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礼包的标准 (上海大礼包是什么)

发酵多时的上海生活保障物资“大礼包”以次充好、质量低劣,甚至有过期产品、变质食品等问题,上海市纪委监委已核查保供生活物资采购发放问题线索108条,*党**纪政务立案6人、谈话提醒4人、组织处理5人,并对5名街镇干部的失职问题进行了通报曝光。

如果对比群众们的切身感受和网上一些管理部门的作为,大家感觉,这样的处罚好像挠痒痒一样,不由得让人说句反话:

感谢上海速度上海效率,在封城一个月后,终于发现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菜没发出来。

网络视频里可以看到,上海宝山某村,居委会里藏了大量的菜,放都臭了,都没发给居民,愤怒的居民进去把臭菜都砸到地上。

这不是一个居委会的问题,是许多居委会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些大礼包本身的问题:

这些大礼包确实发放到了各个基层,但是数量又明显不够发给所属辖区所有居民,此其一。

其二,基层组织人员就那点,没有发放的力量,要说发动群众,又怕违反了防疫规定,造成聚集性防疫。

其三,其实还是不了解群众情况,如果够了解,以上一、二就不是问题。

当然,处理力度和群众的感受不同,这倒是体现了上海依法治理力量,就是如果没有足够合法证据支持的,就不能光凭借网络传闻视频啊,群众感受啊什么的来处理干部,这样是不够的,依法就要实事求是,依法办理。

腐败无小事,这些问题自然要处理,但是不是主要问题。

一些视频里也提到保供的菜价格便宜质量好,发到居民群里,团长们很气愤,群众们更气愤:

不让哄抬物价,物资又不到位,这是矛盾的,吃喝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

所以解决市场紧缺的问题,自然是提高供应,而*压打**物价,如果供应不足,自然是跟打鼹鼠一样,层出不穷的。

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很努力的,根据新闻报道,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6784人次,检查商家8696户,发放提醒告诫函5768份,对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立案71件,通报曝光保供物资和社区团购违法案例15件。

这跟处罚大礼包腐败干部相比,似乎更严厉了些,打电话跟街道居委会对话,总是很粗暴:

我们不是群众的假想敌,你们难,我们不苦么。

中国官员比较苦的年代,明朝应该算一朝,朱元璋给官员们俸禄定得特别低,同时朱元璋从群众中来,百姓的死活,是他在意的,也是最真真切切的社会现象,关乎王朝存亡。民不聊生,他不能忍,但官不聊生,或许正合其意。

可是到了最后,明朝的贪腐程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朝代好,而明朝的老百姓的日子,似乎也在不幸的循环里。

结果是两边都摆烂躺平,直到改朝换代,再次循环。官民确实不是天生假想敌,官比民大又是事实,怎样不伤了两边的心,都很重要。

重点是顺应规律,市场规律,发展规律,人性规律,等等,而不是一味的口号和一刀切。

民国时期的上海一度被外国人称为“东方巴黎”,证明了这里是个融合了众多外国文化的城市,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落户在上海,使得上海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当时的城市经济总量仅仅比纽约、伦敦差了一线,一度超过了法国巴黎,也超过了日本东京和大阪的总和。

当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经济困境:

能逃走的富商都携款潜逃,老蒋带着700万黄金离开上海,繁荣的上海几乎被掏空成了一个空壳子。

更糟糕的是,一部分留在上海的投机分子并不希望固有的经济格局被改变,所以拒不接受新中国带来的新经济变革,甚至大放厥词,称即使解放军能进入上海,人民币也绝对无法进入上海。

面对上海的事实,我*党**跟着经济和发展规律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

以纱布之战为例,投机倒把者囤积居奇,哄抬纱布价格。对此,中央财经委主任*云陈**提出了一个“以暴制暴”的计划。

既然投机分子喜欢通过卖光卖光的手段哄抬物价、扰乱经济局势,就干脆顺着他们的思想来,让他们一次性买个痛快。于是,在*云陈**的计划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纱布之战”打响了。

1949年11月25日,在中财委的紧急调动下,全国的纱布、粮食等重要物资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周围,并且逐渐展开了抛售的工作。大部分投机分子毫无知觉,都习以为常地开始进行买空,几乎拿出了所有的资金投资进去,甚至有些人不惜借上高利贷,也要蹭这波纱布抢购的风潮。

投机分子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纱布似乎根本就买不光,无论他们怎么加大购买力度,就是有更多的纱布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并且价格总是比上一次的更低,很快,这些投机商人们的钱就不够用了,毕竟这可是和国家死磕,谁能磕的过谁。

这样的状况持续10天之后,投机商人彻底撑不下去了,有的趁乱逃往香港,有的干脆自杀一了百了,至此,大上海才算是真真正正属于人民。

这样的案例,在索罗斯做空香港的时候,也出现过,最终索罗斯铩羽而归,靠的还是顺着经济和市场规则办事。多年后索罗斯访问中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时,直言他曾参与1998年8月国际投机者冲击港元的行动。他说:

“如果你说这是冲击,那就是冲击吧……我没有为此觉得内疚,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在金融市场从事投机活动,是合法的行为。如果不合法的话,我不会做。”

索罗斯又赞扬香港的财金官员,指他们当时制订捍卫港元的措施,做得很成功,最终令他冲击港元的行动失败而回。

你看,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当混乱产生的时候,都要顺应当时的环境和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后主动出击迅速行动,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最后的结果还出人意料:

既冷了群众的心,也冷了办事人员的心,事情看起来一潭死水,最后只因为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伤害却永远留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