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间评价的观点
行动人会区别出两种时间，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间，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间。
行动的目的，总是为了消除未来的不适，即使这个未来只是旋即到来的时刻。在行动开始与目的实现之间，总有一段时间经过，也即行动所播的种子长到成熟的那个成长期。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农业。从土地耕作到成果收获，其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其他的例子，有如酒的品质因年代久远而益醇美。然而在某些场合，育成期会非常短，短到按通常的说法是一针见血。
行动需要使用劳动。就此而言，行动涉及工作时间。每种劳动都要消耗时间。在某种场合，工作时间非常短，短到一般人认为它甚至不需要时间。
只有在十分罕见的场合，一个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不重复的行动就足以实现目的。在通常的情形下，行动者达到他追求的目的，总不止一个步骤。他必须经过许多步骤。而且每推进一步就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 他要不要向那个曾经选定的目的继续前进。很多目的是非常遥远的，只有靠坚定的毅力来实现。全部必须的时间，也即工作期加上完成期，可以称为生产周期。生产周期，有的场合长，有的场合短。有时短到可以完全忽略。
由于目的实现而得到的欲望满足的增加，在时间上是有限的。生产的结果，只在被称为“功能持续期”当中提供功能。有些产品的功能持续较短，有些则较长。较长的通常称为耐用商品。因此行动人总要考虑到生产期和产品的功能持续期。在估计一个计划的负效用时，他不只计算那些必要的物质要素和劳动的支出，还要计算生产期。在估计那件预期中的产品的效用时，他要想到这件产品的功能持续期。当然，一件产品愈是耐用，则它提供的功能量就愈大。但是如果这些功能不能积累在同一天，而是扩散在一个时期当中，则时间因素在它们的评价中就要发生特别作用。n个单位功能或在同一天中提供出来，或是扩散在n天当中，每天只提供一个单位的功能，这之间的不同，何其重要。
生产期和功能持续期一样，都属于人的行动学的范畴，而非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凭空构想出来的作为心智工具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先于行动而且指导行动的每一推理，都以这两个范畴为其基本要素。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因为庞巴维克没有认识到这个区别，尽管他发现的生产期的作用，对于经济学是一大贡献。
行动人不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他面临的情况。他并不关心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开端的。他关心的只是善于利用今天可以利用的手段尽可能地消除将来的不适。过去的事情对他不构成问题。他有定量的物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处分。他不过问这些要素是自然的赐予抑或以往生产过程的产物。在它们的生产中用了多大一个数量的自然赐予，也即，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以及这些生产过程耗费了多少时间，对于他都无所谓。他对那些可用的手段的评价，完全视它们在他改善将来情况的努力中所能提供的帮助。生产期和功能持续期，对于他而言，是计划将来行动的两个范畴，而非学术思考和历史研究的概念。行动人必须对长短不同的生产期加以选择，对程度不同的耐用商品的生产加以选择，在这些选择的范围内，这两个范畴将发生作用。
行动与一般的将来无关，而与一个确定有限的将来有关。这段将来，一端取决于这个行动占用的时间，另一端则是行动者的决定和选择。有些人只关心眼前。有些人则远虑及他们的身后。我们不妨把行动者在某一特定行动中，拟用以准备的那段将来时间称为“准备期”。行动人对那些在同一段将来时间以内的各种欲望满足要加以选择；同样地，在较近的将来之欲望满足，与较远的将来之欲望的满足之间他也要加以选择。每个选择也包含着准备期的选择。人在决定如何使用各种可用的手段以消除不适的时候，他也隐性地决定了这个准备期。在市场经济里，消费者的需求也决定准备期的长短。
有种种方法可用以延长准备期：
1. 积累大量供将来必需消费的消费品。
2. 生产较耐用的商品。
3. 生产需要较长生产期的商品。
4. 选择一些更费时的生产方法，生产那些也可在较短生产期生产出来的商品。
前两个方法用不着再解释。第三和第四个方法则必须细究。
最短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期最短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消除不适之感，此乃人类生活和行动的基据之一。即便这些最短的过程所能提供的一切商品都被生产出来，未满足的欲望仍然存在，再行动的诱因也仍存在。因为行动人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总喜欢那些最短的生产过程，[1]所以只有那些消耗更多时间的过程留待进一步的行动。人们之所以用这些耗时更多的过程，乃因为他们把“那预期中的满足的增加”看得比“因为等待承受的不利”更重。庞巴维克曾经提到费时的迂回生产有较高的生产力。更适当的说法应该是，较高的物质生产力的生产过程需要较多时间。这些过程的较高生产力，不一定在于它们能够生产出——用同量生产要素——更多的产品。而通常在于它们能够生产那些在较短的生产期根本无法生产的产品。这些过程不是迂回的。它们乃实现那个被选定目的的最短途径。如果某人想捕获更多的鱼，除掉用渔网渔船替代徒手捕鱼以外，别无他法。阿司匹灵的生产，除掉用已知的化学工厂所用的方法以外，便不再有更好的、更敏捷的和更便宜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把错误与无知置之不理，则丝毫不会怀疑，他选择的生产过程乃生产力最高和便利最大。如果人们不把它们视为最直接的过程——也即走向所选目标的最捷径——他们就不会采用它们。
通过积累消费品来延长准备期，乃为较长时期作预先准备的愿望引起的结果。就那些耐用性在比例上大于必要的消耗量更大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之生产而言，这也同样有效。[2]但如果在时间上较远的目标一旦确定，生产期的延长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目标无法在较短的生产期内实现。
当事人之所以延缓某一消费行动，是因为他宁愿用未来的消费所提供的满足，来替代目前的消费所能提供的满足。选择一个较长的生产期，是因为这个行动者对较长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商品的评价，比对较短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商品的评价要高。作出这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后，采用的生产期就显得像等待期。这就是杰文斯和庞巴维克曾指出过的等待期效用，此乃他们两人的伟大贡献。
如果行动人没有注意到等待期的长短，他就不会说一个目标在时间上是那么遥远，以致谁都想放弃它。面对两个生产过程，投入相等，产出不同，他总会选择那个可产出同样产品而数量较多的，或者选择那个可产出同量产品而品质较佳的过程，即令这个结果的实现只有靠生产期的延长。如果投入的增加使得产品的“功能持续期”超比例地增加，其有利性应该被无条件地认可。人们不这样做，就证明行动人对同等时段的评价，乃取决于它们离他作决定的时刻的距离远近，并因此被分出轻重。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较近将来的满足比较远时期的满足更受欢迎；在等待中有负效用发生。
这个事实已隐含在本章开始的那句话中，即行动人会区别两种时间，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间，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间。如果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没有任何作用的话，对较近和较远的同样长的时期予以同等评价，不存在任何问题。这种同等评价，也即表示人们并不关心成功的或迟或早，那就等于把时间因素完全从评价过程中排除掉了。
功能持续期较长的商品比功能持续期较短的商品得到更高的评价，这是事实；但仅仅这个事实其本身并不意含时间的考虑。一个可以防御风雨达十年之久的屋顶比一个只能防御风雨五年的屋顶更有价值。这只说明两个屋顶的功能，在量上的不同。但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一个在作选择的行动人，是否可能把一个在较远的将来才可获得的功能，和一个在较近时期即可获得的功能给以相等评价。
2． 作为行动之一个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是： 行动人并非仅就时段的长度来对其加以评价。他为消除未来的不适而作的选择乃受“较早”和“较迟”这两个范畴的指导。时间对于人，不是一个只有长度可计的同质的东西。它不是长度方面的“较多”或“较少”，而是某条无法倒流的“逝水”，其中的一些片断，按照它们距评价和决定时刻之或近或远，而显现于不同的展望中。在较近将来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当其他事物不变时，比一个在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现在的商品，比将来的商品更有价值。
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我们无法想像一种行动不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含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他就永远不为满足欲望而消费。他永远在积累而不消费和享受。今天他不消费，但明天也不消费，因为到了明天他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受时间偏好支配的，不仅是走向欲望满足的第一个步骤，接着的每一步骤也要受它的支配。在价值等级上，评价排列第一的欲望a一经得到满足，一个人就要在第二欲望b和那个属于明天的欲望c之间加以选择，这个欲望c如果没有时间偏好的话，它会被列在第一。假若取b舍c，这个选择显然就涉及时间偏好。有意地寻求欲望的满足，一定要受时间偏好的支配，时间较近的满足优于时间较远的满足。
现代资本主义的西方所处的环境，与他的原始祖先所处的环境已大大不同。托祖先之福，我们有丰富的中间产品（资本品或人为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可供处置。我们的活动是就一个较长的准备期而设计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一步一步延长了准备期，并给我们遗留下了可用以延展等待的生活资料。在行动中我们关心较长的时期，但同时又要在那个被选作准备期的时期以内，使每一部分时间都得到均匀的满足。我们可以依赖于不断产出的消费品，而且可由我们使用的不仅是大量的消费品，还有大量可供我们继续生产新的消费品的生产商品。肤浅的观察者说，在我们这种递增的“收入流”的讨论中，没有注意到关于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不同评价的任何考虑。他说，我们不分时间的先后，因而时间因素对于事情的处理，即失去了其任何重要性。所以，他接着说，用时间偏好来解释现代环境是离谱的。
这种说法的基本错误，和其他许多错误一样，是由于对那个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存在一种可悲的误会。在那个假构里面是没有变动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变化。因而为近期和远期的欲望之满足而配置商品，也不会有什么变动。谁也不打算有何变动，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现行的配置是最好的，因为他不相信有更好的再安排会改善他的环境。谁也不想为增加近期的消费而牺牲远期的消费，或增加远期的消费而牺牲近期的消费，因为现在的配置方式比任何其他想的到的和可实行的配置方式更好。
资本与收入在人的行动学通论上的区别是一个思想范畴，其立基于对将来不同时期欲望满足的不同评价。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面，全部收入恰好被消费掉，所以资本仍保持不变。为了将来不同时期的欲望满足而进行的商品配置，达到了一个均衡。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 谁也不想寅吃卯粮。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一假构，正是要使它适合这种情形。但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定地说，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面，谁也不想持有超过其实际持有的商品，这是必要的一个认识。这些陈述就那稳态循环的经济而言，都是真的，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这个假构的定义中。如果就实际变动的经济而言，那它就是荒谬的。变动一经发生，每个人都要立即重新作出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同一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不同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增加的收入可用于即刻的消费，也可用于投资。不管行动人如何利用它，他们的选择一定取决于对那些不同时期欲望满足所可得到的利益所作的权衡。在现实世界中，也即在生动变化的环境中，每个人在他的行动中，皆不得不在各种时期的欲望之间加以选择。有些人把他们赚得的一切全部消费掉，有些人只消费其资本的一部分，有些人则储蓄一部分他们的收入。
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持反对态度的人们，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不总是把今天可用的100元悉数用于投资，即令这100元在一年以内会增加到104元。很明显，今天消费这笔钱的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决定，是由于一个价值判断，即他对现在100元的评价高于今后一年104元的评价。但是即令他选择投资这100元，其意义也并不是他宁可以舍弃今天的满足以换得今后的满足，而是他对今天100元的评价低于一年以后104元的评价。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面，由于金融机构的完备，即令极小的金额也可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形下，今天花费的一文钱就是当前的满足比未来的满足有较高评价的明证。
时间偏好这个公理必须从两个途径来说明。第一就单纯的储蓄而言，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商品”与“以后消费这相同数量的商品”之间选择。第二就资本家的储蓄而言，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商品”与“今后消费较大数量的商品”或今后消费那些适于提供评价较高的满足的商品之间作选择。关于这两种情形的证据我们已经提出。再没有别的情形可以想像。
关于时间偏好的问题，有可能从心理学寻求解释。焦躁以及等待引起的苦恼，确属一种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可就人生有限来说明： 人从出生到长成，最终必然趋于衰老而死亡。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每件事有其适当的时日，也有其过早和过迟的时日。但是，人的行动学的问题与心理学的问题毫无关系。我们必须想像，而不仅是理解。我们必须想像一个不愿舍弃远期满足以换近期满足的人，将永远不会消费和享受。
我们也不可以把人的行动学的问题与心理学的问题相混淆。凡是想活得更久一点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在生命旅途*特中**别注意生活的保健。为了较远将来任何欲望的满足，有关生命的维系和安宁等某些需要必须得到保证。因此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在基本温饱都有问题的场合，宁可舍弃以后的满足以换取最近的满足。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行动的本身，而非指导行动的动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问为什么人需要蛋白质、糖和脂肪，同样地我们也不问为什么有关生命的基本需要必须刻不容缓地满足。我们必须想到： 任何种类的消费和享受都意含着当前的满足优于后来的满足。这一洞见，远胜于用生理学的有关事实来提供解释。它涉及各种欲望的满足，不止涉及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的满足。
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庞巴维克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为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准备，使生命得以延续，这的确是此类供给量的功能之一。但是除掉满足等待期必需的生活以外，它还必须大到足以满足那些“被认为比那更费时的生产过程可得到的丰富收获更为迫切的一切欲望”。
庞巴维克宣称，生产期的每一延长都有赖于这个条件：“必须有一批在数量上足够的现在商品，可用以度过从准备工作的开始，到收获其产品这段延长了的中间时期。”[3]“足够的数量”这个说法，有必要加以说明。它不是指一个足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数量。这里说的数量必须大到足以使下述欲望全部得到满足： 在等待期当中，其满足被认为是比那更长的生产期所将提供的利益更为重要的那些欲望。如果这个数量不够的话，则把生产期缩短就显得有利；希望从较长的生产期可做到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或其品质的改良，就不被认为足以补偿等待期必要的消费节省。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是否足够，并不依赖于任何生理学的因素，或其他可由工艺学和生理学的方法作客观决定的那些事实。“度过”这个比喻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含有这条河的宽度，给建桥者提供了一个客观决定的工作的含义。其实，这里说的数量是由人们评价的，它是否足够，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判断。
让我们假想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面，自然界供给每个人维持生物性生存的必要物资；在那里面，最重要的食粮也不稀缺，行动人因此不用关心最低生活的维持。即令如此，时间偏好这个现象依然存在，依然还指导着一切行动。[4]
时间偏好理论的演进
利息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仅凭这个事实，就足以使那些想发展一套利息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时间产生的作用。这个假设似乎有理。可是古典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价值理论和成本概念的错误，并没有认清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时间偏好理论是杰文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这个理论的完成尤其得力于庞巴维克。庞巴维克是精确阐述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是揭发生产力学说之谬误的第一人，也是强调生产期所起的作用的第一人。但在利息问题上他没能完全避开陷阱。他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的论证是不适当的，因为那不过立基于一些心理学的考虑。但是心理学不能说明行动学有关公理的有效性。它可以说明有些人或许多人的行动，受的是他们自身某些动机的影响。它不能说明人的一切行动必定受一个绝对确定的因素的支配，这个因素毫无例外地在每个行动中发挥作用。[5]
庞巴维克理论的第二个缺点，是他误解了生产期这个概念。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期乃人的行动学通论的一个范畴，而它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在于行动人于长短不同的生产期之间所作的选择。过去为生产今天使用的资本品花费的时间的长短，毕竟不值得计较。这些资本品只能就它们对将来的欲望之满足有无用处来评价。“平均生产期”是个空洞的概念。只有以下事实才能够决定行动： 在各种可以消除未来不适的方法当中进行选择的时候，每个方法的等待期的长短，乃必须考虑的因素。
由于这两点错误，庞巴维克在他的理论中没有完全避免生产力研究法，他自己曾经驳斥过这个方法。
但上述揭示丝毫不能贬损庞巴维克的不朽贡献。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如威克塞尔、费特[6]和费雪——在时间偏好理论上的成就，都是在庞巴维克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
习惯上讲到时间偏好理论的精髓时总是这样说： 现在商品优于未来商品。在讨论这种说法的时候，有些经济学家被例外的事实弄糊涂了，如在有的场合，某些商品的现在用处不及将来的用处那么值得。但是，这些似乎是例外场合引起的问题，只是源自对真实情况的不了解。
有些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晚上去两个剧场看戏。在买入场券的时候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如果有人把同一晚上两个剧场的入场券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也同样地要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对于那张他拒收的入场券，他也许这样想，“此刻我不想要”或“假若是以后的就好了”。[7]但是，这并不是说未来商品比现在商品好。他不是要在未来商品和现在商品之间作选择。他要在两个不能同时兼有的享受之间来选择。这是每个选择中的两难。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也许舍甲剧场而取乙剧场。日后他可能作出相反的决定。
第二个类似的例外见之于一些非耐久的商品。这些非耐久的商品会在一年的某一季节中很丰富，在其他季节中却很稀少。但是冬季的冰与夏季的冰之间的区别，与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之间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种即令不消费它，它的特殊效用也会失掉的商品”与“那需要一个不同的生产过程的另一种商品”之间的区别。冬季结的冰要留到夏季用，必须经过一个特别的保存过程。如果仅仅是节省冬季的用冰量，不可能增加夏季可用的冰。就一切实际的目的而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商品。
守财奴的例子也不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冲突。在支用少许的钱以维持糊口生活的时候，守财奴也是把当前的满足看得比将来的满足更重要。至于守财奴连最低限度的食物费用都舍不得支出，这种极端的例子代表的是一种病态，生命力枯竭的病态。这正如怕把细菌吃进去而绝食的人一样，正如怕遇到危险的事情而自杀的人一样，正如怕睡着了有不测之祸而失眠的人一样。
3． 资本品
目前欲望的满足被认为比未来欲望的满足更迫切，但它一旦得到了满足，当事人就立即开始储蓄一部分可利用的消费品以备后用。这种延迟消费，使一些为期较远的目的可能实现。以前由于必要的生产期太长而不堪设想的一些目标，现在也可能能够实现了。而且选择的生产方法，与以往生产期较短的其他方法相比，也可能使每个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得以提高。延长生产期的必要条件是储蓄，也即目前的生产超过了目前的消费。储蓄是增进物质福利以及促进其持续不断增长的第一个步骤。
消费的延缓以及为未来消费而积累消费品存量的行动，即令不存在较长生产期技术优势这个诱因，也会有人实施。较长时期生产过程的较高生产力更大大地加强了储蓄倾向。减缩当前的消费而作出的牺牲，到后来不仅会因消费那些储蓄下来的商品而得到弥补，而且它还开辟了一条途径，经由这条途径，将来会有更丰富的供应，以及还可得到“假若没有这种牺牲就根本不会得到的”一些商品。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如果行动人不是把当前的消费看得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他就会总是储蓄，而不去消费。限制储蓄额和投资额的，乃时间偏好也。
想采用生产期较长的生产方法的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储蓄积累一些消费品，这些消费品是在等待期内，用以满足那些他们认为比那可从较长期的生产过程获得的福利增加更为迫切的欲望。资本积累始于消费品的储蓄，消费品的储蓄即是把它的消费延展到日后。如果这些剩余（储蓄）只是储藏起来留着日后消费，则它们仅仅是财富而已，或更正确地说，仅仅是为不测之需作准备。这时它们乃游离于生产的轨道以外。它们之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经济意义，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必须是用作那些在较长期生产过程中工作的工人们的生活之资。这时，在物理意义上，它们是被消费了，但在经济意义上，它们并没有消失。首先，它们被那些生产期较长的过程产出的中间产品接替，后来又被这些过程产出的最后产品接替。
所有这些活动和过程，在心智上都是受制于资本计算，资本计算乃货币经济计算的极致。如果不靠货币计算，人们甚至无从知晓，某一确定的生产过程的生产力是否——且不管生产期的长短——比另一个过程的生产力更高。没有货币计算的帮助，各种生产过程需要的费用也无法相互对比。资本计算随那些可用以促进生产的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开始，其总额就称为资本。它记录着来自这个基金的每项支出，以及这些支出导出的一切收入项的价格。最后，它把所有这些转化在资本结构中的最后结果表达出来，而且也借此显示整个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它不仅指出这最后的结果；而且也把那些中间阶段一一反映出来。它建立了一些每天都必需的暂时的平衡表；它也为每一生产部门或生产阶段建立一些损益表。它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生产指南。
在市场经济里，生产是一个被分为无数部门而又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无数的生产程序以不同的生产期同时进行。它们互相补充，同时又相互竞争那些稀少的生产要素。或者是新的资本经由储蓄而继续积累，或者是以前积累的资本被过分地消费而耗损。许许多多工厂、农场及其他一切工作场所分别在进行生产，它们只需实现某些限定的目标。一些中间产品或资本品在生产过程中转手；它们从这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直到最后被制成的消费品流向那些使用并享受它的人们为止。生产的社会过程永不停息。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生产程序在进行，其中有一些较接近于其特定目标之实现，有一些则距离较远。
在这不断的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每一成就皆立基于前人的储蓄及其准备工作。我们是祖先的幸运后嗣，他们的储蓄曾经积累起一些资本品，我们今天正是依靠这些资本品的帮助而工作。我们这些电力时代的宠儿，还在享受从上古渔猎祖先的原始储蓄而衍生的福利，正是他们在制造最原始的渔网和独木舟的时候，节省下一部分工作时间用以较远将来的生产准备。假若这些渔猎祖先的儿孙，把那些中间产品——渔网和独木舟——用坏了而不以新换旧，他们就只不过在消耗资本。果真如此，则储蓄过程和资本积累乃不得不从头开始。我们比前人更富足，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他们为我们积累的一些资本品。[8]
工商业者，也即经济行动人，全神贯注于一件事： 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改善未来的情况。他不以分析和理解的目的来注视现有的现象。在把生产手段分类而估量它们的重要性时，他用的都是些肤浅的经济法则。他把生产要素分做三类： 自然赐予的物质要素、人的要素——劳动，以及资本品——过去生产的中间要素。他不分析资本品的性质。在他的心目中，资本品乃劳动增加生产力的手段。他不把它们的工具性追溯到自然和劳动。他不过问资本品是怎样生产的。资本品只就其对他的努力成功有所贡献而具价值。
就工商业者而言，这种理论方式是对的。但是就经济学家而言，同意工商业者的这种肤浅见解，那就是严重的错误。他们错在把“资本”当做一个与自然赐予的物质资源以及劳动三者并立的独立要素来分类。资本品——过去生产出来的再生产要素——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它们是过去消耗掉的两个原始要素——自然与劳动——的联合产品。资本品没有它们自己的生产力。
把资本品说成贮藏起来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也不对。倒不如说它们是贮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时间。不靠资本品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品的生产，其间的区别在于时间。资本品是从生产的开端走向其最后目标（生产消费品）之过程中的一些中转站。利用资本品生产的人，比那开始时不使用资本品的人享有一大利益；他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他努力的最后目标。
不存在所谓资本品的生产力之类的问题。资本品（例如一部机器）的价格，与这个资本品的再生产必要的那些相互补足的原始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时间的差异。使用这部机器的人更接近于生产的目标。他所用的生产期较短于一个必须从头开始的竞争者所用的生产期。在购买一部机器的时候，他买到的是这部机器再生产时所要消耗的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再加上时间，也即他的生产期缩短了的那个时间。
时间的价值，也即时间偏好，或者说，对当前欲望满足之评价较高于对远期欲望满足之评价，这是人的行动的一个核心元素。它决定每个选择和每个行动。决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对于时间的迟早不加计较。时间元素是形成一切物品和服务价格的工具。
4． 生产期，等待期及准备期
如果一个人想估量这些现有可利用的各种商品之生产期的长短，他就必须追溯它们的历史，直至第一次花费原始生产要素的那一刹那为止。他必须确定自然资源和劳动何时首次被用于这种生产过程——除掉有助于其他商品的生产以外，也最终有助于这里所说的商品之生产的过程。这个问题解决，以物质的派算（physical imputation）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必要条件。为了确定那些直接或间接用以生产有关商品的工具、原料和劳动，对于相应结果的贡献程度，采用定量的方法是必要的。在这些探究中，人们必得追溯到资本积累的那个起点，也即那些原来仅够糊口的人们之开始储蓄。妨碍这种历史研究的，不仅有些实际困难；物质的派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更使我们无从着手。
今天可利用的这些商品，在过去生产的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关于这个问题，行动人本身也好，经济学家也好，都没有知道的必要。即令他们知道，也没有什么用处。行动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善于利用那些可利用的商品。他在利用这些商品的每一部分时作的选择，是要满足那些尚未满足的欲望当中最迫切的欲望。为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须知道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这个等待时间使他和“他在其中所要选择的各种目标之实现”彼此隔离。上文曾经指出，这里要再强调的是，行动人没有必要去追溯那些可利用的各种资本品的历史。他总是从今天起去计较等待的时间和生产期。现有可利用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质要素，既没有必要知道，同样地，也没有必要知道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物品的评价，完全要看它们对于未来的欲望之满足所能提供的功能。至于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作的牺牲和花费的时间都是不相干的，这些事情属于死一般的过去。
所有的经济范畴都关乎人的行动，它们与物品的物质性无任何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有必要认清的。经济学不研究商品和服务，它关心的是人的选择和行动。人的行动学中的时间概念也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在行动人的价值判断中起作用的“迟”或“早”。资本品与消费品的区别，不是基于有关商品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性质而作的严格区别。它取决于行动人所处的地位和他们所要作出的选择。同一种商品既可视为资本品，也可视为消费品。有些可以直接享受的商品，在若干人的观点看来竟是资本品，如果这些人把它当做等待期当中维持他自己及其工人的生活之资的话。
增加可利用的资本品的数量，是采取“生产期较长因而等待期也较长的”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想实现颇为远期的目标，你就必须依靠一个较长的生产期，因为一个较短的生产期不可能达到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采用的生产方法能够使每单位投入的产量更多，就必须把生产期延长。因为每单位投入的产量较少的那些程序之被采用，乃因为这些程序只需要较短的生产期。但在另一方面，为利用那些因另外的储蓄积累起来的资本品而选择的生产程序，其生产期从今天起直至产品成熟，却不一定要长于此前已曾采用的一切程序。其情形可能是这样的： 已经满足了较迫切需要的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些不能在比较短的时期以内生产出的商品。这些商品为什么以前没有被生产呢？原因不在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期被认为太长，而在于那些必须的生产要素在当时有更迫切的用途。
假若你一定要这样说： 可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之每一增加，其结果就是生产期和等待期的延长。那么，你就要这样来推理： 如果a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b是在新的程序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而这个新的程序乃得力于资本品的增加而启动，于是很显然，人们对a和b的等待期一定要长于单单对a的等待期。为了生产a和b，不仅需要获得生产a的资本品，而且还需要获得生产b的资本品。假若你为了增加当前的消费，已经把那批储蓄起来以备工人们在生产b的时期的生活之资都消耗掉，那么你选择的就是宁可早点得到某些欲望的满足。
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 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 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9]“奥地利的”观点之正确性，很容易从资本品稀缺这个问题的探究得到证明。
一个苦于资本品稀少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就以1860年间的罗马尼亚来说吧。当时他们缺乏的，一定不是技术知识。关于西方进步国家所采用的那些技术方法，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们见之于许多书籍，也在许多学校被讲授。罗马尼亚的优秀青年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一些技术大学里业已充分接受了这些知识。还有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当时所缺乏的，正是一些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用以改变罗马尼亚落后的生产设备和交通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如果进步国家只给罗马尼亚技术知识方面的援助，则罗马尼亚赶上西方还必须假以时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储蓄，有了储蓄才可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唯有如此，他们才可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由这些初级工厂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直到他们迎头赶上，恐怕几十年的光阴已经逝去。要加速这个过程，除了尽可能减缩当前生理上的消费以外，别无他法。
但是，事物的发展不是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人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似乎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储蓄，开始积累资本。
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从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10]
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11]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资本家，与那些缺乏资本品的人相反，在既定的技术知识之下，他可以不减缩消费，可以不增加劳动和自然赐予的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较快地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资本品较少的竞争者只能靠减缩消费才可能望其项背。
西方人在积累资本方面比别国人更早行动，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在政治和法制方面创立了许多有利于大规模储蓄，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环境。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他们享受的福利已经大大超过那些较穷的民族和国家，后者还未能以谋利的资本主义观念完全替代掠夺的黩武主义观念。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帮助，他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善其生产、运输和交通手段。
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减缩他们的消费了。这就是他们的国家主义者和马克思门徒责骂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这是进步国家的财富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的授胎作用。
利益的获得是相互的，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及其运作，以及它由于输入国采用了没收政策而终归解体，有关这些事件之后果的研讨，不是人的行动学而是历史学的任务。人的行动学要研究的，只是资本品供给或丰或欠引起的一些后果。我们比较两个孤立的市场制度A和B的情况。这两个市场的面积、人口、技术知识以及自然资源等都一样。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资本品的供给，即A比B多。于是，在A市场采用的许多生产程序，能够使每单位投入的产量大于B市场所采用的生产程序。B市场的人们之无法考虑采用那些程序，乃因为资本品的相对稀少。如果他们想采用那些程序，就得减缩消费。在B市场，有许多事情是手工操作的，而在A市场这些事情则都由省力的机器代替。A市场能够生产许多更耐用的商品；B市场的人们则必须放弃耐用商品的生产，尽管产品耐用性的延长并不要求同比例地增加投入。在A市场，劳动的生产力比B市场的高，因而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B市场的高。[12]
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了行动人的生命期
在当前和未来满足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依赖的那些价值判断，体现的是现在的评价而非将来的评价。判断的过程，是把今天对当前满足赋予的意义，与今天对将来满足赋予的意义两相比较。
行动人企图尽可能消除的不适，大都发生于眼下，也即在行动的当时所感觉到的不舒适，而且它总会涉及将来的情况。行动人正是在今天对于预想中的某些将来情况感到不满，才企图以有意的行动来改变它。
有些行动，主要地是为改善别人的情况，因而通常称为利他行动。在这种场合，行动人想消除的不适，乃他自己对于预想中的别人对未来的情况感到的不满。他的惠顾别人，为的是消除他自己的不适。所以，行动人常常想到把准备期延长至超过自己的生命期，这是不足为怪的。
时间偏好理论的某些应用
经济学的每一部分，都会受到那些企图为其政*党**纲领掩过饰非的人们有意的误述和曲解。为尽可能地防止这种情形，对时间偏好理论再作些说明，似乎是应该的。
有些派别的思想家，断然否认在先天遗传的特征上人们不同于其祖先。[13]在这些人的见解中，西方文明的白种人与爱斯基摩人之间惟一的不同，乃后者在趋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中落后了。这不过是时间上几百年的差异而已，人类从人猿远祖演化至今，历经几十万年。几百年在几十万年当中可谓弹指一挥间。因此这不足以支持种族差异的假说。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与这个争论引起的问题无关。但是这两门学科必须有所警戒，以免那些敌对观念的冲突中显示出来的偏见的纠缠。假若那些盲目反对现代遗传学的人们不完全对经济学无知，他们自当为其便利而利用时间偏好理论。他们会说，西方国家的优越只在于他们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品的时间较早而已。他们会把这时间的差距解释为偶然的因素，属于环境造成的幸运。
要驳斥诸如此类的曲解，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事实：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 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权人**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14]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假若任由亚洲和非洲的民族独自发展，我们不知道亚非的历史究竟会怎样。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这些民族当中有许多隶属于欧洲的统治，其他的——像中国和日本——是在西方海军力量的逼迫之下才开放他们的门户。西方工业化的成就乃从外部进入。他们利用借到的外国资本在本国境内投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工业化所从而产生的那些意识形态却是缓慢地接受。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是肤浅的。
我们正处于一个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会很快地扫除一切殖民政策。这场革命不限之于隶属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那些国家。甚至那些从未受到任何政治侵略并且从外国资本得到利益的国家，也在想着摆脱他们所说的外国资本家的羁束。他们用各种手段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歧视性的课税、赖债、变相的没收、外汇管制等等。因此，现在我们乃处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崩溃的前夕。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是明显的；但它的政治反响就不可预知了。
为了估量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政治后果，我们必须记住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功效。在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它自己是否准备了资本或者说有无资本供应，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时候任何人都可自由接近每个地区的自然财富。资本家和创业者为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的活动并不至于受到国界的限制。就尽可能利用有关的未知自然资源而言，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可视为统合于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体系。诚然，在某些地区，如英国与荷兰所属的东印度与马来西亚，这种结果只是靠殖民制度实现的，而这些地区的本土政府大概不会自动地创立资本输入必需的那些制度。但是东南欧和西半球却曾经自动地参与进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款贷**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15]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力武**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翻推**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但是，仅仅是寻求资本品的输入并不会使国际资本市场复活，国际投资和借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即接受投资和借债的那些国家，必须无条件地诚心诚意地尊重私有财产权；而不再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破坏国际资本市场的正是这种没收行动。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借贷不能替代国际资本市场的功能。如果这种借贷立基于商业条件，那就无异于私人之间的借贷，因而必须充分承认财产权。如果像通常的情形一样，政府间借贷是一种不计较还本付息的赠与性的所谓借款，对债务国的主权就会产生一些限制。事实上，所谓的这些“借款”大都是为换得未来战争中的援助收支的代价。这样的一些考虑，在当代欧洲列强准备几次世界大战的年份当中曾经发生过重大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资本家在第三共和国政府压迫下借给帝俄的大量外债。俄国沙皇用这些借到的资金扩充其军备即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用它来改善生产设备和投资。
5． 资本品的可变性
在实现一定目标的过程中，资本品可称为一些中途站。如果在生产期当中这个目标改变了，那些已经投入使用的中间产品，不都是可用以实现新目标的。其中有些变成完全无用，因而生产它们的一切费用现在都成了浪费。有些还可在新目标下使用，但必须经过一番调整。如果当事人一开始就朝向这个新目标，就可节省这笔调整费用。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形的资本品，即无需调整就可用于新的目标。但是如果在生产它们的时候，即已经知道将要把它们用来实现新目标的话，那时就可能以较低成本，制造出同样适用于新目标的别种资本品。最后，还有些无论在新旧目标下使用都完全没有差异的资本品。
如果不是为了反驳一些流行的错误概念，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几乎没有提到的必要。离开了具体的资本品，就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资本之类的东西。假使我们不管现金储存在资本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在以下一节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资本总是体现于一定的资本品，而且一旦发生与资本品有关的事情，它就会受到影响。某一资本量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那个资本品的价值的衍生物。某一资本量的金钱等值，即是人们说到抽象资本时所指的那些资本品的金钱等值的总额。我们没有可以称为“自由”资本的东西。资本总是一定形式的资本品。这些资本品在某些用途上最有用，在某些用途上次之，在其余的用途上绝对无用。所以资本的每个单位，总会在某个用途上体现为固定资本，它们被专用于一定的生产程序。工商业者区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乃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的区别。凡是对于固定资本有效的事情，对于流动资本也是有效的，尽管在程度上较小。一切资本品或多或少总有其固有的特征。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不会因欲望和计划的改变而归于完全无用的。
一定的生产程序愈是接近它的最后目标，它的中间产品及其目标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愈密切。铁比铁管较不特殊，铁管比铁制的机器零件较不特殊。生产程序走得愈远，愈是接近它的终极目标——消费品的产出，则其转变照例会愈加困难。
如果人们从资本积累的开始来看资本积累的过程，那就很容易了解不存在自由资本之类的东西，只有体现于一些较特殊的商品或较不特殊的商品的资本。当欲望或关于欲望满足的意见发生变动的时候，资本品的价值也随着变动。额外资本品之出现，只有使消费落在当期生产之后才有可能。这笔额外资本，在它出现的那个时候就已体现于具体的资本品。这些商品必须在它们能够——由于生产超过消费——成为资本品以前被生产出来。关于货币介入这些事情当中所起的作用，将在以后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 即令有的资本家其全部资本都以货币形式储存且具有货币要求权，也不能说他持有自由资本。他的资金与货币相联结。它们要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而且——就其投资于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而言——也要受债务人偿付能力的变动的影响。
用资本品可变性（convertibility）这个概念替代固定资本与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区别，有其方便性。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容易引起误解。资本品的可变性给了资本得以适应生产情形以调整用途的机会。可变是一种渐变。它不是完全的，也即非随生产情形的一切可能的变动而变。绝对特殊的一些生产要素完全没有可变性。当资本品从原来计划的用途转变到其他用途，因不测的变化而成为必要的时候，如不指涉那些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变化而概括地说到可变性，这是不可能的。重大的变化，会使原先认为易于转变的资本品或者成为完全不可改变的，或者成为很难改变的。
有些商品，可以在一个时期当中提供一连串的功能，有些资本品则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功能就完了。可变性这个问题关于前者所起的作用，比后者来得大。工厂、运输设备，以及那些为较久的用途而设计的装置，如果搁置不用和废弃，比丢掉过时的衣着和容易腐败的东西更为重要。可变性这个问题，只在资本会计使它在资本品方面特别显著的范围内，才成为资本和资本品的一个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在消费品方面也有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消费品，乃专指消费者为他自己的使用和消费已经取得了的消费品。如果引起他们取得的那些情况发生变动，可变性这个问题，在消费品方面也就发生了。
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他们的身份——资本持有者的身份——来讲，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总受到些羁绊。他们的资金不是放在社会生产过程以外，而是投资在一些确定的行业。如果他们持有现金，按照市场情况，这或者是健全的投资，或者是不健全的投资；但这总是一种投资。他们或者把那个应当购买的适当时机放过了，或者是应当购买的适当时机还未到来。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之储存现金，是不健全的投资，失掉了好机会。在第二个情形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资本家和企业家花钱购买具体的生产要素的时候，完全是从预期的未来市场情况的观点来评价的。他们所付的价格，是就他们在今天对于将来情况的看法而调整的。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本品在过去生产它们时所犯的错误，并不给买者增加负担；它们的后果完全落在卖者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下，为将来的生产而购买资本品的企业家把过去勾销了。他的企业活动，不因那些过去发生于他收到的那些生产要素的评价和价格的变动而受影响。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才可说持有现金的人乃握有流动资金，因而是自由的。
6. “过去”对于行动的影响
资本品的积累愈多，可变性的问题就愈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相比，早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方法，更容易为适应新的工作而调整。但面临环境迅速变动的，正是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知识和消费者的需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变动，它们使许多正在实施中的生产计划变得不合时宜，因而引起一个问题： 我们应不应当按既定的路子走下去？
涤荡一切的创新精神，也许很能打动人，它能够傲视一切懒惰和迟钝的保守心理，从而激活循规蹈矩的惰性使之变成对传统价值的反抗，也可能毫不保留地促使人们踏上新的征程，奔赴新的目标。但是，尽管我们在付出一切的努力，可我们毕竟是祖先的后裔，而且我们的文明乃长期演化的结果，岂能一蹴而就？空谈家虽然可以力图忘却一切传统，然而不管创新的倾向如何强烈，它毕竟要受限于一个因素，这就是使人们无法远离祖先所选择的途径的那个因素。所有的物质财富，皆乃历史活动的遗产，它们体现于许多具有有限可变性的具体资本品。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本品指导着活着的生存者的行动路线，如果不是受制于祖先的陈规约束，他们也许本不会选择这些路线。目标的选择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受过去的影响。资本品是个保守性的因素。它们强迫我们调整自身行动，以适应我们自己以前的行动和历代祖先的思想、选择及其行动造成的那些环境。
假若我们利用现有的一些知识——关于自然资源、地理、生产技术和卫生方面的知识——重新安排所有的生产程序，并制造出一切资本品，那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我们不妨这样想像一幅蓝图： 我们业已把这些生产中心转移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业已把人口在地球上重新调整了分布。今天这些人口集中而工厂、商店以及农场密集的地方应已相当地疏散，它们被集中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所有的生产机构业已装置着更有效率的机器和工具，而其规模的大小也已做到可使它的生产能力被最经济地利用。在我们这个完全计划的世界里，当已不存在技术上的落后，不存在未使用的生产能力，也不再有不必要的客货运输。人的生产力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实际世界中所呈现的水平。
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幻想。不管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技术主义者或单纯的计划者，他们都在极力地告诉我们现实的安排是如何愚蠢；如果人们赋予改革家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本应生活得如何愉快。人类之所以不能享受现代技术知识水平可提供的一切舒适快乐，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对。
这种唯理的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误解了可利用的资本品及其稀缺性的特征。今天可以利用的一些中间产品，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生产出来的。引导这些资本品生产的一些计划，乃源自当时流行的关于目标和技术程序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面临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生产方法，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为了使某些可利用的资本品不被弃用而可重新制造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调整生产程序，以适应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的特征。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里总归依赖于消费者。他们的行动——买或不买，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式的房屋与具有一切新式舒适设备的房屋之间，在火车与汽车之间，在煤气灯与电灯之间，在棉纺织品与人造丝制品之间，以及在*袜丝**与尼龙袜之间的等等选择中，人们所选择的，实际上是继续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品呢，还是把它们作废。因为房客不准备付较高的房租以换租新式更舒服的房子，而宁可用钱来满足其他欲望，所以那幢还有几年可住的老房子没有被提前拆掉改建新的，由此即可明显地看出现在的消费如何受过去的情形的影响。
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当市场上出现了较好的车子或流行起新式的衣着，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将立即丢掉他的旧车或旧衣服。生产技术的改进，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立即应用于相关的整个部门。但这个事实却不如前一个事实明显。在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人们的行动是由那些可用商品之稀少性决定的。
一部比原先使用机器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被制造了出来。那些使用老式而效率较低的机器的工厂，会不会在这些机器还可使用的时候就把它们作废并更换新式的，这就要看新的机器优越到什么程度。只有在其优越的程度大到足以弥补更新的额外费用的时候，旧机器的作废才合算。假设p是新机器的价格，q是把旧机器当做废铁卖掉所可售得的价格。a是旧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b是新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但不计及这部机器的购置成本。倘若我们再假定这部新机器的优点只在于能够更好地利用原料和劳动，而不在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年产量z仍然不变。于是新机器换掉旧机器只有在收益z（a－b）大到足以补偿p－q这笔支出的时候才有利。我们假定对新机器每笔折旧的数额不大于对旧机器的折旧数额，因而可以将折旧忽略不计。同样的一些考虑也可适用于已有工厂从一个生产情况较差的地方转移到较好的地方。
技术的落后与经济的劣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可相混。单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一个显得优越的生产组合，也可能在竞争中胜过那些有更好的设备或处在更好位置的生产组合。更好的设备或更好的位置所提供的优势，与迁厂的费用相对照所显出的优越程度，决定了这个问题。这种关系取决于有关的资本品的可变性。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如果对可变性这个问题加以适当的考虑，就会很容易地破除许多流行的谬见。就拿幼稚工业的保护性关税理论来说吧。它的主张者认为：有些地方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某些加工业之经营，或者至少不劣于这些工业早已建立了的其他地方。为使这些工业能够在前一类地方发展起来，暂时的保护是必要的。而那些较老的工业乃得利于建立得早。它们只是由于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显然“不合理的”因素才发达起来。它们享有的利益妨碍了一些有潜在竞争力的工厂设立于环境更有利的地区；如果它们在那些地区设立的话，就能够比那些旧厂更经济地生产。幼稚工业的保护，诚然有一时的牺牲，但它后来的收获将会超额地补偿它。
然而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从经济的观点看，在某一新的地区扶植某种幼稚工业，条件在于新地区的好处，大到可以抵偿因放弃那些已装置在旧工厂里的，无法改变和迁移的资本品所受的损失并且有余。果真如此，则新的工厂就用不着政府保护，自可在竞争中战胜旧的工厂。如果不是如此，保护就是浪费；即令只是暂时的保护，即令这种保护使新的工业能够在后期站得住，也是浪费。保护性关税，实际上等于让消费者被迫付出了一笔津贴；因为它把那些尚可使用的资本品提前报废，同时又把一些稀少的生产要素，从制造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商品的生产部门拉了过来，所以这笔津贴实际上成了使用这些稀少的生产要素的补偿。消费者满足某些欲望的机会被剥夺了，因为满足那些欲望需要的资源，被用来制造没有关税保护时业已有了的那些商品。
所有行业都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向那些最有利于发挥生产潜力的地区迁徙。在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里，由于不得不考虑到稀缺资本品的不可改变性，这个趋势随之缓和下来。但这个历史因素并没有使那些古老的行业占有长久的优势。它的效果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投资于可用但却被弃用的生产设备所引起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对那些可用以满足一些尚未满足的欲望的资本品所加的限制。在没有关税的场合，工业的迁徙会延迟到老厂的资本品或损耗殆尽，或因技术上的特别改进必须换置新设备而报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在美国境内，一些工业中心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工业的迁徙就是如此发生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之虚伪，并不逊于其他所有的主张保护性关税的理论。
另一个流行的谬见涉及所谓专利权的抑制。专利是给予发明人或新的设计者在限定年份内的一种合法的垄断。在这里我们忽略专利权政策好坏与否的问题。[16]我们要讨论的只是指控“大企业”滥用专利权使大众享受不到技术改进之利益的说法。
在给予发明人一个专利权的时候，政府当局并不审查这项发明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如何。他们只注意观念是否新鲜，而把他们的审查限之于一些技术问题；他们以同样公平和谨慎的态度来审查所有的发明，不管它是在工业界能够引起革命化的发明，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小玩意的发明。因此有许许多多无价值的发明也得到专利权的保护。这些东西的发明人每每高估自己对于技术知识的贡献，而过分希望这些东西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一旦希望破灭，他们就抱怨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指责它使大家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利益。
在什么条件下用新的改良设备来替换尚可使用的旧工具才是经济的，这在上文已经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而立刻采用新的技术程序，就市场经济里的私营企业而言，或就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管理部门而言，都是不值得的。为新建工厂而生产新机器，为了原已存在的工厂的扩张，以及替换损耗了的旧设备，都必须按新的设计来完成。但那些尚可使用的设备将不应该被弃用。新的生产程序只能一步一步地实行。那些设备陈旧的工厂，在相当时期以内还可以和那些新设备的工厂竞争。怀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的人们，无妨问问自己是否一看到有较好的吸尘器或收音机出售，就将立即把原有的吸尘器或收音机丢掉。
在这一点上，新的发明是否有专利权的保护，都是一样的。一个取得了专利权的企业已经为这个新发明花了钱。如果它仍然不采用这个新方法，其理由就不值得采用。专利权提供的不允许竞争者采用的法律垄断，则完全落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考虑的只是新发明比旧方法优越的程度。优越的意思是指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或指产品的质量改良使大家愿意出较高的价钱来买其产品。消费者有时宁愿购买其他的物品而不愿享受新的发明，这个事实即证明新发明的优越程度不够。最后的决定权属于消费者。
肤浅的观察者看不清这些事实，因为他们困惑于许多大企业只顾谋取行业专利权，而不管它有没有用。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种种不同的理由：
1. 创新的经济意义还没有明显到让大家认同。
2. 这个创新显然是无用的，但发明厂商却相信能够把它变成有用。
3. 立刻采用这个发明是不值得的，但发明厂商准备到置换耗损的旧设备时再采用它。
4. 该厂商想鼓励发明者继续他的研究，尽管截至目前他的努力还难以称得上是实际有用的创新。
5. 该厂商想抚慰那爱诉讼的发明者，以期节省时间、金钱以及诉讼事件引起的神经紧张。
6. 该厂商为取得一些完全无用的专利权，而对某些官吏、工程师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偿付代价的时候，往往使用掩饰的贿赂手段或屈服于隐蔽的敲诈。这里所说的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指的是该企业的现有或潜在顾主中的人物。
如果一个发明的确比旧的生产程序优越，甚至优越到使旧的设备不值一文并必须立即用新机器来替换，这时，不管专利权掌握在旧设备的厂主的手中或属于一个独立的厂商，新设备替换旧设备的事情必然会发生。相反的说法则立基于下面这个假定：完全不了解此发明之重要性的，不仅是发明者本人及其代理人，而且还包括此生产部门中的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以及一有机会就准备加入这个生产部门的人。发明者把他的权利卖给老厂商只能够获取较小的报酬，因为没有别人想取得这个权利。即便这个老厂商也看不出这个发明的应用所能产生的利益。
不错，生产技术的改进带来的利益如果没有被人了解，则这个改进是不会被采用的。而在社会主义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官僚的无能或顽固就足以妨碍更经济的生产方法的采用。就政府控制的部门的发明而言，情形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些杰出军事家不懂得新发明的重要性。拿破仑大帝不了解汽船有助于进攻英国；法国的福煦将军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低估了航空的重要性，后来杰出的空军创办人米切尔将军也有些非常不愉快的经验。但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即未受到政府官僚鼠目寸光之妨碍的市场经济里面，情形就完全不同。那里的趋势则是对于创新的潜力偏于高估而非低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记载着许许多多奖掖创新却劳而无功的事例。许多发起人为盲目的乐观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指责资本主义倾向于高估一些无用的发明，而不指责它抑制有用的创新，反而更切实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资金浪费于毫无用处的专利权的购买，浪费于应用新发明而无结果。这确是事实。
如果说现代大企业对于技术改进存有反对的偏见，简直是一派胡言。一些大公司在研究新程序新方法方面不惜投入巨资。
有些人指责自由企业抑制发明，但“许多专利或者根本未被使用或者延迟了很久才使用”这个事实却无法证明他们的指责有效。显然，许多专利权，或许是大多数的专利权，的确完全无用。那些认为“有利的创新被抑制了”的人们并没有举出这样一个事例： 在用专利权保护创新的国家所未应用的创新，在没有专利权保护的苏联却已经得到了应用。
资本品可变性之有限，在人文地理上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地球上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历史因素。有些地区的中心地位在很久以前就具备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喜欢迁徙到最有利于生产的地方的确是人们的一个普遍取向。但这个趋势不仅受制于某些制度的因素，例如移民限制，许多历史性因素也发生重大作用。可变性有限的资本品，用现代知识的观点来看，大都已经投放在比较不利的地区。它们的固着性阻碍了这个趋势——依照现代一切有关的知识来选择有利地区建工厂、设农场、筑住宅的趋势。迁徙到更适于生产的地区是有利的，但是弃用些可变性有限而又难以移动的资本品则有损失。人们必须在此利弊之间加以权衡。
因此，资本品可变性的大小，影响到关于生产与消费的一切决定。可变性愈小，则技术改进的应用愈是迟缓。但要说这种延缓是不合理的，是反进步的，那就荒唐了。在计划行动的时候，把所有可想得到的利弊都加以权衡，这才是合理的。头脑清醒而善于计算的商人，不会对实际情形缺乏判断；只有那些浪漫气息的技术主义者才会犯糊涂。使技术进步趋缓的并非资本品的不完全可变性，而是它们的稀缺性。我们还没有富足到可以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资本品。资本品之尚可利用并不妨碍进步，相反地那正是任何改进所难避免的情形。体现于资本品的先人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和促进福利的主要手段。如果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行动中能够更正确地预测今天的情况，我们现在当然能过得更好些。这个事实的认识可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现象。但这既非对过去求全责备，也非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任何缺陷。
7． 资本的积累、维护与消耗
资本品属于中间产品，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变化成消费品。所有的资本品（包括那些耐用的）都是要消失的，或者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耗竭，或者是由于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报废。我们毫无办法维持资本品的不变。
“财富不变”这个观念，是精心计划和行动的一个结果。它指的是应用于资本会计的那个资本概念，而非指资本品本身。资本这个观念在物质世界里面没有相对应的具体事物。它只存在于计划者的内心。它是经济计算中的一个要素。资本簿记只有一个目的。它被用以告诉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以满足未来的欲望。它答复的问题是，某一行动过程对于我们将来工作的生产力是增加还是减少。
充分维护或增加资本品之供给量的意图，也会指导那些缺乏经济计算这一心智工具者的行动。原始的渔猎者早已知道“好好维护他们的工具”和“消耗它们而不予以适当补充”这两者间的区别。一位局限于传统习惯而不懂得会计的老式农夫，同样非常清楚保护农具和耕牛的重要性。在一个静态的或进步缓慢的简单经济情形下，即令没有资本会计，经营也能获得成功。在那里，要维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资本品供给量，既可以靠当时生产些新的资本品来补充那些被损耗了的，也可靠积累一些消费品以备将来专心于生产资本品以补充损耗的时候，不至于必须减少消费。但是在一个变动的产业经济里则不能没有经济计算及其所凭借的资本与收入这些基本概念。
概念的现实主义混淆了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它造成了一个资本神话。[17]这个神话是说，即便独立于其隐含其中的资本品，“资本”也能存在。据说，资本可以再产生资本，因而它靠自己来维持自己。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孵化出利润，简直是无稽之谈。
资本是人的行动学的一个概念。如果借助传统哲学的名词（传统哲学的特征是不管人的行动学的一切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自由意志”。它是推理的一个结果，它的地位在人的内心。它是观察行动问题的一个方式，是从某一确定计划的观点来评价那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它决定人的行动途径，在这个意义下，它才是一个实在的因素。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天然一体。
就人的行动受资本会计的指导而言，资本这个概念是有作用的。如果企业家这样来雇用生产要素，即产品的货币等值至少等于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货币等值，他就能够用新的资本品来补充那些损耗了的资本品，而新的资本品的货币等值又等于那些损耗了的资本品的货币等值。但是那些毛收入的使用，也即它们被分配于资本的维持、消费，或者积累新的资本，则一定是企业家和资本家有意作为的结果。它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必然是计划的结果。如果它依据的那个计算因疏忽、误差、或对未来情况的判断错误而无效，那么它就会失败。
更多的资本积累只有靠储蓄，也即超过消费的生产额。储蓄可来自消费的节省。但它也可来自净生产额的增加，而不必再节省消费，不必变动资本品的投入。这样的增加，会在下述各种情形下出现：
1． 自然环境变得更有利，因而收获更丰富。例如人们获得了耕种更肥沃的土地的机会，或者发现了可以提供更高报酬的矿区。而且过去一再发生的使人们劳而无获的那些天灾地祸，已经大大减少；人和牲畜的传染性疾病，也已经可以控制。
2． 人们已能够使某些生产程序获致更丰富的成果而无需投入更多的资本品，无需延长生产期。
3． 制度方面对生产活动的干预已不常见。同时因为战争、革命、*工罢**、怠工和其他一些罪恶行动所引起的损失也已减少。
如果把由此形成的一些超额生产用于额外投资，它们就将更进一步增加未来的净收入。于是就可以扩大消费而无损于资本品的供给，无损于劳动的生产力。
资本总是由一些个人或相互协作的人群积累起来的，而不是由所谓的国家或社会整体积累的。[18]一方面，有些行动者在积累额外的资本，另一方面，有些行动者在消费以前积累下来的资本，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两方面的数量相等，则这个市场制度里面可用的资本仍然不变，似乎是资本品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动。来自某些人的额外资本的积累只是消除了缩短某些生产时期的必要。但是若想进而采取更长生产期的程序则不可能。由此观之，我们也可以说资本的转移确已发生。但必须小心的是，不可把这个资本转移的观念，与财产从一个人或某一群体转移给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体相混淆。
资本品的买卖以及对工商业的放款，其本身并非资本转移。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它们不过是把具体的资本品交给那些想用以完成一定生产计划的人们。它们只是一连贯的行动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步骤。它们相互结合的后果决定着整个计划的成败。但是收益或损失都不直接引起资本积累或资本消耗。使资本数量发生变动的，是财富有了增减的那些人对他们的消费所作的安排。
资本的转移，不一定会伴随资本品所有权的转让。不伴随的现象，在某一个人消耗资本而另一个人积累同量资本的时候发生。而伴随的现象，在资本品的出卖者把卖得的钱消费掉，而买进者则用那超过消费的净收入的储蓄额来支付代价时发生。
资本消耗与资本品的实体消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有的资本品都或迟或早要渗入某些最后产品，并经由使用、消耗、损坏而归于消灭。至于可以靠妥帖的消费安排而维持住的，只是资本基金的价值，而非具体的资本品。天灾或人为的破坏，有时会大到被毁灭的资本品无法在短期内经由消费的节省而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引起资本品之损耗的，通常总是由于当期生产的净收益用于维持资本的那部分不够多。
8． 投资者的流动性
资本品的有限可变性并不束缚它们的所有者。投资者很自由地改变他的投资。如果他能够比别人更正确地预期市场前景，他就会选择价格将要上涨的投资而非相反。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乃来自生产要素之奉献于某些明确的生产计划。股票市场的投机和证券市场以外的一些类似交易，则决定这些利润和亏损将落在谁的身上。现在有个流行的企图，是要在纯粹投机与真正稳健的投资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其实这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并不存在非投机的投资之举。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行动总涉及投机。投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们总归是投机。情况的剧烈变动，会使坏的投资变成通常认为的安全投资。
股票投机不能取消过去的行动，也不能在现有资本品的有限可变性方面作任何改变。它所能做的，是阻碍对那些投机者认为无利可图的部门和企业增加投资。它加强了流行于市场经济的那个趋势，即扩张那些有利的生产而收缩那些不利的。在这个意义下，股票交易所简直成为“这个市场”，即市场经济的焦点，它是使预期中的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商业行动之主宰的终极手段。
投资者的流动性表现于所谓“资本逃避”这个现象。某些个人投资者能够撤离他们所认为不安全的投资，倘若他们准备接受已由市场反映出来的损失。于是他们就可免于进一步的损失，而把那损失转移到对未来有关价格预测有失准确的那些人身上。资本逃避并非把不可改变的资本品从它们的投资部门撤回。它只是所有权的变换。
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逃避”是逃往本国其他投资部门还是转向外国的投资部门，并无二致。外汇管制的主要目的之一乃防止资本逃向外国。但是，外汇管制能够做到的只是，不让国内的所有投资者为减轻损失，而把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国内投资转换成他们认为较安全的国外投资。
如果所有的或某些种类的国内投资，有被部分或全部没收的危险时，市场就会经由价格的变动使这一政策的不利结果打个折扣。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为免于损失而想逃避，已为时过晚。有的投资者比大多数人敏锐，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预料到这种灾难即将来临，而大多数人却依旧茫然无知。只有这些投资者才能够减少可能的损失。不管资本家和企业家会做些什么，他们也决不可能使不可移动的资本品变成可移动的。关于这一点，就固定资本而言，至少大体上得到承认，但就流动资本而言，则不成立。有说法认为，一个商人能够输出产品而不患获得其销货收入。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企业当它没有了流动资本的时候，就无法继续经营。如果一个商人把自己日常用以雇用工人、购买原料和其他必要设备的资金输出国外，他就必须向他人借入资金来补充。“流动资本的可变性”是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如果有点真理，那就是，一个投资者单单避免对他的流动资本构成威胁的那些损失，而不关心对他的固定资本构成威胁的损失，这是可能的。但资本逃避的程序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一样的。它是投资者身份的转变。投资本身不受影响；有关的资本并未移动。
资本逃往国外，首要条件是有外国人愿意拿他们自己的海外投资，去交换在资本逃出国的投资。一位英国资本家，如果没有外国人愿意购买他的投资，他就无法使他的投资从英国逃出。因此，资本逃避决不会归结于经常所说的收支平衡恶化。它也不会使汇率上升。如果有许多资本家——不管是英国的或他国的——准备把一些英国的有价证券卖掉，这些证券的价格就会随之跌落。但这并不影响英镑与外币之间的汇率。
这句话对于投至现金的资本，也是有效的。例如，那些持有法国法郎的人们，一旦预料到法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可能后果，即既可经由抢购物品而逃避于“实物”，也可逃身于外汇储存。但他们必须找到愿意储存法郎的人。他只有在还有人对法郎的前途看好的场合才能脱身。使价格和汇率上涨的，不是那些要抛出法郎的人们的行动，而是那些除低价汇率就拒绝接受法郎的人们的行动。
政府自以为用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外逃乃基于国家重要利益的考虑。事实上恰恰相反，外汇控制引起的结果，乃有害于众多公民，且对于任何公民或“国民经济”这个幻影没有丝毫利益。如果法国采取通货膨胀，则所有的恶果只能落在法国人身上，这对于整个法国或任何一个法国公民都是不利的。如果有一些法国人，把法国的银行钞票或可兑换这种钞票的证券卖给外国人，则这些损失的一部分就落在外国人身上。对于这种交易加以禁止，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某些法国人更穷而没有使任何法国人更富。从国家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不可取。
流行的见解总以为股票市场的交易都是不好的。在价格上涨时，投机者被指责为侵占他人的利益；如果价格跌落，他们则又被指责浪费了国家财富。投机所得的利润被斥为盗窃的赃物。这暗示着投机乃是致众为贫的原因。在股票经纪人的不正当报酬与那非赌博性的供应消费者的制造业利润之间，人们习惯于作出区分。甚至有些金融问题的著作家，也不能辨识股票市场的交易既不产生利润也不产生亏损，而只是来自贸易和制造业的利润和亏损之完成。这些利润和亏损——市场的购买者对于过去的投资赞成或不赞成引起的结果——乃由股票市场显现出来。投票市场交易额并不影响大众。相反地，决定证券市场之价格结构的，倒是大众对于投资者据以安排生产活动的方式发生的反应。决定股票价格之涨跌的，最后还是消费者的态度。凡是不从事储蓄投资的人们，既不因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受益，也不因之而受损。证券市场的交易只决定哪些投资者应当赚钱，哪些投资者应该赔本。[19]
9． 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资本是以货币名义计算，并由此表示的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但资本也可由货币额组成。因为资本品也是可交换的，而且这种交换和所有其他商品发生交换的情形一样，同属间接交换，因此货币的使用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里，谁也不能放弃现金储存所提供的便利。不仅以消费者的资格，而且以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资格，人们都要储存若干现金。
凡是对这个事实觉得有些迷惑与矛盾的人，是由于误解了货币计算和资本会计。他们指望资本会计能够承担一些它绝对无法实现的任务。资本会计是适于在市场经济里活动的个人或人群用以计算的一个心智工具。只有在货币计算的架构中，资本才会成为可计算的。资本会计所能完成的惟一任务，是为那些在市场经济里活动的人们指出： 他们用于活动的那笔资金，其货币等价是否发生变动以及变动到什么程度。至于其他的一切目的，资本会计完全无用。
如果有人想确立一个称为“国民经济的”资本量或社会的资本量，使之既有别于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又有别于那个无意义的“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总额”的概念，那么，他自然要受困于一个伪问题。有人会问，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中，货币的任务是什么？有人发现，个人观点的资本与社会观点的资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但其全部的推理过程却完全是错误的。计算某一无法用货币以外的东西来计算的数量而想不涉及货币，这显然是矛盾的。想用货币计算来确定“在一个不会有任何货币，而生产要素没有货币价格的经济制度里面毫无意义的一个数量”，乃同属荒唐。我们的推理，一经超越市场社会这个架构，就立即远离了货币和货币价格。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只能想像为种种商品的一个集合。要比较这样的两个集合，而不靠陈述其中一个集合在消除整个社会的不适之感方面比另一个集合更有用，那是不可能的（至于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判断，我们人类是否可以做到，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样的集合自然不能用货币表示。如果一个社会制度里面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则在讨论这个社会资本问题的时候，即无法借助货币；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对于现金储存在储蓄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关注。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
如果某人将一笔钱用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而非消费品，储蓄就直接变成了资本积累。如果他把额外储蓄用以增加他的现金储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是最有利的使用方式——那么他就可能引起一个价格下跌而货币单位购买力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假定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变，这位储蓄者的行动将不直接影响资本积累，也不影响生产的扩张。[20]他的储蓄后果——也即生产出的商品超过消费的商品——并不因为他的储存而消失。资本品的价格不会涨到缺乏此储存时所能涨到的程度。但可利用的资本品增加的事实，并不因许多人努力增加其现金储存而受到影响。假若没有人把这些商品——商品的不消费使储蓄增加——用以增加他的消费支出，那么，这些商品仍然是可用的资本品的一个增加量，不管它们的价格怎样。这两个过程——增加现金储存和增加资本积累——将同时发生。
在其他事物不变时，物品价格的跌落，将使各个人的资本的货币等值也因之跌落。但这不等于资本品供给量的减少，因而生产活动无需对所谓“匮乏”作相应调整。要做的是，只需把那些用于货币计算的货币项目变动一下。
现在让我们假定： 信用货币或不兑换纸币的数量增加或信用扩张，产生了个人现金储存所需要的额外货币。于是将出现三个独立运行的过程： 一个趋势倾向于价格跌落，这是由于可利用的资本品的数量增加，从而生产活动随之扩张而引起的，另一个趋势也倾向于价格下跌，但这是由于为现金储存的货币需求之增加而引起的，最后一个趋势使价格上升，这是由于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这三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时的，每个过程引起的特殊后果，因当时的环境不同，有的被另一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加强，有的则被另一个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减弱。但主要的事情是： 来自额外储蓄的资本品，没有被那些同时发生的货币变动——货币（广义的）供需的变动——所破坏。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把一笔钱储蓄起来而不用以消费，这个储蓄过程，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过程则完全一致。至于这位储蓄者增加或不增加他的现金储存，都无关紧要。储蓄这个行动，总会带来相应事件的发生，即在商品的供给方面，出现了一些已产出而未消费的商品，且这些商品可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活动。一个人的储蓄，总是体现于具体的资本品。
有人说，窖藏的货币是财富总量中不生利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增加，使部分用以生产的财富减缩。这个想法只有在以下程度以内才是对的： 即，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上升，其结果为开采金矿而雇用了一些额外的生产要素，而且黄金从工业的用途转到货币的用途。但这是由于努力增加现金储存引起的，而非储蓄引起。在市场经济里，储蓄要靠节省消费。储蓄者把他的储蓄窖藏起来，自然影响到货币购买力，因而可能降低名义资本量，也即资本的货币等值；但是，这对那已积累的资本并无任何损害。
[1]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将在以下几页说明。
[2]如果耐久性的延长至少不比例于所需要的费用之增加，则增加耐久性较短的那些单位的数量就是更有利的。
[3]Bohm-Bawerk, Kleinere Abhandlungen uber Kapital und Zins, vol. II，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by F.X.Weiss(Vienna,1926), p.169.
[4]时间偏好不是人类专有的。它是一切动物行为的一个先天的特征。人之异于其他动物，在于时间偏好对于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备期的延长不全然是本能的（有些动物之储蓄食物是出自本能），也是一个评价过程的结果。
[5]关于庞巴维克这部分理论之详细分析和批评，读者请参阅Mises， Nationalokonomie, pp.439-443。
[6]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瑞典经济学家，以其开拓性的货币理论研究闻名于世。费特（Frank Albert Fetter， 1863—1949)，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是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7]F. A. 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New York, 1923),I,p.239.
[8]富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在他那篇“资本、时间与利润”（“Capital， Time and the Interest”，in Economica, n. s., I, pp.257—286)提出的时间偏好理论，有些人提出反对的议论。我们在这里讲的足以*翻推**那些反对论。
[9]F. 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1941),p.48. 把某些思想方法加上国名的标记，确有不妥。哈耶克说得好（p.47,n.1）自李嘉图以后的古典的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 S.穆勒(后者可能部分地受到J.Rae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的现代后继者更加“奥地利的”。
[10]W. 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th ed.， London, 1924), pp.224-229.
[11]这里也意含自然资源的品质相等。
[12]John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07), pp.133 ff.
[13]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攻击遗传学，参考T.D.Lysenko, Heredity and Variability(New York, 1945)。关于这个争论的评判可参考J.R.Baker, Science and the planned State(New York, 1945), pp.71-76。
[14]巴夏（pashas）是土耳其古代对大官的尊称，卡帝（kadis或cadis）是回教国家的法官称呼、拉吉（rajahs）是印度的王侯、*长首**或达官，满大人（mandarins）是指中国满清的官吏，大名（daimios或daimyos）则是古代日本各领地（名田）的最高长官。——译者注
[15]参阅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York,1944), p.99，以及其中引用的书籍。
[16]参见第十六章第9节及第二十四章第3节。
[17]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1936), p.223ff.
[18]在市场经济里面，国家和一些自治区域，也不过是些代表某些确定人群的具体行动的行动者。
[19]流行的说法是股票市场“吸食”资本和货币，这个说法曾被F. Machlup的分析驳斥，见于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trans. by V.Smith (London, 1940), pp.6153。
[20]现金引起的（cash-induced）货币购买力变动带来的财富与收入的变动，会间接影响到资本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