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中国都在说《平凡的世界》，说路遥时，我躲开了——不好意思，我慢热，也不好热闹。
难得是有朋友不断给我发写路遥本人的文章链接，有关路遥的传记，路遥的几部传记，包括我的学妹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都很热，有些争议还很大。话说直了，路遥到底以什么打动了我们？底层说，奋斗说，时代说，民族说等等。太多了！以我的看法，只有一点。
扯远一点。大约在1828年2月29日，巴黎的《法院新闻》上刊载了一个死刑案件，大概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为了进城登上上流社会殿堂，先*引勾**了市长夫人，后又进入教会，和侯爵女儿发生热恋，在他飞黄腾达的关键时期，被抛弃的市长夫人因情生恨，告发了小青年，小青年怒从胆边生，开枪射伤市长夫人，最后被判了死刑。后来，伟大的司汤达据此写了不朽的《红与黑》。将近200年时光洗涤了，《红与黑》成了真正不朽的巨著，被誉为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世界小说中可以进前十的巨著。书中那个让人唏嘘的“少年野心家”拉斯蒂涅-于连，成了无数下层人心目中的英雄。关于两部作品，《红与黑》与《平凡的世界》，我不是作学术比较，只说三个意思：
第一，两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巨作，《平》书
第二部写作和第三部发表时，曾经引发很大争议，那个时候，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莫言、余华、阿城、韩少功以及王安忆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都在用新手法写小说，而路遥还在操现实主义。评论界和作家中，包括路遥自己，也有点犹疑。举个例子，这部作品，没有在《收获》《当代》或者《十月》一流刊发，而是在《花城》和《黄河》这样的二流三流杂志发出，就足以想像它当时的处境。
第二，两部作品中冗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全知全能式旁白太像。
第三，于连与孙少安孙少平，虽然相隔200年，远隔万里，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有几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处在一个层级社会的底层，都有爬上来的自觉与勇气，都很有非凡奋斗能力与智慧，他们的爱情都和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奋斗经历纠结在一起。我敢断言，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甚至以前的《人生》时，都曾大大得益于司汤达的《红与黑》，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曾在1980年代末期，在一篇路遥（写的或别人写路遥的）的文字里，看到过类似表述。
写到这里，我们的结论基本可以出来了，路遥作品打动无数人的，只有一点，和《红与黑》一样，这就是，它们是“穷人的圣经”。
无论什么时代，没有阶级与层级划分是不可能的，司汤达也罢，路遥也罢，他们生存的社会都是如此，200年前的浮华世界巴黎，于连要爬上去，只有通过着黑色衣服的教会或者着红衣服的*队军**（拿破仑时代的将军服），于连看准了女人、金钱和权势这三个阶梯（其实也是目的），他先*引勾**德瑞娜夫人（丈夫是市长），再到教会，通背拉丁文的《圣经》全文，后来获取侯爵女儿的芳心，对他来讲，一切形式都是为了爬上去做准备。他挑战了整个上流社会，所以他的下场必然是悲剧性的。
200年后，贫瘠困顿的中国陕北原西县（其实就是延安延川县），孙少安兄弟俩也想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出身农民，人口众多，家境贫寒，没有靠山，这一切决定了这场奋斗本身的灰色悲剧底色。他们与田润叶，郝红梅，田晓霞，其实也包括秀莲，发生的情感纠葛悲剧，都和地位、身份、贫富以及城乡差别有关，和孙少平与侯玉英的爱情，更充满着交换色彩，在这里，贫穷的后生要想改变命运、获得爱情，都意味着尊严和淳朴的瓦解。放到今天，比如和侯玉英结婚可以进城，这不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选择么，但在40多年前的当事人看来，确实无法接受的条件。
千百年来，在中国，最少从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以下，下层人对上流社会的冲刺，就是激越的历史的潮流。一个底层人，通过自己的奋斗，拥有财富、金钱、高贵配偶（也叫美色）、社会地位（也叫权势），获得自由、独立和尊严，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赞美的；当这种追求被中断、毁灭而成为悲剧，更该被赞美被歌唱，被用《红与黑》和《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巨著赞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惟其如此，也才动人。
——要知道，许多小人物正是在漆黑的夜里，取出压在枕下的《红与黑》或者《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穷人的圣经”，彻夜阅读，才在曙色初现的次日，踏上战斗的征程的。
再过200年，《红与黑》还将是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的巨著，《平凡的世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附旧文一篇】建国路83号的路遥
西安建国路83号，是高公馆。是国民*党***官高**高桂滋的公馆，（高在抗战初期曾参加平型关战役，后任36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条山战役。曾任西安绥署副主任。建国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病逝。他在建国路的公馆，很早就捐给了国家，50年代后是中苏友协等几家单位的驻在地）。后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院落。
1985年前后，我在这个院子，第一次见到作家路遥。那年夏天，我的学妹学弟小张小姚分到作协，在《延河》杂志社做编辑。大约是元月份，我在他们的引荐下，到小说组帮忙看（初）稿。编辑部的小许也是年轻人，大家共同话题很多，都是单身，便常在小姚的屋里会餐。这时候，认识了作家路遥。
我常常能在作协的院子看到路遥，冬天天气很冷，只要有好天气，路遥常会站在小说组前的院落的北墙根下，面南晒太阳，他穿着一身钢蓝色牛仔衣，戴着墨镜，很悠闲的样子。一开始，我只是远远望着这个30来岁的大作家，不敢说话，——1983年他的小说《人生》发表后随着吴天明的电影，如日中天。直到有一天傍晚，小许带我去作家王观胜的房子。王的妻小在外地，他一个人住间十几平米的平房，兼作办公。进门后，我才发现，路遥也在，我叫了“路老师”，大家都笑（路遥本名“王卫国”）。王观胜正在电炉上“嘟嘟”地煮咖啡，好象是麦氏，我也喝了一杯，喷香。事后小许告诉我，路遥爱喝麦氏咖啡，爱抽“万利”外烟。那一晚，听路遥他们谈起艾特玛托夫的《查蜜丽亚》和《别了，古里莎雷》，我也因此成为流行一时的“艾迷”。
小许后来还告诉我，麦氏的瓶子，耐高温，不渗漏，喝茶很好。我注意观察，院子里果然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麦氏杯。但我不知道大家用，是否因为路遥。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碰见路遥和另外几个人聊天。聊着聊着，他想抽烟，却发现烟盒是空的。于是便用浓重的陕北音叫我“小伙子，你去跑个路，买个烟。”说话时，我走近去，能看见他刚刮过胡须的方脸上的笑。我接过他给我的两元五角钱和空烟盒，果然是英文M起头的“万利”烟。遂一路小跑，到两站路外的大差市口十字西北角的一家叫“锦华”外贸商店，买了包美国（？）万利。
再后来，我和小许多次去路遥家，见到他的在西影厂做编辑的妻子林达。记得有一次，我们又去路遥家，林达正让钢琴师给女儿的钢琴校音，“都来米法”地，我第一次直面校琴，对闪光铮亮的琴，真的感到很惊讶。那时，大学毕业工资仅48块5元，这架钢琴得化多少钱？小许告诉我，路遥太爱他的女儿了，为女儿他什么都舍得。从这次起，林达约我为《西部电影》杂志写些影评，包括《黑炮事件》、《孩子王》《红高粱》等。我遂得以更近地走近路遥。
这期间，路遥正在写他人生的巨作《平凡的世界》。很久见不上他。据说他潜伏到离西安两百多里外的一座煤井下，和挖煤工一起体验生活。他是真的与矿工们长久地泡在一起，后来把自己的女儿也带去体验，很久连家也不回。有一天，听说他要回来，我和小许到他家去。刚落座，突然听到孩子呼唤，门开后，看见路遥背着大大的行囊，女儿在背上。风尘仆仆进了门。林达兴奋地喊“远远”，一把接过孩子，母女俩脸颊紧贴，这时，我看见林达的眼角涌出大颗的泪珠……
后来，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路遥了。到了1988年前后的一天，我在*京大南**学上学，小许突然来电，说是路遥夫妇要回林达的老家厦门，从上海经过，让我从南京代买两张卧铺票。现在记不清了，到底买了没买。遗憾的是，后来这对在我眼里近乎模范的夫妻，分手了。
1988年路遥完成他的长河体巨著《平凡的世界》
1992年路遥这个矿工似的文字劳动者，积劳成疾，以肝癌恶化早逝，离他43岁生日，还有16天。
后来，我还曾多次到建国路83号的作协院子里，终于不曾再见到那个肥硕的坚强的汉子了。据说，路遥最喜欢的书是《红与黑》，最喜欢的人，是他的女儿。
【说明】本文是我的旧文，已经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且多次贴在我的博客、空间里，还收在我的《最后的潼关》一书里。看过的读者，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