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了解郑振铎的故事，是小学时听的，讲的是少年郑振铎用烟纸抄写刻本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其慢慢的了解的多了起来，越发的感到敬佩。后来看到其在上海抢救古籍的事，感觉大快人心。想来，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事了。
1939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先生，由郑振铎起草，张元济等人联名给在重庆的政府当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文献。1940年1月5日，5人又联名致电重庆政府，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对此很支持，决定借助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力量，与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抢救。
1月1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抵沪，与郑振铎等人取得联系，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专事上海一带的古籍文献收购。郑振铎还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其经费取自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费用。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他们却抢救、搜罗了大量重要文献，将各藏书家散出的古籍大都收归国家所有，共征集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
当时北平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编有馆藏图书善本目录4册，记录馆藏善本书目仅有3900种。而郑振铎等5位爱国志士所抢救征得的善本图书差不多相当于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的总数。
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文献保存同志会先后收购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典籍，使之尽归国有。
期间，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同样留在上海，坚守在文化阵地，不仅给予郑振铎莫大支持与帮助，甚至和他并肩奋斗在同一战壕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目睹中华古籍精华、珍贵文献处于险境，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工作。
例如：郑振铎写给张寿镛（咏霓）两封书信中的文字：
前日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兹奉上，请鉴阅。[凡十册；但原为二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此书绝罕见，所见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为然否？[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我辈访购，必须先有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然后方可选择其精者。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张元济），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甚佳，乞酌定。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函，附奉，乞酌复。敝意此类书似不应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惜无法救之矣！……宋本《石林诗话》为光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索价三千，竟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元，彼不肯售。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免可惜！能设法一救否？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此信中因为有一部书卖家开价售三千元，张元济还价五百元，郑振铎怕无法成交而流露出的着急之态溢于言表。阅郑振铎这些信函，更让人感到可触可摸的，是他在非常时期不顾一切保护中国古籍文献的拳拳爱国之心。诚如郑振铎在另一封致张寿镛信中所道出的，“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郑振铎曾购得《盟鸥堂集》三册，虽为残本，但其中“多征倭史料”，所以虽“价昂至四十元，亦收之”。
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有子如此，中华民族之幸事！