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的桑河对岸
一轮通红的太阳缓缓落在桑河对岸稀疏的松树林里。
在树桩和灌木之间零落地耸立着一棵棵松树——树干又细又高，沉重的树冠压弯了它们的腰。血红的夕照慢慢滑过松树的树干，落在树根部的沙地上，映射在桑河中，随着湍急的水流摇摇晃晃。
树林尽头是一片平原，夜晚的雾气使它蒙上了一层淡蓝色。从平原吹来的风带来一股沼泽地野花的味道，像扁桃苦涩的清香。
这就是加里西亚。
在横跨桑河的一座木桥边的边境会让站上，我们的火车被拦停了。迎面开过来一辆辆*用军**专列。
我是第一次跨越边境线。桑河那边就是奥地利了。我总觉得，国境线那边的一切都会与我们这边完全不同——不仅是人、村庄、城市，连天空和树木也会不一样。
小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愚蠢的念头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到我长大以后。
但目前所见的一切却与我们那边并无二致。小路两边同样生长着干巴巴的菊苣。脚也会陷在沙子里，跟在俄国时一样，甚至连桑河的水都一样浑浊，按照我的构想，这条河流淌的应该是清澈的水流，叮咚作响。
夜里我们通过了桑河上的那座桥，进入了加里西亚。早晨我们停在了梅莱茨城。
我没有来得及细看这座城市。因为前方的登比察附近正在打仗，所以我们立刻被派了过去。我只来得及透过窗户看了看那些翠绿的山岗、瓦屋顶、长满啤酒花的墙，还有杨树林立、像白垩一样白的大道。
再往前走，我们听到了低沉的、不间断的炮声，看到了弥漫在整个南部地平线上的黑色尘雾。也许，这根本不是尘雾，而是燃烧的村庄冒出的黑烟。
逃难者的车队从火车旁经过，奔向北方，朝桑河渡口的方向疾驰而去。疲惫的步兵队伍散乱地走着。大地隆隆作响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车厢玻璃也被震得嗡嗡直响。
火车最终停在一片宽阔的洼地里。在洼地斜坡枝繁叶茂的树林里，不断升腾起一股股榴*弹霰**爆炸后的黄色烟云。
骑兵们从火车旁不断驰过。隐蔽在附近灌木丛中的*战野**炮兵连不停地开炮，炮声震耳欲聋。主任医生波克罗夫斯基命令我们在火车上升起两面大大的红十字旗帜。
这之后，我们又往前开了一段路，驶近了一座被炸毁的铁路岗亭。岗亭周围落满尘土的草地上躺着数十个被草草包扎过的伤员。
我们立刻把这些伤员抬上了火车。火车已经满员，但伤员还在增加。我们把他们安置在过道里、连廊上、卫生员宿舍里。各种拖长音调的*吟呻**声充满了整列火车。
显然，战斗正在迫近，但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偶尔一瞥我才发现车厢窗户上的玻璃被打掉了，间或又听到流弹打在铁轨上发出的尖锐声响。
一个卫生员的肩膀被打伤了。罗曼宁则被热气流掀翻在地。
但这些都一闪而过。大家全神贯注，只有一个想法：“快点把伤员抬上车！快点！”
一位满头大汗的军官骑着马跑到火车跟前，把波克罗夫斯基叫了出来。军官的肩章上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连上面的星徽都被遮住了。
“快开车！”军官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快把你们这辆该死的火车开走！再过一刻钟就来不及了。发动双牵引全速离开！马上开车！”
军官挥动手中的马鞭，指了指北方。他身下的马像发怒似的，不安地转动着身体。
“我们的车顶上也能放伤员！”波克罗夫斯基喊道。
“边开边装吧！”军官喊道，随后用力一拉马，向火车头的方向奔去。火车随即开动了。有几个伤员及时抓住了扶手，卫生员把他们拽进了车厢入口平台。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已经黄昏了——爆炸的火光更加清晰，地平线处弥漫的烟尘染上了一层不祥的暗红色。
随后*弹子**开始噼里啪啦地打在车厢壁上，但这只持续了几分钟。火车飞速前进。当它终于开始减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冲出了“包围圈”。
火车上收容了几百名被匆忙包扎过的伤员，他们中有的绷带已被鲜血浸透，有的绷带已经脱落，由于干渴，伤员们脸色焦黑。我们需要对所有伤员进行重新包扎，还要把急需做手术的重伤员都挑出来。
工作立刻开展起来，从这一刻起时间好像静止了。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每隔一刻钟我就要把手术车厢铺着地板革的地面擦洗一遍，清理掉上面的血迹，把变硬的脏绷带扔掉。一会儿我又被叫到手术台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就抓住了伤员的一条腿，我竭力不去看波克罗夫斯基怎样用一把很称手的小钢锯锯着白花花的骨头。突然这条腿一下子变沉了，迷迷糊糊中我意识到，手术结束了，于是我就把这条腿拿去放到镀锌的盒子里，以便到车站后进行掩埋。
周围弥漫着血腥味、缬草酊味和燃烧的酒精味。酒精炉一直烧着，不断给器械煮沸消毒。
从那时起，在我的记忆里，酒精淡蓝色的火苗就和难以忍受的痛苦糅合在一起，和人的脸上浮着的一层灰蒙蒙的汗珠定格在一处。
有些伤员会大喊大叫，有些则咬紧牙关，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嘴里不断骂着脏话。但有一名伤员却以自己非凡的忍耐力让一向冷静的波克罗夫斯基都惊讶了。这名伤员的髋骨被打坏了。他要忍受的痛苦难以想象，但他却自己一个人扶着墙壁走进了手术车厢，没让卫生员搀扶。包扎伤口的时候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允许他抽支烟“轻松一下”。他既没有*吟呻**，也没有叫喊，而是一直在安慰波克罗夫斯基和廖莉娅：她正在协助波克罗夫斯基取出弹片、进行严密包扎。
“没关系！”他说，“能忍。完全忍受得了。您别担心，小护士。”
只有眼睛暴露了他剧烈的痛苦。它们变得越来越憔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淡黄色。
“你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波克罗夫斯基生气地问。
“我们是沃罗格达人，”伤员回答，“母亲是在潮湿的针叶林里把我生下来的，长官。她自个儿接的生。用水洼里的水给我清洗干净。长官，我们那儿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野兽受了伤可以嚎叫。但人受了伤号叫起来却不太像话。”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连续不断的包扎和手术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特别复杂的手术要等火车停在车站上才能做。
我只记得，当时我一会儿打开明亮的电灯（车厢里有蓄电池），一会儿又要熄灭它，因为窗外已经太阳高照了。但太阳照耀的时间并不长，我觉得也就个把小时，随后我又要打开耀眼的白光灯。
有一天，波克罗夫斯基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窗前，强迫我喝下了一杯黏稠的褐色液体。
“你要坚持住，”他说，“很快就结束了。谁也不能歇班。”
我坚持住了，需要常常替换的只是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
伤员们来来去去，我们已经不再去区分他们的面孔了。仿佛所有的伤员都有一张胡子拉碴的发青的脸孔，都有一对因疼痛而圆睁的发亮的眼睛，都会发出急促而无助的喘息声，都长着铁钳一般有力的手指——包扎的时候我们会抓住伤员的手，而他们也会紧紧攥着我们的手。所以我们手上都有抓伤的痕迹和淤青。
只有一次，在波兰一个无名小站上我走出车厢，在外面抽了一会儿烟。当时是傍晚。刚刚下过雨。月台上的水洼泛着白光。淡青色的天空中悬浮着一块雷雨云，形状酷似一串巨大的葡萄，晚霞给它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
火车旁边站着一群妇女和孩子。妇女们用头巾角抹着眼泪。“她们为什么哭呢？”我思忖着，一时想不明白，这时突然听到了车厢里传来的轻轻的*吟呻**声。
整辆火车都在不停地发出疲惫的*吟呻**声。可以想见，没有哪颗慈母心能听着这模糊的祈求怜悯与帮助的*吟呻**而无动于衷。要知道，每个伤员都是一个孩子，所以在伤口发炎的夜晚，在疼痛难忍的时刻，他们都会呼唤母亲。但是母亲却不在身边。没有人可以替代母亲。即使是最具有献身精神的护士也无法办到。她们满怀恻隐之心，时常用温暖的手小心翼翼地触摸伤员残损的肢体，触摸他们化脓的伤口和蓬乱的头发。
我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一天的黎明我们来到了卢布林。那里有三辆空救护列车正等着我们。他们接收了我们的伤员，载着他们驶向俄国，而我们则留在了卢布林。我们有三天的休整时间。
我顺着站内的小道走到一座给水塔下，在水龙头泡沫飞溅的急流中冲洗了很久。显然，我在洗澡的过程中打了个盹儿，所以才洗了这么久。倏忽即逝的梦境中充满了水和肥皂的味道。
随后我换上衣服，走回车站。火车站附近长满了成排的丁香树。花坛里开放着浅紫色和白色相间的不知名的花朵，它们都低垂着脑袋，看上去像一块块印花布。
我坐在木头长椅上，靠着椅背，望着不远处的城市，朦胧欲睡。那座城市耸立在高高的绿色山岗上，周围原野环绕，正沐浴着清晨的曙光。
太阳在纯净碧蓝的天空中闪耀。城里传来清脆响亮的钟声。那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
我睡着了。太阳光有点刺眼，但我却感觉不到，因为一把伞的阴影正好遮住了我的脸。
我身边坐着一个矮个子老头，他浆过的衣领微微泛黄，手里撑着一把小伞，在为我遮挡阳光。
他这样坐了多久，我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小老头站起身，微微掀了一下礼帽，用波兰语说了一句“请原谅”，就走了。
他是谁？是一位老教师还是一名铁路售票员？或者是教堂里的管风琴师？不管他是谁，我都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即使在这样的战争岁月里他也没有忘记人与人之间的朴素的温情。他的出现，是卢布林浓荫密布的街道上善良精神的体现。这些街道上住着生活清贫的退休的公职人员，他们仅存的快乐来自篱笆旁种着的一畦旱金莲，来自一盒已经装上克里米亚芬芳*草烟**的香烟卷。孩子们早已远走高飞，妻子也已离世多年，而所有的旧杂志——无论是《田地》，还是《画报周刊》——他们都已经翻看过很多遍了。岁月带走了一切，只留下了沉默的智慧、烟卷的缕缕轻烟，还有城里传来的悠远钟声——无论节日还是葬礼，它都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