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散的游击队

打不散的游击队

北京有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还有日坛和月坛，总之都是皇帝待在紫禁城里闷了，出来放放风的地方。月坛在京城的正西，建国后被辟为人民公园，供周边的老百姓打打拳、散散步、溜溜弯，在北京的名胜古迹堆里根本排不上号，与邮票结缘，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的事情。正是如此，月坛公园也在全国迅速出了名。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就像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国家政策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实际上就让穷人们各自突围，不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第一轮吃螃蟹的，那真是勇士，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商品粮，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月就几十斤口粮，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调到哪里，你必须要先将粮食关系转走，否则一定饿死。这就是计划经济！

谁敢离开工厂和机关，谁又敢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闯，没了每个月固定的计划粮，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粮，要在社会的最低层，在经济板块交错的缝隙里讨生活，那都不是“勇气”一个词就能全部诠释清楚的。在计划经济的岁月里，只有所有的退路被界定为死路时，人才会选择前行，否则，都会呆在原地不动。

1978年是一座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改写，所以什么事情都爱从这一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年末，中国邮票总公司在北京悄悄地恢复营业了，地址就在东华门，靠近王府井大街。

中国以前的集邮爱好者其实多如繁星，解放后到“*革文**”前，全国最少也有几百万人喜欢收集邮票，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收集苏联邮票，还有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什么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等。新中国的邮票也在不断地增加品种和花色，设计水平和印刷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期间发行了不少精品邮票，如“梅兰芳”“黄山”“蝴蝶”“金鱼”“菊花”和“牡丹”，深受集邮者的青睐。到了“*革文**”期间，集邮公司关门歇业，集邮成了“封资修”，邮票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谁还敢集邮呀，不少人出于害怕，把多年辛苦收集的邮票偷偷付之一炬。

天津有一位集邮家叫林崧，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比普通人高，平生最喜集邮，“*革文**”期间同样受到冲击，“*卫兵红**”冲进他家，把多少邮票都抢走了，几十张珍贵的“梅兰芳”小型张都被“*卫兵红**”当作“毒草”扔进了臭水沟，林崧更是心痛不已。“*革文**”期间，集邮活动因此蛰伏。

中国邮票总公司甫一开业，集邮者的热情就像井喷一样爆发，每逢新邮发行的当天，集邮公司的营业柜台前就挤满了人，他们都在抢购新邮。柜台里面除了摆放一些新近发行的邮票之外，还会同时摆放些“*革文**”前和“*革文**”期间就已经发行的邮票，这些邮票同样会勾起集邮者的购买欲望。大概是集邮热情被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即使走出集邮公司的大门，也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会聚集在集邮公司门口，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彼此交换着有关邮票的一切信息。他们中间有集邮家，有普通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和学生，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来自京城的各个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邮爱好者。

这些人聚集在邮票公司门口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交流信息，增进邮识，二是交换邮票，丰富收藏。他们中间有些是认识已久的集邮同好，也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每个人的集邮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万别。有些人为了丰富收藏急于购进一些邮票，而另一些人因为机遇巧合，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邮票。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人们是羞于谈钱的，用邮票交换邮票还说得过去，如果一手邮票一手钱那就会被别人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投机倒把”的标签。但是用邮票交换邮票的局限性很大，越来越难以满足集邮者急于提高集邮水平的愿望，所以后来就从这些集邮爱好者当中游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专门囤积一部分集邮者特别需要的邮票，他们也善于琢磨集邮者的心理，他们低价来高价走，赚取差价，当时在集邮圈里他们的名声并不特别好，集邮者从心里是痛恨他们的，认为他们是在搞剥削，但是集邮者又从来离不开他们。社会上也给他们一个蔑称，那就是“邮*贩票**子”。如果非要用一个时髦一点的词来描述集邮者和邮*贩票**子之间这种微妙关系的话，那就是：不离不弃。

到了1979年，北京市邮票公司在南河沿宣布开业，营业部门口也同样挤满了人，尤其到了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仿佛农贸市场一般。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抱着个集邮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交易的机会，而是干脆铺上报纸，摆个地摊，干起了守株待兔的行当，几本集邮册一打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会映入眼帘，由不得集邮者不垂涎三尺立马掏钱。

当年，要购买邮票公司发行的新邮必须凭证购买，而这个证就是个小本本，上面印有“新邮预订证”的字样，只有集邮协会的会员才有资格申请到这样一个小本本，而每个人的购买限额通常是一套邮票和一枚小型张。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批量购买邮票。而且普通集邮者有时在营业窗口根本买不到紧俏的新邮，邮*贩票**子手里却是应有尽有，货源充足，价格当然是随行就市，令集邮者抓狂，但是集邮者也不得不花高价补缺。

这总公司和分公司门口的人群是越聚越多，每天都是乌央乌央的一大帮，京城的邮票市场因此有了雏形。而这样的路边集市肯定会有点乱，时不时会出现坑蒙拐骗，打架斗殴，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一两起刑事案件。因此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也注定不得安宁。

工商、城管、公安、文化、市容这些城市的执法部门时不时地会来清剿一下，把这个集市打乱轰走，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便又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集市，这样很令执法部门头疼，这些邮*贩票**子也被社会上戏称为“打不散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员们在京城的各个角落出没，先后换了好几个聚集的场所，先是东华门再是南河沿，后来又被赶到三里河，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心里恐怕也渴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场地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慢慢被打破，执法部门对这些投机倒把的行为也渐渐地改变了态度，与其单纯地围追堵截还不如疏导他们就地生根，统一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集邮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找到了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出面，在月坛公园的东南角租下一块面积大约3000平米的空地，作为集邮爱好者平时交换邮票的场所。1988年5月22日，月坛邮市正式开业。这一天是个星期天，最初月坛邮市一周只开放一天，平时还得另找地儿打游击，但是随着集邮活动越来越踊跃，参与交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第二年就变成每天开放的邮票市场了。

像阿彪、金老五这样的邮商，从月坛邮市开业的第一天就来了，来了就不走了，就地生根。当时的邮*贩票**子分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职业的、义无反顾的，说白了，就是下了海就上不了岸的，宁愿淹死也不回头的，一条路要走到黑的；另一种是在工厂或机关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倒腾邮票那也就算是第二职业，当时人们的思想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铁饭碗，那是万万不能丢的。归根结底，邮*贩票**子的成分还是无业者居多，要是社会精英，谁会来这里日晒雨淋地扛着呀。可就是这帮人先富了，有房有车了，叫人眼热，这是后话了。

阿彪，属于第一类，京城无业游民，打小不爱读书，他究竟中间留了几级，也没有人注意到。因为父亲走得早，他跟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在鼓楼给城楼子看大门，检票的，没有时间管他。他整天背着一只脏得看不清底色的书包，包里有几本集邮册，在邮票公司门口晃悠，据说初中毕业证是他拿着一张猴票找校长换的，高中没有毕业就投身到了倒买倒卖邮票的事业当中，大约是1981年前后，起初是因为没有本钱，小打小闹，渐渐成了一点气候，在邮票公司门口名气排行第一。

他口齿伶俐，形象乖巧，邮票公司门口有一些老集邮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娃娃。那个时候，这些老集邮家还都是一个有组织的人，这个组织叫“北京鼓楼邮票研究会”，这个组织的活动地点恰好就设在鼓楼，每月搞一次活动，阿彪的母亲就在那里看大门。阿彪常去，跟这些老先生混得极熟。

20世纪80年代初，JT邮票最走俏，大家都在盯着新JT邮票，对清代邮票、民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都不太有兴趣，阿彪一上手就是高精尖。这小子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但是对邮票却是天生的领悟，敏而好学，拜了京城一位著名区票集邮家为师，天天钻研解放区邮票，兼修清代和民国的邮票，没出两年，就已经在京城集邮界闯出了名堂。什么大龙、小龙、红印花，什么光复、共和、宫门倒，都难不住他。

干邮票这一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运气，当然，运气来了，没有眼力，也是白搭。风里来，雨里去，转眼间，阿彪在邮票公司门口熬过了数年。

一日，阿彪照例在邮票公司门口摆个地摊。那一天的天气十分酷热难当，大毒日头烤在柏油马路上，地面都是软软的，踩上去就是一个脚印坑儿，知了在路边的大槐树上拼了命地嘶叫，绝大多数邮*贩票**子都跑回家了，只余下三四个邮*贩票**子在烈日下苦熬。热浪裹挟着沙尘，四周干干的，感觉空气都在轰轰作响。

阿彪正打着瞌睡，眼前的光线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他抬头，一位慈祥的老者蹲下身，手里有一本小小的集邮册，还是自制的那一种，老者问，收不收邮票。阿彪没精打采地接过册子，展开一瞧，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值钱的民国邮票，还有几套信销的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整本最多值3000元。

等他翻到最后一页时，浑身像是遭遇电击一般，阿彪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集邮册差点掉在地上。映入阿彪眼帘的是一枚“宫门倒”，它的周边插满了一些廉价的“帆船”“烈士”“孙像”“蟠龙”等。这么珍罕的一张邮票，居然躺在这么一本毫不起眼的集邮册里，阿彪想仔细再看看，又担心引起老者的注意，所以只好假装对它不屑一顾，这本集邮册被他翻来覆去很多次，其实都是为了跟这枚“宫门倒”相遇，他快速掂量了一下，就开了口：

“大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呀，就这几套大龙和小龙还值点钱！”

“小伙子，那你能给多少？家里老伴病了，急等着钱用呀！”老头子的语气很迫切。

“品相还不怎么好，我看就3000！”

“3000呀！”老头子的眼光或许因为失望而变得暗淡下来。

安定门的小郭子在一旁起哄架秧子，估计他想加一磅，捎带捞点油水，毕竟，这几日都没有进账了。

“大价了，绝对是大价！大爷，这些邮票都不成套，能给你3000就真心不错了！”

“要不，您去别处再转转？”

阿彪嘴里这样说，手还是紧紧攥着这本珍贵的集邮册死不撒手。

“小伙子，你给个整数吧！不然我就拿走！不卖了！”

阿彪见老头放了狠话，不禁心虚，连忙说：

“大爷，您看我是天天在门口顶着大日头晒着，也不容易了，挣的都是辛苦钱呀！要不这么着，咱们各让一步，8000吧！”

“阿彪，8000太多了吧！别干赔了！”小郭子在一旁不停地帮腔。

“8000就8000吧！”老头子言语中有些无奈。末了，阿彪有些于心不忍，临走时多给他100元。等老头子走远了，他转身也给了帮腔的小郭子200元，然后抱着小册子回家了。

后来的江湖上传闻，他将这枚“宫门倒”邮票倒卖到了香港，买家是大名鼎鼎的龙哥，香港集邮界的老大，据说价钱超过了10万。经过这一次捡漏，阿彪手里有了雄厚的本钱，如虎添翼，从此越做越大，手里的邮票越攒越多，月坛邮市开业的时候，他在邮市上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尤其以小型张见长，外号“型张肖”。市面上走俏的像“红楼梦”“齐白石”“爱科学”“双加字”“仕女图”“荷花”等小型张，他是应有尽有，多不胜数，资产估摸着怎么也有四五十万之多。别忘了，那是1988年，一张猴票的市场价不过40元，梅兰芳小型张也就开价400元吧。

金老五，属于第二类，本身有着一份正经工作，北京第二手表厂工人，身体因公残疾，右腿动过手术，痊愈后才发现走起路来有点跛，在单位属于被养的那种人，平时工作很少，闲的时候多。从小酷爱集邮，所以一得闲就往集邮公司和邮市上钻，一来二往，他也成了半职业化的邮*贩票**子了。1992年以后，老金所在的工厂被双安商场兼并，他顺势得到一笔补偿金，正式下海。

老金的专长是纪念邮资片，就是带邮资图的明信片，国家发行的，直接写上字不用贴邮票就可以寄出去的那种纸片儿。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邮者关注的还只是邮票，其次是小型张，至于纪念邮资片，那是不被关注的垃圾。但是老金慧眼识金，几乎是用废纸的价格囤积了一大批早期邮资片，还有一些邮资封。

中国发行纪念邮资片和纪念邮资封的历史并不长，1984年发行了第一套纪念邮资片，叫JP1，1982年发行了第一套纪念邮资封，叫JF1。因为长期得不到重视，这个系列邮品的发行量很少，比邮品少得多，但是老金就像着了魔，一有钱就买，几年下来囤积了不少，而且都是精品，不仅品相好，而且价格极低。

老金成了月坛邮市的垃圾王。1988年，老金的资产肯定没有阿彪多，毕竟阿彪是天天在邮市上混，而且邮票和小型张紧俏呀，但是过了1991年，邮市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爆发行情，在这次行情中，邮资封片终于唱了一回主角，老金的资产立马数倍于阿彪，可见，原始筹码在投资市场上是多么重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北京，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了相对固定的邮票市场，像上海的太原路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成都的署袜街邮市，加上北京的月坛邮市，号称全国四大邮市，而月坛邮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冠以“四大邮市之首”的荣誉称号，因此在邮票价格的确定上，也有了“全国看北京，北京看月坛”的说法。

整个80年代，全国的邮票市场都很繁荣，因为新邮一发行，立马遭到抢购，就像现在的新股一样，买到了就一定能挣钱。早期邮票由于发行量很少，消耗量又很大，加上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写信就要贴张邮票，不像现在，手机短信和E-mail已经大众化，微信更是方便，信都要绝迹了，邮票还有人用吗？所以过去的邮票一上市就是溢价，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子，追涨杀跌，不光集邮者抢着买，就是一般群众也是你一套我一套，抢得不亦乐乎的。

1988年是经济过热的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抢购风，商场里的所有商品几乎被担心要涨价的群众“抢劫”一空，好多人家里一次囤积的食盐和酱油要供一家人用好几十年的。邮票市场也在这一年里得到好处，所有的邮票价格都在上涨，就像当年发行的“三国演义——千里走单骑”小型张一样，一路绝尘而去，好不痛快。普通群众也纷纷加入集邮队伍，集邮队伍空前庞大，集邮热情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就这样进入1991年底，邮市终于要崩溃了。月坛邮市在历史上曾经疯狂过两三次，这是第一次。

阿彪通过邮票生意认识几个南方人，都是早年倒腾国库券的，特有钱。中国1981年就开始发行面额不等的国库券了，国家搞经济建设需要钱，可当时老百姓手里也紧巴巴的，所以基本上靠强行摊派，不买也不行，直接从工资里扣，不像现在，买国库券还要早起排队，等轮到你买的时候早就卖光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几年下来，一般人家里总有几张国库券，面额从1元、5元到10元不等，50元和100元这样大面额的国库券就很少见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张“大团结”而已。这些国库券一般要等三至五年才能到期兑付本金和利息，有的甚至要等上十年，所以都压箱底了。当时国债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库券是死钱，必须等到期才能花，不能私下流通，还是浙江人和广东人最先发现了商机，他们利用手里的闲钱上山下乡，对中小城市和乡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大量低价收购国库券，然后等着到期兑付，赚取差价，这样利滚利很快就发了家。1991年的邮市就是叫这帮人给折腾疯了的，邮市也因此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做“炒作”，什么叫做“坐庄”。

1991年那会儿，既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通信手段十分落后，一座城市的邮票价格与另一座城市的邮票价格也往往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的。邮票信息的流动十分缓慢，邮票价格的变化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不敬佩这帮已经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纷纷使出当初倒*国卖**库券的劲头，起早贪黑，从东捋到西，从南扫到北，把所有中小城市甚至县城里集邮公司柜台里的邮品都抢购一空，买到的是地板价，等回到了月坛邮市，就是天上行情了。

金老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平生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个时候掘到的。当然，阿彪手中的筹码也翻了好几个跟头。他们都第一次尝到了炒作的甜头。

当然，除此以外，他们两个人最开心的事情是每天下午收摊。老金骑着三轮车，一箱一箱的封片码得整整齐齐的，上面防雨的毡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路过阿彪的摊位，高声叫道：

“阿彪，喝酒去！”

“得嘞！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