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赤寨会议”的召开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三节 粉碎敌人的第一、二期“清剿”

敌人的“清剿”部署手法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敌东路纵队所属各师陆续从赣南撤至闽西腹地。当时，驻闽西的敌正规军有三、九、十、三十六、五十二、七十五、八十、八十三共八个师，另外还有地方上的保安团、民团、壮丁队等*动反**武装共十多万人。敌人在龙岩成立了以李默庵、李玉堂为首的“清剿”指挥部。在1935年一年中发动了二期的残酷“清剿”。在第一期“清剿”中，敌除派第十师的五十六团、五十七团到永定“驻剿”外，又调八十三师二四九旅的四九八、四九九团入永“会剿”。当红军向永和边境活动时，敌人又调八十师二三八旅四七六团、四七七团入永“协剿”。此时，敌人在永定范围内的兵力有6个团达万余人，县保安大队及12个区的壮丁队有27600多人。敌八十师二三八旅旅长还亲自入永“督剿”，指挥敌军向游击根据地的主要村庄疯狂进攻。在第二期“清剿”中，敌在原兵不动的基础上，又增调第十师的五十九团到永定“追剿”。在“清剿”期间，敌还在各区的重要村镇、交通枢纽、干线、站点遍修炮楼和碉堡，并派兵把守。当时在全县范围内已筑224座炮楼，其中仅湖雷就有20多座，县城附近有7座。

敌人的“清剿”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军事上，“清剿”初期，他们集中使用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 敌人曾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因此，只要发现红军游击队的目标，就调动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兵力进行“搜剿”，而且打起仗来不惜伤亡。敌人的口号是“以十换一，就是胜利。”妄图用拼消耗的办法来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有生力量。

在第二期“清剿”时，敌人改变过去“分进合击”的战术，采取“驻剿”、“堵剿”、“搜剿”、“追剿”同时并用的战术，比第一期更为残酷。敌将部队分为“驻剿”和“搜剿”两类。将“搜剿”部队驻在机动点，经常四出活动。“搜剿”时先占领制高点，然后由下而上逐渐搜索，遇到密林则用机枪扫射，草山则放火焚烧。红军游击队稍不注意，踩倒了路旁边的野草或在河塘边留下脚印，敌人就会尾追而来。如永东游击队司令刘永生就曾带领100多人的队伍，被敌人跟踪了一个多月后才甩脱。“驻剿”部队则分散在各地，广筑炮楼、碉堡，*锁封**交通，限制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并配合“搜剿”部队的行动。敌人还强派红军游击队的家属出钱出力开公路、架电线，以加强其交通和通讯设施。他们还实行烧山、封山政策。如金丰大山和楮树坪大山，因山深林密，放火烧不了，就强迫群众砍树，企图以此来围困、进攻红军游击队。

二、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 特别是1935年8月以后，敌人实行了以下几种非常残忍和毒辣的办法：

(一)移民并村。强迫山区五十户以下的小村庄群众全部搬到敌军驻扎的大乡村居住，然后把搬空后的小村庄放火烧掉。敌人把群众强迫移到大村庄后就在村庄周围用竹木或土围子圈起来，只留一个门让群众出入，白天派兵把守，夜间上锁。还筑炮楼监视群众的行动。如岐岭的雨顶坪、柑子树下、万里石、彭坑、石示下、新田岗、汉坑、箭竹凹、长岗岐、牛牯扑等小村庄群众被移到下山村后，单独成立十六保，并将大部分接头户编为“特别甲”控制。当时，全县有105个村被强迫迁移合并。

(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敌人将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联保主任。当时全县设有290多个保，近3000个甲。在有保甲的乡村内，实行连坐具结，互相监视。敌人还要保甲长带领全保、全甲具结画押，保证“不窝匪”、“不济匪”、“不通匪”。规定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这样，使许多群众遭到杀害。如金砂高南竹村原先有260多人，被连坐法杀得只剩下25个人。金砂的肖子窠、蓉湖楼、黄蜂寨、背头窠、展树窠、樟坑里等自然村的群众因支持红军游击队，均被连坐法杀绝。

(三)敌人还实行自首政策，颁布了所谓“自首自新条例”。由于形势紧张，斗争困难，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敌人用卑鄙的手段引诱和收买革命队伍中个别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者及阶级异己分子脱离队伍或叛变投敌，然后又利用他们破坏*党**组织、交通站、接头处、基点村，或引诱他们使红军家属出面叫自己的儿子、丈夫回家，从而瓦解*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敌人在实行自首政策的同时，还实行*杀屠**政策，颁布所谓“十杀”的戒令。凡是所谓“通匪”、“窝匪”、“济匪”、“知匪”不报的一律格杀勿论。

三、在经济上，敌人实行*锁封**政策，强迫群众实行计口购粮、购物、购盐。 在移民并村的初期，敌人曾禁止群众入山。如岐岭下山的陈荣城入山挑竹麻就被敌军开枪打死。后来，敌同意群众外出耕种，但只准每人带够自己的饭包，防止所谓“济匪”。此外，每个山头都有岗哨，组织“守望队”守望。山上、山下、路口、坑口均有人把守。敌人妄想借助于诸如此类的暴虐手段来困死和饿死红军游击队。

粉碎敌人的第一期“清剿” 1935年1月—7月，敌人发动了第一期“清剿”。针对敌人的“清剿”部署和手法，永定的红军游击队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开展了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

反“清剿”斗争开始后，李明康领导龙潭游击队配合红八团在龙潭等地积极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不久，他们又转到上石示、背头坪、大小虞坑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龙潭乡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紧接着，龙潭游击队又在铜锣坪、楮树坪和苦竹坑分别抓捕了土劣陈龙星、黄育光、卢焕古等人，并罚款数百元，又*压镇**了民愤极大的黄育光、卢焕古。

4月上旬，刘永生率领游击队在汤湖伏击了当地的“五乡民团”。当时，“五乡民团”仗敌第十师一个营驻在那里，为非作歹，*害迫**群众。为了歼灭敌人，刘永生率100余人趁丰稔圩期，在离丰稔和汤湖十里交界处进行伏击，毙团总等5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及*药弹**一批，全歼“五乡民团”，我方无一伤亡。战斗后，敌惊呼“闽西的*产党共**消灭不完，到处都有主力红军，不可小看!”

4月中旬，刘永生率领永东游击队突袭了大溪民团。这一天，刘永生率领的十几个游击队员挑着大柽、小箩，乔装祭祖模样，前往大溪。当时大溪的民团未加戒备，卒被长驱直入。当抵近民团团部时，游击队员将柽箩抛弃，拔出手枪直冲上三楼。经过激烈战斗后，将团丁及区公所办事员40余人全部俘获，缴获长短枪10余支。第二天，在大溪召开了群众大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组织。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永太游击队10余人配合红八团短枪班，在邱金声的带领下，乔装进入长流村，乘当地民团全部到汉皇宫看木偶戏时包围袭击民团，当场击毙壮丁队长浪古头等5人，伤敌10余人。4月底，吴增运率领东方游击队在抚市的里龙坑*压镇**了土劣王和修等4人，并在万古楼召开群众会议，组织了赤卫队，随即又缴了乡民团的枪械，大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

与此同时，吴胜、谢育才、赖荣传率红九团第一、二营，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指令，从永定出发，向闽西南边的平和进发。为了迷惑敌人，红九团出发后突然改变方向，转向广东境内，袭击大埔南桥民团，补充给养后又转向永定与平和交界的象湖山挺进。后来红九团又进入平和地区，不久与红三大队汇合，奔袭了大溪兵站，并于6月在平和三坪祖师庙与红三团胜利会师。接着，红九团与红三团在闽粤边的永定、平和、南靖、漳浦、诏安和广东的饶平等边境协力作战，消灭敌人的据点，组织地方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没收地主恶霸的粮食及财物，不断扩大政治影响。

5月，敌驻大阜黄启三部一个营及当地民团300余人，妄图偷袭驻田螺湖的游击队。当时正值永东游击队和永定游击队在刘永生、范钦洪的带领下，开往杭永边活动。双方在凉伞岽遭遇，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把敌赶到丰稔市附近的铺头。这次战斗歼敌130多人，缴枪100余支。此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永定县委、县苏机关就移驻到金砂古木督的蓑坑窠领导闽西和永定的游击战争。

在永东、永定游击队频频出击的同时，5月初，永太游击队80余人在马永昌、张东秀的率领下，配合红八团三连运用奔袭战术，一举全歼大洋坝民团5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机枪一挺和一批*用军**物资，并烧毁敌炮楼一座，从而发展了杭、永、岩边游击根据地。

在此期间，南路游击队也在城郊的下畲与敌五十七团一个连发生激战，毙伤敌多人，缴获枪支*药弹**一批；文顺游击队与敌进行多次激战，不断消灭敌五十六团的有生力量。这一时期永定各地游击队共作战40余次，歼敌450余人。到了7月，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实战锻炼中不断总结经验，普遍都得到了充实和加强，游击根据地也有了新的扩大。至此，敌人的第一期“清剿”宣告破产。他们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叫嚣也便成了泡影。

粉碎敌人的第二期“清剿” 敌人在第一期“清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于1935年8月又发动更为残酷的“清剿”。鉴于第一期“清剿”的失败，敌人改变了过去集中使用兵力“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其主要兵力收缩到县城、峰市、金砂、西溪、湖雷、岐岭、下洋、坎市、抚市等大乡村休整和重新布置。故还增调了第十师五十九团驻永定。他们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策略，妄图实现根绝我*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梦想。

敌人的残酷“清剿”，给永定的红军游击队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在斗争中紧紧依靠游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始终采取机动灵活、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的战略战术来对付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当时龙潭游击队配合红八团的第三连，在岩永靖边(即龙岩县的适中以西，南靖县的梅林、奎洋，永定县的抚溪、龙潭、古竹)等地区活动。永东游击队配合红八团的第四连在永东地区(即湖雷区和金丰区的岐岭南溪、下洋以及抚市的四方山)活动。他们时而化装成敌军，喊开碉堡楼门，收缴民团的枪支。时而化装成挑担的农民，收拾敲诈勒索的*动反**兵痞。时而集中行动，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刘永生率领的永东游击队第一大队活跃于金砂、合溪、丰稔、兰家渡、芦丰及峰市一带。范钦洪率领的永定游击队则以西溪、金砂为中心，向东溪、湖雷和永定城郊活动。马永昌、丘其银率领文顺游击队则活动于杭永边的串奇坑、豪坑、大阜、金寨以及三坝等地区。江文波率领永太游击队，配合黄火星率领的代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高陂、灌洋、虎岗等地。作霖大队活动于金砂、西溪、合溪一带。另外，南路、东方游击队均有20余人的武装，战斗在敌人的第三地带(即敌我地区的结合部)。他们在各地不断挫伤敌军，摧毁*动反**据点，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扩大革命宣传，秘密组织游击小组，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经常神出鬼没、横冲直撞，弄得敌人魂飞魄散，穷于应付。10月中旬，范钦洪率领的永定游击队与合溪、堂堡游击队共150多人，在三堡龙潭下的茫荡洋山上与敌保安十四团和第十师五十六团的部分兵力展开激烈战斗，最后把敌击败。在分散活动期间，永定各地红军游击队与敌作战50余次，歼敌近600人。

永定的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不断粉碎敌人“清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不断粉碎敌人的经济*锁封**。

敌在“清剿”期间，实行了“计口购粮、购盐、购物”的政策，残暴地规定“济匪者杀”，因此给山上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造成了巨大困难。他们常常几天吃不到一顿饭，只得用树皮、草根和野菜充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锁封**，而又不使群众受害，红军游击队及时改变了斗争策略，巧妙地直接到保甲长和地主、富农家里去买粮食，或要他们代购粮食。这样他们不敢不给，如果去报告，就犯了“济匪”之罪。因此，红军游击队到群众家里购买粮食时，他们也就不敢公开过问了。从此，群众千方百计地秘密地为红军游击队购买粮食。如南溪老吴子、关山一带的群众，当红军游击队驻在当地时，除到湖坑买粮外，还到平和的芦溪去买。当红军游击队驻在黄龙坪时，他们又到湖坑、陈东坑、下洋等地去买，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群众还以多报缺粮的办法，把多余的粮食送给红军游击队。当时红军游击队还与金砂、西溪等地的群众巧妙配合，利用圩天叫群众到市场上买好油、盐、米，到了半路，游击队便把群众买的物品照价买过来，然后叫他们回去报告保甲长，说被“匪”抢了，保甲长也不敢怎么追究。这样，既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群众又不会受到危害。因此，敌实行的“计口购粮、购盐、购物”的*锁封**政策便失灵了。

针对敌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清剿”策略，红军游击队除在军事上、经济上粉碎敌人的进攻和*锁封**外，还采取各种办法开展*战统**工作。在敌人“清剿”初期，*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提出粉碎“保甲制度”的口号，并*压镇**了一批*动反**保甲长，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使他们不敢为非作歹。后来，敌人采取*杀屠**的政策逼迫群众重新组织保甲，甚至强迫好人或要红军游击队的家属充当保甲长，否则就要毁灭整个村庄。这时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永定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及时改变了策略，提出除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动反**保甲长进行*压镇**外，一般保甲长可以“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搞两面政权。这些保甲长有的是被敌人强迫充任的，有的是乡村中有名望的人士，有些还是同情革命的人士。当他们知道红军游击队不杀他了，有的就秘密与红军游击队联系。这时*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就告诫他们：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的家属，不许摧残群众；敌人那里有情况就要报告，如敌人命令他们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事先必须想办法通知或先打枪让红军游击队知道，甚至故意把路带错，使敌人扑空。由于改变了斗争策略，加强*战统**工作，这一时期在争取利用保甲长来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斗争的工作中，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保甲长大多数是“白皮红心”，他们表面敷衍敌人，实际上是替红军游击队工作的。如中金的保长张永华不肯替敌人带路，被敌周连长严刑拷打后，也不说出红军游击队的驻地。九兰乡赖石下村的保长罗凤富，被打得舌头都伸了出来，也不给敌军做事。

在搞好*战统**工作的同时，*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还认真做好国民*党**民团和壮丁队的工作。*党**组织发布《告团丁书》，利用群众散发传单和标语，宣传我*党**的主张。还发动群众给壮丁队和团丁送信、送物、送钱，动员他们拖枪投诚。通过不断的做工作，不少团丁、壮丁纷纷起义反正，或秘密为红军做事。如调吴民团，有几次敌军搜山，都事先向我报告。抚市和湖雷坪上有些民团名义上是敌人的，实际上是红军游击队的武装。

红军游击队还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当刘永生了解到龙石示敌军有一个排，大多是外地人，白天搜山晚上不敢出来，伙食又很差，而大都思乡心切等情况后，立即把猪肉、香烟等物资送去“慰劳”，并发公开信，要他们赶块吃、用。结果仅一个月，这个排就全部起义了。起义后，有的要回家的还发给伙食和路费。这件事对敌人震动极大。

但是，由于敌人在军事上发动了残酷的“清剿”，在政治加紧采取“自新自首”政策，利用引诱、收买内奸、叛徒等卑鄙手段破坏*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因而革命队伍也颇受损失。5月，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叛变投敌后，除带敌到金丰一带破坏革命基点村，抓捕原永东特区委书记黄权耀和金丰游击队队长陈子豪及大批革命群众外，还策划收买了原南路游击队政委郑兆桂等人叛变。他们叛变后，便把红军游击队的编制、实力部署，活动地区及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出卖给敌人，致使原永定县苏主席南路区委巡视员廖永辉被敌逮捕杀害，使南路游击队几乎绝灭。5月，原永定游击队战士徐道芳、徐玉华、徐书利又密谋叛变，乘县苏主席罗禄山、县苏政治保卫局局长沈德鸿等人在湖雷洋蛟里开会之际，枪杀了沈德鸿，击伤罗禄山，后又拖枪投敌。同月，当永太游击队到高陂一带活动时，曾支持过永太游击队并保持联系的高陂北山常备队长张文通被敌拉拢收买后，秘密设下圈套，带敌150余人包围袭击了永太游击队在北山吉山驻地——“余庆第”和上洋的“遗经楼”驻地，致使永太县苏主席许永荣和游击队长张东秀当场中弹牺牲，太平区苏维埃主席林鉴先和干部林标昌等人在坎市被敌杀害。而更严重的是，红九团在9月仓促撤出闽南，从南靖科岭转移至永定湖雷水竹里和戴洋寨一带时，遭叛徒朱森带领国民*党**第十师第五十九团的伏击。红九团立刻与数十倍于我的敌军展开了激战。在战斗中，政治部主任赖荣传等壮烈牺牲，被俘10余人。红九团在水竹里战斗后，敌人再次跟踪而来，最后因弹尽援绝，人困马乏，队伍被敌击溃，损失过半，团长吴胜在石坑小方村不幸被俘，后被敌杀害。接着，原永定县苏主席江利发又叛变投敌。11月初，他带领敌第十师五十六团第三连与金砂范寅的民团200多人，从高南竹、喇钹岗、古木督水口三路包围袭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永定县委、县苏机关驻地——古木督蓑坑窠。除张鼎丞、范乐春、温仰春和机关人员转移脱险外，西南军政委员会警卫班的全体战士壮烈牺牲，*党**务部长郭义为、参谋长杜石公等人被俘，造成了严重的“古木督事件”。

在敌人大规模的“清剿”中，虽然革命队伍内出现了个别败类，使红军游击队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永定的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军游击队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保存了自己，在永定范围内，建立和巩固了溪南、永东、永太等游击根据地，从而站稳了脚跟，为以后开展反“清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2月，永定县委、县苏在西溪华国下召开第八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大会选举范钦洪为县苏主席，马永昌、刘永生为副主席。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永定人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