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如今已经是数字化的时代，阅读更多地在手机、kindle、电脑上进行，但纸质书却也一直没有退出过阅读的阵地，甚至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对纸质阅读推崇备至。大概在文化人心里，纸与文字的连结是真理般的存在吧。
毕竟造纸术和印刷术都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不过你想不到的是，印刷出版的历史有多长，盗版出现的时间也就大略等同。困扰现代作家、读者和出版社的盗版问题，古代人也早就经历了。
最早的盗版记录可以追溯到唐朝，而且盗版的对象还是国家官方出版的历书，这胆子不可谓不大——古代中国的经济可全靠农耕，历书乱印，大小月都搞错，这不是耽误农事吗？
唐文宗时期，东川节度使冯宿就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这意思是说，剑南两川和淮南几个地方，居然擅自盗印历书，必须得下令禁止才行。唐代的历书由钦天监逐年发布，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各地乱飞了。可见当时的盗版有多猖獗。
当然，朝廷对此事也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误了农时种地出了大乱子，可是要影响国家粮仓和天下生计的，于是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到了宋代，活字印刷术出现，印刷出版的普及让市民阶层兴起，盗版也同步升级了。大儒朱熹、大文豪苏东坡、大官司马光等人，都曾经深受盗版的困扰，甚至连公务员也加入了盗版的队伍——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一个当地官员将宋朝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儿，改成《金科正义》刻板出售。连当官的都以身试法搞盗版，民间那就更是没法儿看了。
大儒朱熹在当时声望极高，达官贵人无不敬重三分，到了盗版书商这里却尊严全无。他的《论孟解》才刚刚写完，建阳书商就开始发行了，发行量还特别大，以至于市面上通行的十有八九都是盗版。朱老夫子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论孟解》乃为建阳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好在毕竟面子大，朱熹一告官，官府立刻捉住书商，毁掉书板，并郑重宣布只有朱熹本人授权才能翻印刻板。
有个更好笑的事情。史载，宋人买了一本麻沙本的《道德经》，开头还是“道可道，非常道”，翻了两页，突然就开始“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原来是盗版书商拿错了雕版，也不校对，稀里糊涂就道释一家亲了。
宋时，福建建阳的麻沙是盗版书的大本营。到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吐槽看质量低劣的盗版书，眼睛都看成近视了。
被盗版商整怕了的宋代官府对待出版非常严格。如果刻印经书，需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刻别的书，也要先刻一本，给有关部门审核，确认不是盗版自他人。早在北宋时期，政府就出台了保护政府印刷物的权威性法令，到了南宋，刻印书籍者可请官府出面进行版权保护，如遇盗版情况，处罚的方式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
宋画里的书坊
当时正版书也已经开始搞坊号牌记了，类似于出版社的logo，其中大半会写一段版权声明，虽说不能完全杜绝盗版，也让我们看到了出版界的某种有趣源流。比如南宋时一家四川的出版社叫“眉山程舍人”，就在书页上写了：“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意思是，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发行，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严禁盗版印刷发行。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喜欢收藏宋版书，一次，他在一本宋版的《抱朴子》扉页上看到一段出版商的声明：“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书商打老字号的招牌，跟读者拉近距离真情表白，却也不经意间见证了国家的兴衰——从东京开封府搬到临安府，背后是北宋灭亡，宋室南渡的江山飘摇。也难怪钱谦益会看得泪流满面，由古思今，谁能不动容呢？
到了明清时期，盗版这事自然只有更猖獗。上文提到的麻沙所在的建阳，就是明朝盗版书最集中的地方，当地盗版书坊集聚，所印制的书籍不仅偷工减料，而且纸张、油墨和校对的质量都很差。
江苏吴中一带，文化发达，不论是小说还是科举参考书，都卖得很好，于是，盗版也如影随形，跟风而上，搅乱市场，弄得正版书商苦不堪言。
“翻刻此板男盗女娼”，这种恐吓跟“盗版死全家”差不多，文化人已经被逼成二流子了
冯梦龙就曾经在他的《智囊》一书中写过这样一个防盗版的做法：
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说是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版，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报案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人，因为此时正版还不见踪影，那么出现在市面上的自然都是盗版了。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不仅版权得全，又炒作了一把带动销售，简直是天秀。不过，这大概也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景罢了。
到了清朝，因为盗版而烦不胜烦又走上打击盗版第一线的名人，首推我们的大才子李渔。（详见往期文章：李渔 | 论戏曲、论画画、论美食美人，他都是一流）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实在是太火了，出一部火一部，火一部盗版一部，当时交通那么不便，他刚出的小说却只要数日就能在三千里地以外的地方见到。最让李渔生气的是，有些不良书商随便找本粗制滥造的小说就冠上他的名字出版，欺骗李渔的粉丝。盗版书商赚得盆满钵满，李渔呢，却是声名财富两失。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合六**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右上角“如有翻印，火焚绝嗣”
李渔很生气，后果……不很严重。那个时代对知识版权的认识毕竟有限，法律也跟不上，就算告官，盗版书商也不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打击。但大才子还是聪明，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开书坊，自己出版。他后期写的小说，基本都在自己的芥子园印刷出版。由于改良了印刷术，又注重装帧审美，他的小说投入市场后，辨识度极高，一般书商没有办法印刷出他这样的效果。此后，读者们认准了他的“芥子园”品牌，不再受盗版欺骗，也就杜绝了无良书商的盗版现象。
芥子园的事业后来越做越大，李渔不光印刷自己的小说，还根据读者的口味编辑出版了大量通俗小说。这些书籍价廉物美，一经投放市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盗版书商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芥子园书屋后来几经易主，但一直维持着李渔开书屋时的经商作风，因此名气越来越大，在清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百年书屋。这可能也是反盗版的历史上最积极正面的一例了吧。
清代还有个大文人袁枚，有一首诗可以代表整个盗版史上无数辛酸文人的心声：
自梓诗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
同治年间芥子园出版的《本草纲目》
这首诗叫《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 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了。
小编认为写书不易，付梓出版更不易，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一定要擦亮眼睛买正版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