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立纲书法文献研究》，陈佐、姜洪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0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温州讲座之余，我想去探访姜立纲的遗迹，然而在温州的三天，每天都在下雨，温州书友方韶毅先生得知我的遗憾后马上说，他与当地姜立纲研究专家陈佐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而后立即联系陈先生，与之约定第二天一早送我到机场之前，先去探看姜立纲纪念馆，因为该馆与机场在同一个方向。
转天一大早，方先生已到酒店楼下，他介绍我认识温州书友施希女史，而后由施希开车，冒雨前往东西村，去寻找姜立纲遗迹，陈佐先生则从另一个方向开车也前往此地。在纪念馆内，我见到了陈佐先生，陈先生赠给我两部与姜立纲有关之书，从聊天中得知，陈佐在工作之余，历时十几年系统的研究姜立纲，而后出版了这两部专著，成为研究姜立纲最有名的专家。能由这样的专家带我寻访古人遗迹，我的所得当然不仅仅是他的专著，更多者是让我体会到像陈佐这样的乡贤，对于当地人文历史的梳理所下的巨大工夫。
本书前有中国艺研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一所写之序，李先生称他与陈佐相识十几年，同时得知陈佐在温州办有罗峰艺社。对于本书的亮点，李一总结出两条，其一是文献详实赅备，全面立体：
该书将明代书家姜立纲的著述、诗文、年谱、家族史料及皇帝敕谕、历代集評、学苑集锦、媒体视角、民间传说等一一收集整理，汇于一书。文献所表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姜立纲的人生轨迹、书法历程、诗文成就，姜立纲的家族状况，以及姜立纲与乡邦文化的关系，与皇帝朝臣的关系，在朝野的影响，明、清及近现代对姜立纲书法的评价等种种文献复活了已谢世五百多年的姜立纲，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立体、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褒有贬的姜立纲。
本书的第二个亮点则为研究有得，逐步深入。李一认为陈佐的这部书能够让读者全面了解明代书法史，并且重新认识台阁体书法的价值：
近30年来，书法史研究硕果颇丰，但确存在着一种倾向遮蔽另一种倾向的弊端。比如明代书法史研究，人们乐以谈论的是浪漫主义、是创新、是狂怪，喜欢谈徐渭、张瑞图、王铎等所谓创新派，而往往贬斥端正的台阁体，忽视或遮蔽姜立纲等书家，视台阁体书家为保守，用创新和保守二元对立的思维解说书法史。
陈佐在本书中几乎搜集到了他能找到的、与姜立纲有关的所有资料，同时也有他本人的撰述，另外还有一些传说，资料之丰富，想来若姜立纲在世，定会引他为知己吧。
《姜立纲书法集》，陈佐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陈佐先生所赠。该书乃是大八开画册，当时的印数仅1000册，陈佐先生如此慷慨，令我感念。
本书前有陈振濂所写序言，该序首先称：“明代姜立纲在当时是一个特例。他的日常应用行书出于王羲之《圣教序》，而在庄重场合的正楷则是地道的颜体。”而后陈振濂讲到了明代书法史中的重要人物，比如“三宋”、“二沈”、徐渭、陈淳等，接着谈到了晚明的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傅山，然而历史上却少有人会提及姜立纲。陈振濂认为，人们所乐道的以上书法大家，都是所谓的创新派和个性派，而姜立纲的楷书与之不同，正因为如此，陈振濂夸赞姜立纲说：
在崇尚个性的明代，这样的端楷，是非主流形态。落伍而不为时论所重。既不时髦也不受士林推扬。但姜立纲却不动声色，不怕落人后焦虑急躁，一头扎进颜体里，晨昏朝夕，以水磨功夫，终于以一手颜楷立身于明一代，反观徐渭、陈淳、祝枝山、傅山、王铎专注龙飞凤舞，似乎略有轻狂相？
关于姜立纲书法的特点，陈振濂总结为：“他把颜体的横细竖粗、颜体的包围全部弱化掉，他的方式是把颜体的特点加以省略。”而对于陈佐先生费心力气搜集到这么多的图片，并且做了系统的研究，陈振濂的评价是：
陈佐君，为人忠厚，重信用。皓首穷经十年路，走出书斋，静心研究，辗转全国各地，风餐露宿，收集姜立纲的拓本与墨迹，对姜立纲书法史料研究整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终得出版《姜立纲书法集》。姜书的出版，对研究明代早期的书法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填补了姜立纲书法史料的空白，对姜立纲书法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一部集史料、艺术、学术于一体的姜立纲书法文献。
本书前有陈佐所撰之文《姜立纲生平及其书法艺术》，陈佐在文中谈到：“在学书中，姜立纲重视人品与书品的统一，坚持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思想。他认为学习书法要从做人开始，做人要从正心开始，认为‘未有心不正而能工书者’。”为此他引用了文征明在《姜太仆书法》跋语中的评语：“观其点画形体，端庄严肃，士大夫品其有正人君子立朝之象。噫！岂虚誉哉？后之君子，即此是学，因其笔而得其心法，其心正，则笔正，如正人君子，则其为益不小矣。岂特为六艺之一而已哉？”
对于姜立纲的历史评价，陈佐本着客观的态度，将这些评语分为褒者、贬者和褒贬参半者，一一列明每一类代表性的评语，而后做出这样的结论：
综合三类议论，也算是各说各有理。然而稍作分析，可以发现，对姜立纲的书評的分歧大多在明代中期即嘉靖年间。正德年间与嘉靖早期，大多推崇姜字，认为其“清劲”“端谨”“严整”，例如姜立纲的同乡张璁称之为“楷书今第一”，充满自豪感。嘉靖之后则褒贬各半矣，而贬之者认为姜书几无可取，“俗”“板刻”“俗浊”。其实板刻与端谨只不过一步之遥，而且有可能是同样一幅书法作品，甲认为严整而乙认为板刻，所以褒贬之间难有定论。
平心而论，姜立纲的书法可以端庄肃穆来总结，尤其在我翻阅了本册之后，更进一步印证了我对姜立纲书法的认识。由台阁体逐渐演化为馆阁体，几百年来，这种字体成为了标准考试体，因为长期的使用，使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但人们忘记了一种字体的发明，能够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必有其价值所在。陈佐在本书中不仅收录了姜立纲的书法作品、拓本等，还列出了姜立纲世系图，使得该书具备了学术价值，而更有意思的是，我在本书内看到了北京酱菜店六必居的匾额，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六必居的牌匾居然是姜立纲所书，看到这个信息，我今晚的酱菜当然是六必居了。
《共商国是海宁人》，海宁市政协教科卫体与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9年10月20日，我前往海宁参加了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暨古籍整理高层论坛，在报到时，组委会向每位与会者赠书两部，此为其一。该套书一盒七本，分别是宋云彬、陈巳生陈震中、沙可夫、徐永祚、沈鸿、李蓝丁、夏之栩，这些都是海宁籍的近现代名人。
此次参会的主题乃是颁发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我细读了这套书中的宋云彬这一本。该书的作者是殷明华，前有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所写总序，序中谈及七十年前，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662名代表中有9位海宁籍乡贤，其中7位是正式代表，宋云彬代表的是中国人民救国会。
关于宋云彬这册书，没有单独的前言和后记，殷明华分九个章节讲述宋云彬的历史生平。从第一章中得知，传主出生于海宁市硖石镇，父亲名叫宋文虎，乃是开锡箔店的小商人。宋云彬在家乡上学，后来经业师朱起凤的儿子吴文祺等人介绍，前往杭州任职编辑，由此而进入出版行业。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革命组织，后来又到黄埔军校担任《黄埔日刊》的编辑工作。“四一二”*变政**时，宋云彬受到通辑，此后他来到了上海住在茅盾家中。
后来茅盾东渡日本，宋云彬迁居他处，而那时的吴文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在做《资治通鉴》的选注，由于工程量大，吴文祺邀请宋云彬来共同完成，于是宋云彬化名陈佩韦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
在上海期间，宋云彬所做最重要的出版之事，乃是为其师朱起凤编辑了《辞通》一书。朱起凤耗时十几年，收集资料编成该书，最初起名为《蟸测篇》，因为部头大，难以出版。在那时，上海富翁哈同和嘉业堂主人刘承幹都想收购此书稿，然而他们的条件都是买断，不能以朱起凤的名义出版。朱起凤不愿意自己的辛苦被埋没，于是将书稿带回了家乡继续修订，后来改名为《新读书通》。
1925年，吴文祺托郑振铎将此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王认为该稿撰者名气较小，将书稿退回。后来宋云彬写了篇名为《一部未出版的伟大辞书－－读书通》的文章，刊发在孙伏园兄弟主办的《贡献》月刊上，引起了许啸天的注意，他鼓动上海群学社出版此书，于是与朱起凤签定了出版合同，然在排版时发现，该书有大量的生僻字，需要另行浇铸字模，因工作量太大，出版社打了退堂鼓。
宋云彬对此书一直挂在心上，他在上海书店任兼职编辑的时候，将此稿推荐给了徐调孚，经徐的推荐，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同意出版此书，为此开明正式邀请宋云彬为书店编辑，专门负责《新读书通》的整理事宜，于是宋云彬全身心的整理该稿，将原书的七十三卷改为二十四卷，后征得朱起凤的同意，将书名改为《辞通》，经过几年的整理，该书在1934年终于得以面市。此书第一次印刷就预约出一万册，两月内销售一空，而后又陆续加印了几万册，《辞通》和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的《辞海》鼎足而三，成为学习古汉语必备的工具书，由此可见宋云彬在出版方面的超强能力。
1949年2月28日，宋云彬与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包达三、郑振铎等27位民主人士从香港秘密登船，前往北平参加新一届政协会议，之后宋云彬留在北京任职。1951年初，宋云彬前往杭州，出任浙江省府委员、省文委主任，省文联主席等职。1957年宋云彬被打成*派右**，撤消了所有职务，此时正值宋云彬花甲之年，这个结果令其十分苦闷，于是埋头将所有精力用在编纂《史记集注》上。
1958年初，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标点出版，而《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就是《史记》，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得知宋云彬正在做《史记集注》，立即向中央*战统**部提出，调宋云彬入京参与整理《二十四史》，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关照下，经中央人事、*战统**部门与浙江方面协商，宋云彬携全家离杭赴京。
然而，调到北京的宋云彬正赶上大炼钢铁，当时中华书局也成立了“十月人民公社”，宋云彬在点校《史记》的同时，也参加了相应的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六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余被编入后勤第八组，组长凌珊如。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十时半回家。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宋云彬夜以继日的赶工，终于在1959年4月将《史记》点校完毕。“*革文**”时期，他再次被*倒打**，被派往农场挑粪，直到1979年2月才被恢复名誉，遗憾的是，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享年82岁。
殷明华在本书中不但写到了宋云彬的生前经历，同时也提到他去世多年后，家人捐出宋云彬生前所藏的书画，拿到嘉德公司拍卖，所得款项用于设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奖”。2016年，成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是为国内首个私人捐资奖励古籍整理的出版基金，该基金两年评选一次，而我此次参加的是第二届。通过翻阅殷明华的这本书，我对宋云彬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同时更加景仰这位出版界前辈。
《十四行集》，冯至撰
广陵梓曰书房影刻民国三十一年桂林明日社初版本
此书为浙江乐清爱书人大风先生所赠，线装一册，版框高不过三寸，乃是典型的巾箱本，末页刻有牌记，上书“本书采用浏阳纸刷印，墨印本限量叁百套，本套编号壹佰柒拾捌”。
此书开版颇为精美，尤其字体，恍然间让我有影印本的感觉，然撑其筒子叶观看纸背，可以看到深浅不一的印痕，故其为雕版刷印无疑。然其版面刷印绝无深浅之痕，一者说明其印工水准之高，二来这也正是巾箱本的妙处所在：因为印版小，不易出深浅不一的状况。然而他所说的浏阳纸，却是我第一次得见，其手感颇类玉扣纸，纸面上微有草梗。在我以前所见湖南印本中，也未曾留意是否使用过这种纸来印书。
但我幼年之时，浏阳鞭炮是受欢迎的爱物，当然那时只是喜欢听鞭炮的响声，未注意到那种炮仗是用什么纸卷成的。我在上初中时，有位同学的哥哥喜欢制作炮仗，我对这种事最有兴趣，曾与之共同制作多种，但那时用的纸是一种旧报纸，当然与浏阳纸扯不上关系。在我的概念中，如此精美的线装书，其内容当然也应当与之相匹配，而大风刊刻的这部书却属于现代诗集，比如本诗集的第一段：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 狂风乍起
朗读一番，虽然也有韵律在，但总觉得还是中国古代格律诗更适合下这么大的工夫来刊刻。其实，现代诗和古体诗之间，在形式上也有人做过结合，比如闻一多的《死水》。我对该诗印象最为深刻，老师曾经反复强调，《死水》一诗在形式上是两个两字尺和一个三字尺。当然冯至是著名的翻译家，想来他是把欧洲的十四行诗嫁接到中国的语境中。但十四行诗却有着严格的韵律，如何能将韵律美与形式美完美的嫁接过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要将冯至的《十四行集》下这么大工夫来重新刊刻，大风只是笑称，因为该书部头比较小，大部头的书刊刻起来颇难承受。他当然明白我问其此语的潜台词，故大风接着解释到：“新诗其实不适合做线装，但十四行是特例。体裁统一，形式上富有美感。”看来韵律美和外在形式美巧妙的结合，方是大风此刻的着眼点。他还告诉我说，接下来他还会做一系列出版史和印刷史上的探讨，这是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我期待他在这方面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标本。
《南开校父严修画传》，陈鑫、郭辉著
中华书局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陈鑫先生所赠。两年前，我在天津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就知道他近年来致力于严修的研究，今年恰逢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为此陈鑫出版了三部相关著述，此为其一。
《严修画传》一书，乃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老照片以及书影，经过精心排列，以此来讲述严修的生平。当然那个时代的严修不可能有很多照片，于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搜集与严修有关的间接照片，穿插其中，这也是颇为巧妙的一种著书方式。
两年前，在周慧惠的带领下我前往慈溪文庙探访，在那里看到展板上介绍慈溪籍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严修，那时我本能地将严修默认为天津人士，因此略有好奇。而今翻阅本书，方了解到严氏祖居浙江鄞县大阪乡，明代中叶迁至慈溪东乡，可见严修果然是祖籍慈溪。然而在康熙年间，严修的七世祖严应翘北上天津，其后人便落籍于此，严修本人并未出生于天津，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严家人逃到三河县避难。严修诞生于三河，直到3岁时方回到天津。如此说来，严修并没有在慈溪生活过。
我在天津时，就曾寻找过严修故居，但始终未曾找到。然《画传》一书却有严修故居的老照片，且注明在城市扩建中已被拆除，这真是件遗憾的事。但幸有陈鑫、郭辉的搜集，才给严修故居留下了影子。本书中还有严修日记的照片，十余函皇皇几十册，整齐划一，这部日记现存天津图书馆。文中提及严修17岁时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69岁去世前的一个月，前后跨越50余年，这份坚持令人叹服。我写日记的时间要比严修短得多，但已经换过多种笔记本，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整齐呢？想来这是线装书的妙处。以我的想象，严修晚年一定重新裁切了日记，因为他在年幼之时，不可能制作出可供书写一辈子的空白日记簿出来，以便保持外观上的统一。
严修在39至45岁时，因维新观念而得罪守旧派，为此他请长假回到天津，延聘张伯苓为塾师，后来两人长期合作办学，并且两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创立了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改名为南开中学。时隔不久，严修出任直隶学务处总办、学部侍郎等职，后来又辞职回到天津，再赴欧美考察，回来后创办了南开大学。严修从第二次引退直到去世，归隐的时间有二十年之久，但这并不是他在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当年袁世凯就曾说过：“予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九才人之一就是严修，而当时徐世昌被称为“雄才”，严修被称为“良才”，张謇被称为“槃才”，周学熙被称为“长才”。
严修能跟这些名家相并提，足见他在袁世凯心中地位之高。但此后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严修均未卷入其中，这是他的深谋远虑还是因缘际会呢？读这部《严修画传》应该能找到一些答案。
《严修集》，陈鑫、杨传庆整理
中华书局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亦为陈鑫先生所赠。此书乃是点校整理与严修有关的各类史料，有奏折、文集、诗集、联语、诗钟、歌谣、公牍、文书等等，分为上下两册。同时附有严修的传记资料、著作序跋等，可谓将与严修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
严修做过贵州学政，故书中收录有他所撰的《谕贵州学子》：
义理之学，孔孟程朱。
词章之学，班马韩苏。
经济之学，中西并受。
中其十一，而西十九。
这段话可谓高度概括了严修的学术观，经学不分古今，学统不论汉宋，中西之学兼收并蓄，正是这样开放的胸怀，使得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做出了那样大的贡献。虽然他是正统的科举出身，然而却并不排斥俗文学，比如他给英敛之所撰的《敝帚千金序》中写道：
文言不可以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教育不普及*民则**族日趋于拙劣，处群雄竞足之势，将不可以幸存。近顷以来，吾国志士主张是义者日众，文章巨子往往内闷其忧。
这段话同样能够表现其教育观念是何等之新，而他在《避寿词》中更加表达出了豁达的人生观：“寿言之体，有文无实。言苦者药，言甘者疾。使人谀我，人我两失。使活百年，不作生日。”但如此达观的严修也有其另一面，比如他写的《先兄侧室金氏殉节事略》则是最具传统的道德观。他在文中起首即称：“吾兄既殁之十有四日，其侧室金氏仰药以殉。”这显然是为贞节烈女立传，然细读此文，却是个感人的故事。严修在文中写到了金氏进其家门的情形：
金年十八来归，事吾兄十有二年，未尝有一言动之失。始至，家人以其微也，多轻之。久之，婢媪稍稍感化而亲族交相称誉。修尝与吾兄从容燕语。兄谓吾：“自有若人，吾增累矣。”修曰：“若人而如此，宁非福耶？”兄亦笑而颔之。
看来金氏虽然出身贫寒，但她的善良却感化了严氏亲族，后来其夫病重时，金氏不仅悉心照顾：
金氏泣涕诣庙祷神，愿以身代吾兄死。仓皇危迫，怀药以往。仆媪侦知之，阴令庙祝诡称神兆无恙，乃护以归。归而吾兄气垂绝矣。及殁，家人察其志，日夜守护。吾嫂尤忧之甚。至七月十二日夕，语家人曰：“累日劳顿，曷俱蚤休？”家人诺之，不虞其遽有它也。中夜忽起，亟呼曰：‘少待我！’举家惊觉，始知有变，环相劝救，投以药物，坚却不服，未明而卒，年甫三十耳。
金氏之死令“吾嫂氏哭之尤深，恸不忍闻也”。读严修的这段文字，当时的凄惨场面恍在目前，中国传统的贞节观对与不对，那是道德家们争论的问题，但人性所表现出的光辉，却最能打动读者。
关于作诗，严修在《自题》中写道：“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严修是否真的从60岁才开始写诗呢，陈鑫、杨传庆整理的《严修集》并未将此诗排在最前面，如此说来，六十学作诗，乃是取其整数。严修曾往欧洲考察，那时他就将所见所闻不少都写入了诗中，比如他所撰《巴黎拿破仑墓》：
香花簇簇拥金棺，百岁将周骨已寒。
帝业金汤及身尽，霸才欧亚比肩难。
时平府库犹藏甲，世远臣民尚免冠。（入谒者必脱帽）
叱咤喑呜今已矣，徒留遗像与人看。
此诗颇能窥得严修的人生观。书中所收录的其他诗作中，与藏书家有关者，我仅觅得《题卢慎之〈慎始基斋校书图〉》
士生丧乱时，无好心尤苦。苟令心有寄，眼前即乐土。
博弈既非贤，觞咏亦何取。不如吾卢君，网罗穷四部。
丹黄不释手，点画辨鱼鲁。岂唯图一适，嘉惠周艺府。
遥遥抱经堂，群书补拾补。
卢弼的慎始基斋今日仍处在天津，现已为他姓居住，近几年我两次前往其地都无法入内参观，而通过严修的这首诗，则令我窥得了卢弼大量收集典籍，整日校书。
《严范孙先生手札》，严修原著，陈鑫编注
严修研究会影印民国十九年文化学社石印本
本书为陈鑫先生所赠，线装一函两册，上册为影印本，下册为陈鑫编注的释文和整理按语。影印本前有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所作序言，该序高度评价了严修的教育思想，之后是严修曾孙严文凯所作之序，序中谈及严修的手札分藏于国内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市面罕见流传，而仅河北大学图书馆一地，就藏有《严修往来手札》一函13册。这些年来，在市面上的确很少能够看到严修的手札，这也正是陈鑫点校严修手札的意义所在。
陈鑫对点校本作了颇长的整理前言，他谈到整理的这册手札全部是严修写给陈宝泉者。陈鑫谈到陈宝泉也是天津人，1902年严修创办天津民立第一小学，陈宝泉任教员，由此而引起严修的关注，转年严修为了培养师资，推荐十人赴日留学，其中就有陈宝泉，他们就读于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1904年陈宝泉回国，任天津各小学教务长，严修总理直隶学务处时，调陈任图书课副课长，负责编印《教育杂志》，后来严修任学部侍郎，又将陈宝泉调至学部，1910年，严修辞职归隐后，陈宝泉继续在学部工作，后来他做到了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直到北洋时代结束，陈宝泉回到天津，任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
可见，陈宝泉与严修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严、陈二人的姑姑都嫁到了宋家，这使得两人又有了一层姻亲关系。陈鑫注意到，陈宝泉192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跟严修之间仍然在探讨基督教与儒教间的相互关系。翻阅陈鑫点校的手札，果然从中能够看到相关内容，比如1926年3月5日，严修在写给陈宝泉的手札中称：
省来书，知见道日深，积理日富。由《新约》得《四书》之确解，因祈祷悟寡过之良方，功候纯熟，精神健旺，甚佩甚羡！修于佛、耶两教虽未钻研，然颇信其能治心免病。如吾弟者，即其明效大验也。
以此可见，严修思想具有包容性，他既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佛教，然而他都能从中窥得其佳处，退休后的严修居住在天津，而当时陈宝泉在北京任职。琉璃厂旧书业乃北方之翘楚，严修常让陈宝泉到琉璃厂代购书籍，其中所买之书就有些佛教著作，比如1919年9月3日的手札中称：
前承代购佛书三种，感荷感荷！其《竹窗随笔》三册，业经读讫，颇受感动。昨在某处见有《佛学丛报》，搜采甚富（亦有正书局出板），拟恳代买若干册。（其书分期能从头顺序最妙，书若太多，或先购若干期，请酌。）两次书价均望开示。（佛书之最著者，如《楞严》《华严》《传灯录》之类，亦祈酌量代选数种。）
可见严修对宗教的包容性不止是随口说说而已，他会买来相关著述进行研讨，继而从中汲取有益的养份，而这也正是他能够劝导陈宝泉融汇佛、耶两教的原因所在。他在1925年3月6日的信中写道：
尊著《甲子除夕杂忆》敬读数过。（原稿须奉缴否？候示。）拓心胸，益神智，为之舞蹈。如云：“慎终追远与多神无涉，唯不可因而求福。”此种解释免去多少葛藤，儒、景两教皆当心服。尊意拟节《新约》之合于儒者，及儒书之合于耶教者，考镜印证，此真不朽之业。向者曾劝翁君铜士为之，而彼不果为，今则此事非弟莫任。愿趣成之，下走以先睹为快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严修依然坚守儒学传统，而在儒学历史上曾有援佛入儒之举，然严修却希望陈宝泉能够会通佛耶，不论他的想法是否能够实现，显然这种探讨很有价值。
《莆阳书话：著书·刻书·藏书》，陈枚香编著
鹭江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为莆田图书馆馆长张翔先生所赠，他告诉我说，该书作者陈枚香乃是他们馆的副馆长，书中对莆田藏书楼和藏书情况做了系统的梳理。
年初的一段时间，林怡老师带领我前往莆田地区探访历史遗迹，由此而结识了张翔馆长，回来后不久就收到了张馆长所赐该书，然因书房内多时未曾整理，故过了几个月才把这本书翻出来。关于作者的情况，许怀中在序言中有如下简介：
陈枚香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莆田市黄石镇，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图书情报学专业，后就职于莆田市图书馆，历任外借部主任、参考咨询部主任（亦称特藏部，管理地方文献、古籍、工具书等），几年前开始担任莆田市图书馆副馆长。
原来陈枚香女史乃是科班出身，工作之后从事的职业又始终与图书有关，在工作之余能够写出这样的专著，确实令人敬佩。而她在本书的《绪言》中举出了如下数据，来说明莆田、仙游地区的文风之盛：
自唐开考至清代，莆仙计有2000多名进士、10多名状元，进士之多位甲八闽，为全国少有，莆田、仙游双双成为全国有名的进士之县，使王安石不禁发出“兴化多进士”的感叹。莆仙地区不仅创造出“一家九刺史”、“一朝三莆相”、“六部五尚书”、“一门五学士”等佳话，更有近百人在“二十四史”中立传。而这一切都与“书”不无关系。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讲述的是莆仙地区古代著书、刻书和藏书情况，总计分为五章，乃是从唐五*开代**始直到清代期间，每个时期从以上三个角度进行论述。下篇则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的莆田人著作提要，该篇分为两章，第一章是著录书，第二章为存目书，每章皆以四部分类法区分之。
关于莆田地区刻书的起源，此书中首先谈到了五代王审之时期徐寅刻印《钓矶文集》之事，而后引用陈豪在《试论莆田古代刻书业》中的说法：“莆田刻书时间自唐末五代起，开始有雕版印刷。”陈枚香提及方彦寿在《两宋莆田官私刻书考述》中认为陈豪的结论依据不足：“《唐书·艺文志》所据以著录的底本基本都是抄本，以此作为刻书的依据，可以说极不可靠。更不能将此作为莆田从‘唐末五代起，开始有雕版印刷’的依据。”
但陈枚香认为，唐五代时期莆仙地区已经具备了刻书条件，而后她从几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的认定，同时举出了一些唐五代时期莆田籍作者的著作，比如《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所载的唐黄璞所著《雾居子集》。但是，该书中所列举的刻本乃是唐朝人的著述，不一定该书就刊刻于唐五代时期，也有可能那个时段是以写本形式流传，而进入宋代方予以刊刻。
关于莆仙地区的藏书起源，陈枚香在文中称：“莆田藏书历史悠久，南朝梁陈间，莆田郑露在凤凰山设湖山书堂，收藏经籍以授徒，这是莆仙境内图书收藏之始，也是福建有记载的私人藏书之始。”此文中谈及陈永定二年郑露与弟弟郑庄、郑淑来到莆田的南山，筑室开创书堂，从此开始了莆仙地区教育的发端。后来郑露将其在莆田南山的家宅捐给佛门建成了金仙院，唐景云二年该院敕赐为“灵岩寺”，唐天祐二年闽王王审知崇信佛教，令人抄写经书五千卷，入藏于灵岩寺。
对于莆田最早的藏书楼，陈枚香认为是唐五代的徐寅家塾藏书楼。关于这个藏书楼的遗址，我曾向张翔馆长请教，他说已难以找到。张翔同时告诉我，莆田藏书楼的旧址基本无存，原本市内满街的牌坊现在也一个不剩，想一想确实令人感慨。
关于莆仙地区的刻书，本书中列举出兴化的第一位私刻者乃是蔡襄。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荔枝谱》一卷，端明殿学士莆田蔡襄君谟撰，且书而刻之，与《牡丹记》并行。闽无佳石，以板刊，岁久地又湿，皆蠹朽，至今犹藏其家，而字多不完，可惜也。”而该书又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对《荔枝谱》的著录：“是编为闽中荔枝而作……尝手写刻之，今尚有石本传于世。”而陈枚香认为：“福建已知最早的拓本书纪录，也是蔡襄创造的。”因为蔡襄在北宋治平元年于福建漕治用小楷手书《茶录》，并刻之于石。
本书就是通过这样的梳理，将莆田地区有关书史的资料一一钩沉，让读者能够有清晰的认识，而这同时也是陈枚香女史的功德一件。
《籀篆流芳－－温州市图书馆百年纪念印存》，温州市图书馆编，钱秋梅、林海琼钤拓
华宝斋2019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今年恰逢温州市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年初我就收到该馆严海帆先生之邀，命我在4月23日读书日至该馆举办一场讲座，以此来作为百年馆庆的活动之一。然阴错阳差，这场讲座一直推迟到10月27日方得以举办。我提前一天到达温州图书馆时，特意参观了该馆的古籍特藏部，又在陈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该部主任王妍女史，王主任带我参观了古籍库房及善本库房，参观完毕后，她说代表馆方赠送给我三部与百年馆庆有关的书，此为其一。
此书乃线装朱墨套印本，印数为500册，我之所得未曾编号。翻阅该书，序言中谈到了本书的来由：
二0一九年，温州市图书馆喜迎百年华诞，因与温州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籀篆流芳－－百年百家主题篆刻活动”，广邀温籍篆刻名家，共襄风雅盛举。共得作品百件，题材涵盖本馆百年历史之重要人事物，蔚为大观。今既将原作什袭藏之，复钤拓成谱，用申嘉祝，并广流传。
序言之后有该书的目录，乃是以印文作为题目，而后注明篆刻人，书之内页上钤朱蜕，下拓边款，书页侧旁则将边款录出，这种作法最便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