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需要大量的铜来制造弹壳、*弹子**和枪支部件，欧洲的铜需求暴涨，铜作为战时紧要物资，行情一路看涨，国际铜价创出当时的历史高位。
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
在中国古代，铜一直也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本土的铜矿资源比较少，而且集中在西南地区，到了明清的时候，中原与江南一带能够开发的铜矿，大致上已经耗尽了，为了获得充足的铜矿，清朝从入关开始就强化了对各地铜矿山的管理，还曾大规模从日本购买铜矿，称作“洋铜贸易”。
中国的贸易优势，使得日本的铜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9962至1708年，47年间，流入中国的日铜约一亿一千四百九十余万斤，相当于清朝近30年的铜产量。
由于铜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铜的大量外流竟使日本面临铜矿枯竭，陷入铜紧缺的地步，日本政府不得不发布“限购令”，严格限制中国商船的贸易船数、贸易量和日铜的进口量。
一战爆发后，大量日本人暗中潜入中国，收买制钱，熔钱为铜，“以贩卖于他国，借以牟利”。
1913至1921年铜价格指数
1915年6月，日本人田中角治和星夜真次郎进入锦县（今辽宁省凌海市），明面上是采买羊毛，实际上暗中贩运铜钱。
锦县知事朱佩兰发现了日本人的企图，但是北洋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贩运制钱，所以也仅仅是加强监视，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1915年7月初，日本人佐伯次郎惠从天津贩运制钱，经过锦县时连人带货被扣留。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任何案例可以援引，奉天都督府向北洋政府请示该如何处置。
北洋政府政事堂作出批复：“中国铜钱向来不准运往外国……沿至民国，继续履行，自宜永远遵守……如遇有收买制钱私运出口者，一经拿获，立予重惩，以符约章……”
民国时期农村小商贩
由于佐伯次郎惠案发生在明令禁止前，奉天当局给予变通处理，令佐伯次郎惠出具文书，保证以后不再贩运，并将所贩制钱变价偿还其成本。
日本人在奉天的制钱贩运事件，促使北洋政府明令禁止制钱贩运，但是日本人的贩运势头非但没有遏制，反而有扩大趋势，并逐渐由奉天向其他地区蔓延，尤其是在日本人势力较强的奉天、山东等区域，日本人罔顾法律，肆意贩运。而在其势力较弱的地区，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干涉。
一战时日本占领中国青岛
受各类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即便北洋政府严正交涉，日本政府对涉案人员也只是轻罚了事，甚至袒护，致使北洋各地方政府多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以图稳定大局。
1915年11月，据不完全统计，“日商在内地收买制钱熔成青铜，运由青岛、烟台、龙口、天津、营口、汉口、九江、南京、上海等处出口，统计每日在三百吨上下……”
“自青岛起，至济南止，在此区域以内，山东铁路沿线各站，往日常有日本人，将叉袋所装之中国制钱，载入火车，由内地运往青岛……居住于青岛专营是业之日本人，及专为营此业而由日本内地至青岛之日本人，共有二千五百余人。此等日本人，各雇用中国工人，向中国内地收买制钱……”
据日本官方的不完全统计，日本进口中国铜材数量占其进口铜材总量的比例，由1913 年的8.6%、1914年的0.07%，骤升至1915年的80.3%、1916年的95.8%、1917年的94.9%，中国制钱成为日本炼铜厂的主要原料。加上北洋政府于1914年实行币制改革，允许官方造币厂回收制钱，熔毁炼铜，在北洋政府和日商所雇中国商民的多重夹击下，华北农村制钱流失殆尽，中国大量制钱源源不断地流往海外，直接造成20世纪20年代中国某些省份一定程度上的钱荒，也间接造成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金融枯竭、经济破产。
参考资料：《中国制钱之出口》，许家庆，《东方杂志》第13卷第9号，1916年9月。
《欧战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王闯，2014年9月。
《铜元何以占领农村：清末民初华北小额通货的流通与更替》，韩祥，《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从*私走**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窃夺与破坏》，许梦阳，《民国研究》2017年秋季号总第3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