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詹队长已经30多岁了，肯定是个“小老头”。
杨静还没见到詹才芳时，是这样认为的。
图 | 詹才芳
就在几天前，媒人洪大姐找到杨静，给她安排了一次相亲。
“小杨，你从陕北公学毕业，到底有没有看中哪个小伙子啊？”洪大姐开门见山，好奇地问道。
“没有，就是没有，我都跟你说了几百遍了！”杨静小嘴一噘，有些羞涩地回答道。
“没有也好，我给你说一个人，看你认识不认识。”
“谁啊？”
“詹才芳，认识吗？”
杨静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他是抗大二分校的特科大队长，听说过他，只是没有见过面，怎么了？”
“你觉得詹才芳这个人怎么样？”
“不错啊，好心肠”
“那你和人家结个夫妻怎么样？”洪大姐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杨静一听，瞬间羞红了脸：“大姐，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还小，都没想过这件事。”
洪大姐笑着摇摇头，耐心地说道：“那就先约个时间见见面呗，到时候你肯定会满意……”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后，杨静终于答应见面。但是等到临近见面时，她又开始犹豫。
“洪大姐，我有点不想去见面了，谢谢你的好意。”杨静非常抱歉地说道。
“那怎么行，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如今也有21岁了，到了该谈对象的年纪，别犹豫了，詹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啊，见了面，你肯定会喜欢他的，他也一定会喜欢你。”洪大姐偷偷地看了看羞涩的杨静，接着说：“你又聪明，又能干，还长得漂亮，我要是一个男人，肯定也会喜欢你……”
一顿夸奖后，杨静最终还是招架不住：“我去，我去，这回行了吧？”洪大姐听到后，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路上，杨静一直在想： “听说詹大队长已经30多岁了，肯定是个‘小老头’。我怎么能跟他谈得来呢？到时候肯定会很尴尬。”
杨静硬着头皮，准备速战速决，见完面后就立即回去。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他们爱情的起点。
在距离抗大二分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那天，洪大姐把杨静带到一位老乡家等候，没过多久，门帘就被掀开了。
只见一位青年军人跨进门槛，个子高高的，眼睛很明亮，皮肤虽然白皙，但又不失军人的刚毅。他身穿一套洗得很干净的粗布旧军装，腰里紧扎着皮带，小腿上打着整齐的人字绑腿……
图 | 詹才芳
进来的那一刻，两人的视线相遇了，杨静只感觉心跳加速，慌乱地低下了头。这种感觉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咱们坐下来聊吧！”詹才芳主动招呼杨静，让杨*坐静**到炕上。接着他又说：“我听小洪说了，你的家庭是革命家庭，你本人的革命立场也很坚定，为人热情，工作努力，是一位好同志。”
杨静听到后，又害羞了，她说：“您是老红军，又是老*长首**，可我……”
“可你是个知识分子哟，我向来都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好啦，你也别叫我*长首**了，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詹才芳笑着说道：“听你的口音，跟周恩来同志很像，你们应该是老乡吧？”
“您都听出来了吗？”杨静非常惊喜，不知不觉中，话匣子已经打开：“我们家和周恩来副主席家同住淮安县城，只隔着一条街，他与我们家是至交。”
这时，詹才芳好像想到了什么，他说：“怪不得呢，在延安，你的母亲就是周恩来同志三个革命母亲之一呀！任锐，陶承和肖禹，原来你的母亲就是肖禹……”
说着说着，杨静不再拘谨，两人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多。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一开始波折连连，但最终都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感情也在不知不自觉中慢慢升温。
后来，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工作，见面的时间不多，但经常互通书信。
还记得詹才芳第一次写情书，就受到了杨静的“批评”，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詹才芳来说，写信比带兵打仗还难，尤其是写情书，更是难上加难。他好几天想不出一句话，不知道如何开口。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想起老战友刘昌毅的爱人徐健。徐健在二分校被称为才女，不仅字写得漂亮，还和詹才芳在一个*党**小组工作过，这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代笔人吗？
这一天，詹才芳特意把徐健请了出来，将自己最近遇到的难处一五一十地讲给人家听。徐健听后一边抿嘴笑，一边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詹才芳的第一封情书写好了，杨静收到后打开一看，禁不住一阵惊疑：“不是说写字不好看吗？这明明写得就很好。”
姑娘很是疑惑，跑了十几里路去见詹才芳，刚一问，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一脸严肃地说： “很多东西都可以找人代写，但情书却不可以，哪怕就算写几个字，也能表示对爱情的珍重。”
经过这次“代笔事件”后，詹才芳开始学着写情书，尽管一张纸写不到三分之一，但杨静每次看得都很认真。
1940年的夏天，詹才芳到阜平办事，顺路看望杨静，那时候他给杨静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话说詹才芳在红军大学学习的时候，有一天，谭知耕来到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谭知耕有一支派克牌钢笔。
图 | 谭知耕
“听说你有一支派克牌钢笔？”
“干嘛？”谭知耕用手捂住口袋，颇为警觉地问道。
“你到底有没有啊？”
“有是有一支，不过笔杆是后来配上去的，笔尖是真货。”谭知耕一五一十地说道。
“那也行啊，你把它送给我呗。”
“不行，你要这个干嘛？”谭知耕捂住口袋的手更紧了。
“我有用，我，我找了一个对象，人家向我要一支派克笔呢！”谁晓得当时詹才芳竟编了这么一个理由。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我这就送给你。谭知耕没有废话，立刻从兜里掏出一支派克笔，把它交到詹才芳手中。
就这样，派克笔被“骗”到了手，实际上，那时候的詹才芳压根就没有对象。
“杨静。”詹才芳温柔地呼唤着姑娘的名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派克笔： “我文化水平低，但酷爱这支笔，它跟了我三年，之前写信就是用的这支笔，现在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心上人，送给你。”
这年的8月24日，他们结婚了。
新房是向老乡借的，稍微装扮了一下，炕桌上摆了一些瓜子和野梨，没有鲜花也没有美酒，只有一张组织批准的结婚证明。
这个时候，道喜的人来了，供给处处长吴先恩拎着一个包裹破门而入：“杨静同志，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我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只好拿公家的东西送个人情。”
包裹打开后，杨静惊喜地叫了起来：“军装。”参加革命这么久，她还没穿过军装呢，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军装。
杨静高高兴兴地将军装接下，然后又匆匆地换上，最后在村外和丈夫拍了一张合照。到这里，这场简单的婚礼也便结束了。
图 | 詹才芳和杨静
1943年，杨静在白求恩学校学习。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詹才芳的信，上面写道：“听说你怀孕的消息，我很高兴，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信还没有看完，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嘟”，“嘟”的警报声，人们迅速集合起来，朝着一个地方转移。
原来，是敌人过来“扫荡”了。杨静没有多想，立刻把信收好，然后拖着怀孕的身体跟在大部队后面转移。
部队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走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时这个队有一百多号人，除了几个男同志外，几乎全是女同志。
“杨静，快把背包扔掉！”慌乱中，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
杨静听到后，毫不犹疑地将背包扔下，背上只留下一卷皮大衣，她没舍得丢下，因为这是詹才芳送给他的。
这时，敌人开枪了，*弹子**像雨点似地飞过来，看着身旁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地不起，杨静的心里没有害怕，也没有恐惧，只有仇恨与必胜的决心。
跑着跑着，杨静发现好朋友肖敏倒在了血泊中，撕心裂肺的吼声从她口中发出：“肖——敏——”她大喊着，狂奔着，冲到肖敏身边，想要上前搀扶她。
但是，部队里的余政委却及时制止了她：“都什么时候了，快跑！”
杨静抹去脸上的泪水，和大家冲了出去。终于，周围的枪声变得稀疏，这也意味着她们暂时来到了安全的地方，可以稍微停下来喘口气。
当时，杨静就这样呆呆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冒死冲出来的伙伴们，她很想哭，但却没有哭，因为那些牺牲的战友告诉她： “要坚强地活下去，将敌人打败。”
“是啊，要坚强地活下去，不能哭。”杨静将背上的大衣解下，打算重新整理好就立刻离开这个地方。
正当她打开大衣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住。她发现，大衣里嵌着一枚*弹子**，接着肚子开始剧烈疼痛。
“完了，这回肯定要流产了。”杨静心里想着。
周围的人听到这边的动静后，都围了过来，搭手的搭手，出力的出力，好在最后有惊无险，母子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谁能想到，这个后来取名为詹杨的小女孩，竟和妈妈一道，经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不久后，杨静终于和丈夫团聚，他们一同去看望了肖敏的爱人。
“你知道吗？肖敏和我一样，都已经怀孕了4个月。”说到这里，杨静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整个怀孕期间，她不止一次遇到危险。
还是这一年，冬天，杨静被调到了詹才芳所在晋察冀三分区工作。夫妻俩刚刚团圆，部队又要开始转移，从晚上10点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拂晓，敌人始终紧追不放。
没有办法，为了确保更多同志的安全，詹才芳对杨静说：“杨静，你们女同志就先留在山下的那个村子里吧，有通信员小李和你们在一起。”
“行！”杨静也知道当前的形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带着小李，和其他几位家属住进了山脚下的村庄。
进村后，善良的村民将他们分散到各家的地道，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个白天。然而，就在夜幕降临之后，危险悄然而至。
那时大概是晚上8点左右，村头传来一阵犬吠，没过多久，几名日军就带着一个汉奸翻译官走了过来。
他们叫嚷着，说要抓“八路”，但周围丝毫见不到“八路”的影子，于是，他们只好挨家挨户地搜寻。
当时，杨静他们躲藏的这家地道口上，堆满了玉米秸，高粱秸。敌人经过一番找寻后，没有发现洞口，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家。
就在杨静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敌人又回来了，翻译官眼睛东看西看，最后锁定在那堆玉米秸上。
“这里有个洞，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汉奸翻译官大叫一声，然后随手在身边摸出一块石头，朝着洞里扔去。
而这枚石头刚好砸在杨静的头上，鲜血瞬间就流了下来，她忍住疼痛，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十几秒过后，汉奸看到洞里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便放心地离开了。
几天后，杨静和小李等人追上大部队。会合后，詹才芳轻轻地摸着妻子头上的纱布，心里满是自责：“不容易啊，让你受苦了。”
杨静微微一笑：“没事，咱们的孩子不是好好的嘛！”
说到孩子，那可是詹才芳的一块心头肉，他好像要把所有的温柔都倾注在这个小生命上。
在晋察冀三分区的时候，肖新槐调来担任参谋长，同行的还有他的爱人*冰白**和儿子虫虫。当时，詹，肖两家就住对门，交往十分频繁。
图 | 肖新槐
不满周岁的虫虫非常可爱，圆圆的小脸上长着一双笑眯眯的眼睛，詹才芳特别喜欢他，总是抱着他。有时，还把虫虫放在自己的腿上，让他在上面蹦蹦跳跳。
一旁的杨静看见詹才芳这么喜欢小孩，想到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他该有多高兴啊。
“詹副司令，你这么喜欢我们的虫虫，那就把他送给你和杨静当儿子吧。”*冰白**开玩笑地说道。
“那当然好啊，只是你们老肖舍得吗？”
“舍得。”这时，肖新槐刚好从对门走过来，同样开玩笑地回答道。
“那我就不客气啦。” 詹才芳说着就要把虫虫抱走，刚到门口，又折了回来：“小虫虫是你们的亲骨肉，你们舍得他，他还舍不得你们呢！”
院子里，两家人开怀地笑了，虫虫似乎也听懂了，他也在一旁笑了。
1944年4月15日，杨静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詹杨，因为是春天，又取了一个小名，唤作“小春”。
小春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像极了杨静，她皮肤不算白，但圆圆的小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像一个熟透的红苹果。
每个人见到小春，都想要上前抱一抱，逗一逗。
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杨静被分到了后勤部被服厂任指导员。有一次，因为紧急情况，杨静晚上没有回家，房间里只有詹才芳和小春。
见妻子不能回家，詹才芳只好一个人带着女儿睡觉。刚开始的时候，他把女儿放在自己的右边，没过多久，右边被尿湿了。于是他只好把女儿挪到左边，可过了没多久，左边也尿湿了。
万般无奈之下，詹才芳只好把女儿放在肚皮上睡觉。整个夜晚，他的裤子，被褥，全让小家伙给尿湿了，而且，不等他捂干，新的“水灾”又来了。
越是这样，詹才芳越能体会妻子平时照顾孩子是有多么辛苦。
后来，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反复的“扫荡”，不满周岁的小春成了夫妻俩的“小包袱”。为了更好地工作和战斗，他们不得不把小春放在唐县潘家峪的一个寡妇家里抚养。
这个寡妇表面看上去积极抗日，人也干净利落，但背地里却不是这样。
1944年年底，有人给詹才芳两口子捎来信，说是带小春的那个女人最近活动异常，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其中就有汉奸。
听到这里，詹才芳后背发凉，十分着急，立即返回潘家峪，打算将小春接回来。当他们夫妻二人再次见到小春的时候，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巴掌。
此时小春，红扑扑的脸蛋早已荡然无存，眼睛也失去了原先的光泽，小胖手小胖脚更是成了柴火棍，最主要的是，还身患痢疾，这严重威胁着她那弱小的生命。
房间里，杨静抱着孩子失声痛哭，铁汉子詹才芳也流下了眼泪。那时候，有医无药，明明知道小春得的是痢疾，也只能干瞪眼，没有丝毫办法。
周围的老百姓说：“那个女人最近变化特别大，乡亲们送去的黄豆，玉米也都被她一人吃了，专给孩子吃剩菜剩饭，有时候还会喂一些脏东西……”
杨静在一旁听到后，忍不住哀鸣：“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你可千万要挺过来啊！”
詹才芳听到后则是气得直跳脚：“我饶不了那个坏女人，一定要找她算账。”说着就派人出去寻找，但此时已经晚了，那个女人昨晚就当了汉奸，投靠日本人去了。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救救小春，但思前想后，没有一个人提出解决方法。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说邓岳同志从延安来了，夫妻俩赶紧将他请来，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邓岳查看了小春的情况后，打开身后的背包，在里面找出一个药包。
“啊，是磺胺，太好了。” 詹才芳如获至宝，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几片磺胺入肚，小春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事后，夫妻俩相拥在一起，詹才芳说：“杨静，看来我们以后再也不能把小春丢给别人了，就算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这次的经历，让詹才芳想想都后怕，就像他说的那样，从此以后，小春就一直跟着他在部队里长大。
尽管组织找了一些可靠了老百姓帮忙带孩子，但詹才芳都婉言拒绝了。那时候遇到作战，小春就到杨静上班的工厂，如果是大规模行动，孩子一般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人们称这些孩子为“马背孩子”。
有时候，部队的马匹紧缺，小春往往坐的是骡子，骡子的背上放着两个箩筐，一筐装着书本资料，一筐装着小春。
小春就这样在枪声炮声中成长，她见证了那个年代父母的革命故事，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父母的革命爱情。
1990年初秋的一天，是詹才芳将军83岁寿辰，也是他和妻子杨静的金婚纪念日。
50年的风雨，我陪你走过，路上的花很红，河里的水很清，我始终牵着你的手，一刻也不想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