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季。天府之国广袤农村的田野上，麦穗沉甸甸，豆荚成串串，到处是劳作的人群；清匪反霸斗争如火如荼，大道上三三两两的民兵在急速行进……
山城重庆，*压镇**反革命的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厂矿企业、街道地段，揭发控诉会的场景，随处可见……
凯旋路口，老街34号“慈居”前，市公安局接待室里，佩戴盾形“公安”臂章的工作人员，迎来送往忙乎不迭。
他们，送走了来城追捕逃亡地主、恶霸的民兵，迎进了前来揭发检举的居民积极分子。
市公安局侦察处情报科的线索卷里，有极为奇怪的信。
说它奇怪，是因为收信人赫然“香港人民政府收”这个怪异的名称，而寄信人却是正确——“营山县观音乡乡长寄”。
由于收信人过于怪异，邮局批注“无法投递”，成为“死信”。
这封“死”信中称：“伪军官唐伟（秀岷）作过团长，现逃香港西湾河大官街8号二楼，贩卖盐酱油醋生意。特寄来相片一张，请对照逮捕是盼。”
两个月后的一天。情报科又接到由香港九龙寄重庆罗汉寺街转石重阳收的一封信。
因石重阳是伪“*共反**保民军”军长，1950年1月18日被公安机关逮捕，地段积极分子当作“死”信，送交市区一分局。
这信是基隆街8号二楼唐秀岷寄的，声言“拟返川购药，请打听川夸、贝母等价……”
两封“死”信，都牵涉“唐伟”，个中有何奥秘？
情报科长把查证任务，布置给侦察员老窦和小苏去完成。
老窦其实不老，如在今天该称“小窦”。他二十七八岁年纪，目字脸，高一米七五，按50年代的身材标准，可称“大高个”。
他说话慢条斯理，入城后才开始当侦察员，可着实办过几件大案。
小苏是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胖墩墩的国字脸，解放前是炼钢工人，却没有“炼”脱孩稚气。
他俩受领任务后，时而走街串巷，访问群众；时而到监狱提审人犯，或登门询问自首分子；时而出入接管部门，查阅敌伪档案，初步摸清了底细：
唐伟，营山人，是国民*党**军校十六期和武汉中训团义务劳动高级人员训练班（简称“劳高班”）毕业生，在川军中当过营长、团长。
退伍后，唐伟到重庆“义务劳动团”当干事，并在杨森当会长、石青阳当副会长的“重庆在乡军官会”兼任干事。1949年10月，唐带着老婆李佩玫乘飞机逃往台湾。
杨森
1950年6月开始，唐伟落款“唐晨钟”、“唐秀岷”和“李佩玫”，给在重庆、江津的旧关系写信恢复联系。
侦察员们还了解到，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总务处长王联奎，也曾从香港传书给杨森的四女儿：“令堂念你甚切，嘱我函告，并托唐伟前来看你。”
唐伟打算在重庆做点什么手脚？
雄伟的山城，迈着恢复国民经济的大步，送走了1951年。
在凯旋路联升街11号，市公安局侦察处程诚处长的办公室里，桌上的景泰蓝烟缸，积满了烟蒂和烟灰。专案案侦研究会已持续了很久。
程处长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从太行翼南抗日根据地，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战场到渡江作战，战争的硝烟，给他脸上平添了几分老相。
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养成了穿着整齐、坐端立正的习惯。进军西南后，他从无线电部门转业到隐蔽战线。
在侦察处的干部中，他以思路敏捷著称。每当研究专案，侦察员总有点忐忑不安，对他是既怕又爱：
怕他打破沙锅问到底，工作粗枝大叶挨“刮”；爱听他对案情的精辟分析，受到教益。
他乡音未改，一口河北官话，虽长期搞电台工作，但仍是口齿伶俐，作报告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讲多少分钟。报告结束一看表，前后相差仅一两分钟。
程处长从椅子上站起来，递给老窦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便开始进行案情归纳：
“根据情报通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川康*党**务专员唐伟，曾于去年9月18日潜来重庆，架设起5瓦特潜伏电台一部，与逃到缅匐境内的蒋帮李弥残部发过报。两个月后，唐潜返九龙基隆街8号。”
“查证判明，唐‘专员’就是营山县观音乡乡长要求‘香港人民政府’予以逮捕的唐伟。”
解放初重庆照片
“假定唐伟确已架设起潜伏电台一部，那么，在江津县白沙经营米粮生意的李祥祯，便是个理想的人选。”
他们既是国民*党**军校同学，又是国民*党***队军**里的同事；解放前夕，李上山打‘游击’，被击溃后才潜回老家蛰居。”
“去年1月，唐写信给李祥祯，声言已给李筹寄港币200元，并说如有他的信件请转交或酌复。”
“看来，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已有敌特组织关系。因此，唐若潜渝，一定会找李联络。”
“侦察员小苏三上江津白沙的调査结果，完全可以*翻推**我刚才的假定。”程处长呷了一口茶后，用起了反证法：
“唐伟去年给李祥祯来的第一封信，落入李的嫂子手中，她交给了当地派出所；至于汇款一事，经查也否定掉了。第二封信，又被李的嫂子送到了县公安局（县府在白沙）。”
“另据李的嫂子和四邻反映，去年9、10、11月间，确实没有类似唐伟体貌的陌生人来找过李。据此断定，唐未到李处落脚，至于架设潜伏台更不可能。”
程处长挪动坐椅，面朝老窦：“唐伟解放前的姘头熊新美，现在北砖立信会计学校读书。唐曾来信拉熊去香港，因此唐若潜来重庆，必定要找熊‘重温旧梦’。”
“经积极分子谭学梅以关心同学的面目与熊接近，熊已视谭为知己，不仅无话不谈，还把唐的来信找出来给谭看。”
“现已查明，唐也没有找过熊。结合各派出所普査移动户口，治安行政处通过査出入境登记人员，以及深査唐牵线联系的旧关系，都没有发现唐伟曾潜入本市的征兆……”
最后，程处长肯定地说：“唐伟曾潜来重庆是假，即将潜来重庆是真。本案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张网诱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架桥牵线。”
竖立在小什字街心的自鸣钟敲过七下，夜色的帷幕降落山城。华灯初上，行人熙熙，晚风习习，电石灯如豆的火焰摇曳着，把摊主的身影，时而扯长时而压短。
老窦手提一包礼物，穿行于叫卖的摊贩、人流间，最后拐进了华强轮船公司一家宿舍。
“刘先生在家吗？”
一位穿着解放初妇女最时兴的服装一灰布列宁服，打着口红的妇女，应声迎出门来。
“噢！窦同志，稀客！请里面坐，当家人在屋里……”
老窦是通过侦察员小陈的姐姐和刘太太是同学这层关系，经介绍认识刘超群的。
头回生，二回熟，几度交往，他们便成了朋友。老窦从闲谈中得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因购买船票的关系，刘超群经友人介绍与唐伟相识。
解放前5个月，在回广安老家的船上，刘又碰上了回营山县省亲的唐伟，顺便约唐到广安一游，并尽地主之谊。摆谈中，刘得知唐要飞台湾孙立人部任职。
时隔两年之后，唐突然从香港来信，打听重庆到汉口的船票价钱，说准备回渝做生意 。
解放初的广安
照程处长的设计指导，老窦此行的目的是顺水推舟，布置刘超群给唐回信。三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谈心，消除了刘超群心头的疑惧，表示“愿意恢复联系”。
刘超群送老窦出门时，已是夜阑人静，只有打二更的梆子和锣声在街巷中回响着 。
小苏用“重庆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当时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机构）干部的名义，和做书刊生意的赵富贵打交道也很顺利。
赵富贵是唐伟的表兄，解放前常在一起吃喝打牌，因此私交甚笃。解放后，唐给赵来过两封信，说：“手中存有时代书籍5000册，意欲请代销。”
赵富贵一不想投靠台湾国民*党**，二怕政府怀疑，.难得坦白，因此一直未给唐复信。小苏晓以大义后，赵表示愿意按政府的意图复信。
不久，两封牵线搭桥的信便一前一后寄往香港。
市场疲软的香港，步履艰难地跨进了1952年度。解放前夕从大陆去香港的达官显贵，坐吃山空，财枯物尽他们有的靠看相算命为生，有的靠摆小摊糊口。
50年代初的香港
而聚集在调景岭难民营的中下层军官，日子更是难熬，有的靠领“救济”过活，部分人则靠乞讨度日，被当地人称为“乞丐”。
唐伟身着卡其布旧军装，一副潦倒相，这和“川康*党**务专员”的身价实在不相称。
他时而出入调景岭难民营，成了“四川同乡会”理事长、政治掮客祖国贤的座上客，做政治交易；时而鬼鬼祟祟出没于船员家中，阴谋策反民生公司的轮船去台湾……
每当他疲惫地拖着脚步走进基隆街时，明眼人看得出：又是“败兴而归”。
唐伟无精打采地推开家门，突然惊喜地发现一封重庆来信。他急忙打开来看：
“去年4月，兄赴各县推销书刊，于年底返家喜见表弟来信……希后常来信，以慰远念。弟处如有货物内销，兄理当代办。”
“飞来”佳音，正解近渴。近来，唐伟被不如意的事弄得焦头烂额。
策反民生公司轮船去台一事，花了大批活动经费，自己未捞到外快不说，可恼的是连个气泡都没有冒，实难向上司交差。
受命当“川康游击总指挥”，领了3000港币活动费，欺骗“改造委员会”说已进入大陆，联络上华蓥山*共反**游击队石重阳部1万多人，川北鲍庄夫、谭息珍部會4000人……
下文正不知如何编造。这下表兄赵富贵来信，可有亍“扯把子”的话头。唐伟像过足瘾的*片鸦**烟鬼，疲劳顿消，顾不得消夜即提笔复信：
“顷接来示，十分感激。希兄往后多联络指示。鄙公司之货物均系运大陆销售。弟于去年7月返渝，因忙未晤甚怅……”
十天后，刘超群也寄来了回信：“弟因公外出，大函昨始拜读。吾兄嘱告长江上下水轮船票价，奉告如后……兄返内地时，务必预告，俾便赴江边迎候。有暇盼随时来信指教……”
唐伟急匆匆地往邮政所走去，迎面走来一人和他撞个满怀，抬头一看，不禁惊叫一声：“啊！老学长，五年不见……”
来人叫王树深，是1947年武汉“劳高班”同学。祖国贤曾谈起：
王树深在调景岭难民营混日子，参加了“四川同乡会”和“*共反**救国团”，愿意潜回大陆，已交了自传和照片，只是“价钱”还没有谈妥。
“异乡遇故人，难得，难得！”唐伟热情地拉着王树深走进龙凤大茶楼畅怀叙旧。
唐伟晓得王在香港生活无靠，想杀他当特务的*身卖**“价”，便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去年7月从狗头洲进入大陆的情景。
他煞有介事地描绘了安岳、遂宁、成都、重庆联络*共反**游击队的经历，真是天花乱坠，不亦乐乎！
重庆“五一”节刚过，太阳便开始炙人，小伙子和姑娘们开始换上了夏装。
程诚处长阅完两卷有关唐伟专案的原始材料后，取下额前的“健脑器”，边用手帕擦掉头上沁出的汗珠，边拿起内部电话：“情报科吗？请老窦到我办公室来。”
解放初重庆市公安局部分人员合影
接着，他便开始闭目沉思。
老窦轻声地进了办公室，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你看，前一阶段的案侦设计已有效验。”程处长挨近老窦在沙发上坐下。”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
“二月间，唐伟借口‘外汇款接济老家，远水难救近火’，向刘超群借20万元钱（旧币），接济‘家慈贫病之急’的同时，又来信嘱赵富贵去刘处借款，‘交家母零用’。”
老窦见程处长没有插话，便继续汇报了以下打算：
“我们分析，一、唐伟不致于穷困潦倒到这等地步；二、若真是急需寄款，为什么要托赵转汇呢？估计这是唐撮合刘、赵相识，考察刘超群的忠实程度之举。”
“因此，刘超群只借给10万元，答应‘日后经济稍宽，再续相助’；并以‘公司人多复杂，来信有诸多不便’为由，告唐转递邮件的新地址。”
“即给对方以小惠，又给他一个悬念，让他去揣测。”
老窦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赵随后也去信告唐，刘先生送来的借款已如数收转，因五反运动开展，兄处于资不资、劳不劳的地位，暗示不满现实，并表示刘和赵都愿与唐长期保持联系。”
“不出所料，唐伟接信后便暴露出政治目的，‘子惠（杨森的字）兄在此任经理，弟任分公司经理。”
“唐伟以此相炫耀，并拉赵去港’，协助弟之店务同时，鼓励刘‘努力工作，将来前途未可限量’。”
老窦扼要地汇报完案侦进展后，提出“诱敌深入”的侦察措施。程处长插言道：“我们要暗示唐不见兔子不撒鹰，现在不是贸然行事的时候。”
程诚提笔修改赵富贵的复信：“兄做惯小本生意，未见过大江大海，担心不能胜任；何况家庭全赖我维持，不能如愿。你家之事，当尽力帮助……”
也许是先遣特务已经选定？也许是台湾*共反**游击队情况续报？也许是……
7月，唐伟来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收获。不久有本行王先生运货来重庆，届时盼兄招待。望向刘先生转达我行近况，请帮忙。”
8月，唐又发出信号：“弟托敝同乡李富民代购川药，兹汇上人民币100万元，请劳转交。”“托张举贵替我买药材，兑出100万元，请转张为妥。”
三个多月过去了，未见汇款，也未发现潜特来渝动静。是唐伟故伎重演？是敌特已被惊动？……一连串疑窦令人费解。
“敌情不明，暂不复信。”“弥补漏隙，对付潜特考察。”我侦察员未敢丝臺懈怠。
1952年11月12日，一艘客轮劈浪逆流而上。船后被犁碎的鳞鳞江波，在当午的秋阳照射下，闪烁着万点金光；一撮随波逐下的浮渣间杂其中，显得特别剌眼。
呜！随着一阵汽笛声，一艘客轮在朝天门码头泊定。乘客们摩肩接踵拾级而上，各奔“前程”。
唯独一个打空手、身着“丘八”上装、浑身避遢的中年男子，走走停停、左顾右盼，落在挑东西的人群背后。最后，他跟着几个鸡鸭贩子，钻进了朝天门河边磨儿石街肖家栈房……
重庆码头
叮铃铃！侦察处情报科的电话又响了。
“你是大众货栈（情报科对外联络代号）吗？找黄先生接电话。”
“黄先生不在家，我是账房先生，可以传话。”值班内勤边接电话，边翻开电话记录。
“适才有个叫王安的农民，说是璧山人，唐晨钟托他来会赵先生，住在朝天门磨儿石街栈房。我已答应转告赵先生……”
一个小时后，王安的举止行动，落入了我侦察视线：13日。王去会见刘超群，刘外出未晤。
王向万县唐浒求援：“12日来城，现住栈房内，近来还差点饭钱，如吾弟可能再借三万元或一、二万元也可。如不好兑就用一万一张装信内……”。
14日。王又去会见赵富贵，说是“从海上偷渡过来，不能多带衣物，钱也掉了，请帮忙找住处和职业。”
赵“怕”王安没有户口，会被*产党共**发现，面有难色。王摸出一张有关部门于11月5日出具的路条一张：
“王安，三十九岁，因失业回原籍璧山生产。”
在专案研究会上，程处长分析了王安衣着褴褛、经济困难等情况，认为合乎偷渡特务的特征，并且与唐伟来信“有王先生前来购货”等暗示相印证，进而果断决定：
一、侦察员老窦负责指挥赵富贵等对付王安的考察，争取尽快接敌取信。
二、侦察员小苏明天必须赶到万县，在当地侦察部门的领导下，迅速签实路条的真伪，并査明王在万县的活动和唐浒的情况；
三、派侦察员李谦化装成农民，和王安正面接触。
程处长考虑到李谦同志虽生长在农村，但长时间生活在城市。因此，叫他化名李绍楷，假称只读过两年私塾，解放前进城当店员，解放后老板停业，便回老家巴县木洞农村务农。
假扮一名是个不安心农业生产、觉悟不高的农民，并详细研究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
“同志们！凡事开头难，开头这一仗……”程处长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
江风阵阵，细雨绵绵，暮色早临。肖家栈房门前，一盏写着“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灯笼，在初冬的阴雨中摇晃着。
栈房柜台前，坐满了晚归的“野力”和鸡鸭贩，边烫脚边在谈天说地。
这时，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农民走进客栈。只见他短棉袄外罩着蓝布长衫、腰束一条生白布、脸上带着几分愁容，来到柜台边，要求女老板：“你行个好，给写个号吧……”
女老板点了点头，问：“叫啥名字？”
“叫李绍楷，”青年农民忙感激地回答：“城头老板停了工，农村收成不好。想找哥哥要点钱，他又出公差去了，真没得法。”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肖家栈房就已热闹起来了。鸡鸭灌食的怪叫声、统铺的吱嘎声、锅碗的碰撞声……组成了鸡毛小店的晨曲。
李绍楷忙乎着帮着鸡鸭贩子烧锅煮饭，换得了两碗剩饭。
王安最后起床，见李绍楷呆坐在柜台前，一副憨厚的农民样，便上前搭讪。
"唉！真倒霉。”李绍楷焦愁地叹口气，像对王安，又像喃喃自语：“钱也没得了，不晓得哥哥出差哪阵才回来。”
傍晚，王安从外面回来，见李绍楷还呆坐在店里，心里一动：眼下正愁着结交些人，以便立脚扎根，何不在这人身上试试。
他装着好奇，找女老板攀谈，了解到李绍楷的来历，然后又出门买了两个烧饼送给他。
李绍楷接过烧饼，千谢万谢地吃起来。王安便同他摆谈起来，他了解到，李绍楷是个不安心务农、外出谋生又不得意的农民。
以后两天里，王安一直留心观察，见李绍楷不是独自呆坐，就是帮女老板淘米洗菜，一个十足的农民，不是有“来头”的，便主动与他亲近起来。
“你看这些鸡鸭贩子好可怜，交了税饭都没得吃啰。”王安假意打抱不平。他想摸清这位农民对*产党共**的态度。
李绍楷没作声。王安见他不置可否，便把话题转到农村生活上来。这下，李绍楷一个劲地诉起苦来……
以后几天两人混熟了，交谈也就更“倾心"了。王安说起：“机关干部做体操是劳改。”“工人劳动是*产党共**的手段。”
见对方听到这些话还是不置可否，便露骨地说：“*产党共**长不了，蒋介石要回来！”
“小心点，莫让人民政府听到了！”李绍楷好心地提醒王安。
王安心下一乐：他硬是个憨厚的农民……
“吃堆头的来呀！”临江门桥洞下丁字口街上，“五味”飘香的杂菜摊（专售饭馆残菜剩饭的饮食摊）主人高声吆喝。王安和李绍楷大口地吃喝着。
近来，他们俩已是这里的常客。400元一个“单碗”（重庆土语，指白酒一两），500元一个“帽儿头”（两粗碗饭合盖成一碗，约六七两），500元一大碗杂菜，这倒很实惠。
近十来天，王安和李绍楷可谓形影不离。为了生活，更为了掩护身份，王安只得“下野力”。
李绍楷手中无钱，哥哥未回，也只得跟王安一道，去两路口、杨家坪和菜园坝、朝天门一带，干些扛行李、担煤炭、挑沙担砖的粗活了。
但收入微薄，不仅只得毎天光顾这杂菜摊，就连睡觉，两人都只盖一床被子，好省下一个铺位钱。
酒足饭饱后，两人打平伙付了钱，离开杂菜摊。这时，酒力发作，两人身上热乎乎的，只觉得一阵阵发痒。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找了个背阴处，脱下内衣，捉起虱子来……
这天，他们俩拿着扁担、绳子，一同去找“生意“姓王的，站倒！”突然，身后响起一个女人的怒喝声。
他们俩停住脚，回头一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走近，大声说：“你我的账还没了哦！”
“好说，好说！”王安点头哈腰地说着，将这妇女拉到一边，低声说了一阵，妇女才走了。
第二天，李绍楷不解地问：“王兄，昨天碰见那堂客，你为啥子像龟儿子样的‘虚’（方言，意即害怕）她？”
“格老子！”王安一下子跳起来：“民国36年，老子在永川当军官，龟儿堂客（即妻子）她妈硬要托人把女儿嫁给我。而今眼目下老子打烂仗，龟儿婆娘又扭倒打脱离！”
侦察机关很快查明：王安真名叫王树深，万县陈家乡人，1947年在汉口“劳高班”受训后，先后在万县、永川等地任伪职，1950年逃港。
1952年11月初潜回老家落脚期间，他化名给盘踞九龙的“*大伪**陆工作处”去信催索汇款，并寄出死人杨君先的照片一张，谎报是发展的情报员，还发展了原国民*党**军营副唐浒。
随后伪造万县陈家乡签发的路条一张来重庆。在下“野力”期间，先后用九个化名向盘踞香港的特务机关寄去大量“马路情报”。
在情报里，他谎报“石重阳在华签山，有人枪千余、重机枪四挺，现粮秣最困难”，“每月要1000万至少500万接济”，急催汇款。还与旧属唐伦普、逃亡地主罗希哲勾搭密切。
根据上级关于“避害就利”、“诱唐深入”的指示，程诚处长指导专案组同志作出了精心的设计指导：
潇潇寒风，纷纷冷雨，冬临山城。夜色降临，王安又窜进刘超群家，想打点“秋风”。
“王兄！消夜没有？”刘超群边吩咐堂客添碗、加筷、斟酒，边从衣柜里拿出一套青色旧呢中山服，披在王的身上……
“一套旧衣服，见笑！见笑！”刘超群装出一副怀才不遇，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样子，说：
“而今工资低，花销大，真是爱莫能助呀！过去，供个把朋友的生活，根本不在话下……”
旧衣御寒，加上二两白酒落肚，王安提劲打靶起来：“不瞒刘大哥说，现在大陆*共反**地下分子到处都是。在万县、重庆，我领导的数目就相当可观。”
王安卖个关子，话题一转：“像刘大哥这样有为的人，不管是香港还是重庆，都是不可得啊！”
一想到往后的吃、住、立脚问题，王安的劲泄脱了一大半。王本打算摆个修钢笔摊，好四处游窜，收集情报。
为了这件事，好不容易和“联工修理店”的业主混熟，对方答应帮忙。
哪知他向杨段长（即户籍民警）一打听，说须得有正式户口，要呈缴照片，还要审查核准。这不是自钻*产党共**的套子吗？
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王安为了立住脚，好向唐等要活动经费，只得求助于刘超群。
解放初户口本
“现在登记劳动就业的人多，就业难呀！”刘超群欲擒故纵。沉默了好一阵子后，刘装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试探着说：
“我有个姓左的朋友，解放前跑上海、梧州、贵阳，做大生意，为人义气，现在开东南米厂，‘五反’运动后退赃未清。同他去商量一下，看在米厂做个工怎样。”
“要得！反正不要左老板为难！”王安催刘超群快办这件事。
1952年12月11日，王安到东南米厂搭伙寄宿。不久，他又收到了香港寄来的100多万元活动经费。
一天，左老板悄悄地答复王安：“而今不比从前，工会要管我们公会（原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的人。”
“他们说，进人要增加开支，影响工人福利，提出要入500万的股，而且只能让出称米这个位置……”左老板摊开双手，摇摇头，一副为难的样子。
“工种暂且不论，只是股本……”王安边说边看左老板的脸色。
解放初的米厂
“我和刘先生想想法，轧轧头寸。”左老板给王安丢下一个想头。
借款的事，几经催促，都未有结果。最后王安只得亮出唐伟来信这张牌：“已请宋、冯两兄再借两千元港币。”
左老板才从“朋友”处借到400万元，条件是王安立借据，刘超群、左老板作保人，按月息2分付息。
王安当了称米工，不得不在工人面前卖点力气，还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
但是，每天从清晨7点到晚上7点，王安要零星过秤7000来斤米，累得腰酸背痛，晚上就没有更多精力去搞特务活动了；
每月的工薪，扣除伙食、与堂客离婚后子女的生活费和借款利息，口袋里也所剩无几了。
王安向刘超群诉苦说，简直同“劳改”一样，“累死了嘀”！要想另谋工作嘛，劳动局又规定资方不能随意退股，弄得王安既无经济，又无“自由”。两个月内没有情报寄出。
米厂装卸工
王安搬进东南米厂不久，赵富贵贬王安不是做“大生意”的人，鼓动唐伟亲自出马，便给唐写去一信，说：
“不料上月你店王先生来此，未带现款汇票，而想作大本生意。吾弟知兄经济环境，难以全力相助，只能够以你我私人交情尽力为之，业已协助王先生安居下来。”
“王对兄所托还热心可靠，但对市场不熟而又粗心急躁。如吾弟有决心经营，还须再来对生意有经验的人，才能够有大利收获。”
盘踞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大生意”很感兴趣。不久唐伟便来信说：
“得获良教不胜感激，敝戚承劳关注。弟友年轻，经验欠佳，务请吾兄帮忙关照。”内附一笺，嘱王安“本钱小有小的做法，大有大的做法，总之要保留本钱”。
两周后，赵富贵又接到一封并非唐伟亲笔的信，信后的密文写着：“弟俟准备妥善，即行回乡。”
一个月后，唐伟又借杨森的名义向王安发出密示：“须保重身体，不得已时不必大肆活动，并希找一职业。”
50年代初的香港
“国军可能在7月*攻反**，部队人员务求保存实力，四川人能否作内应？款已通知按期寄上，晨钟回来在即，另有十余人能否立足，盼告。”
这笔“大生意”是真是假，实难判定。不可信其无，宁当信其有。张网待敌的工作紧张地开展了。
端阳佳节。嘉陵江、长江两岸人头攒动，江中龙舟竞飞；家家门上挂起菖蒲、薪艾，采备了雄黄酒和佳肴。
私营行业人员，了结了账目都回家过端午节了。王安应刘超群之邀来吃端阳酒。
他俩喝了一阵闷酒后，还是刘超群先挑明话题：“许先生、何先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信、寄款来了，说句不多心的话，怕要吃空心汤圆啰！”
又是一阵沉默后，刘超群把话题点得更明：“去年8月，你还在香港，唐伟来信说已汇款100万，可到如今连气气都没有嗅到，至于组织，恐怕也是天晓得的事嘀！……”
王安无路可退，只得亮底。“真神面前不烧假香。唐伟是我劳高班的同学，现在是国军上校，1951年8月他给你们的两封信都是我代写的。”
50年代港币
“他推荐我受领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的游击任务，内调局的情报任务，确实一点不假。可惜的是委任石重阳、包庄夫、谭席珍当游击司令的三张派令在偷渡时丢掉了。”
“你莫不信，万县的唐浒、重庆的罗希哲、唐伦普确实是我的情报员……”王安信誓旦旦，说出了和香港联系的暗号和密写方法。
“既然确有组织，那为啥你的经济这般艰难？”刘超群还是不相信。
“你不晓得唐伟的处境艰难呀！去年5月，他领得在大陆活动的经费几万港币，其实是躲在香港，而向杨森谎报已入大陆，并称华蓥山石重阳有两万多人。”
“我在香港时，唐嘱我，若石重阳等因某种原因不能充任时，则以石等在两次战役中被*军共**歼灭报销为借口。”
“哪知屋漏又碰到连夜雨，我来大陆前，唐伟当了策反香港民生公司的轮船去台湾的策反组长，结果耗费掉几千港币，成绩毫无，撤职调台。”
民生公司轮船
“好在当局没有拿到证据，无法处理，现在还不晓得挽救的结果如何？、”
当天晚上，刘超群在“心心"咖啡店，与老窦见面了……
侦察机关经过同王安一伙巧妙周旋，基本摸清了他们的底细。
一天，王安伪造了一张万县陈家乡农协会主席杨和坤出具的迁移证，由左老板担保，申报转为正式户口。
之后，王安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嚣张起来。
他指使唐伦普趁去川酉彭县修路的机会，化名从成都给唐伟等人发出了六封信，直接取上了联系；唐浒也从万县不断寄出情报……继续侦察实在是害多利少。
金风送爽，暑热渐消。程处长的办公室里，研究会一个接着一个。上级关于分别密捕审讯王安等案犯，进一步弄清活动情况，并继续设法诱捕唐伟的指示，须得变成实施方案。
专案组的同志落实了继续诱唐的方法，刚起身离室，“等候”在外的预审员，按约前来汇报……
初冬的一个早上，一个背微驼，着一套灰色旧中山装，年约30岁的人，不声不响地来到西山街派出所，他好像三天没有吃饭似地说：“我、我向政府坦白……”
这人叫罗希哲，是从梁平县逃来重庆的地主分子。一个多月前，群众检举他是逃亡地主，被市公安局治安处拘留月余后教育释放，发给路费让罗返乡生产。
罗希哲在政府政策感召下，行前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还检举出王安的罪恶活动。
十天后的一个夜晚，喧闹的市街已沉静下来。王安的前妻张素华为索要离婚前所欠的140万元债款“扯经”才走。
当段户籍民警便来到王安的住所，对王说：“张素华检举了你，请走一趟派出所，好当面说清楚……”
王安一跨出米厂的门，民警便指着停在马路边的一辆银灰色“华沙”小车：“请上车！”汽车经解放碑直驰石板坡监狱……
第二天，建筑工区领导通知唐伦普到市区工地报到，在路途中也被密捕了。
第三天，左老板向当地派出所报告：“米厂称米工王安失踪了。”赵富贵也给唐伟传去信息：“王先生已下乡探亲，约两月后返渝……”
这一切，都为的是创造连续斗争的条件。
时钟的分、时针在“12”字上重叠。预审室里，王安心神未定，惊恐地坐在凳上，低头不语，暗忖着如何设防顽抗。
哪知预审员步步紧逼，环环紧扣，句句问语，如利剑快斧，砍碎了王安的思想防线。
他避开实质，谈出了1950年11月经深圳逃到九龙，在调景岭难民营当“难民”、到马鞍山矿场当工人、在香港摆小摊糊口，直至1952年10月因“思念妻儿"又偷渡回来的过程。
东方欲晓，面对罗希哲的检举事实，王安只得供认是香港派来的特务，但对特务活动则矢口否认。
第三夜，预审员釆取“攻心为上，瓦解政治幻想”的办法，经过五个半小时的政策攻心，王安的思想防线全线崩溃，供出了自己的罪行，并主动要求立功……
不久，万县的唐浒接到王安的一封信和10万元路费，乘船来到重庆，一上岸便被密捕了。
在以后三个月里，王安先后从彭县、重庆，给宋世明发出三封信，用暗语报告：
他已到“游击区”视察，石重阳部缺乏*药弹**，已与另一股“游击队"合作；川北“游击区”前途可观；目前“游击队"“生意困难，急待帮助。”
“我初入社会，知识不足，且远离乡境，实有应顾不暇之苦”。暗示本人能力不足，急需派员前来指导。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王安接连去信后，唐伟等虽前后汇来港币600万元，但终无来人音息。
台湾凤山。郁郁寡欢的杨森，真有点焦头烂额。蒋介石把杨送来“实践学院"“深造”，明摆着是让你赋闲养老。
唐伟策反民生公司轮船投奔台湾一事，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米；接着他谎报“大陆游击”一事又被台湾当局察觉。
这二桩官司未结，又送来当局监听部门收录的《人民日报》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把唐伟这个“四川改造委员会委员兼川康游击指挥”蛰居香港，谎报已在大陆建立潜伏电台，联络上了石重阳等部的游击队等“老底”都兜了出来。
杨森拍桌大怒：“叫我杨子惠的脸往哪里搁嘛！”他颤颤索索地在监听记录稿上写下五个字：请军法从事……
一个月后，唐伟因“贻误军机”“玩忽职守”等罪名被押送马场町刑场，惨遭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