相像。

该图录所选书影绝大多数是历代刻本，钞本较少，批校本也仅选择了几部。就我所知，王欣夫先生的旧藏大多藏在复旦馆，然他的所藏主要是稿钞校本，盼望着复旦大学能够出版一本王欣夫旧藏善本图录，想来能受到爱书人的欢迎。

《2018复旦：木版水印版画艺术展作品集》，倪建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是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赠书之一种，书前有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所作《序言》，序中提到了中国木刻年画的成就：“木刻版画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来历和显著地位，其发展过程中熔铸了中国古代科技（造纸、印刷术等）和民间习俗（纸马年画、通俗插图等）的文化内涵，尤其在人物画的创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此序还讲到了这样的细节：“复旦有幸，2018年春天，正式接受了当年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行员韩伦中校家属捐赠的一批延安版画原件，这批作品成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现代版画的第一批藏品。”复旦图书馆竟然还有这样独特的收藏，也许这正是该馆重视版本之处。

本图录中收录了几十位作者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现代版画风格，不但运用了新的技法，同时在构图方面也与古人有较大的差异，石涛曾言“笔墨当随时代”，这些版画作品也许正是完美的诠释了石涛的所论吧。

我在这本作品集中还看到了倪建明先生的作品，而倪建明先生是当今著名的版画家，此前我看到过不少他创作的藏书票，更为有幸的是，我曾得到过他特意为我刻制的藏书票，此事的源起乃是我给保护研究院捐赠了一批书籍，呈杨玉良院长美意，为此举办了捐赠仪式，而在仪式过程中，主持人突然宣布由倪建民向我赠送纪念藏书票。这个环节让我大感意外，而倪先生告诉我说，这是他跟院里特意商量的环节，为了给我以惊喜，所以他们作了严格的保密，此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都能感受到倪先生的友情。

《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韩晗著

九州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韩晗先生所赠。我与他在微信上交往数年，却一直未曾谋面，他所发微信向来观点鲜明，遣词用句亦极具个性，故每读其文，不用看作者名字，就知道是韩先生所发。

然而他的这部专著却是典型的学术体。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樊星先生所写序言得知，此书乃是韩晗先生的博士论文，樊星教授乃是韩晗的博士生导师，当然其所作序最能概括本书之观点。韩晗在此书的《后记》中称，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十六本书，韩先生出生于1985年，是典型的八零后，居然已经如此之高产，令人敬佩。

韩先生《后记》中同时说本书是他最难忘的一本，如果有人问他，其所写哪本书最为满意，他认为难以回答，但若问哪本书付出心力最多，他说当然是这一本，因为本书乃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脱胎换骨，前后修订19次，历时七年之久，方成就了这本书。其治学态度之严谨，也令我感佩。

也许是因为该书由论文改编而成，故主体框架依然是论文体，全书分为六章，前面有《引论》，《引论》部分首先要按照规范讲述研究意义，而后解释核心概念，这当然首先要讲述何为早期抗日：

“抗战前期”的所指“十四年抗战”中的前七年，即本著标题“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中的“早期”。历史地看，“抗战”是一个历时十四年的时间段，这里所说的“抗战前期”实际上是指“全面抗战”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

韩晗在《引论》中也提到，关于“抗战前期”一词，在当今学界有着多重定义，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抗战前期”应当是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2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应当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直到“卢芦沟桥事变”爆发。但是近年提出的“十四年抗战”说法，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的主战场等史学观点，对于这一时期有了新的认定。这也就是韩晗将“早期抗战”的时间定为1931年至1938年的原因所在。而后他在《引论》部分又对左翼、人道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官方、民族主义以及文学期刊分别作了相应的界定。

本书的第一章为《概述》。第二章以早期抗战期刊《絜茜》为例来讲述“*三党第**”文学期刊的文化品行。第三章讲述“左翼”文学期刊《夜莺》。第四章谈论的则为官办文学期刊的文化策略，本章乃是以《越风》为例。第五章为人道主义文学期刊的文化产场，主要讲述《呐喊（烽火）》周刊。第六章为结语，结语之后还有尾声，这一部分谈论的是1938年后的状况。

阅读这本专著，确实要打起精神，因为其所谈的内容非我所熟悉者，但阅读本书也使我增加了许多新知识，比如该书对《絜茜》的研究。韩晗首先说，这个刊物颇为传奇，而所谓的“传奇”，一是《絜茜》在研究界曝光率低，但是它却在广大青年学子中知名度很高，为此他首先引用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该刊的评价：

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艺”的口号，并由宣传部出钱，在南京办起中国文艺社，刊行《文艺月刊》；在上海则有《民国日报》的文艺周刊与《觉悟》副刊，以及《絜茜》月刊，公开宣言*倒打**“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

韩晗注意到，作为全国各大高校中文系重点教材或必读书目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无论其1987年版、1998年版还是2004年版，对于《絜茜》一刊的评论，未作一字修改，故而“由此可知，《絜茜》这一刊物的定性，虽经历数十年，但任未被‘翻案’。”

然而韩晗在文中引用了万鸿年所撰《我帮任锐办北辰中学》一文，我将其转载的文字截取其中一段如下：

一九三二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杨允鸿先生陪同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同志突然来到我的住处。杨系上海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在上海和另一个成员丁丁又名丁夜莺的创办了一个文艺月刊《絜茜》，经季方同志介绍和北平行动委员会成员万斯年（我的兄长）相识，以后在北平成立了“絜茜”分社，并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飞瀑》，出版几期就停刊了。

接下来韩晗谈到了英国现代历史学先驱柏林·布鲁克的观点：“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佐证的前提下，当后人的纸质史书与当时亲历者的口述史发生冲突时，口述史有着可信任的优待权。”因此韩晗认为，上述引用的这段史料，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接着他说到：

该文的撰文者万鸿年，当时是大众书店的编辑，后来担任过农工*党**北京市宣武区工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文中所提到的季方后来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孙炳文与任锐的女儿则是话剧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妻子、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而杨允鸿却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犯，有过被当局拘押的经历，属于当时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需要说明的是，万鸿年所提到的另一位主编“丁丁”并非名为“丁夜莺”者（笔者按：疑为“夏莺”之口误），而是另一位作家丁嘉树的笔名。

经过这样的论述，韩晗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从这段话来看，《絜茜》月刊属于“进步”的刊物，甚至还有农工*党**成员杨允鸿作为“操控”者协办，其幕后“总导演”乃是被称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季方。既然如此，这份刊物缘何还会受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否定？

在此疑问之后，韩晗又提到，他能提供一些史料，让这个问题看似更难理解：

该刊的创始人之一张资平是被毛*东泽**斥责为“汉奸文人”的典型，甚至有些大陆学者还用了战争化的语言称“《絜茜》等杂志自此以后配合着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了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

但是：

事实上，这份刊物却刊载了不少关于工农群众疾苦生活的稿子，且在约稿函中还声称“尤其是以工农劳苦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当尽先刊载。”－－但作为左翼理论家的唐弢又对其提出了批判：“这就是所谓的‘絜茜派’，编辑了《絜茜》月刊，反对普罗文艺。”

接下来韩晗用一个节来论述《絜茜》月刊的创刊人及核心编者张资平。他首先讲到张资平变节投敌后，被曾经的好友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揭发之事，继而毛*东泽**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张资平的点名批判，这使得张资平文化汉奸之名远播海内外，为此他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追究，而与之有交情的胡适、陈立夫等拒绝为之说情，故张资平以汉奸罪身陷囹圄，1949年之后他仍然因汉奸罪被投入监狱，最后死于狱中。

关于投敌前的张资平，韩晗认为，其创作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922年作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的他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至1930年他完成小说《天孙之女》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张资平是一位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言情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梅岭之春》《糜烂》与《青春》等作品风靡当时的少男少妇女，堪称中国“青春文学”之鼻祖，由于是留日学生，其文风又多受谷崎润一郎、厨川白村等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影响，颓废而又哀艳，其作品一时一版再版，遂在上海文坛暴得大名、陡然致富，甚至还购置了别墅作为专门的创作室。

关于张资平早年的政治观点，韩晗在文中写道：

1930年，张资平在邓演达的推荐下加入了“*三党第**”（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别名，次年邓演达遭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杀暗**），这是“第二个张资平”创作生命的开始，其中期代表作《天孙之女》一改以前的哀艳风情，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笔触，用日式唯美主义辛辣地讽刺了日本*队军**的暴虐、偏狭、淫乱与愚蠢，兽性大发时甚至连自己将军的女儿都不放过，此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堪称国内抗日文学之滥觞，面对日本人的横蛮，张资平痛心疾首地说：“最痛心地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地不讲道理。”

《天孙之女》出版后，三年内再版五次，同时被译介到日本，为此引起了一些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日媒把张资平的照片登出来，其意图乃是号召在华日本人前往寻仇，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资平不敢在上海日租界活动，他担心自己被*杀暗**，但是他依然撰写有着强烈*日反**倾向的小说，为此遭到了驻日使馆情报部及海军陆战队的书面及口头警告。

抗战军兴时，张资平同样有民族气节，他跟竺可桢、李四光等人一同奔赴广西，在大学任教，但因为不擅为人处世之道，遭到了广西大学的解聘。张资平不得已，从广西前往越南，而后又从越南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时期，他遭到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恐吓和利诱，为此他一路陷下去，最终走入了汉奸行列。

既然如此，关于《絜茜》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呢？韩晗在文中谈到了茅盾认为《絜茜》“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何为社会民主*党**，韩晗在文中作了相应的解释，同时谈到了该*党**与第二国际的关系。但韩晗认为：“中国始终未成立过一个以‘社会民主*党**’命名的*党**派。”而后经过层层梳理，说明《絜茜》一刊的政治属性，同时也谈到了邓演达被刺杀后，张资平选择了*党退**，跑到上海郊区隐居，专事创作的经历，并且将《絜茜》一刊交给丁嘉树负责编辑，此后丁嘉树以“丁丁”的笔名宣布停刊的经过。

韩晗论文的研究远比我的叙述要谨严得多，而他在本书中均是通过梳理某个刊物来提炼出某种观点。读这样的书，颇可看出韩晗先生的研究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