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曾植身上，政治观念相当保守，然而在学术、艺术上却表现得特别『新潮』。在学术上，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沈曾植也对西洋、日本甚至朝鲜的学术动态时刻留心。在书法上，沈曾植的锐意进取更是表现得特别明显，『通乎古今以为变』。近读许全胜今年一月份整理出版的《沈曾植书信集》，其中沈曾植一九一一年一月九日致信罗振玉，对罗振玉所提愿代购安阳甲骨一事答复：『安阳贝拓本，亟愿得之，多多益善，公所藏能应我求否？若文字有出公所藏外，亦愿购之，不求多也。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甲、骨皆有之，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视，此事遂让公先鞭。』①在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信罗振玉时，沈曾植又提到『今日得正月廿七日书并《流沙坠简》样张，展示焕然，乃与平生据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异，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省览徘徊，顿复使灭定枯禅复反数旬生意……《坠简》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隶否？续有印出，仍望再示数纸。』②再结合《海日楼题跋》中沈曾植多次题跋唐人写经，以及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七日致信缪荃孙代购敦煌写经『敦煌写经，闻有流在厂肆者，公能为我购置数卷？书迹不佳，存以识江西*物文**耳。』③那么在这些基础上，近代以来三大考古成果：甲骨、写经、简牍，都与沈曾植发生紧密关系，他确实走在时代最前列。另外，从沈曾植的书法题跋中也得知他在碑、帖、写经、简牍方面的兼容并蓄。沈曾植大成于碑学，然而无论是早期还是晚年，他对『帖学』的深入也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点。研究沈曾植的碑帖兼容，也未必要多么明确地区分他哪一阶段是学碑，哪一阶段是学帖，未必要纠结于沈曾植是先学帖还是先学碑，是王蘧常所说的『以帖入碑』还是其他人所说的晚年由碑学回归帖学？最重要的在于，对沈曾植而言，他最终的追求是为了跳出碑帖的对立，从而变化出奇，直指本心，如王蘧常所言『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沈曾植致王国维信札
一 对文化传统的依恋
在《寐叟题跋》中，可以见到沈曾植的跋尾款识，很多都落上『宣统』年号，即便清帝逊位多年，『宣统』年号早已停止使用，这种款识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生命的晚期，如宣统己酉（一九〇九）题《宋拓绛帖本兰亭跋（二篇）》《程孟阳本兰亭跋》、宣统甲寅（一九一四）题《旧拓兰亭三种跋》、宣统丙辰（一九一六）题《博古堂帖三种》、宣统丁巳清明后三日（一九一七）题《宋拓秘阁本兰亭跋》、庚申（一九二〇）题《跋南宋拓本圣教序》，辛酉（一九二一）题《跋袁本阁帖》等。我以为，这是一种受到压抑后的强烈的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事实上，一九〇九年改元『宣统』，至一九一二年便废除，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也不过昙花一现。
从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也可知沈曾植对宣统皇帝的感情，他忧国忧君，时常恸不能止。年谱附录《清史稿·沈曾植传》也提到沈曾植得知『逊位诏下，痛哭不能止』④。，《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提到沈曾植：『先生之谋复辟也，自辛亥至壬戌没之岁，凡十一年。祷帝吁天，见事有可为则喜，见事无可为则哭，精诚所积，触发循环，盖十一年如一日也。』⑤沈曾植动辄为报君恩而『泪流满面』的形象，在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也被记录了下来。宣统退位后，辜鸿铭去见沈曾植，『余复见先生，问先生曰：事已如此，我辈将如何？先生泪流满面，执余手而言曰：「世受国恩，死生以之，他非所知也。」』⑥
葛兆光在研究沈曾植时曾发出感叹：『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学者，有些复杂心情今人不易理解。像沈曾植这样学术上追求前卫和时尚的新潮学者，却在观念上表现得相当顽固和保守，原本是汉人的沈曾植，对满人的大清有如此的眷恋，可能很多人都想不通。』⑦对此，葛兆光用一种超越王朝立场的文化眼光来看待，认为『他们的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和稳定秩序的企盼。因为在社会巨变中，他们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现状，他们的旧文化无法应对新变化，这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于那些原本就有高度文化修养，而且已经拥有了应付社会的知识，并且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未必真的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前朝」只是他们用来标榜和祭奠的象征物罢了。』⑧
沈曾植海日楼诗手稿
相比魏晋的『改朝换代』，随着晚清这个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谢幕，如沈曾植等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逢空前的文化失落的痛苦，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所以沈曾植能够理解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谈玄论道、吟咏山水。许全胜《沈曾植书信集》中，沈曾植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致信罗振玉，就说『魏晋人寄情庄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不得不然』⑨，他甚至还认为要将《兰亭诗》与山水诗，『打并一气读』。《与金蓉镜太守论诗书》云：『吾常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两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⑩
辛亥革命以后，沈曾植生命的最后十年便是隐居沪上海日楼读书，大致过上以往他曾劝老友康有为『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的日子。虽然严格上他做不到『勿言国事』，也没有像康有为在政治失意下，写出碑学理论集大成之作《广艺舟双楫》，但在沪上的十年，正是沈曾植书学理念日趋明晰、书法风格愈发成熟的十年，并且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以学术、金石书法自遣之外，沈曾植与诸多前清遗民组成超社、逸社，还举办诗文雅集，他在『意尽虚空都粉碎，道亡歌哭倍绸缪』的遣兴自吟中好像彻底放下了。
但其实，执念是不容易放下的。翻读年谱可知，晚年的沈曾植还是积极参与了张勋复辟，并起草了《复位奏稿》和《行政大略》，还当了几天的学部尚书。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矛盾、复杂、徘徊的沈曾植。
沈曾植致康有为信札
二 通乎古以为变
沈曾植在政治观念的相对保守，绝不意味着他在学术、艺术上就抱残守缺。相反，在他身上，学术上的开拓进取与书法上的极意求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从沈曾植与罗振玉的信札往来中可知，沈曾植收藏甲骨，临习《流沙坠简》，以及请缪荃孙代购敦煌写经，向张元济借写经因沉迷而『久未还来』被索回。可知，民初三大与书法有关的考古成果：甲骨文、写经、简牍，沈曾植都把握住了，他是当之无愧的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苦行者。
沈曾植致康有为信札
作为一代大儒，沈曾植关注新的学术动向、潮流，包括西北史地之学、早期佛教、敦煌文书等艰深学问，对西洋、日本、朝鲜的学术成果也处处留意。作为饱含激情的艺术家，沈曾植又具有极为强烈的开拓创新意识，他不满足于已有的风格体系，并且他的求新、求变又是与通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乎古今以为变』是他的书学宗旨。
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沈曾植明确指出『通乎今以为变』『通乎古以为变』，只有『变』才是永恒的，只有『变』才能有新的超越，新的发展空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完白（邓石如）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张照）、石庵（刘墉）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⑪在《海日楼书法答问》中，沈曾植更是直抒胸臆：『笔随势，体自意，造物之变也，何常之有』⑫。『常』是相对的，唯有『变』才能适应时代，与老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所言：『盖变者，天道也』，可谓默契。
沈曾植跋《张猛龙碑》（局部）
另外，沈曾植还希望在各种书体中找到一种相通的特质，打通篆、隶、行、楷，相参而生变。汉碑中，沈曾植对《校官碑》情有独钟，便是因其淳古而有篆书遗意。《汉校官碑跋》曰：『余最喜此碑书法，以为汉季隶篆沟通，《国山》《天发》之前河也。』⑬这与清人方朔认为『有西京篆初变隶风范』的见解颇为一致。
沈曾植这种理念上的『通乎古以为变』，深刻影响到了他的创作取法，『先生酷嗜金石，其书法初规模包安吴、吴让之，后寝馈六朝，融化贯彻，以入《兰亭》《阁帖》，尤得力于《二爨》，自谓「置我二王二爨间」。晚岁更参钟鼎盘彝，急就奇觚，流沙坠简，境界益高，谈艺家莫不推为巨擘。』⑭
『入《兰亭》《阁帖》，尤得力于《二爨》』，这种论述极为精辟。沈曾植平生收藏有诸多不同版本的《兰亭序》，根据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所列的《浙江省博物馆藏海日楼旧藏碑帖目录》，统计后至少有三十四种之多，其中不少合册是两种、三种甚至四种合成一册的。并且，仅《寐叟题跋》就有相关的『兰亭』题跋二十七种之多，算上收录未全、未收录的，实际数量则更多，如《跋兰亭叙·黄一鹍覆东阳本》《跋兰亭叙》（褚模领字从山鑿损本）《跋兰亭叙》（宋元明拓百衲本）等均不见收录。由此可见，沈氏对《兰亭序》的看重，自谓『置我二王二爨间』，也并非虚言。
因为真迹无存，所以后世书家在面对《兰亭》诸本，解读时往往各有不同的把握点。具体到沈曾植，他也脱离不了清代以来崇碑的风气，只不过并非全如康有为所言『魏碑无不佳者』。如果把刻工的『粗糙』当成格调的『质朴』，并且师『刀』不师『笔』，则最终导致的必然是取法单调，审美偏执。而沈曾植的超脱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走入碑帖对立的误区，画地为牢。他崇碑也重帖，碑版的古质、法帖的流动一一流淌笔端。他的北碑行草书风，以魏碑方笔折冲入行草，最终让他从碑派书家如陶濬宣等人的困境中突围而出，亦古亦新。
三 古与生合
沈曾植书法实践中，『古』是赖以维『新』的根本所在，『古意』是立身之本，是他苦心经营、极意追求的。他既要出『新意』，又不失『古意』。沈曾植的老朋友曾熙《游天戏海室雅言》说：『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⑮曾熙与沈曾植并入『民初四大家』，两人一起唱和、题跋的作品不少，在艺术上相互激赏，可谓至交。不过曾熙认为沈曾植作品『生』，是因为『写字少』，则未必让人多么信服，但他认为沈曾植『读碑多，故能古』，则言简而义丰。没有『古』，要想开『生面』，谈何容易。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就指出沈曾植『格古』，『「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别其是否」，「格古」二字大概也可以传达沈曾植《寐叟题跋》的要旨。』⑯
出于对『古意』的孜孜以求，对晋人的憧憬，在沈曾植那里，『古意』和王羲之非常自然地相提并论。其论《右军笔法》云：『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此义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法之八分。』⑰
王羲之笔法，与『心仪古隶』的合拍，绝不是沈曾植生拉硬扯。在沈曾植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学人也多有注意到此，如清人谭宗浚《兰亭帖字体考》：『往时读杨升庵《丹铅总录》，云羲之诸帖多古字，初甚诧之，后阅《阁帖》及二王诸法书，而后叹升庵之言信而可据也……余尝窃疑右军去东汉未久，其书法结构当必尚有隶体遗意，必非如唐人摹本，专以疏朗妍媚见长。近时汪容甫《修禊叙跋尾》云：「中往见吴门缪氏所藏《淳化阁帖》第六、第七、第八三卷，点画波磔皆带隶法，与别刻迥殊。」』⑱
观沈曾植行草作品，往往楷法、隶法、草法杂用，有些单字直接是结构上取隶法，有些则是撇画、捺脚等典型笔画有隶意，如王蘧常所言的『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多次向沈曾植请益并互有诗歌唱和的王国维，就有诗称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既有汉魏晋张芝、索靖的古意，又吸收了明末倪元璐、黄道周的体势，古朴中又气势生动。沙孟海《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中也坦言沈曾植对黄道周的取法，让他启发很大，并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的』，也因此他认为沈曾植是『帖学殿军』。魏晋书法，精研体势，欹正相依，无疑是书法宝藏。沈曾植最终的书风，在魏晋基础上，越走越大胆，至少表面上已看不出『平和』。
曾熙说沈曾植『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一语中的。马宗霍《书林藻鉴》记录了曾熙所言：『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蝯叟七十后更不稳。唯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否」』⑲。沈曾植虽然谦虚，但心里还是认可曾熙『拙』『生』『不稳』之说的。所谓熟能生巧，而『生』则往往与『拙』『辣』联系一起。在我看来，沈曾植的『生』，很大程度是因为取法的古拙、用笔的老辣所致。古且拙，生且辣，故能迥异时流，别开生面。
四 南北会通
在品评北碑作品中，沈曾植更是常以帖学作品相印证、呼应，毫无南北成见。他很直接地指出『帖之妙与碑同工，宜刘无言之为山谷、长睿倾服也。』⑳
比如，在众多北碑中，沈曾植对《张猛龙碑》《敬使君碑》极为推重，认为可以与『二王』一脉的作品『相证发者』。如《敬使君碑跋（五篇）》：『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此碑不独可证《兰亭》，亦可证《黄庭》，倦游翁（包世臣）楷法，胎源于是……寻其出入缓急之踪，乃与定武《兰亭》颇资印证。固知江左风流，东魏浸淫最早也。』 ㉑ 《张猛龙碑跋》：『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仆常以此颂在北碑中正如唐碑之有《醴泉铭》，翁晚岁深推欧楷，意所见亦有相涉者欤？』 ㉒
在书法上，沈曾植晚年大成于碑学，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早年还是晚年，他始终也在精研帖学。他的学生王蘧常就说：『初，公精帖学。得笔自漆书竹简石经石室，无不涉其藩篱。错从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 ㉓ 沈曾植究竟是先学碑还是先学帖，是王蘧常这里所言『由帖入碑』还是不少人认为的晚年回归帖学？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要直入堂奥，沈曾植的碑帖兼容，并不着力于点画、形质，完全是要跳出藩篱，完全充沛着自我革新之精神，也就是王蘧常所谓『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并且还应该看到，沈曾植开阔的眼界、高远的追求深刻影响他对帖学的认知、学习。沈曾植学书受到包世臣、张裕钊、吴让之等人的影响，又从晋唐入手，学习钟繇、欧阳询，到了晚年取法就更开阔了，汉碑、汉简、钟繇、『二王』、急就章、魏碑、唐楷、唐人写经等总观通览。有了历史高度之后，他对帖学，对王羲之经典作品的理解自然也就不一样。比如沈曾植在《右军章草帖跋》，就认为『意巧势密，官帖中殆无此比』 ㉔ 《记宋拓秘阁本续帖》则认为：『三四卷右军诸帖，使转之妙不可言，集帖中无可拟似者。』 ㉕ 受到沈曾植影响的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将沈曾植放在『帖学』章节中论述，把他的书法归为『二王一路之外另辟一途径』一类。
沈曾植『南北会通』『行楷隶篆通变』的审美观，对后世书家如王蘧常、马一浮、陆维钊、沙孟海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如陆维钊就认为『写魏碑的，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为赵之谦，一为沈曾植』。他一直到老还在研究沈曾植，无论书学还是创作上，都深受影响，都在做着碑帖融合的种种努力。
结语
沈曾植以其自身突出的书法实践、书学理念，为传统注入生机，消解碑帖对立，人们也不再囿于旧知识、旧观念，解放思想，迸发活力，如马一浮就认为碑学与帖学之争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沈曾植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传统文化价值面临崩溃时，传统如何重构？他们的努力、摸索，在当代日趋复杂、变化的书法生态环境下，依然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⑨许全胜《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二○二一年版，第一八五页、第一九○页、第二一八页，第一九一页。
④⑤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二○○七年版，第五二一页、第五二二页、第五二四页。
⑦⑧葛兆光《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收入《余音：学术史随笔选一九九二—二○一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七年版，第三一页。
⑩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九一页。
⑪⑰ 《海日楼札丛》卷八，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二四页、第三○九页。
⑫ 《海日楼书法答问》，《同声月刊》一九四四年第三卷第十一号，第一一六页。
⑬⑳㉑㉒㉔㉕ 《海日楼题跋》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六八页、第四○六页、第三七三页、第三七一至三七二页、第三八二页、第四○六页。
⑭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自序》，中华书局，二○○七年版，第三页。
⑮ 曾熙《游天戏海室雅言》，《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二○一六年版，第四二五页。
⑯ 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二○一三年六月。
⑱ 谭宗浚《希古堂集》甲集卷二，收入水赉佑编《〈兰亭序〉史料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二○一三年版，第六一七至六一八页。
⑲ 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物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二四四页。
㉓ 王云五主编、王蘧常著《清末沈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版，第七四页。
原文载于《书法》202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