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内山书店在天津正式开张。
新开张的天津内山书店
熟悉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人，大都知道内山书店。如今鲁迅曾经经常光顾的上海内山书店，仅仅剩下一个供人参观的遗址，不再销售书籍。东京的内山书店依旧开在神保町，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的人员，到东京后这里是必到之地。现在天津有了内山书店，延续起中日文化的交流渠道，弥补了上海内山书店1945年关张后七十余年的欠缺。
书店开张那天，笔者从北京赶到了天津，旁听了开张仪式后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的后人们参加的座谈会。大大的屏幕上，有一段鲁迅的话：
“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查了一下，这是鲁迅在1935年3月5日写的“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的一段话。不知鲁迅在当时是否预见了1937年以后会有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至少在1935年时，日本会继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这点所有人该是明白的。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该以何种方式推进，尤其中日民间的交流会以何种形式维持，哪怕在今天也依旧是个重要问题。
从内山书店人们能看到中日民间的文化往来的诸多特点。现在当这家书店在天津开张时，也让人们能感觉出一种基于纯民间的中日文化交流又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渠道。也许人们从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最新变化，向日本传达中国最新状况，走出隔阂，迎来“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
鲁迅长孙周令飞在开幕式上致辞
内山书店的三个阶段
“藤野先生”“内山完造”该是中国读者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最多的日本人。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收录了《藤野先生》一文，该文长期是中国中学课本中的文章，让大部分中国人对藤野先生有所了解。“内山完造”（1885-1959年）则在鲁迅日记中反复出现，加上内山先生与中国左翼作家关系非常近，在谈1949年中国解放前的左翼文化运动时，几乎不能不谈内山完造的支援、协作。大部分中国人对内山先生有所耳闻。对于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或者做相关工作的人来说，研究内山先生更是中国人理解日本、参与与日本交流的契机。
鲁迅与内山完造
内山书店在1945年被民国政府解散后，便与中国久违。本刊专栏作家、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刘柠，翻译了内山完造的《花甲录》（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对内山完造、内山书店有着深入的研究。刘柠说：
“我个人把内山书店百年史分成三个阶段：上海阶段——1945年前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主导；东京阶段则分两个时期——1935年至战后1984年，由内山嘉吉主导；从1985年至今，由内山嘉吉之子内山篱主导。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或延续，或平行，其实先后有过三个内山书店：一是1917年创立，1945年被国民政府接收的上海内山书店；二是1935年，按内山完造的意图，由完造的幺弟内山嘉吉在东京设立的东京内山书店；第三是1938年，回日本养病的美喜夫人于长崎开设的长崎内山书店。”
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刘柠说的“上海阶段——1945年前的内山书店”。7月10日，内山书店在天津开张时，和该书店有着很深的渊源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后裔，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他们谈得较多的是内山先生如何保护、支援相关作家，如何与那时的中国作家之间的交往。
1936年（鲁迅逝世后）的内山书店
内山先生为什么在中日处于战争状态时，与日本军政府划开一条界线，支持中国左翼作家，积极参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刘柠从《花甲录》中摘出了一段话。内山在《花甲录》中写道：
“打一开始，我就持战争悲观论，曾说过‘前途更无光明'——那是我对中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信念。”
刘柠认为，“内山完造本人是反战主义者，更是不可救药的（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悲观论者。”日本*队军**在中国连连获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掠夺了大量土地、人口、财富的时候，内山一点也没有看好这样的军政，反而早在1935年便开始在日本开设了第二家内山书店，为十年后上海的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接收做下了准备。
1945年以后的内山书店，逐步在东京神保町站住了脚，成为了一家著名的经营中国书籍的专业店铺。1953年本刊《人民中国》创刊后，一直在内山书店有售，与内山书店保持了源远流长的关系。
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内山书店
笔者在日本留学、在大学里工作前后十五年，内山书店当然是必去的地方。
关心中国问题的日本读者对内山书店肯定已经十分熟悉。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里时，“1985年9月，在东京内山书店创业五十周年之际，社屋改造工程竣工，原店铺扩建为七层楼的内山大厦，一至三层为书店。即使在百年老店扎堆栉比的神保町，拥有如此华屋的书店，亦堪称凤毛麟角。”刘柠如是说。
笔者比较喜欢的是进书店前，先看看相关的杂志，尤其是本刊《人民中国》的出版、销售情况。来到这里就能买到最新一期杂志，看到不少读者会翻阅、购买，内心便会感觉特别的踏实。
与其他书店将相同的书摆在明显的位置上，吸引读者的注意不同，内山书店的书以品种多、内容杂著称。书店的店员堪称管理专家，想要一本书，一时找不到的话，向店员求助，很快就能找出来。大部分书是中文的，日文书也大都和中国有关，不仅大陆书籍在这里有售，香港台湾的书籍也相当的多，兼容并蓄，能从这里看到一个多面的中国。
7月10日的座谈会，鲁迅长孙周令飞、郭沫若女儿郭平英、欧阳予倩的外孙欧阳维、郁达夫之孙郁俊峰等，分别谈到他们的先辈与内山书店的关系。在周令飞等人看来，内山书店的经营方式，不同于普通书屋，这里有各界人士的聚集，有不定期的讨论会，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当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文人来中国考察文化时，其中重要的一站便是上海。在上海期间通过内山书店接触了大量的中国文人，不论是在内山家吃的饭，还是在这里结识的中国文人，在谷崎、芥川的日记、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记录。
鲁迅等中国文人更是通过内山书店，知晓了日本及世界最新信息，在这里热烈地议论艺术方向，国家的未来。
在21世纪的现在，不论互联网多么发达，中日经济交往多么频繁，也不管中日关系在经历怎样的波折，面对多么大的困难，仍需要有人像内山完造那样去从事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运用内山书店式的文化交流形态，重新发挥内山书店那样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人、媒体人要为此做出努力。
内山书店在天津落户
早在1984年8月，出版家赵家璧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赴日时，拜会了内山嘉吉。按刘柠的断代，日本内山书店在1935年至战后1984年，由内山嘉吉主导。内山嘉吉希望恢复旧制，在日中两国各有一家内山书店。此后赵家璧做过种种努力，也有获得赞同的时候，但到2021年为止，在上海未能实现恢复内山书店的内山嘉吉夙愿。
天津内山书店总经理赵奇
到了2013年，天津籍的纪录片导演赵奇做“海外书店”的节目时，结识了内山家族的后人，并知道了内山家的夙愿，内心油然涌起一种使命感，让他用了数年时间为重建内山书店而奔波。他想过卖掉自家的房子去建书店，向各处呼吁过出资出力。到了2019年，天津市委宣传部找到了赵奇，几番讨论下来，天津市决定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内山书店的重开和运营等各项事宜。
2020年，内山家族授予该集团对“内山书店”商标在中国范围内的排他性独家使用权。当年8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子公司“天津内山书店有限公司”。
在7月10日内山书店开张的日子，笔者看到赵奇是整个仪式的主持人，也在座谈会上与周令飞等文化界人士谈内山书店往事，已经是位内山书店的专家。
“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这是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的合葬墓墓碑上文字。7月10日的开张仪式，座谈会，赵奇反复地引用了这句话。
开张后的内山书店，不仅在当天有座谈会，7月24日还举办了“如果没有内山书店”的沙龙。刘柠与作家绿茶在这里谈内山完造与新文化新青年，谈内山书店百年史。赵奇作为内山书店主理人，串讲了内山书店与中国百年同行的历史。
7月24日，本刊专栏作家刘柠在内山书店谈内山完造的《花甲录》
“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话，今天我们在天津，在这里的内山书店听起来依旧觉得沉重，需要我们像鲁迅等文化人的后人那样，也像刚刚过了不惑之年的赵奇那样负重前行。
陈言：人民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