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底，我“斥巨资”买了人生中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由于我懒散的缘故，它在我居处的潮湿书橱里“躺平”了大半年。现在回想，那时候它是多么地“怀才不遇”，我不敢自称“伯乐”，但它确是一匹淳厚而坚忍的“千里马”。我想起家里也有一台胶卷相机，那是属于父亲的。在我出生前，父亲积攒了好几个月的微薄薪水，换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台属于他自己的相机。
父亲算是个有情怀的人吧，至少年轻的时候是。我仅仅依据家中蒙尘相册中的铺陈推断，当年的父亲也许和我一样，走遍了外面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我看来，父亲是为了拍照而拍照，况且那么多年过去了，他秉持的情怀早就被日月的风霜侵蚀得可怜而疏浅，可我和父亲不一样，我在生活面前犟得厉害，我不允许“现实”摧残我“撷花嗅风”的权利，即便我和父亲都有“温良保守”的一面，但我坚决认为我们对待生活真相的本质有别。
我人生中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陪我走过了近四年光景的风风雨雨。我那么年轻，怎敢自称历经风雨，可是谁又能轻易定义风雨的内涵呢。一七年，我过得一般，又或者不太好，一八年如上，一九年同样如上，二零年不言而喻。相机里已经积攒了四千多张相片，其中不乏废片，可我舍不得删，又或者本质很懒，除非内存不够，我才勉为其难删去一些。我有时候回顾那些照片，好像那些泥泞的路又一次铺开在我的眼前，泪水总是打湿我的“草鞋”，可是又交织着喜悦的缤纷。
我不喜欢自拍，也不喜欢与他人合拍，因为这在我看来格外空洞，因为自我主观的造作无法激发真正意义的情感共鸣，即便他日回顾亦味同嚼蜡。故而我的相机里记录的林林总总无外乎自然、人文。在过去的四年里，我把深圳的海岸线翻了个底朝天，从盐田港 一路向东，经大小梅沙、背仔角、再到大鹏半岛较场尾、杨梅坑、西冲沙滩，相片的色温由深湖绿到翡翠冷，又像极了我眼底波纹的投射，对于眼前要面对的人生，一点一点趋于清疏冷冽，却又不至于稀释的洒脱。一八年的夏天，我遭遇了一点算是失落性的打击，我忽视了台风天气的预警，贸然前往解锁人鱼洞奥秘的路途，可是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天空骤然雨注倾盆，值守的保安大哥告诉我，出于安全防护，前路已经“封山”，我是那样不甘心，可终究未再徒劳撑伞。我浑身湿透了，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所标榜的“坚持”是种悲剧，我的相机也没能再发挥用途，我背着包，包里装着相机，我一边走一边哭，我想起一些不好的经历，难过极了。可是我一点都不责怪风吹雨打，我也不责怪台风天，因为他们从不是故意的，怕就怕“有意为之”。
我的相机也陪我也在香港离岛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虽说我还有像星星一样的碎梦没完成，但是我的出入境日期暂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定格在二零一九年七月了。中环有一条街，在东方文华酒店一侧，名为“雪厂街”。我会不自觉地想到张国荣的《玻璃之情》，听上去都格外易碎的样子。对面的长洲有一条“冰厂街”与之呼应，我不知道这两条街有没有特殊的联系，也许他们隔着海，只徒有虚表维持着“心有灵犀”罢了，实际上毫无交集，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长洲的夏天是充满烟火的，走街过巷，遇到死在角落的橘猫，遇到精神失常的阿公，遇到榕树下闲话的阿婆，还有傍海篮球场肤色黝黑的少年。码头对面的商店，缭乱眼球的御守像是蜷川实花镜头下的樱，在燥热的风声里摇动了脆铃。我的相机，同样陪我在尖沙咀的波鞋街迷过路，脚手架攀缘的林立楼房，扑面而来的是有如牢笼般的压抑，总有人在路边店铺的卷帘门下叼着烟，却又找不到一丝吞云吐雾的爽快。从弥敦道走向维多利亚港，再到中环码头乘坐轮渡，前往桂纶镁电影台词中的轩尼诗道，城市浓缩成了电影《重庆森林》中的一帧又一帧，我在王家卫的空镜里逆流，毕竟没有人纯粹热爱于“扫货”之外的探险，至少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是这样，我成了一棵独苗。当太多人执着于奶粉、化妆品，小到一瓶驱蚊水，都要想方设法委托他人亲地代购时，我着实不解。一来或许我没有太多柴米油盐的遐思，二来我脑子太糙，觉得很多事情无关紧要，又或者稻草与琥珀，我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选择不能为食的后者罢了，天性。
我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都是“不经意”间的“深思熟虑”，那都是我人生观的投射。我有时候很留恋海子的诗歌，如果海子还活着，他会怎样看待我的人生观呢。倘以后再没人能懂，那我的相机，便是我人生中的“海子”，他替我继续找寻人生的真相。
父亲肯定比我圆滑，他领略过生活的真相并屈从了真相。我呢，我多想以梦为马，扫荡天下啊，所有的未来，都藏在了看不见尽头的一次又一次的镜头捕捉里。我爱我的相机，它不是一具冰冷的机器，它是心灵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