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草烟**市场在利益链中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存在官员包庇违法者的现象。比如，据约克郡前行政区北瑞丁季审法庭记录，“1637年10月3日，3名治安官没有执行收监令，没有将一名无证私售*草烟**的人押往约克郡监狱关押”。很明显，这个案件中的3名治安官有包庇嫌疑。
地方零售许可的分配中存在着利益纠纷。1634年，斯特普尼地区的9个*草烟**零售者之一克里斯托弗尔·莱斯特，曾代表其中4个*愿请**者售卖*草烟**，但是克里斯托弗尔·莱斯特与其他3位专利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为此他们不同意克里斯托弗尔代替别人零售*草烟**。于是这3人向枢密院抱怨并反对上述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人试图阻挠别人申请零售专利许可，如1637年，埃塞克斯郡罗奇福德地区的约瑟夫·史密斯向议会*愿请**说，他原本打算申请零售*草烟**的许可并且付了相关费用，正准备打算缴纳租金，但是受到了彼得·杰维斯和托马斯·威特的阻挠和攻击。
再次，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人员假公济私、相互扯皮的事情。比如，1634年7月，萨德伯里的市长约翰·安德鲁斯向枢密院反映，传令官托马斯·波特于当月5日左右接到枢密院的令状，要求约翰·安德鲁斯协助他一起去逮捕那些在萨德伯里无许可证私售*草烟**的人，并要求约翰完全服从他的命令。
在此，似乎这个案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约翰反映，波特却因在镇上的不端行为以及被指控犯了许多*渎亵**神和咒骂的罪名，被扭送到了约翰面前。更为甚者，波特还被举报私吞了惩罚私售者的罚金。
他利用上述枢密院的令状以及职权之便，伙同一个名为纽曼的人向莱芙·雷纳姆征收了50先令的罚款，并与之私分了它。最后，约翰·安德鲁斯不顾波特的反抗和咒骂，将他扣押了起来。
但是事情真相并不如约翰·安德鲁斯所说的。就在约翰的*愿请**书提交后不久，托马斯·波特也向枢密院*愿请**。在其*愿请**书中，波特称自己是奉命前往萨德伯里逮捕无证零售*草烟**的人，期间，他之所以逮捕了莱芙·雷纳姆与菲利普·费尔肯二人，是因为他们违反规定私售*草烟**。
但在执行敕令的过程中，约翰·安德鲁斯滥用职权，扰乱波特的工作，且将波特扣押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监狱里长达两天，禁止任何人带救济品或物品来探望他。最后，因为该监禁事件，安德鲁斯被关进监狱并解职。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波特是中央派人的官员，约翰是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并不融洽，二者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明显反映了两个所代表的官员群属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失败且无力的规劝英国政府针对民众过度吸食并引导*草烟**药用的管制可谓是彻底失败的，而且其措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因为这些所谓的规劝大多只是口号文件和德道引导，或者临时性的呼吁，最终并没有像前文的种植管制与采购运输管制那样形成体系化的政策与原则，更没有得到彻底地执行。在英属殖民地*草烟**业发展起来前，英国统治者打击的是西班牙*草烟**。
尽管詹姆斯一世曾经向西班牙*草烟**征收重税，一度向该*草烟**征收4000%的税收，但这样并没有将*草烟**吸食抑制下来，因为最后这些税收摊向了吸食者，由这些吸食者买单。
从上文的数据可知，西班牙*草烟**的售价是非常高的，一度与同等重量的金银等价。而当时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士大多都是有购买能力的人，因此提高*草烟**税并不能抑制他们吸食。
直到英属殖民地*草烟**种植园发展起来后，以及加上本土私种者的参与，其中*草烟**开始在英国社会普及开来，“想要通过行政管制手段来禁止或抑制*草烟**吸食无异于螳臂当车”。
尤其是在中央权力难以渗入到英国基层的情况下，想要禁止*草烟**几乎是天方夜谭。退一万步而言，假如统治者全力禁止*草烟**吸食，不准公开交易和吸食，那么*私走**则会尾随而至，不可避免。
到了詹姆斯一世后期，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统治者们发现禁止*草烟**已然不可能，于是查理一世政府只能尽力劝导民众减少吸食，引导民众将其药用。
但是随着30年代殖民地*草烟**产量的进一步提升，其进口量不断增加，*草烟**价格也变得更加便宜，消费者数量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增加。
统治者想要引导民众将*草烟**药用变得不可能，仅能依靠呼吁来劝导民众减少吸食。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随着*草烟**的进一步泛滥，英国政府干脆不再提及减少吸食的话题。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国王后来愈发认识到*草烟**对于财政与税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更不会压制或禁止*草烟**，最终其基于财政效益的管制逻辑逐渐逾越了起初的道德伦理逻辑。比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出于道德伦理应禁止*草烟**，但*草烟**却又实实在在地给国王带来了收益”。
且*草烟**的创收途径很多，并不限于关税。基于税收和财政效益，统治者逐渐淡化了他们的道德义务。
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各国的历史、所有新兴瘾品（*草烟**、咖啡、茶叶、可可）的发展历史来看，欧、亚洲的消费者都不能自拔地爱上这些美洲、亚洲、非洲的产物，在近三百的时间里，它们是世界贸易领域最珍贵的农产品，有时它们在消费国里被列为禁品，如咖啡与*草烟**。
但它们的魅力实在太强，最后一个又一个政府决定，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美味东西的人收税，同意民众使用，甚至栽植这些植物。
英国17世纪的*草烟**管制史便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典型代表，虽然它也曾被禁止过，统治者确实也数次在王室敕令等官方文件中公开呼吁人们减少*草烟**吸食，呼吁将其药用，但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反而默许了*草烟**的流通，并将其作为财政来源之一，最终政治与经济利益超过了道德愈加不满。
还有就是断断续续的本土禁植问题，在中央政府相对重视的那几年里，它确实在短时间内打击了私种行为，但从长时段来看，这样的管制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取得成效。如果说上面的管制成败参半，那么对吸食者的劝诫以及引导*草烟**药用的政策，可以用彻彻底底的失败来形容。
因为从一开始，这项管制就几乎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没有采取较多实际的行动，同时政府也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来完全抑制住民众的消费欲望，否则有违事物规律，似乎最后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遂放弃。概言之，很难从整体上给英国*草烟**管制的成败下一个定论，更不可能量化其成败。
英国17世纪*草烟**管制的特征17世纪欧洲各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草烟**管制办法。在税收方面，荷兰、西班牙采取低税政策，不限制他国*草烟**进口。
在种植方面，意大利各地和西班牙允许本土种植；在种植与进口方面，意大利与法国相同，授予私人垄断的专利权，然后再收取税收或租金。
英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有着相似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其最明显的是，英国的*草烟**管制带有复杂性、垄断性、牟利性和连贯性。
*草烟**管制环境的复杂性一直以来“伦敦的政治家们致力于维持海外和本土之间的利益均衡”，但中央政府、殖民地与本土地方利益群体之间总是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或调整都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
比如，中央政府制定的“殖民地*草烟**不能直接销往他国”“须由本国商人和船只运送”等规定明显违背了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权。
对于伦敦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从国家利益出发确保本国的*草烟**采购权与运输权掌握在本国商人手中。统治者本是希望通过立法加强了对殖民地商业的控制，但同时引发了骚乱问题。
对于殖民地而言，不仅被剥夺了对外贸易自主权，还增加了运输成本。种植园主们对此非常不满，于是他们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向监督者行贿，然后将*草烟**运往他国；如果官员不受贿，则直接绕开其监管区域将*草烟**运往他国；将*草烟**藏于船舱暗格之中以躲避巡视员检查；将*草烟**与其它不受管制的商品混杂在一起蒙混检查。
针对这些现象，同时为安抚种植园主的不满情绪，国王承诺作出两项政策倾斜——禁止在英国本土种植*草烟**，少量进口外国*草烟**。这相当于给殖民地*草烟**垄断本土市场提供了政策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