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期间，中印两国防长举行了一次双边会晤，这是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防长在线下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2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防长会。由此可见这次会晤的重要性。
【报道截图】
但可惜的是，由于印度方面的固执己见，这次有可能打破边境问题僵局的宝贵机会，最后几乎是被白白浪费了。从本次中方在会后发表的相关声明来看，中印目前仍未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新的建设性共识，僵局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我们强调什么，印度人就是没有做好什么。
首先，中方在声明中提到，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应以全面、长远、战略的眼光看待两国关系，应把边界问题放在两国关系中的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印两国防长举行双边会晤】
中方在声明中提到的三个“应”字，既表达了中方希望与印方相向而行的期待，也明确指出了双方分歧之所在。至少在中印边界的问题上，印度没有贯彻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的基调，也没有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两国关系。
换句话说，对于目前中印边境问题及其存在的结症，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需要印度配合中方的这三点。
一直以来，中方坚持把边境问题与中印关系区隔开来，就像中方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与中俄关系时一样，两者互不*绑捆**，更不能混为一谈，乌克兰危机不是中俄关系的全部，边境问题也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然而在过去三年，印度方面却不断开历史倒车，一再把边境问题扩大化、复杂化，把边境问题的“和平解决”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印度总理莫迪】
更危险的是，印度现在不仅是把边境问题与整个中印关系相*绑捆**，更是企图把该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将其视为获得美国经济、外交与军事资源的工具。对此，中方有必要通过“军事外交”的方式予以敲打。
话说回来，印度口口声声说边境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来看，对于何谓边境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如果以此作为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只能让人感觉印度根本就没有意愿搞好中印关系。
具体而言，这种分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印方眼中的边境问题“和平解决”，是回到2020年4月前的“印度边控现状”，要求解放军撤出部分实控区。而中方认为，2020年4月前的那种现状是印度边防部队长期非法越线造成的，我们不可能接受，如果印度要谈“和平解决”，要谈“恢复现状”，那恐怕中方就要清算一下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对我国主张的“1959年实控线”的不断蚕食，而中方在2020年4月的行动，实际上是对这种蚕食行为的有效遏制。
【中方在2020年4月的行动，实际上是对印方蚕食行为的有效遏制】
换句话说，恢复到什么时候的现状，不能印度一家说得算，如果印度真要较劲回到2020年，那中方也不介意谈一谈1959年这个时间点。
其次，印度方面还提出应该减少双方部队在边境地区的近距离驻守规模，尤其是是重装化部队。印方认为，大量重装化部队的前置部署对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而事实上，正是中方的这种部署，才有效地防止了印度方面的轻举妄动，保证了边境地区局势的相对平稳。
另外，印度方面反复指责中方“违反协定”，把边境局势的恶化归咎于中国，根据印媒的报道，在这次防长会上，印方仍然坚持这种论调，甚至通过不与中方代表握手的方式表达“不满”。
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在加勒万河谷事件爆发前的2019年，莫迪政府修改宪法，将 中方主张的领土划入印度政府的行政规划，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随后，印度边防部队的巡逻行动变得愈加冒险，甚至公然架桥修路。此举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印过去达成的协定，更是有意落实莫迪政府的修宪成果。
【只有坦克、火炮和直升机，才能让他们学会什么叫老实】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不久前对藏南地区的米林、错那两县正式撤县设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印方修宪的一种对等回应。
其实说到底，如果要讲“违反协定”，印度政府如今把边境问题与中印关系强行绑架，严重违背两国在1988年达成的联合声明，公然开历史倒车，才是最大的违背，更不用提莫迪政府如今企图把中印边境问题“国际化”的这种举动。
对此，中方已经认识到，光靠外交，已经很难让印度政府回头，如今我们在边境问题上大力推动“军事外交”，既是对印方发出更为强烈的信号，也是为双方留有一些沟通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